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集体主义的精神遗产
——以社会主义大厂为例

陆 远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南京 210023)

一、引言：集体主义“过时”了吗？

新中国成立后，为扭转新旧社会转变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内复杂、多元和混乱的状况，打破过去陈旧的价值理念，国家通过各种形式重塑了一套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其中集体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精神和道德风尚的核心规范占有重要地位。集体主义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一个具体的行动概念，在同一个国家和同一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职业群体和社会阶层，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知、理解、感受和内化程度，会有很大差异。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重工业生产事关国民经济命脉，其生产过程又依赖高度分工和集体协作，在这些国营大厂内部，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弘扬就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工人群体对集体主义的认同和理解程度也相对更高。正如笔者此前与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课题组同仁在社会主义重工业大厂进行口述史访谈时感受的那样，当年的工厂老职工对集体主义有一种厚重而复杂的记忆和情感，周晓虹将其解读为一种“既视感”，认为其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其实是集体记忆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精神表征，是特定的命运共同体成员相互间的记忆摹写或心理共振”[1]。笔者认为，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这种“心理共振”的生成机制和演变过程，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深刻理解和继承发扬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留下的精神遗产。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集体主义的认知和理解发生显著分化：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大厂老职工那里，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在工厂劳动和集体生活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充满发自内心的眷恋和认同，在他们心中，“那时候确实是整个中国社会风气是最好的”(SX-XMS访谈，2019)。而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风气的改变和道德水平的下降，尤其是信仰丧失和集体精神式微，则多少有所批评。另一方面，一旦脱离特定的人群、地域、环境和氛围，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集体主义似乎已鲜有同样诚挚的怀念和认同(即便有，也常常流于空洞口号或者话语策略)。集体主义有时还会被视为一种“虚假的”“过时的”“禁锢个体的”价值观受到质疑乃至抛弃[2]。大庆油田宣传部长辛伟强在接受笔者的口述史访谈时谈及的一件小事，生动表现了上述这种价值观的分化：“一位曾经与王进喜同在油田工作的老工人，在生日这天专程携全家前往铁人纪念馆，在王进喜塑像前说，‘我来给老铁鞠个躬，老铁你一天福没享着，连个楼都没住着，我现在住楼了。我今天过生日，来瞅你一眼。’”(DQ-XWQ访谈，2020)“老铁”是早年参与石油会战时的老工人对王进喜的昵称，既指代一个具体的形象，更表达着一种真实而持久的记忆，甚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同事、亲友关系，体现为一种“同志加兄弟”的真诚情感。有意思的是，当下中国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另一个含义大相径庭的“老铁”正日益成为时髦的网络用语。在互联网主播口中，它已成为夸张、调侃、滑稽的用语，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以被亲切地称呼为“老铁”，除了可能片刻唤起的亢奋情绪外，不会在互动对象那里形成更多的情感连接。同一个词汇语义和语用的转变，以一种细微而生动的方式展现了一个社会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的变迁。(1)另外一个与此类似的例子来自鞍钢，一位已退休的厂领导在描述鞍钢对新中国钢铁工业人才培养做出的贡献时说：“我们国家要有整体钢铁工业的布局，需要人。人才从哪来，只有从鞍钢来。用陈云同志的话说叫‘割韭菜’。成熟一批割下来撒到别的地方去，再成熟再割”(AN-WYM访谈，2020)。这里“割韭菜”的含义与今天的习语类似，但其中包含的情感指向则大相径庭。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究竟是一种为了进行社会动员而人为建构的工具性意识形态，还是具有本体意义的真实情感和社会实在；在崇尚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后集体主义时代，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究竟是应该被扫进垃圾堆的负面遗产，还是今天这个“信仰真空”的时代依然值得重新审视和发掘的思想遗珍？本文试图以在社会主义大厂进行的口述实录为主要研究资料，回答上述问题。

