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与传奇：《任珪五颗头记》与武松形象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杨 彬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51)

提要： 宋元时期还是“有名无实”的武松形象，到《水浒传》中一跃成为光彩夺目的英雄，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接受了其他艺术人物形象的影响。宋元间已有事迹流传的任珪就是其中之一。宋元话本《任珪五颗头记》记述了本为市井平民的任珪的“封神”过程，虽其原文已佚，但比较忠实地保存在了《古今小说·任孝子烈性为神》中，并对《金瓶梅词话》和《水浒传》中近似但仍有不小差异的武松形象的塑造和最后完成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也由此让我们窥探到武松如何经历了从市井英雄到传奇英雄的阶段性演变过程，进而体会到民间英雄想象在英雄形象演变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据此，武松形象的塑造，更可能是经由《金瓶梅》到《水浒传》的路径而最终完成。

武松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英雄形象之一。但他在《水浒传》中大放异彩之前，却“有名无实”，并没有首尾完整、脉络清晰的事迹流传，仅在有限的典籍文献、讲唱文学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①，让我们得以梳理这个人物形象的演变过程。宋元民间通俗文学是后世小说故事素材的渊薮和最终昌盛壮大的源头，虽然或未保存下来哪怕仅只是片段的武松事迹，但相关的人物形象的(交互)影响一定存在。宋元话本《任珪五颗头记》正是基于上述理路的一个发现。该话本的主人公任珪，虽从表面看与武松形象有着天差地远的距离，其成为英雄的标准——嗜血杀人——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英雄形象群像中也并不多见，但却与武松有着某种内在的深刻联系。其“市井英雄”的行为、性格等特征，也为武松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不少的借鉴。与此相关，《金瓶梅》中那个充满市井气息的武松，代表了这个“传奇英雄”形象最终完成之前的阶段性成果。

一、任孝子故事及其流传

明嘉靖时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所载话本小说，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篇目。其中有一篇《任珪五颗头记》，原文已经佚失不可知，所幸其故事长期流传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冯梦龙编纂的拟话本小说集《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三十八《任孝子烈性为神》(以下简称为《任孝子》)，大致完整保留了其样貌，塑造了任珪这个因嗜血杀人而死后封神的市民英雄或市井英雄形象。

《任孝子》的主人公任珪本是一个市井商人——药铺主管，妻子梁圣金与周得有奸，却谎说公公意图奸污自己，任珪受骗误信。后来在岳父家与周得狭路相逢，反被污蔑为贼而遭受一顿殴打。偶然得知真相后，任珪愤而连杀出轨的妻子、“奸夫”周得以及岳父母与丫鬟等五人，并将他们一一砍头斩首，虽因此而被判决凌迟处死，却感动天地，在受刑前坐化，死后为神。

在众多经过冯梦龙或其同时代其他文人改编的宋元话本小说中，《任孝子》算不上是佳作，不仅通篇叙述简陋粗糙，情节多有乖违疏漏不合情理之处，所引诗词韵文等，也常与情节凿枘不合，这种内容与艺术性的不完善、不成熟遭到了不少指责。与《古今小说》中其他带有明显文人手笔的改编作品相比，《任孝子》更接近早期话本的样貌。郑振铎就称“其风格、文字，皆似为宋人所作”[1]。而《宝文堂书目》中所载的《任珪五颗头记》一篇，被胡士莹等人推断是《任孝子》的原作或据以改作的蓝本②，胡先生更进一步推断其“可能是元人的作品”[2]。周妙中虽然主张“撰述时代还以放宽一些为妥”，将创作下限降到了明初，但同时又明确指出：“‘任孝子烈性为神’一篇的文字和风格都可说明它是一篇话本。”[3]日本学者佐藤晴彦更从词语使用的角度坐实了“卷38(按即《任孝子》)也是保存下来的早期白话文作品”[4]这一论断。现在看来，仅仅因为尚气报复而残杀五人的任孝子实在跟“孝”无干③，也难以称其为真正“英雄”，不过是一个血腥复仇者，而这样的情节粗疏和内容纷杂，却似乎更能体现出早期话本小说的原始形态。由此而言，原文已佚的《任珪五颗头记》正可以《任孝子》等量观之。而作为几乎是流传下来唯一的讲述“英雄成长故事”的宋元话本，《任孝子》恰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和观察的视角，让我们得以把宋元时期的“英雄”形象及其演化与后世通俗小说中相同素材及相似英雄形象的塑造联系起来，从或一角度，呈现出中国小说完整的内在发展脉络。

