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路径探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革命根据地妇女的生产动员与妇女解放实践

史春风 周 昊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让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之中。马克思认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181列宁也指出：“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与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能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2]295深受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经济独立是妇女实现解放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就是在实现妇女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获得经济独立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妇女通过参加生产，唤醒自身觉醒，从封闭于家庭中孤陋寡闻的“内人”，变成见多识广的“社会人”，成为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重要一分子，这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沂蒙地区，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惯的影响，也由于妇女缠足的条件所限，加之儒学传统深厚，沂蒙妇女少有从事农业劳动的习惯。在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广泛而深入的生产动员之下，沂蒙妇女由从前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开始参与社会生产，直接助力革命。在此过程中，广大妇女开始摆脱传统性别禁锢，大大推进了自身解放的进程。

目前,学术界对沂蒙革命根据地妇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爱党爱军、忠诚坚韧、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的“红嫂精神”的生成、其现代价值的挖掘等，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沂蒙“红嫂”大规模参与劳动生产、直接参加革命的议题，在中国共产党对妇女的生产动员方面更鲜少涉足。①相比于学界对苏区、陕甘宁边区妇女参与生产劳动问题相对较多的研究成果，对于沂蒙根据地妇女劳动生产问题的研究略显沉寂，目前所见直接涉及该主题的文章是张庆伟的硕士论文：《山东根据地妇女生产动员研究》，探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革命根据地进行妇女劳动生产动员的背景、内容、特点及影响等，不过尚有可深入挖掘之处。宋桂花的论文《从劳动解放到妇女解放：新文化视角下红嫂劳动叙述研究》（载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年第4 期）对此有所涉及，但由于该文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红嫂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新文化视角进行研究，与本文主题还有很大差异。王克霞的专著《革命与变迁：沂蒙红色区域妇女生活状况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设专章讨论了根据地妇女的经济参与活动，研究颇有深度，但对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着力不多。本文拟结合相关档案文献对此进行研究。

一、组织起来：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曾把没有组织的民众比作“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3]6771943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大会上曾做了《组织起来》的讲话。“组织起来”的妇女既是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主要力量。沂蒙根据地各级党组织通过建立健全各级妇女团体、培养妇女干部、提供法律保障等多种方式“组织起来”，为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一，建立健全各级妇女团体，以集体力量带动妇女参加生产。

1938年沂蒙根据地创建后，各级党委相继设立妇女部，1939年底，沂蒙根据地各地区开始建立各级妇女抗日救国会，此后，妇女识字班和姊妹团等妇女团体相继建立。根据地基层党组织通过这些妇女团体，将妇女吸纳入生产小组、合作社等组织，动员宣传妇女参加劳动。

1945年秋，鲁中区沂南县孙祖区西铁峪村因为民夫支援前线，劳动力缺乏，而村干部没能组织好妇女工作，导致秋收减产。第二年秋收前，西铁峪村妇女识字班“组织了二个队廿二人给无人力的军属、民兵家属、自卫团员家属翻地瓜秧子，拿棉枝等零活”。[4]鲁南区平邑县一区毛家岭村在1947年春耕前，三分之二的整劳动力支援前线，该村姊妹团组织团员参加春耕，足足代替了21 个整劳动力。[5]鲁中区沂南县岸堤区的袁家岩麓村在青壮年支援前线后，村妇女识字班组织全班20个妇女参加劳动，三天中妇女带着儿童就“挑粪一千六百七十三挑，合三百三十六车，等于三十四个整工”。[6]

在妇女团体的动员和组织下，妇女们因集体的力量突破了封建思想束缚，出现在过去只有男人才能涉足的公共活动空间中。

第二，培养妇女干部，以模范典型的力量影响妇女参加生产。

1942年，山东分局妇委会和山东省妇联提出要大力培养妇女生产技术骨干，提拔“真正在群众中斗争中生产起来、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7]1261945年，山东省妇联进一步提出“要做到劳动妇女与知识妇女的真正结合与相互帮助”，在生产工作中突出劳动妇女干部的领导地位。②参见山东省妇联宣传部：《山东妇运资料选》，1983年，第209 页。