二、集体主义的情感结构与精神遗产

1950年，梁漱溟参观了东北工厂，工厂生活的崭新面貌使他受到很大触动，精神极为振奋，随后写下了《中国建国之路》一书，盛赞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上的贡献。梁漱溟看来，这种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引进一种伟大信仰，“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其二是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归根到底，他们都在新的时代风气中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大工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因为有了集体主义信仰，使个体心灵有了寄托，进而得到解放。“心思从浅近狭小处解放出来，便不难往远大处去；却总须有一远大去处。忘我精神仿佛心里没有自己；没有自己是可以的，但总须有个大于自己的。换言之，总要有一个对象，值得甘心为它卖力气乃至为它牺牲。这自然指的是‘公家’。”[3]另一方面，厂矿、工会等新团体的出现，又让这种心灵寄托的对象落到实处。“所谓公家却要具体实在，要看得见，关系愈直接愈好。在这里，工人对于他们的厂矿、工会、国家正是如此。厂矿、工会是具体实在而关系直接，固不待言；国家不一样亦正是现在工人们直接生着交涉的一大对象吗？照现在说，甚至通过国家而向着世界人类有所尽力，亦不觉得虚渺。必如是，而后所谓‘全心全意为……服务’的话方出乎自然，落归实处，不虚不矫。这是给人心胸开拓、眼光放远极为有力的形势和条件，亦便是人心透达流行的好路道”[3]。梁漱溟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工厂生活的这种理想状态，几乎实现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儒家理想，“工厂管理民主化果然运用得好，一厂的人可能上自厂长下至杂工，各都献出心力，在工作上联通一气，而从生命活泼交融上得到无上快乐。我想孔子说的‘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那几句话正无妨移用到这里”[3]。

梁漱溟一生以解读“人心与人生”为志业，尽管有论者指出，当年他的东北行程走马观花，对当时工厂生产生活状况的了解未必深入，对此后的情势变化也缺乏预估[4]，但他的论述对我们仍不无启发，其中关键的两点：一是注重精神层面特别是情感的力量在社会动员和企业管理方面的作用，二是注重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的协调。而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史国衡、费孝通等人此前通过“昆厂劳工”的研究提出的工业化的核心难题：“现代工业组织中个人和团体是否有达到高度契洽的可能”[5]。晚近的研究表明，20世纪40年代中国也有民营企业尝试将集体主义精神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强调“抛弃个人的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6]，通过集体生活习惯的养成，构建互相依赖的生活共同体，最终形成“群的情感”[7]。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格局发生根本转变，在单位社会形成和工人阶级新的劳动秩序生发过程中，集体主义作为核心精神要素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8]。近年来，学界对与国营企业集体主义相关的问题，诸如工厂的民主改革[9]、民主参与[10]、自我教育[11]、工厂劳动纪律的执行[12]、主人翁意识的塑造[13]等做过深入探讨。如果说，以往自上而下的研究更多关注单位集体如何通过社会动员、行动管理和资源配置实现社会整合，那么自下而上的口述史资料，则为我们探究这种整合得以实现的情感结构打开一扇窗口。涂尔干将其称为“民情”，在他看来，“群体不只是规定其成员生活的一种道德权威，它更是生活本身的源泉。任何集体都散发着温暖，它催动着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生机勃勃的生活，它使每一个人充满同情，使每一个人的私心杂念渐渐化解”[14]——这种“生机勃勃的生活”与梁漱溟所谓“活泼交融的生命”可谓如出一辙。基于在社会主义大厂进行口述史访谈获得的资料，笔者认为，这种集体主义情感结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忘我”：集体对个体的情感统摄和个体对集体的情感嵌入

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迅速建成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大厂成为这一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具体实践则要落实在工人的生产劳动中。鲍曼曾指出，对现代工厂来说，根除新工人旧的劳动习惯，使之适应新的工厂体系，这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道德任务”[15]。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宏伟目标，社会主义工厂通过开展劳动竞赛和宣扬劳动纪律，一方面对工人进行肉体规训，以期形成一种“政治化身体”，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对工人进行精神重塑，通过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激发工人忘我的劳动热情。这种“忘我精神”表现为一种不计较小我利害得失，“首先替国家打算，替全国人民打算”[16]，“对集体的情感投入远远超过私有本身”[17]的价值取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焦裕禄曾长期在洛矿工作，在许多洛矿职工眼中，焦裕禄最突出的精神品质就是“忘我”，而“忘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基本上不回家的”(LK-FDJ访谈，2019)，“他不回家，每天在板凳上一睡睡那么长时间，就为了把个产品干出来。单位给他分房子，不要，让给结婚的邻居；给他带盒烟，不抽，给别人……就这个人实在太高尚了，就完全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追求。”(LK-ZJ访谈，2019)在那一代工人群体中，这种“忘我”精神并不少见，其本质就是将个体的情感体验“镶嵌”乃至“焊接”进集体的精神图景，实现个体与集体的精神同构。

