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自媒体交往形式资本化破局

单丹丹，王福兴

(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25)

美国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认为：“自媒体是由普通大众参与的，通过数字科技、全球知识系统将他们自身的真实新闻、观点看法表达出来的途径。”[1]在自媒体语境下，人类的交往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自媒体交往是对传统社会交往形式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其一，自媒体交往主体普遍化；其二，自媒体交往内容个性化；其三，自媒体交往表达自由化；其四，自媒体交往过程碎片化。另一方面，自媒体交往仍然存在着人类交往范式的“共性”：首先，自媒体交往的基础仍是以物为依赖性；其次，自媒体交往的主体仍是“现实的人”；最后，自媒体交往的本质仍是人的实践活动。自媒体交往对增强信息交互效率、扩大交往活动空间、发展平等交往关系等具有积极影响，但在资本主导下，也造成了一系列的交往异化问题。

一、资本主导下自媒体交往的异化问题

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自媒体网络平台开始成为新的交往平台，交往的形式与边界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交往”的属性逐渐从“民族性”延展到“世界性”，并表现出“时间消灭空间”的趋势。在批判早期资本主义时，马克思就预测了交往的发展态势，他指出：“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169同时，精神性交往也伴随着物质性的交往活动逐渐向世界延展。马克思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404在对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考察中，马克思剖析了人类交往活动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特征，并指出随着世界交往的形成，各民族、各国家将逐渐形成一种交往的“共同体”。就自媒体语境而言，交往形式已经克服了空间与时间的约束，打破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区域性限制，使得交往突破了传统地区的限制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交往。一方面，自媒体交往为世界范围的交往主体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平台，普遍交往成为交往形式发展的历史向度，为世界历史的深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以网络空间为单一媒介的自媒体交往，在构建普遍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新的异化特征。

首先，在资本主导下，交往主体的规定性发生异化。作为交往媒介的客体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主体，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就曾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情况，他指出：“在你心目中，你的产品是占有我的产品从而满足你的需要的工具、手段。”[4]36“劳动产品的交往工具本应是实现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需要的中介。”[5]自媒体作为现代社会虚拟交往的产物与中介，呈现出与主体规范性相悖的趋势，主体沦为客体工具的异化现象日益凸显。在资本主导下，主体是代表资本的物，而交往的主体则是代表现实的人，自媒体这一工具虽然替代了人的劳动，却产生了工具对主体地位的剥夺现象——主体在享受自媒体交往便利的同时，沉浸于一个日益强大且能力远超人类本身的工具世界。自媒体工具所营造出来的交往快捷性与真实感也逐渐消解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现实中面对面的交往形式被自媒体工具所替代，甚至对自媒体的承载实体产生依赖，忽视了自媒体交往只是现实交往的延展这一前提，自媒体交往形式仍未脱离马克思所批判的范畴。

其次，在资本主导下，交往主体的能动性发生异化。马克思指出，交往的主体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6]29。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主体是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者与他人发生关系。而资本主导下的自媒体所营造的虚拟交往，淡化了现实交往中主体的能动性，使主体失去现实交往的动力乃至逃避现实的交往。资本主导下的自媒体平台为主体的单向访问提供了可能，但主体的信息获取途径却逐渐单一化。同时，因为自媒体交往方式往往是非实体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文字、语音、图像与视频所维系，主体只能通过这样单向的表象性符号去构建交往对象的特征，这使得交往深度也愈发浅薄，主体始终无法获得关于交往对象的立体信息，也因而无法建立起丰满的交往关系，这种非现实的异化交往关系随着资本对自媒体交往的介入而愈演愈烈。

再次，在资本主导下，交往主体的对象性发生异化。马克思指出：“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7]190-191在现实社会中，人的本质通过对象化的物而得到确证，一旦对象化的物的性质发生改变，对象性的人也会随之而改变。但在资本主导下的自媒体交往中，由于对象的性质成为强大的资本，而主体又是一个受资本所控制的对象，那么主体的力量和本质自然会受到资本的削弱而越发衰退。交往主体的认知对象异化导致主体的理性能力被削弱。在资本主导下的自媒体交往中，主体缺乏与客体进行直接对象化的交往经验，从而导致主体理性的衰退。同时，在正常交往活动中，主体通过对客体的有效鉴别，使之成为“主体化的客体”。而在资本控制下的自媒体客体质量良莠不齐，主体势必会受到不良信息的反作用，成为“客体化的主体”。

