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2022-01-08 06:16梁振东陈建华
关键词:置信区间意向量表

梁振东,陈建华

(1.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2.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不安全行为是引发安全事故的重要前因变量[1],对不安全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和积极干预,是减少不安全行为并提升安全绩效的重要路径。研究表明,个体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是个体特征、组织管理及个体工作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个体的不安全行为意向是不安全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对不安全行为具有中等程度的预测效力[2](P75)[3](P283)。然而现有员工行为安全的理论研究及管理实践,侧重于对不安全行为直接前因变量的研究和干预,如通过安全行为规范、安全监管,加大不安全行为发生的难度或成本,以实现对不安全行为的管控。这种“硬约束”的管控方式可在短期内控制不安全行为的发生,但如果缺乏对员工不安全行为意图的深层研究及有效干预,组织行为安全监管机制一旦失灵,不安全行为就会大量涌现。因此对不安全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对提升企业安全绩效,实现企业本质安全管理,具有良好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向会受到社会规范和行为态度的显著影响[4]。针对吸烟这一负面行为的研究就表明,禁止规范、道德规范等能够加大个体行为意向向行为转化的难度[5]。此外,针对煤矿员工的研究表明,安全监管可以有效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安全监管也应该会对员工行为安全态度和不安全行为意向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安全监管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目前还缺乏有效的实证检验。除此之外,员工对组织公平的感知[6]、群体心理资本[7]、工作满意度、职业心理等个体因素显著影响员工不安全行为[8-9],根据态度的“认知——情感——行为意向”构成及其关系理论,个体对其遭受的不公平事件的感知会影响个体对组织的情感评价,进而对个体不安全行为意向等典型反生产行为意图产生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对个体不公平感知与不安全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有效的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研究不足,本研究以相对剥夺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为基础,拟检验相对剥夺感、行为安全监管对不安全行为意向及其行为的影响或作用,以期更好地阐释员工消极感受对其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从而为不安全行为意向的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关系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RD)是员工与参照对象进行比较后,对自己机会、权益等被剥夺的认知和情感反应[10],这种消极的认知和情感是员工工作满意度的重要预测变量。如基于社会比较理论的研究认为,个体倾向于和其他人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会影响个体对工作的满意度和情感承诺[11]。对于公正敏感性较强的个体,感知到遭受不公平对待时,更容易引发愤怒、嫉妒等消极情感反应,因而也更容易产生反社会的行为意向及行为[12]。情感事件理论认为,个体在工作场所遭受到的事件,会引发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并对其行为态度和行为意向有显著预测作用。不安全行为意向是个体违反安全作业规程的意图,按照情感事件理论,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会对其不安全行为有显著的影响。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相对剥夺感显著正向影响不安全行为意向。

(二)认知相对剥夺感和情感相对剥夺感的关系

相对剥夺感可以分为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其中个体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对自身权益、机会等受到剥夺程度的主观认知,以及基于该认知的情绪反应。因此个体相对剥夺感包含认知相对剥夺感和情感相对剥夺感两个方面:认知相对剥夺感是个体与参照对象比较后对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认知或感知程度的描述;情感相对剥夺感是个体感知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出现的不满、愤怒等消极情感的评价。尽管二者都是个体在权利、环境、结果等方面和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产生的结果[13],但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对自身劣势地位主观感知的基础上引发的消极情感[14]。换言之,对相对剥夺感的认知水平会对情感相对剥夺感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认知相对剥感显著正向影响情感相对剥夺感。

(三)情感相对剥夺感在认知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间的关系

当个体和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产生自身处于不利情境或不利地位的感知时,在缺乏有效的干预的情形下,个体会对其工作及所属组织产生不满、愤怒等消极情感。为化解不满、愤怒等消极情感造成的心理紧张,个体往往会产生降低工作速度或对破坏生产运营秩序的意图或行为,以获得心理平衡或降低心理资源的过度消耗,如有研究表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是其产生攻击意愿的重要前因变量,同时也是工作偏差行为、退缩行为等的重要预测变量[15]。由于不安全行为和攻击意愿、工作偏差行为等均属于指向组织的消极工作行为,具有相似的情感引发机制,这些行为往往通过个体对工作场所消极事件的认知,以及消极认知引发的消极情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因此,推测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在个体认知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3:个体的情感相对剥夺感在个体认知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间起中介作用。