《任孝子》的相关故事早在宋元之际就有流传④。王国维《曲录》卷三“杂剧部下”，记有“《任千四颗头》一本”以及“《任贵五颗头》一本”。注云见于《太和正音谱》[5]。查朱权《太和正音谱》，此剧正是列在“群英所编杂剧”之“古今无名杂剧”下[6]，谭正壁先生称它“一名孝任贵救父闹法场”[7]。同样成书于明初的《录鬼簿续编》在“诸公传奇，失载名氏”条下有《闹法场》一剧，题目是“双不孝逆子遭刑宪，四颗头任千闹法场”[8]。上述诸种作品大致为宋元杂剧，其作者固不可知，就剧中主角而言，究竟是任千还是任贵，尚未定型，头是四颗还是五颗也未算清，但演述同类事迹当无可疑⑤。

无论杂剧还是话本，任珪故事的中心构思就是骇人的四颗或者五颗“头”。有意思的是，像这样以“头”为关目甚至构思中心的文艺作品，还有元杂剧中同为高文秀所撰的《双献头武松大报仇》与《黑旋风双献头》⑥。后者全文尚存，剧中李逵对“奸夫淫妇”的残忍复仇，无疑与《水浒传》中的李逵砍杀狄太公女儿及其“奸夫”王小二⑦有相似之处，与任孝子的故事也产生了一些联系；而前者虽已佚失，但其关于早期武松的故事竟也以“献头”为题目(也应该是构思中心)，显然也属同类，并且与《水浒传》(以及《金瓶梅》)中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及日后为武松所杀的情节有非常直接的连接，甚至干脆就是后者的蓝本。相比较而言，演述武松报仇故事与《任孝子》中周得与梁圣金苟合并因此丧命的情节，无论构思还是报仇手段，都更为相近，特别是后者“只想洞房欢会日，那知公府献头时”的预叙结果的诗句，更揭示了二者间的这种相似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杀人斩首是任珪从普通人得以封神的决定性关目，这一宋元话本中几乎仅见的构思，与武松(而非李逵)的成名也就有了更多相似——与今日着重描述其酒后“打虎”的勇武传奇不同，包括“杀嫂”在内的“杀人”(诸如“血溅鸳鸯楼”一回连杀张团练、蒋门神及张都监一家老小总共十五口人等)是他成名的主要事迹，其重要性可能都要超过“打虎”⑧；侯会就说：“盘点武松的全部‘英雄业绩’，无非是杀掉一对‘奸夫淫妇’；又为维护市井道德而卷入一场市豪恶霸的无谓争斗；血溅鸳鸯楼一回，更给人留下杀人不眨眼的嗜血印象。”[9]忽略武松初出场时的奠定他一生伟迹的“景阳冈打虎”，更多关注到了他嗜血的性格特征，其实正是武松故事在流传之初的惯常作法。宋代遗民龚开《宋江三十六赞》是最早对武松做出描述性评价的，他的赞语竟是：“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10]而晚至明末，陈洪绶所作“水浒”叶子⑨中武松的赞语也同样只有血腥之事：“申大义，斩嫂头，啾啾鬼哭鸳鸯楼。”[11]在我们今天看来血腥残忍的杀人斩首行径，却成了武松奠定其江湖地位甚至封神(金圣叹就称武松是“天人”)的英雄事迹，恰如任孝子的杀人封神。当然仅有这样的构思和“英雄业迹”，尚不足以说明任孝子与武松之间的必然关联，甚至粗看起来二者竟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过，要是说《任孝子》与《水浒传》《金瓶梅》的文本在许多方面都有一些重合/相似之处，或许上述关联就可得到进一步的确证。

二、任孝子故事与《水浒传》《金瓶梅》的重合

对勘之下，我们发现《任孝子》至少在以下数处与《水浒传》(“武十回”故事)以及《金瓶梅》的相同情节段落有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

