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技术与基础设施的三维融合：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与价值意义

朱家辉 张 开

长期以来，推动女性充分平等地参与互联网文化并积极使用信息与传播技术是一项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事业。[1]不同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环境，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为不断更新迭代的数字媒介技术所浸透（saturate），媒介不再仅仅是“中介”人类交往与互动的存在。[2]相反，社会发展的多数要素都在与数字媒介和构成它们的基础设施发生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使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与之相互型构，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3]3-5然而，技术的发展在为女性赋权的同时，也凸显了许多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当前，媒介技术的最大威胁在于人们在使用媒介时被嵌入大量性别偏见和暴力文化却不自知，而提升媒介素养，尤其是广泛提升女性对媒介的认知与理解程度，是应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要且必要的方式。[4]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媒介素养的知识和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其不再仅指选择、阅读、分析、批判媒介文本的传统能力，更侧重于强调促进所有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媒介活动以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过程。[5]由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由大众传播时代的“中介化”向数字时代的“深度媒介化”的传播环境变迁中，女性媒介素养的概念与理论价值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从更具本体论的视角而非仅仅从工具论的角度理解女性媒介素养？

笔者将从内容和技术物这两个维度出发，简要回顾和分析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媒介环境及其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探讨女性媒介素养的概念演变历程，并引入基础设施的视角思考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的深层内涵，丰富人们对这一概念的认知与理解。

一、审读媒介内容： 保护与批判语境下的女性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最初用以批判快速发展的大众传播技术对传统精英文化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力[6]1-2，学者们起初关切的是大众传播对广大弱势群体（尤指未经过正式教育的青少年、女性或劳工阶层）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7]150-167，由此提出了媒介素养的“保护”或“免疫”模式，强调特定人群对媒体节目的甄别能力和批判意识，预设了媒介的决定性力量和普通受众的被动无能。文化研究学者的理论成果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批判意识，他们主张通过叙事学、符号学等文化形式分析，解构遭受“系统性曲解传播”（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的大众媒介[8]125，从更积极的受众观出发，强调提升识别并理解媒介神话背后意识形态与文化图谋的能力，形成媒介素养的“批判取向”或称“祛魅模式”。[9]

但无论是保护主义还是批判视角下的媒介素养概念，都是着眼于从媒介内容文本考察大众传播对特定群体的影响和传播效果的。在此理论框架下，女性媒介素养的核心在于帮助女性理解自身在媒介中的地位和角色，并关注媒介话语中的权力斗争。[10]具体而言，即媒介是如何再现女性形象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和色情内容某种程度上是否形成了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形成这种表征模式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权力结构，从而认识到媒介对社会以及自我的认知、态度与情感的影响。[11]由此，学术界开展了关于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女性栏目社会影响力、女性受众调查等一系列基于媒介内容的讨论与研究。[12]而建构与培养女性媒介素养的意义则在于揭开为媒介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偏向，完善女性对传播环境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认知体系。

近年来，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所构筑的传播网络体系被再结构化，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叙事和书写方式也为技术所重塑。因此女性媒介素养的界定不能再仅着眼于媒介内容，而是要“深入探究媒介技术本身的物质性对于叙事建构和话语重写的影响”[13]，以一种更具基础性的视角审视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的物质根基和底层逻辑。

二、发现媒介技术物： 女性媒介素养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底层逻辑

媒介固然“中介”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与社会文化，延伸了交流互动的渠道和空间，但在其提供了丰富内容的同时，也使其自身隐而不现，让人无法意识到媒介本身的建构力和组织力。[14]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启发我们，应该暂且抛开媒介内容所放出的“烟雾弹”，重新发掘隐藏在幕后的媒介物本身。

任何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意味着其调整了人间事物的尺度、速度和变化。[15]换言之，媒介的意义并不在于其传递了哪些信息，而是在于“做了什么、促使什么发生”。[16]由此，理解女性媒介素养的焦点不仅限于媒介内容批评或媒介意义解析，更侧重于从技术形式本身出发思考如何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增强参与者对传播权利的认知，以支持她们通过实际行动积极自信地生活于数字媒介所浸润的社会空间之中，从而真正实现媒介对女性的传播“赋权”。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内容文本深入挖掘媒介物的本质[17]，探究其嵌入社会文明形成过程，以形塑女性日常生活实践的方式与肌理。