1947年春耕期间，滨海区莒南县涝坡区在积极参加支前工作和劳动生产的农民中提拔村干部398 人，其中妇女村干部占了192 人，全区5 个村普遍增加两套干部，男性村干部领导男性出夫支前，妇女村干部领导妇女参加劳动。[8]小坊前村在200 多名男性民夫支前后，组织妇女参加劳动生产，并从表现突出的妇女中提拔了12 名妇女村干部领导生产。[9]

劳动妇女干部熟悉基层工作，又比较耐心、仔细，善于深入群众，能够起模范带头作用，更容易说服和带领其他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莒南县涝坡区高家柳沟19 岁的女村长沈文欣，在领导全庄支前和春耕工作时，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她都处处带头。1947年春耕时，虽然村里公事繁重，她仍抽空每天耕两亩地，还帮助军属耕种，并带动识字班妇女参加劳动。[10]鲁中区妇联干部王寅负责妇女劳动动员，她不仅热心帮助妇女们解决切实困难，还参加变工组劳动，经常给变工组组员讲国家大事，在她的带领下，全村妇女都积极下地农作。[11]鲁中南区莒沂县杨庄区大罗章村全村只有一张弹花弓，两个小驴，每天至多能弹一百斤棉花，1948年秋，大罗章村接到弹公棉5000 斤的任务，原先50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由于妇女委员王德峰的有效组织，“白天驴拉，黑天人拉”，最终保质保量完成了支前任务。[12]

妇女干部特别是基层妇女干部的成长，让原先局限于家庭中的妇女获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而她们的典型示范作用也带动了更多妇女走出家门。

第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一直以来，鲁中南地区妇女从来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家庭分家时，儿子可以分得土地，未婚女性则没有权利。针对这种情况，根据地通过法律手段逐步完善妇女合法权益。

1947年7月，华东局发布《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要求“按人口男女老少各得一份，求得多少均平，肥瘦均平”，并明确“妇女与男人同等分地，并保有产权，妇女出嫁或改嫁时其所得土地由她自己处理之”。[13]444同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部分男女老少，统一平均分配”。[14]417

在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同时，沂蒙根据地妇女也通过参与土改及土改复查，直接参与公共事务。1947年2月开始，山东开始土改复查工作。由于男性普遍参军支前，很多地方土改复查工作主要依靠妇女。鲁中区沂北县“大量运用妇女力量，普遍开展土改复查，若干地区妇女已成为运动的主力”，翻身代表大会的700 名代表中妇女代表就有500 名。[15]临邑县在土改运动中提拔了大批妇女村干部，“八百三十一名妇女参加村政工作，二百六十人任正副村长，五百余人任公安财粮支前委员”。[16]沂北县浯河区在刚开始布置土改复查工作时，许多区干部、村干部思想不通，有人甚至说：“要叫妇女作复查工作，杀了她也完不成。”但妇女在复查工作中却表现得比男性更加积极，“斗争中大部是妇女发言”，男性干部后来也承认：“过去都是说妇女不能复查，这是咱思想上有毛病。”[17]

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激发了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而在参与土改过程中，妇女们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也促使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意识到了将妇女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二、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妇女参加生产的舆论引领

重视政治动员一向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传统。1847年12月，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就将“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规定为加入同盟的条件。[18]744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也指出，要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所以“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19]398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曾详细阐述政治动员的意义。

重视动员，要注意方式方法。1943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要求各地彻底转变妇女工作作风、方式、方法，“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妇女群众的生活、需要、情绪，顾及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选择中心地区开展工作，逐渐影响邻近地区，以至于推动全局”。[20]127沂蒙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积极领会上级意图，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动员。在这种彻底而广泛的宣传推动之下，根据地百姓对妇女参加生产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家庭会议，引导妇女参加生产。

鲁中南地区农村有召开村民会议的传统。庄长会在遇到涉及村庄管理的重大问题时召开集体会议，但妇女并没有参加这类会议的权利。沂蒙根据地创建后，传统村民会议相当程度上已经与农会、妇救会、青年团、姊妹团（姐妹团）等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组织相融合，根据地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一村民“自治”团体，组织妇女参与村民会议，推动妇女参与生产劳动。