由表1可见，三者重合/相似部分是比较容易被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表1中的(1)和(6)，是话本小说中习见的诗和韵文套语，它们和其他一些同类非情节素材如回末下场诗词、留文以及描写人物、景象时使用的韵文套语、赞词等等，都是表明中国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文体特征的重要因素，因其“非情节性”或者“泛情节性”，而常被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通俗文艺作品辗转引用，所以，以之确定小说之间的关系时需要谨慎对待，不能遽下定论。比如除了表1所列，《任孝子》中还有几处留文：“险道神脱了衣冠，小猴子泄漏出患害”，是《水浒传》第24回末及《金瓶梅》第5回末共同使用的留文(辞句略有异，“小猴子”在《水浒传》中直接改为故事角色“小郓哥”)，同时可见于集中保留宋元以来话本的洪楩《清平山堂话本·雨窗集》上《错认尸》；“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不仅同见于《水浒传》第42回和《金瓶梅》第76回、第80回，而且《清平山堂话本·曹伯明错勘赃记》结尾诗也基本相同(仅改作“画龙画虎”)；“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也数见于《古今小说》第6卷《葛令公生遣弄珠儿》、第20卷《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等等。像这样被广泛使用的留文、韵语等，还可以举出很多。它们都是说书艺人、杂剧、话本等通俗文艺作品的“共同素材”，在不同的话本小说间挪来搬去，应用自如，而除了调整叙述节奏以及调动听众、读者情绪，显示着叙述者话语的强行干预之外，一般都不妨碍作品的情节进展和内容变化，正是前文所谓“非情节性”或“泛情节性”的小说素材。因此，它们在使用上就有随意性和广泛性，一般很难确定其准确来源，比如罗尔纲先生就曾以《三遂平妖传》中有十三首赞词被《水浒传》插入总共十五次，而确定二书作者同为罗贯中及后者“原本”只有七十回的重要证据[15]，却被学者指出这不过“是由于说话艺人和小说的加工者、采写者抄袭采用，模仿改作，拼凑增删的缘故”，而成为“在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中是相当普遍的情况”[16]，是“与讲唱有关的通俗文学发展过程特征，不能作为作品之间血缘之证”的“插词共通的现象”[17]。

表1 《任孝子》与《水浒传》《金瓶梅》相关情节段落的相似之处

如表1备注所言，《水浒传》第25、26回的大致情节与《金瓶梅》第5、6回相同，而两书的回首诗却顺序相反，作了对调。与《任孝子》相同的这一首，在两书中就没有与情节对应起来，似乎正显示着它既可以广泛使用，又有“挪来搬去”的随意性，颈联辞句有异，也说明引用时的随意；表1之(6)，即王婆上木驴受剐刑的一段描写，《金瓶梅》由于没有此段情节，自然也就缺失。而作为叙述通俗故事常用的套语，它在许多杂剧、小说作品中都有使用，比如《三遂平妖传》就有相似的铺写：“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加似雪。犯由牌高贴，人言此去几时回；白纸花双摇，都道这番难再活。……”[18]139因此，对这两处例证，我们对其来源只能做出谨慎的判断；而表1中其他例证，涉及叙述语言、人物语言的相似，于是，《任孝子》和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会有些微妙。

比如，表1之(5)所示《金瓶梅》此句显有缺漏，似乎是漏掉了“西门庆见打倒了”这半句话，到了崇祯本，就改同《水浒》。但“打闹里一直走了”却是《任孝子》就已有的表述。对《任孝子》更为明显的承袭，是表1之(2)圣金撒泼的一段话“洋块砖儿也要落地”。《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洋”字都改作了“丢”，不论“丢下砖头瓦儿，一个……”还是“丢下块砖儿，一个个……”，量词都用错了。按张荣起整理年代较早的《三遂平妖传》时，对书中第二回中员外的宅院失火，初始还不在意，“指望金银器皿、铜锡动用什物，虽然烧洋了，也还在地下”[18]9一句，即在书前附录《本书习见语汇用字，同音假借字及其与本字同用的各字简表》中指出，此处所用“洋”这一“同音假借字”，其实是“烊”，烧化的意思[18]ⅩⅢ。“烧洋”正是指金银器物“烧化”的意思。与《平妖传》年代相近的《任孝子》正是用的此意。“洋块砖儿也要落地”，即指“把砖烧化了也要在地上”，意谓说的话即便不能被完整记录下来，也必须要落实。而反观《水浒传》和《金瓶梅》，更像是在仿拟《任孝子》时不明此意，误以为错字，就臆改为“丢块砖儿”云云，并在各自使用时产生了一些细微的歧异，表明了二书由对“洋”字误解而带来的引用上的不便——这既是《任孝子》为早期话本的证据之一，又可证明它为《水浒传》《金瓶梅》所仿拟的事实。