（一）媒介物：女性媒介素养形成的物质基底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长期处于被隐匿状态的媒介物本身。从物的本体论视角出发，意味着需要避免将媒介物等同于结构主义语境下的符码和结构，强调其在塑造社会文化惯习和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18]媒介物可以分为有形媒介物和无形/虚拟的“数码物”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涉及支撑各种日常交流活动与传媒沟通的设备、资源等物质性载体，包括生活中常用的电脑、手机、投影屏幕等；后者则指代在界面上形成并隐藏于程序背后的物质性存在，包括网页、图片、App 等。[19]由此，对媒介物的本体论探讨强调了媒介研究及媒介素养研究常常忽视的物质技术维度，凸显了内容文本背后数字文化物质基底（material substrate of digital culture）的重要性[20]，即使得信息、数据的流动和人的媒介实践活动得以开展的物质质料、技术体系和组织架构。不过，这并非将媒介看作是一种全然静态、变动不居的物质存在，媒介物质性的真正体现恰恰在于其“过程性”和“关系性”的获得。[20]换言之，在不断生成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物—人—技术”关系网络中理解媒介物的运作逻辑，以更具基础性、关系性的思维方式理解深度媒介化时代人与机器、人与技术、人与媒介、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边界和关系，从而剖析当下女性媒介素养形成与发展的深层逻辑。

（二）媒介物与人的互构：女性媒介素养的底层逻辑

为了将上述抽象的理论阐释具象化，笔者试图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论述细化媒介物与人的互构，并以此为基点，丰富数字技术语境下女性媒介素养的内涵和价值取向。

一方面，媒介技术物是组织和构建社会生活的行动者，它的在场往往能够丰富并增进女性群体对媒介物质特性乃至自身所处传播环境的认知程度，从而揭示性别不平等这一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技术逻辑，推动技术赋能积极进步的媒介实践活动。有学者发现，程序员常常在开发和设计媒介产品时将社会中与既有性别文化高度契合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嵌入其中，通过将其铭刻在媒介物上的方式塑造媒介的初始形态、功能和内涵，由此媒介物以自身在场的方式提示人们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技术性和被性别化的环境之中，女性群体乃至全社会需要将媒介物中所蕴含的父权文化“去自然化”（de-naturalise）[21]，从而逐渐增强对女性主体地位的认知。

另一方面，女性群体也并非完全依赖于数字媒介技术物的赋能或受制于技术物的规训，其自身的能动性往往体现在凭借技术的物质性逻辑不断地调整、抵抗乃至颠覆既有运作机制的过程，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平台的运作和发展以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依据特定的媒介实践情境促使技术的更新与完善。例如，欧美社会中的职业女性凭借Facebook 平台的聚集性、连接性以及既存的社会权力关系架构，建立了分享和讨论自身职业发展经验的互动小组，以此为契机推动了第四波女性集体运动和个体赋权活动[22]，推动了既有的性别权力关系的重构，社交媒体因而也成为女性实现自我赋权的日常政治传播平台。而在中国社会中的外卖女骑手也以类似的方式搭建了性别化的在线社群，除了积极利用平台劳动的连接性以增强该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情感互动，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劳动者在平台实践中创造了重新“制造性别”的可能，在此期间她们的媒介实践也反向推动着平台不断拓宽女性争取平等权益的渠道[23]，让我们看到了平台生态系统进一步开放化、透明化、友善化的可能性。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不难发现，重新挖掘内容背后的媒介物，以发现深度媒介化语境下女性媒介素养的形成机制和底层逻辑，不是在刻意夸大媒介物本身的能动性并带来一种新的“技术决定论”。相反，这启示我们以关系论、实践论的视角考察媒介物和人的相互形塑，即从单一的线性过程论变为共时性、交互性的框架，考察女性群体在技术实践中所展现出的能动性，从而以动态的、关系性的视角思考女性媒介素养的形成与作用过程。

三、理解媒介基础设施： 女性媒介素养概念的经验层面与研究议题

然而，以上的阐述仍停留于从宏观层面建构女性媒介素养，缺乏关于如何生成、如何付诸实践的经验层面描述，此缺陷或将导致女性媒介素养的宏观概念与经验研究之间的断层。对此，媒介基础设施或能作为一个将本文的核心概念具像化、经验化的切入点。原因在于，首先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群体与媒介技术的一切互动实践正是基于各类传播基础设施的存在、运行而开展的，媒介基础设施的泛在性、规模化成为当下传播环境的重要表征。其次，媒介基础设施是以一种完整的、结构清晰的基底系统形式进行运作的[24]，有的部分清晰可见，有的部分则“深藏于地下”而隐蔽不可见：其早已贯穿女性媒介素养形成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不仅作为技术实体构成女性参与媒介实践的基础性架构，还作为动态的数码物以中介和转化底层基础设施与女性用户的关系，并在最后作为直观可见的应用软件和平台媒介向女性提供内容与应用服务。因此，媒介基础设施有机地整合了此前所讨论的女性媒介素养概念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媒介内容与媒介技术物，以避免偏废一方，并启发我们在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技术形态、内容表征和用户的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中来理解女性媒介素养。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人们常常沉浸于媒介所提供的丰富的信息内容、便利快捷的公共服务，抑或是享受着快速滑动界面的动作以及与他人进行广泛连接互动的过程，却对媒介基础设施的运作逻辑和技术背后的结构性社会问题缺乏充分的理解和重视。由是观之，基础设施的视角启发我们，在避免将媒介内容与媒介物二元对立化的前提下，深入考察并反思为什么日益智能化的信息与传播技术非但不能缩小性别不平等现象，反而进一步巩固了性别差距。换言之，女性媒介素养这一概念建构以及相关研究需借助基础设施的理论视角，阐释女性群体浸润于媒介技术时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现象及其背后的生成机制，揭示这些随着技术智能化、自动化而愈发隐蔽的不平等机制，从而拓宽女性媒介素养的理论深度，加深这一研究领域的现实关怀力。