2.“贵我”：集体对个体尊严的承认与个体对自我尊严的认同

人有追求私利的本性，但社会主义产业工人为了集体，为什么能在劳动纪律上自我约束，在劳动过程中自我加压，在物质享受上自我克制，这种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从哪里来？这就涉及集体主义情感结构的第二个层面：尊严意识的生成。尊严是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概念，尽管在中西方古典时代对尊严范畴的讨论就已经出现，但直到20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尊严理念才成为文明国家的核心理念。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中国展开一种新的尊严政治实践，其特征是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从国家对“劳动”的高度肯定中获得解放力量，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在伦理和情感方面获得尊严，这种尊严的本质是内在的自尊和外在的认可的统一。社会主义工人之所以“忘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完全克服对个体利害得失的计较，而是他们能够在集体主义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精神氛围中超越小我，获得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局势和历史进程相连接的“神圣体验”。这种体验“超出个人的范围，把特殊利益归属于普遍利益，这正是所有道德作用的源泉。如果这种情感在诉诸于更普遍的生活境遇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明朗，更加确定，那么我们便会逐渐看到一个道德规范总体的出现”[14]。在社会主义大厂，这种体验一方面表现为以完成国家生产任务为己任的责任感，“对党、对工作的这个责任感，把自己的这个小家好像都忘了”(SX-CRQ访谈，2019)，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让毛主席睡好觉”的集体叙述。通过这种话语互动，日常生产劳动既成为每个工人的道德责任，也成为他们的光荣权利，话语产生的巨大内驱力，促使工人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劳动中。另一方面，神圣体验也体现在国家和集体对工人社会地位和身份尊严给予承认、维护和褒扬的德性政治实践中。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受访者都对他们因自己的工人身份曾受到的礼遇印象深刻，这种礼遇反过来也加强了工人尊严感的生成。有学者认为，工人农民尊严感的普遍确立，正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正是在这种情感体验中，工人和农民获得了“翻身”的感觉，确立了人的尊严，成为他们愿意全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因[18]。

3.“睦邻”：群体成员间的情感互依

集体主义的构成要素，除了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社会嵌入、义务与忠诚外，也包括群体成员内部的精神互助与情感依赖。访谈中，上了年纪的受访者们常常怀念当年那种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一方面，它表现在人际交往中，“那时候那社会风气特别好，这家饭做好了，那家可以舀着吃；我晚上回来晚了，邻居都给孩子接回来了，那比亲兄弟还亲”(YT-ZDM访谈，2019)；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空间形态上，“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没有栏杆，没有防盗窗的，邻居家都客客气气的”(LK-FDJ访谈，2019)。这种情感互依关系往往与具体的工厂体制和性别分工密切相关。比如，在主要由外地移民构成的三线职工社区中体现，邻居间的交往尤为密切，在贵州凯里三线职工社区，居民大多来自北京，他们在此生活超过半个世纪，把凯里当地苗族风俗的长桌宴改造成了具有北京风味的邻里定期聚餐，开餐前邻居们采买洗涮分工合作，席间载歌载舞，那种亲切而欢腾的情绪，让人能够切身感受到涂尔干和梁漱溟笔下“生机勃勃”的生命体验。这种“外地人社群”在陌生环境中通过邻里互助建立的小型“生活共同体”，已从工具性策略转变为情感性实践，在互动中不断加深的是集体主义的精神体验。再比如，大工厂生产体制中具有明确的性别分工，以女性为主的职工家属，通过参与家属委员会、家务互助组、育儿所等方式承担大量的工厂集体福利工作[19]，在此过程中，女性往往成为睦邻关系培养的主要实践者和推动者。