1945年沂蒙根据地发起大生产运动。1946年春耕前，鲁中区李家庄村干召开会议，将妇女参加生产确定为重要工作任务，并要求“村政的各种会议，一律吸收妇女参加”。之后该村每五天召开一次妇女座谈会，教育妇女“为什么劳动光荣，今天劳动和过去替地主干活有什么不同等”。[21]1947年9月济南战役爆发前，沂北县葛庄区东山村接到支前任务，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动员妇女参加劳动。会上妇女党员求大娘说：“咱妇女过去上坡不习惯，现在咱得打破这一点，赶快把粪捣出；种地是妇女脚小跟不上趟，可以到地里扒粪，倒出整劳动力种地。”此后全村达成一致，妇女应下地劳动。[22]

仿照村民会议的形式，沂蒙根据地还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民主形式——召开“家庭会议”引导农民讨论决定家庭重要事务，并将之与生产运动相结合。1945年初，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提出要“帮助农民通过家庭讨论编订兴家计划，培植新式家庭，使男女老幼均能够在大生产运动中起应有的作用”。①参见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2 辑），第200 页。1947年，沂蒙根据地号召突击春耕，临沭县大琅琳子村的闾长高树常召开了家庭会，“把全家大小劳动力，统统组织起来”，带领自己的妻子、父亲和两个孩子扶犁拉犁耕地。[23]1948年春，鲁中区沂源县张庄区娄家铺子村受灾，为了防止夏天出现饥荒，村党支部“便领导家家户户订出预防夏荒的计划”，提出“靠妇女搞副业挣饭吃，男人突击耕种”的口号。[24]

当妇女参加劳动受到家庭内部阻力时，村干部也会帮助召开“扩大的”家庭会议，吸纳本村积极分子参加进行调解。鲁中区的牛生明是民兵积极分子，却阻止妻子参加识字班和劳动生产，其妻求助于妇救会长。妇救会长当晚即召集积极分子帮助夫妻俩，召开家庭会议，经过大家的耐心批评和帮助，牛生明转变了思想，保证“不但自己加劲支援前线，还动员媳妇支援前线”。两人还发起了支援前线的竞赛。[25]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586旧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之下，中国妇女“对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不得过问，男人谈话时，妇女不得插嘴，妇女只许片面地服从男人”。①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长治市政协文史处：《长治文史资料》（第6 辑），1989年，第82 页。而家庭会议、村民会议的形式，让妇女们对家庭事务包括公共事务都有了参与权乃至决定权，其生产积极性自然被调动起来。

第二，冬学、民校、识字班、“庄户学”等民众教育形式的长效宣传。

冬学、民校、识字班、“庄户学”，是共产党结合根据地实际需要创立的一种民众教育形式。在进行妇女生产动员时，根据地将宣传妇女参加生产纳入民众教育的内容，成效显著。据对临沂妇联和临沂市党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沂蒙红嫂》和《沂蒙红嫂颂》的统计，两书中提到的革命战争时期的106 位红嫂中，有16 人是识字班成员。沂南县东北村公成美回忆：“我年轻的时候，正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村里的妇女‘识字班’那阵儿很活跃，推磨压碾烙煎饼，送军粮、做军鞋，站岗放哨当向导，埋地雷，抬担架，慰问伤病员没黑夜、没白日，不要命地干。我是识字班班长，又是青妇小队队长，什么工作都要做在头里，整天歌儿不离口，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26]629

第三，通过歌谣戏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动员宣传。

“民歌民谣等民间文化形式是农村女性认识世界和表达自身的重要途径，以及保持和扩展自我空间的重要领域。”[27]169沂蒙根据地建立后，用民歌歌谣宣传妇女参加生产的意义是其时广为使用的一种方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根据地各区县创作了“送郎参军”系列歌谣。抗战时期的《送郎参军》唱道：妇女在家中“又磨米（来）又磨面，供应军队吃饱饭”和“做军衣，做军鞋，支援军队打胜仗”，要求丈夫“打不倒日本鬼，不要回家乡”。②参见山东省妇联妇运史编辑室：《山东妇女民歌选》，1986年，第72—73 页。解放战争时期，鲁南区创作的小调《送郎参军》鼓励男性“快快上前线，保卫家乡和田园”，并保证“你到前线去参战，家中的事情我照管”；[28]鲁中区的小调《春季生产歌》也唱道：“青壮年支前线，咱妇女把生产搞，组织起来把粪挑，打破那老封建妇女把家当。”[29]