而除了表1所列之处以外，《任孝子》中还有一些情节片段或者构思，也似乎为二书作了某种传承。比如《任孝子》开头写道：“话说南宋光宗朝绍熙元年，临安府在城清河坊南首升阳库前有个张员外，家中巨富，门首开个川广生药铺。年纪有六旬……”[12]1507其中地名如清河(坊)、人物如张员外等与“武十回”中“杀嫂”故事的开篇如出一辙，生药铺更是西门庆初出场时的家业，除了年纪不符之外，几乎可以视为西门庆出场时对他的介绍。只是《水浒传》中的故事发生地点在阳谷县，而《金瓶梅》的清河县则与《任孝子》中的“清河坊”有更近的血缘关系。学界对于《金瓶梅》为何要把故事发生地从《水浒传》中的阳谷县“改”为清河县有种种猜测和议论，如果联系到《任孝子》，不知道能不能有新的解释？

即使这一表面化的相似或许只是偶然的“巧合”，但在涉及小说的故事、情节乃至小说话语方面，《金瓶梅》显示出来的与《任孝子》之因袭关系，远较《水浒传》来得更为密切。除前述与《水浒传》相同的段落、语言之外，《金瓶梅》中还应该仿拟了《任孝子》如下的一些情节和小说话语，值得特别指出：

《任孝子》写圣金与周得首次于自家偷情后，约定时常相见，而周得却“为了一场官司，有两个月不去相望”[12]1514-1515，这就让我们想到西门庆初与金莲相会后，因娶孟玉楼而许久不见金莲的情形(第8回)；更像是西门庆答应娶李瓶儿后，遭遇亲家陈洪官司事，近两个月不敢出门的情节(第17回)。

这些片段实际上已经“溢出”了“武十回”的故事情节，而显示出《金瓶梅》与《任孝子》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此后像西门庆死后，吴月娘率家中众女娘、婢女等痛打屡次出言不恭的陈经济(第86回)，就与《任孝子》中任珪突然来岳父梁公家，正在梁公家中的周得慌乱中躲在东厕，并诬不知情而入厕的任珪为贼，引梁公等人一齐来打颇为相似。而梁圣金与周得之奸情，梁公夫妇心知肚明而浑若无视，也正像《金瓶梅》中韩道国、王六儿夫妇明知而纵容韩五姐与陈经济的关系(第98回)。

人名、地名还有更多相似，如任珪所居之地“牛皮街”，与《金瓶梅》第33回韩道国住处的地名(牛皮小巷、牛皮街)相同；任珪求神问卜时所去的“晏公庙”，正是《金瓶梅》第93回陈经济的托身之所。《任孝子》中的“奸夫”名周得，而《金瓶梅》第76回，西门庆讲了一个丈母养女婿的故事，女婿名宋得。如果说这还似在巧合与有意之间，那么梁公家使女名春梅，协助主母圣金偷情，即刻就会让人联想到《金瓶梅》中的第三号女主角——她也曾为潘金莲偷情传情递信，其作用正同此春梅。考虑到如此多的相同相近之处，即使“春梅”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婢名字，在通俗小说中也常见使用，但在此处，恐怕未必就仅只是巧合而已。

前文谈及同一留文、韵语在小说、戏曲中的普遍使用，并且表1中(6)中的一段长篇韵语，为《金瓶梅》所无。但相反的例子也有。如在写潘金莲与陈经济通奸时，《金瓶梅》就引用了一段为《水浒传》及其他小说所无而仅见于《任孝子》且除少数异辞之外几乎完全相同的长篇韵语“情兴两和谐，搂定香肩脸揾腮……”[14]第82回，后者还指出“这词名《南乡子》，单道其日间云雨之事”[12]1513。同上例一样，在看到《金瓶梅》与《任孝子》在上下文间竟有如此多的相合之处之后，这阕词在二者中同时出现，或许较惯常的引用有更密切的联系。

由此可见，以“镶嵌”(或笔者更倾向于使用的“仿拟”)为其主要写作特征的《金瓶梅》，通篇都是对于其他文艺作品广泛而不拘形迹的仿拟、借鉴以至袭用，就连前十回的“杀嫂”故事(未完成)，也绝非像学界普遍认定的那样亦步亦趋地抄袭了《水浒传》的“武十回”，而是广泛接受了包括《任孝子》在内的“额外”影响；《水浒传》同样表现出了接受后者影响的痕迹，但《金瓶梅》的仿拟迹象无疑更为明显，所接受的影响更为深广。