4.“合群”：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如果说，“忘我”和“贵我”的互嵌构成了集体主义在职业伦理层面的精神结构，“睦邻”的情感互依是集体主义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精神表征，那么“合群”的共同体意识，就成为集体主义情感生成的前提和内核。周晓虹曾对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条件及其在20世纪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做过详细论述[1]。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共同体意识的边界往往随着群体边界的扩张与收缩呈现出某种“差序格局”。比如，对于洛矿一金工车间的职工来说，他们在焦裕禄带领下舍家为厂攻克技术难题，参加劳动竞赛，同一车间的同事就构成一个边界清晰、结构简单而规模不大的共同体；对于贵州凯里三线工人移民小区来说，社区本身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地域文化和生活特点的共同体；而所有的三线工人，因为相同的职业经历和生命际遇，容易形成一种“三线人”的共同体意识；在那些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企业如鞍钢集团、大庆油田的职工那里，又能感受到他们共同体观念的生成是与整个中国工人阶级乃至整个新中国历史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具有层次差异的共同体意识是与中国社会“文化集体主义”传统同构的，这里的集体，可以是家庭、家族，可以是班组、车间、社区、单位，也可以是国家、“天下”，内涵十分丰富。

综上不难看出，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社会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一种虚构的意识，也不能简单视之为社会动员的精神工具，而是一种真实且深沉的体验，对于社会主义大厂的工人来说，他们生产生活实践过程，就是集体主义情感的生成、形塑和反复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图景，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个体化时代对集体主义的多元评价

一百多年前，涂尔干对他所处时代西欧社会的转型剧变曾给予全景解析，一方面经济生活一跃而成为首要的社会功能，“吸纳整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力量，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工商业领域”，另一方面，在经济成为社会结构的支配维度时，“其内部设计的各种社会关系与行动都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明确的规范”[20]，用涂尔干的话说，“古老的理想与神祇正在消亡，引导我们生活的新的理想尚未出现。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一个道德冷漠的时期，这种道德冷漠揭示了各种悲惨的现象，我们痛苦地目睹了这些现象，并且感到焦虑”[21]。改革开放以后，类似的社会图景也出现在中国，集体主义作为道德意识形态根基的核心地位开始动摇。伴随着个体从过去无所不包的单位关系中脱离出来，中国社会开始经历从集体导向价值观向个体导向价值观的道德转向[22]。尽管大量研究从不同侧面表明，个人主义文化的日益盛行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不断式微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普遍趋势[23]，但是在中国，集体与个体之间的价值冲突还是显得尤为激烈和复杂。

其一，在中国，个体主义的崛起是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紧密相连的，而集体主义的衰落则又与对相关制度安排弊端的反思密切相关。比如，在生产领域，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批判，认为无论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还是城市里的国营企业，都存在平均主义、“大呼隆”、缺乏劳动激励、禁锢生产力、生产效率低下等弊病；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领域，对单位社会体制进行声讨，认为这种由“国家—单位—个人”纵向体系构成的社会，在政治上表现为“全能主义”[24]，在经济上导致僵化和低效，在生活上表现为个体对单位的“制度性依附”。在改革之初，这种对旧制度进行全面批判的官方舆论旨在“为国家的总体改革方案制造合法性”，尽管有其“历史合理性”[25]，但其后任何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制度设计和价值观念都被迅速而果断的抛弃，至少不再被“真心实意”地提倡。

其二，受到包括舆论导向在内的种种情势的影响，集体主义价值观一度陷入巨大危机，被放弃、曲解乃至“污名化”，人们带着强烈的负面情绪，要么将其讽刺或调侃为政治宣传，要么将在社会转型中受到的利益损害归咎为集体的失职。一些老职工感受到剥夺感，这意味着对曾经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期待的幻灭，也预示着曾深受集体主义精神感召的个体的背离。

其三，正因为对个体化时代集体的退场感到“寒心”，更对与此相伴而来的“无公德个人”[22]的大量出现以及社会信任和普遍价值的丧失感到失望，许多人更加怀念此前的集体主义的道德图景，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的道德水准跟我们年轻时候已经不一样，大幅度的下滑”(SX-SJX访谈，2019)，作为集体主义精神遗产重要构成要素的尊严感也逐渐式微。平心而论，道德缺失并非仅由个体化趋势导致，它反映出的是社会整合失败和社会秩序崩溃的现代性危机，但集体主义价值未尝不是重新实现社会团结以应对秩序困境的一种思想资源。