(四)行为安全监管在情感相对剥夺感、不安全行为意向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不安全行为的主观规范是不安全行为意向的重要前因变量[2],组织对行为安全的重视和监管,有助于强化个本对行为安全的主观规范认知和安全氛围认知,从而强化积极情感[16],并对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产生表层抑制,进而对不安全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行为安全监管力度[17]和管理者态度[18]也会影响员工不安全行为的应对计划,进而对不安全行为意向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4:行为安全监管调节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关系。即行为安全监管水平越高,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关系越弱;行为安全监管水平越低,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行为的关系越强。

上述假设构成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图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方法

(一)变量的测量

认知相对剥夺感量表和情感相对剥夺感量表。采用文献[19]编制和文献[20](P81)修订的企业员工相对剥夺感量表。在本研究中删除了原量表中区分度稍差的第六个项目和第十二个项目。最终保留认知相对剥夺感5个项目,情感相对剥夺感5个项目,认知相对剥夺感量表和情感相对剥夺感量表的Cronbach'sa值分别为0.880和0.835。

行为安全监管量表。以文献[2]中采用的行为安全监管量表基础,结合本次研究的访谈结果进行了适当修订。其中包括“单位对安全管理规定的执行、不安全行为被单位发现的可能性、单位对不安全行为的惩罚力度及其对员工收入及职业的影响”等共6个题项。量表的Cronbach'sa值为0.825。为避免方向性差异对后续调节效应检验的影响,在数据分析时,对行为安全监管的数据进行了反向计分处理。

不安全行为意向量表。以文献[2]中采用的不安全行为意向量表为基础,结合本次研究的访谈结果进行了适当修订。其中包括“为了省事或提高效率,一些安全作业要求是可以省略的”等4个题项,量表的Cronbach'sa值为0.877。

上述变量量表的项目均采用6点式李克特量表方法进行计分。

(二)样本及构成

研究选取福建、河北两个地区的工矿企业的员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发放调查问卷8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624份,有效样本率为78%。由于工矿企业从业者以男性员工为主,且男性员工是不安全行为的高发群体,因此研究样本主要为男性,女性占比较少。在其他人口统计学方面:中专、中技及以下学历242人(占比38.8%),大专学历142人(占比22.8%),本科229人(占比36.7%),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1人(占比1.8%);已婚528人(占84.6%),未婚或其他婚姻状况96人(占比15.4%);偶尔饮酒或不饮酒313人(占比50.2%),经常饮酒265人(占比42.4%),酗酒46人(7.4%);承担家庭经济支出一半以上比例者436人(占比69.9%)。

(三)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AMOS22对数据的同源性偏差进行检验,采用SPSS22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可靠性度量和回归分析,并运用Process3.0宏程序对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三、相对剥夺感、行为安全监管与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关系分析

(一)效度分析

研究中除不安全行为外,认知相对剥夺感、情感相对剥夺感、行为安全监管和不安全行为意向均为潜变量,是采用同一份问卷且均采用Likert量表形式进行数据收集。为检验4个潜变量数据的同源性偏差问题,研究采用了四因子模型和备择因子模型对比分析。其中,备择三因子模型将情感相对剥夺感与安全行为监管两因子合并;备择二因子模型将认知相对剥夺感、情感相对剥夺感和安全行为监管三因子合并;备择单因子模型将所测量的四个因子合并。表1是四个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拟合结果,其中备择单因子模型与数据无法有效拟合。数据表明,假设四因子模型的χ2(624)=744.91,χ2/df=4.54,p<0.01,RMSEA=0.08,SRMR=0.05,CFI=0.91,TFI=0.898。该模型每个潜变量对应题项的平均标准化因子载荷,除安全监管的题项6和不安全行为意向的题项1在0.6-0.7之间外,其他的各个题项均在0.7以上,表明研究工具及其数据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对四因子模型进行组合信度(AVE)和平均变异方差的计算,结果表明变量的AVE在0.85-0.88之间,且各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对角线上的AVE值,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相比于其他备择模型,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较好,且假设四因子模型和备择模型的△χ2显著增加,差异显著,表明本研究中所测量的四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测量变量的区分效度

(二)变量的相关分析和信度分析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认知相对剥夺感、情感剥夺感、行为安全监管和不安全行为意向的描述性分析如表2所示。相关分析表明,认知相对剥夺感与情感相对剥夺感、不安全行为意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0.01);情感相对剥夺感与安全行为监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0.01),与不安全行为意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0.01);安全行为监管与不安全行为意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0.01)。