文本的仿拟不会止步于此，源文本(《任孝子》)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一定会对仿拟者施加影响——在一个相当近似的市井环境中发生的故事，其人物形象(包括但不限于武松形象)的相类几乎是必然的。当然《任孝子》毕竟更原始，更像是“粗陈梗概”的产品，任珪也远不及武松形象完整、丰富、生动和精彩，他与传奇英雄武松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略有差异的武松：他的市井气息较《水浒传》中的武松浓厚，嗜血残忍却更甚于后者。在任珪的对比之下，显示出在最终被定型为“传奇英雄”之前，武松还有一个形象尚不够完美的“市民/市井英雄”的“过渡身份”。而从武松形象塑造的“初级阶段”过渡、上升到《水浒传》中那个天神一样的传奇英雄的定型阶段，民间(市井间)的“英雄想象”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从市井英雄到传奇英雄：“英雄想象”与武松形象的定型

不管是任珪，还是武松乃至武松同属的梁山好汉，他们的英雄形象都是通过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作品，乃至说书、叶子这类民间娱乐和游戏活动保存、流传并不断增饰丰满起来的。按照通常的理解和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一个人物形象、英雄事迹等从“粗陈梗概”到饱满详实的过程，也是民间“英雄想象”对口口相传的人物、故事按照当下价值观和英雄观重新塑形的过程。所谓的“英雄想象”，用维柯的话说，就是“想象的类型(imaginative genera)，大部分是由他们的想象形成的生物、天神或英雄的形象……各种人的完整化的意象其实都不过是些想象的类型”[19]。这种对于过往或者同时代英雄形象的“想象的类型”，自然带有当下时代特有的价值观和英雄观的印迹。就像哈布瓦赫描述积淀在每一代人们意识观念中的“集体记忆”那样：“在每个历史时期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20]对以往时代的英雄，在当下的价值系统和社会现实的标准评价之下，就会有不同的认识，进而充分反映在底层民众的“英雄想象”中，成为塑造英雄形象的第一推动力。

以此反观任珪和武松的形象塑造过程，一方面，其间分明可见“集体记忆”的因子，故在后者的身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前者的身影；另一方面，二者故事流传时代旨趣相异的“英雄想象”，推动着英雄标准或英雄观的不断演进，最终决定了任珪与武松小似而大异的英雄形象。单就“献头”而言，立足于《水浒传》时代的英雄观和价值观，毋宁过于暴虐；但在任珪的时代，即使在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愚笨暗昧、使气任性、缺乏控制力，不仅为妻子并不高明的谎言诓骗，更在将要撞破妻子奸情时却被困于厕所，遭暴打一顿，被赵景深笑为“呆鸟”，被韩南看作“是个戴绿帽的大傻瓜……高度缺乏行动能力及智慧的可怜虫”[21]，但由于他最后连“献”五颗头——连杀五人——这样一般人不能完成的血腥“壮举”，使他竟可以在死后获得封神，成为人所景仰的英雄。换句话说，任珪的封神代表了某种不同于后世武松所代表的“传奇英雄”或“完美英雄”的想象类型，可称之为“市民英雄”或“市井英雄”——他尚不具备武松的崇高和伟大，在他最后的“英雄行为”之前，只是一个普通人。

任珪远非特例。塑造他成为孝子英雄的英雄想象，在他那个时代的无论杂剧，还是话本中——许多是关于水浒英雄的——都是如此的相似：《杨温拦路虎传》的将门之后杨温三番五次被强人、小喽啰打倒捆翻，忍辱含垢；《同乐院燕青搏鱼》的燕青被杨衙内马撞、鞭打，竟还低三下四地哀求“爷饶了我罢”；《争报恩三虎下山》中的关胜走投无路到偷狗卖狗肉、徐宁则被店主人赶出门而沦落为叫花子……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来源之处，都不过是如此普通和平凡，甚至还未蜕净市井无赖固有的“匪气”与“痞气”，毫无超越凡俗的英雄气概。说到底，处在宋元话本或者元明杂剧时代的“英雄想象”，反映着的无不是当代的“信仰、兴趣、愿望”以及对于英雄和英雄行为的理解。虽然有关武松的几部“水浒戏”都仅剩题目流传当世，使我们无从得知武松故事的样貌及其性情、形象，但可以想见的是，彼时的武松也决不会例外，其所具备的成形故事和形象，也一定像上述诸人那样，平凡甚至平庸，不过是“那个时代”的英雄罢了。