其四，不同人群从集体中脱嵌的意愿和相应的集体主义情感有很大差异，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城乡居民之间。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在对待集体主义遗产方面，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遵循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农村(比如著名的安徽小岗村)改革的主旋律是农民积极主动地放弃集体化生产方式，通过包产到户寻求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而城市改革则意味着“国家迫使企事业单位职工从社会主义(集体)制度中脱离出来”[22]，遭受到的却是工人的普遍的不满和抵抗。农民和工人对集体态度的差异，反映了计划经济和二元结构下城乡之间社会福利的巨大鸿沟。为什么农民更加拥护个体化？因为他们在过去深嵌其中的社会主义集体中付出很多所得却甚少。我们在访谈中也有同样的直观感受，改革开放前，工人师傅们虽然劳动强度大，物质生活也远谈不上富足，但基本的保障都无后顾之忧；相反，在那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农村生活经历或八九十年代有过下岗经历的工人来说，饥饿、艰难乃至绝望，往往都在他们的记忆中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这也提醒我们，只有回到具体人群和真实的历史语境去，才能避免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解读沦为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

四、结语：重新思考集体主义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

行文至此，本文开篇的问题：集体主义“过时”了吗？结论显然是“没有过时”。仅仅给出答案当然不够，想要全面理解这种价值，继承其精神遗产，发挥其社会功能，除了前文中尝试着对集体主义情感结构进行解读外，我们至少还应当就以下这些问题进行思考，集体主义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是否有其历史必然性？集体主义精神遗产对于当下的社会建设有什么启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重塑是否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共同体构建和社会整合的有效路径？

首先，从长时段和宏观格局理解“集体主义”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从历史演进的长时段来审视集体主义，会发现它在中国社会结构形态演化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一，中国社会有“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传统，集体主义具有道义层面的优先性，这是我们强调集体主义当代价值的文化前提。其二，本文着重分析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与20世纪中叶以来一整套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紧密镶嵌在一起的，我们通常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两个概念加以概括。只有弄清这一整套体制的起源，才能避免将其“仅仅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阶段性现象来看待”，而真正将其与“近百年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总体变动联系起来，得出一个合理性的解释”。如果我们把包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体制看做解决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而提出的社会重建根本方案，那么，如何建成“强大的、具有高度社会整合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就成为贯穿其中的主线，其主要内容包括：结束旧中国弱政府的无力状态，建立起“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社会组织体系，形成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通过“举国体制”尽可能“多快好省”地完成中国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原始积累”；从思想上形成现代集体意识和国家认同，培养现代国民等[26]。从这个角度看，集体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不仅有社会功能上的必要性，而且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其次，重视情感建设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生成中的重要功能。裴宜理在探究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时，特别强调“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在她看来，“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利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例如，“数百万参加红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与民族主义或者土地改革原则之间具有某种抽象关系而受到鼓动，而是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27]。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工厂职工的口述中，同样可以深刻感受到，在每个具体的受访者那里，“集体至上”观念未必是基于某些抽象却空洞的教条与口号，他们大都与某种“软性而弥散”但真实的情感体验密切相连。如果我们承认集体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共同体意识，那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共同体的决定因素是“共享的情感纽带”[28]。在个体化时代重建集体主义的诉求，归根结底也就是对重建共同情感纽带的希望。这种情感纽带，必须体现人的意义、价值和尊严，并进一步激发出共创美好社会的激情。

最后，通过职业伦理重塑集体主义公民道德。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下中国面临的种种道德与价值危机与集体主义精神的式微是同一种心理过程的两个方面，究其本质，还是一个如何实现“社会团结”的问题。因而，经典社会学特别是涂尔干关于如何实现社会团结的机制分析也可以为当下我们继承和转化集体主义精神遗产提供借鉴路径。在涂尔干那里，最有可能实现社会团结的道德体系是基于职业群体建立的职业伦理。他认为，现代职业群体的意义不全部在于经济功能，更在于能够为经济生活提供有力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的力量遏制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热情，防止了工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14]，“个体只有通过职业群体的功能化和道德化，才能真正构建一个更高的政治体，才能实现每个人的政治权利”[29]。我们在访谈中体验到的那种集体主义情感和共同体意识，正是建构在职业群体联合的基础上。今天，中国人的就业状况，固然已经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社会体制大不相同，但如何将职业活动与社会公共生活有效结合，通过职业伦理协调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增强个体的“社会”意识和“整体”认同，依然是值得探索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