最后，在资本主导下，交往主体的价值性发生异化。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8]406自媒体交往因其开放性与自由性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新时代交往形式的需求，从而获得了价值属性；另一方面，资本所引导的非必要的价值导向势必会对主体的价值认知产生影响或冲击，甚至导致主体个性的磨灭。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6]515在资本主导下，交往主体的价值性受到资本无孔不入的影响和侵占，主体的价值逐渐被资本的价值所取代，交往出现了价值的同质化。资本主导下的自媒体交往一方面为主体提供了开放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逐渐细分不同主体的价值属性，主体的个性又逐渐消解于不同价值圈子的行为特性之中。因此，资本主导下的自媒体交往形式呈现出在主体价值性上的悖论特征——其增加了主体个性与表达价值的机会，又对个体价值的存在造成了威胁，在价值融合中导致了主体在价值个性上的缺失。

二、自媒体交往困境破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向世界发起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自媒体交往异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其延续了马克思在交往理论中的价值诉求，目的是推动互联网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彰显了交往主体在网络空间实现自由全面交往、世界各国在网络空间实现合作共赢的价值旨归。

1.“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呼唤

一方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回应。随着人类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进程中不仅仅是商品、货物等物质形式的交往，也存在着思想、观念等精神形式的交往。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404因此，在交往形式全球化进程中，“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显得极为重要。全球化的交往趋势与网络空间的交往形式产生融合，势必会产生一种对时代走向的思想回应，“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对人类交往新图景的理念构想，也必然会成为人类虚拟空间交往活动的行动指南。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能够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网络交往异化问题，使新时代的交往形式成为世界交往的内生动力。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对网络交往异化的现实解答。马克思指出，“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7]534。事实上，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在异化问题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与差异，首先，网络交往异化表现出与传统交往异化相似的特征。其次，自媒体交往等新交往形式带来了诸多具有时代特性的交往失衡问题。因此，针对网络交往的异化问题，“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本质上扭转了网络交往的异化趋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交往提供了“最优化”的理论视野，以人的自由全面交往与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引导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将人类共同的价值认知作为交往活动的指南，将个体的交往实践作为世界交往的有机因素，在化解交往异化问题的同时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交往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国家为国际交往的主体，以人类自由发展为目的，协调世界范围内的网络资源，构建满足人类交往需求、符合人类交往环境、维护人类交往秩序的新时代网络交往范式。

2.“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继承

马克思所处时代并未出现自媒体等网络交往形式，但在他对交往主体异化的剖析中，我们仍能找到资本主导下自媒体交往异化的根本逻辑。在马克思看来，相比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发展的更加有效，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可能性，但这样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交往主体的第一个矛盾：一方面，由于“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主体的存在必然需要经过社会交往而确认；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样的交往，致使主体在交往活动中被孤立。马克思指出，主体的异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的一种主要手段”[9]。换言之，交往在主体中仅体现为一种适用于主体生存的工具，并未展现原有的交往目的，交往的本征属性在于内化主体间的相互交流，而伴随资本全球化的过程，自媒体的交往形式也沾染上了资本的色彩，导致了主体的内在沟通异化为作为一种手段的外在联系，导致了交往主体在个人存在与社会联系之间的对立。第二个矛盾在于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主体本身的属性冲突，在网络技术所给定的既有框架下，人的本质规定反而遭受到消解，成为抽象的存在物。对于技术对交往异化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0]现代社会在不同层面受到网络技术发展的影响，但这种技术逐渐成为统治主体的工具，主体的交往实践不再是作为彰显自身属性的活动，反而成为桎梏自身本质规定的显现。就这个层面而言，以自媒体为代表的网络技术不但模糊了主体的交往地位，也导致了交往形式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交往的最终阶段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继承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丰富内涵。从人类社会诞生至现今，出于对生存条件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与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类不断在交往活动中深化自身。可以说，交往是人自身具体规定性的保证，是人类现实生产活动的前提。“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实现了在信息时代下国际社会对普遍交往活动的向往，为人的本质，即社会关系的总和作出了具体性、现实性的内容表达；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消除异化的同时实现了人的普遍自由交往的价值追求，体现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实践逻辑。马克思交往理论指出，实践中的人的交往活动是人类社会出现的前提，同时人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交往形式并创造历史。在网络空间的交往活动中，交往的主体依然是现实的且具有实践能力的人，而这样的交往也成为网络社会出现的内生动力，人与人之间的网络交往形成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社会的交往体系。随着网络空间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网络交往平台产生了一定的依存性，网络空间逐渐形成了以人类为主体的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构是对网络空间技术的有效统筹，是对实践中人创造的新型交往形式的科学回应，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实践理论的时代张力与生命力。