这一尚处在“市井英雄”阶段的武松，在《金瓶梅》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其形象、性格中的怯懦、卑顺仍与任孝子无大差别，浑身上下充溢着市井百姓的平凡气息：二十大板就不仅“打得武二口口声声叫冤”，还让这个能徒手打虎的汉子向贪赃枉法的县官讨饶“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第10回，；他答应郓哥事后给的养家的银两，也再无下文；本来光明磊落的为兄报仇，却竟然要用到猥琐阴险的“先娶后杀”之计；杀人后落荒而逃，对亲生侄女完全不管不顾，却没忘了把交给王婆赎潘金莲的100两银子(只剩下了85两)悉数拿走……这种种被《水浒传》全然抛弃的细节，不论是否基于《金瓶梅》一贯的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笔触，以及是否意在表现武松性格中的精细，而复仇动机的不够纯粹，面对官府时的怯懦和杀人后的惊慌失据，都不可避免地让武松身上浸透着原始的“匪气”和“痞气”，正可置身于上述那些水浒英雄之列，或更像任孝子：在一时义愤之下，可以做出常人所不能的骇人行为，或可名之曰“英雄事迹”，但在这偶然动机之外(打虎也是其一)，他始终不脱升斗小民的市井本色。与《水浒传》中那个神威凛凛的传奇英雄相比，《金瓶梅》里的武松更接近早期底层民众的“英雄想象”。

更能凸显武松原始形象的，还是他的血腥和残暴。请看二者在杀死潘金莲时的描写：

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只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水浒传》第25回)

不要说今天，即使在《水浒传》广泛流行及对它的各种形式的批评兴盛的晚明，武松的血腥和残忍也已经引起了诸多的不满，以至于对武松常表钦敬的李卓吾评本，在这段血腥描写中两处用了“佛”字，以示惊悸怖厉[13]970。后来武松连杀张都监家无辜的马夫、婢女等人，他的眉批就更明确：“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13]974就连金圣叹也谆谆告诫读者要善读此段：“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22]适应着当代的“信仰、兴趣、愿望”，英雄标准得以重新确立，民众的“英雄想象”已经不再对任孝子式的一味杀人顶礼膜拜。可以想见，对于更加恐怖惊悚的《金瓶梅》的杀人场景，二人的评说又当是如何？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金瓶梅》中对武松的嗜血、惨酷描写之细致、写实，都远较《水浒》为甚，特别是二者相异的部分，狠戾暴虐之气就更加浓重。在没有证见(除了侄女蝇儿/迎儿之外)的密室内，这场本属正义的复仇、道德法庭的审判，最终演化成比任珪失去理智的复仇还要野蛮惨毒的虐杀。《词话》写到这里，其作者/叙述者也不禁插话评论道：“武松这汉子，端的好狠也。”[14]第87回(这一插话似乎正透露出此段故事乃固有其蓝本——却非《水浒传》——的“天机”)而崇祯本《金瓶梅》的批评者更是难掩矛盾的心情：“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23]生活在与金圣叹相近时代的他，一方面虽对武松复仇的正当性表示同情之理解，另一方面却对这种极度残忍的手段不以为然，同样显示了批评者(所处时代)的英雄标准及其英雄想象与之前(小说创作)“那个时代”的距离。

如果把“献头”——血腥杀戮视为以往世代中民众的“英雄想象”，是英雄人物的“原始形象”的话，那么《金瓶梅》和《水浒传》对相同故事中这些原始因素的再现和节制，反映出的正是其背后各自不同的“英雄想象”以及它如何推动了英雄观/价值观的进步、英雄标准的演变，进而推动着《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逐渐祛除原始的性格特征如《金瓶梅》中的暴虐和残忍，放大了其超凡的神武和义勇，真正符合了夏志清所总结出的“好汉信条”或“英雄信条”——“讲义气、爱武艺；疏财仗义，慷慨大方；不贪女色而嗜食贪杯”[24]，最终褪尽市井气，“升级”成传奇。