很多民歌民谣还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与妇女解放相联系。1947年，滨海区创作的《为的打老蒋》的歌词写道：“从前女人不算人，现在俺们把家当，男人女人都一样。”[30]1947年，沂蒙根据地新华书店发行的《文化翻身》期刊连载了歌谣《新编女儿经》，其开篇便是“忙生产，顶要紧，能劳苦，手脚勤，庄稼事，女当先，耕和耙，都学全”，也说明了妇女参加劳动与自身解放之间的关系——“吃己食，养己身，寄生虫，最可恨。”[31]

随着妇女劳动歌谣的创作与传播，“男支前，女生产”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得到了根据地妇女的认可和接受，妇女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公共劳动成为共识。“许多妇女在生产事业中表现了光辉的成绩，被选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她们在社会与家庭受到特别的尊敬。”[32]

三、技能培训：妇女参加生产的条件创造

要让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劳动的妇女走出家门，除了组织和宣传之外，很重要的是要“授之以渔”，教会妇女基本生产技能，这是能让妇女参加生产还能真正扬眉吐气的前提。1946年，山东省妇联对各级妇女组织提出要求：“妇联应注意团结各种技术人才，与各阶层热心生产人士合作，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技术出技术，把一切可能运用的力量团结起来。”③参见山东省妇联宣传部：《山东妇运资料选》，1983年，第254 页。

第一，培训妇女植棉技能。

1944年，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制定生产运动规划，此后根据地把培训妇女修棉技术作为重要工作之一。

山东省政府农业指导所派人到各村教授妇女打明条、拿枝子等修棉技术。蛟山区妇救会组织全区各村妇女干部学习种棉技术，“当场由区长带领大家到棉地亲自授以修棉办法”，妇女干部学会后即返回本村进行推广。[33]

根据地农民有一套祖辈承袭的旧植棉做法，很多人不愿接纳新技术。为推广新技术，基层妇女干部想了很多办法。莒南县路镇区赤石沟村妇女识字班在上课时“讨论怎样修理棉花，并到棉田里亲自试验”，经过识字班的示范，村里其他妇女也开始学习和运用新技术。段山子村召开妇女干部会议，动员妇女率先打棉枝，但是一些妇女干部也对采用新技术存有疑虑，区干部得知后，带领妇救会、识字班干部20 余人亲自实验，找了一块棉花田，一半打枝，一半未打，后经对比发现“打的结了十六个桃子，未打的只结了十个桃子”。妇女干部看到打枝的效果后，回到村里分头动员，推动了新技术的采用。[34]

新植棉技术有效提升了棉花产量，妇女感受到了参加生产劳动带来的切实利益，更乐于参加植棉劳动。

第二，培训妇女其他农作技能。

根据地一般是组织妇女和本村有农作经验的老年人一起参加农作，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教妇女种地。1947年4月春耕开始时，鲁中区沂东县河阳区李家坡庄的劳动模范李学俭先去动员种地有经验的老人，负责教妇女锄地，他自己也亲自教授，帮助妇女完成了锄田工作。1948年6月，沂源县黄沟村男性出夫支前，全村26 个妇女积极分子主动承担起农作的任务，“分组由男子带领，边锄边教”，最终“节省了277 个男劳动力”。[35]

妇女学习和掌握劳动生产技术是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关键环节。妇女掌握了原先由男性垄断的农业技术后，真正拥有了获得经济收益的能力，为实现性别平等奠定了基础。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妇女的解放是妇女自己的事情。只有妇女起来亲身参与革命和建设，才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真正的解放。沂蒙革命根据地时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引下，共产党采取了切实有效、契合妇女实际需求的动员措施，最终使沂蒙妇女能够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在走出家门的过程中，其个人形象认知、婚姻家庭、政治实践、社会经济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心理等均与革命之前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是沂蒙妇女走向解放、实现性别平等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