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11]“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延续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目标指归，也回应了当今网络交往的现实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既是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有力回应，又是推动世界网络普遍交往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协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世界交往新格局的关联框架中，“网络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着实现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深刻内涵”[12]，是推动新时代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变革、实现自媒体交往的自由普遍、开创人类发展美好未来的现实路径。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四项原则[13]。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各国应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14]。在此意义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路径在于以下四点。

第一，在平等尊重的认知下达成价值共识，实现自媒体交往的主体平等。作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平等尊重的价值追求是交往主体在共同认知基础上的行为逻辑，平等尊重的交往关系是包括“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内的一切共同体的构建基础。要“平等开展互联网国际合作，参与互联网国际治理，并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的资格与能力”[15]。自媒体交往在形式上体现为个人对个人的传播路径，本就蕴藏着平等与尊重的价值取向，因而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应在微观尺度上实现对自媒体交往形式的价值延续，在宏观尺度上彰显人类交往活动的价值内核。

第二，在创新发展的目标下建立保障机制，推动自媒体交往的主体发展。“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创新发展与保障机制的联合效力，网络交往乃至世界交往的发展必然需要创新技术的支持，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底层逻辑。但创新离不开相应的保障机制，从狭义上看，网络空间的有序稳定依赖于现实的通讯硬件，世界各国应通过合作来保障创新发展的物质基础，共同推动全球网络交往的发展；从广义上看，对创新的追求应该纳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这是基于世界网络交往格局的一种人类整体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应形成对网络空间创新发展的共识，共同建立激励创新发展的保障机制，促进自媒体交往中主体的良性发展。

第三，在开放共享理念下发扬伙伴精神，深化自媒体交往的主体合作。与传统共同体不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不存在时空限制的虚拟空间共同体，但其中的交往主体仍是人。因此，作为主体的人应搁置以往的地域、种族、文化差异而形成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发扬世界交往的伙伴精神。现阶段，自媒体交往依然存在资源不均衡、发展不充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网络空间的开放共享一方面在于现实意义下的网络信息、网络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则需要人们形成开放共享的观念，实现网络权益公平分享、网络责任共同分担。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6]任何交往主体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共同承担责任与履行义务。

第四，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下参与全球治理，保障自媒体交往的主体价值。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是主体在自媒体交往中实现价值的基本原则与秩序保证，“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世界各国在网络交往活动中实现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有序。同时，世界各国在交往逻辑上要完成从博弈对抗向携手同行的转变。“网络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整体视角的治理思路，代表了全体人类共同的交往利益，在世界交往格局中融入共同体理念，在安全有序的网络环境下实现全球网络治理体系的革新。自媒体交往突破了传统交往范式的实践边界，为人类自由全面的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但资本主导下的自媒体交往仍然存在主体性消融、价值偏向等异化问题。“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交往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融合，是化解当今世界自媒体交往问题的具体路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破解资本主义社会下自媒体时代交往异化问题的必然出路，对于构建人类美好未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