据此，如果我们不拘泥于《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中演出一支”[25]的可疑判断，老老实实承认上述二书的成书过程还有许多复杂和不明、不能定论之处，不绝然否认“武十回”故事加入《水浒传》的时间，至少存在晚于《金瓶梅》中相同故事创作时间的可能[26]，则以下有关武松形象演变的过程就会更加易于理解：武松形象乃是综采了宋元时期已有流传的传说、元杂剧的内容以及话本小说如《任珪五颗头记》等，在不断满足后来民众“英雄想象”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立的英雄故事，最后经由《金瓶梅》到《水浒传》(而非相反)，完成了武松形象从市民/市井英雄到传奇英雄阶段特征的演化与蜕变，一跃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英雄群像中最具光彩的典范。

注 释：

①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卷一《小说开辟》，记录的当时的说话篇目，就有《武行者》(列入“杆棒类”)，应该就是演述的武松故事；宋元时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和平话《宣和遗事》中，分别有对武松语焉不详的赞词或一笔带过的记述；元代以武松为题名的杂剧至少有三种。参见杨彬：《武松是怎么从泥潭到云端的》，《解放日报》2017年3月21日第12版文史。

②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程毅中《明代小说丛稿》等。

③本篇正文中虽有诗赞“孝子姓名香”云云，似乎是为孝子立传，但小说事迹，却与孝行完全无涉。李小龙曾经考述过冯氏创作“三言”标目的过程，通过插图图题及上下卷对偶原则等判断，标目或自原图题的“任珪捉奸杀死五人”改为今题。参见李小龙：《“三言”标目异文考论》，《文献》2011年第2期。

④任珪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明代李贤《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五“南宁府”条下“名宦”有记云：“任珪，至元间横州路总管，廉明公正，人不敢干以私，惟以惠民为务，邦人怀思，为作德政碑。”(17b，天顺五年御制序刊本)但此人与《任孝子》中任珪的籍贯、性格、事迹相差过远，很难说有实际的联系。

⑤署名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中有一人物名任迁，与这里的任千，无论性格、行事等全不一样。

⑥王国维《曲录》卷二“杂剧上”载有上述二本。前者当为演述武松杀嫂故事，原文已佚，仅存剧名。《黑旋风双献头》下原注：“《元曲选》本。《太和正音谱》《元曲选》均作‘双献头’”(《增补曲苑木集·曲录》，六艺书局1932年版，第48页)。按臧晋书编《元曲选》中《黑旋风双献功》(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87页)，正名题“献功”而非“献头”。但曲文中“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的唱词，表明“头”仍是构思中心。

⑦见《水浒传》第73回。本回回目也是沿用了前述杂剧：“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不过与杂剧故事情节不同，李逵除了像任珪那样斩首了“奸夫淫妇”，之后又杀了冒宋江之名抢夺民女的王江、董海，并且“把两颗头都割下来”，带上梁山，一回中两次“献头”。第一次虽非献到梁山，但斩首二人并拿到事主面前，就像武松杀死金莲与西门庆祭献哥哥一样，显然也是“献”字的正确用法。

⑧我们注意到，容与堂本《水浒传》的批评者(署名为李卓吾)特意在第23回演述“景阳冈武松打虎”的情节之后，以回末评的形式为武松辩白：那些认为武松打虎不如李逵杀四虎更显勇猛的看法，是“村学究见识，如何读得《水浒传》？”因而从反面可知，时人对于武松打虎的英雄事迹评价不高。可参见杨彬：《袁小修“(〈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说献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这一点在被学界称为“吴读本”的一种《水浒传》早期版本中也得到验证。刊刻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吴从先《小窗自纪》中，有一篇《读水浒传》(此篇在目录中作《读水浒传论》)，概述了他读到的一种《水浒传》“古本”，罗列了六位英雄及其英雄事迹，其中就有“李逵之虎……武松之嫂”。则二人作为“英雄”之为人所知，武松是因杀嫂，反倒李逵是靠杀虎来实现的。参见黄霖：《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侯会：《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

⑨傅惜华《〈元明戏曲叶子〉跋》有对“叶子”的描述，是在硬纸片或象牙兽骨上，“刻画着片段的古典戏曲、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及诗词歌曲的警句，衍绎它的内容、制成酒令，作为娱乐之用的”。郑振铎：《中国古代画丛刊》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⑩本文以下所引《任孝子》，均出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