表2 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624)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a值评价各量表的信度。分析表明,认知相对剥夺感量表的a值0.845,情感相对剥夺感量表的a值为0.848,安全行为监管的a值为0.825,不安全行为意向的a值为0.877,表明各量表均有良好的信度。

(三)主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研究首先采用分层逐步回归分析法对变量间的基本关系进行检验。在对变量间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时,根据不安全行为意向与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相关分析中与不安全行为意向显著相关的变量,确定将个体的学历、婚姻状况、用工性质、饮酒状况等作为回归分析时的控制变量。

首先,检验认知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作用影响,分析结果如表3模型1和模型4所示。结果表明,认知相对剥夺感和情感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228,p<0.001;B=0.469,p<0.001),假设1得到验证。其次,由模型2可知,在加入中介变量情感相对剥夺感后,情感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认知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预测系统显著下降,表明情感相对剥夺感在认知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再次,由模型3可知,行为安全监管与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关系显著,安全行为监管对不安全行为意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最后,由模型5可知,情感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B=0.426,p<0.01),行为安全监管对不安全行为意向产生的影响变得不显著(B=0.125,p<0.01),情感相对剥夺感和安全行为监管的交互项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有显著影响(B=0.210,p<0.01)。

表3 研究变量的回归分析

(四)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Bootstrapping分析

采用SPSS Process置信区间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验证的Bootstrapping分析,结果见表4。认知相对剥夺感通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0965,标准误差为0.0447,置信区间为[-0.1843,-0.0088],认知相对剥夺感通过情感相对剥夺感影响不安全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为0.3245,标准误差为0.0342,置信区间为[0.2485,0.3904],总效应值为0.2280,标准误为0.0389,整体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1516,0.3044]。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情感相对剥夺感在认知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4 情感相对剥夺感中介效应的Bootstrapping分析结果

(五)调节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使用SPSS的Process宏程序进一步验证行为安全监管在认知相对剥夺感、情感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作用路径中的调节效应,以及整体研究模型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表5为Process宏程序运算得到在行为安全监管在不同取值下的间接效应,当行为安全监管水平较高时,认知相对剥夺感通过情感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间接效应为0.257,置信区间为[0.170,0.354];当行为安全监管水平较低时,认知相对剥夺感通过情感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间接效应为0.319,置信区间为[0.250,0.396]。两个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不论行为安全监管水平取高值还是低值,认知相对剥夺感通过情感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间接效应均是显著的,且行为安全监管的调节效应显著。表5右侧的数据表明,行为安全监管水平通过情感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间接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的判定指标是0.051,置信区间为[0.018,0.119],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行为安全监管与认知相对剥夺感、情感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构成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显著。

表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ping分析

四、结论

不安全行为意向是不安全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检验相对剥夺感对员工不安全行为意向的作用机制,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干预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和公平理论,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工矿企业收集624份调查问卷,采用逐层回归分析和Bootstrapping法检验了个体认知相对剥夺感、情感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关系,以及行为安全监管对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关系的调节作用。得出如下两个方面的结论:

一是情感相对剥夺感在认知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个体对自身利益的剥夺认知是员工个体产生不平、愤恨、嫉妒等情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前提,也是引发个体不安全行为意向的深层原因之一,而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在认知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对员工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的有效干预,是短期内降低员工不安全行为意向的重要路径,但若对个体的认知相对剥夺感及其诱因进行深层干预,则会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控制产生更好的持续性效果。

二是行为安全监管力度对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行为意向的调节效应显著,行为安全监管与认知相对剥夺感、情感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行为意向构成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显著。这表明行为安全监管可以有效的调节不安全行为意向和不安全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对个体情感相对剥夺感引发的不安全行为意向具有调节作用。因此强化行为安全监管力度并注重监管方式的改进和优化,对不安全行为意向及不安全行为的干预具有良好的作用和价值。

因此,在工矿企业不安全安全管理实践中,如果不注重员工对公平需求的满足,员工就容易出现自身机会或权益被剥夺的认知,产生认知相对剥夺感,进而对同事及组织产生嫉妒、愤怒等消极情绪,出现情感相对剥夺感,这种认知和情感的相对剥夺感对不安全行为意向有显著的预测效应。尽管员工情感相对剥夺感向不安全行为转化时,行为安全监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但并不能完全依赖该手段实现对不安全行为意向的有效干预。组织还需要采取积极的工作方式,提升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平度,以降低员工的相对剥夺感,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员工对组织的不满甚至报复情绪,进而实现降低员工不安全行为意向的安全管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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