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接地气的抗疫传播研究

■王卫明

作为一种传播行为，“抗疫传播”的历史可谓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当先人们意识到“瘟疫”的存在，就会有“抗疫传播”：告诉别人“这就是瘟疫”，告诉别人“如何做才能避免染上瘟疫”，告诉别人“感染瘟疫之后如何治疗”。当然，刚开始，人们可能会求助于并不存在的神灵、盲目臆测的巫师、并不科学的巫术。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疫情背后的科学规律，“抗疫传播”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随之得到强化。

作为一种传播概念，“抗疫传播”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新名词、新概念。“抗疫传播”这个概念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其有特定的研究边界。以抗击疫情为核心目标的传播，就是“抗疫传播”。“抗疫传播”不仅包括传播疫情知识的健康传播，而且包括动员民众执行抗疫政策的政务传播。就抗疫规模而言，“抗疫传播”涉及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就传播主体而言，“抗疫传播”涉及医生、护士、患者、社区工作者、公务员、媒体人等诸多群体。就传播场景而言，“抗疫传播”涉及家庭、医院、社区、军队、媒体等诸多场域。就传播对象而言，在全民抗疫的背景下，“抗疫传播”几乎涉及所有人群。

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抗疫传播”的范畴是非常广泛的。“抗疫传播”的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要素，“抗疫传播”的历史、理论与实务，都在“抗疫传播”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如何界定“抗疫传播”？“抗疫传播”有哪些方式方法？“抗疫传播”的经验教训有哪些？如何更好地提升“抗疫传播”的效能？这些都是“抗疫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抗疫的过程中，人类不但可以看见科学、爱心、善意、信心，而且会看到伪科学、谣言、恶意、恐慌；人类不但需要战胜病毒、疾病，而且需要对抗愚昧、贪婪。对“抗疫传播”的研究，既需要抽象而接地气的传播理论研究，又需要紧扣“抗疫”需要的传播实践研究。

生命至上，以民为本，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不传谣，人文关怀，是“抗疫传播”的原则和底线。

疫情可能被遏制或消灭，但为长远计，以“治未病”为宗旨的“抗疫传播”不能停止，追寻“抗疫传播”科学规律的相关研究必须继续。不论疫情是否已经结束，人类都需要更多接地气的“抗疫传播”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