为达到上述研究目的，笔者试图从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两个视角出发，具体阐释深度媒介化语境下的女性媒介素养内涵与关注议题。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媒介基础设施不仅是一种物质形式，同时还是一种话语建构的产物。[25]4-5

（一）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技术实践

女性媒介素养首先意味着女性群体理解并积极介入媒介基础设施资源和以此为架构所设计、生产之物质产品的分配、设计、使用以及深度参与过程的能力，由此得以从一定时空条件下所开展的媒介基础设施物质性实践中窥见不同社会性别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与协调。

首先是资源分配与媒介接入的问题，这其中往往涉及媒介基站、移动终端设备等在社会地理空间中的分布状况和普及程度。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衡量数字化发展：事实与数据2021》（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facts and figures 2021）报告显示，虽然当前不同的性别群体在获得和接入媒介基础设施与媒介产品的程度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男性为62%，女性为57%），但总体而言，在全球范围内媒介使用机会已基本趋向性别平等（男∶女=0.98 ∶1.02）[26]3-4，中国互联网使用群体的男女比例也达到51∶49，实现了人口性别比例的基本一致。[27]可见，多年来缩小媒介接入维度上的性别差距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为女性群体媒介素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其次，虽然在“媒介基础设施分配”这一方面的努力已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性别鸿沟，但软件工程师、互联网企业、用户、媒体组织等主体在媒介基础设施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仍在不断塑造着性别不平等的机制与文化。有学者通过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不同身份背景的程序员的半结构式访谈发现，性别差异并非肇始于用户使用媒介的过程之中，而往往来自媒介被生产出来的时候。隐藏于屏幕背后的数据、算法和代码并非完全中立的，其常常承载着程序员、工程师等技术创造者的特定利益、意识形态与感知态度以搅动媒介空间，换言之，由基站、算法、代码、平台等构成的媒介基础设施系统的“技术—文化”逻辑形塑着用户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所传播的话语形态、与他人的交往方式以及数字公共空间的整体结构，性别之间的文化隔阂、随处弥漫的性别成见也随着媒介的运作被进一步深化。[28]例如近年来，数字平台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文化逻辑制作并传播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网络综艺和短视频，这些被嵌入性别话语反抗的媒介产品通过与用户的互动实践引起了全社会的共情和关注，也促使女性群体对自身的形象和身份进行再确认，但与此同时她们也面临着在媒介与现实空间中被再次凝视、再次客体化的风险。

不过，当媒介基础设施和媒介产品被生产出来后，虽然被嵌入其中的父权文化仍在技术的使用过程中被动态维持着，用户往往作为“他们与科技产品关系的共同设计者”驯化并重塑媒介[29]3，从而形成特定的技能、惯习与素养，并在将媒介积极纳入日常生活实践的同时，不断协商技术与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30]1

再次，数字媒介基础设施与我们的生活发生着日益明显的纠缠，个体也逐渐由受众和用户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利用技术在现实或媒介空间中定位规划、指引信息流动和自身身体航行方向的“领航人”。媒介也由此从“通过内容影响人的意识和态度”，“通过外在形式改变整体感知”，转型为“一种技术机器系统”，从而与人体系统和社会系统相融合，以直接驱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演进。[31]人们所身处的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空间成为一个巨型的、网络化的信息处理系统，个体被深度卷入媒介实践之中，媒介基础设施所构筑的环境也积极地参与其中，以变革人们体验这个世界的基本方式。在这一语境下，性别文化差异与各种性别不平等现象常常表征为“智能性别鸿沟”，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转化为由自动化技术和数据所主宰的客体间性，所有的社会关系被数据化，性别关系中的不对等、压迫或暴力现象甚至以一种更显在（overt）的方式被再生产，由媒介基础设施所支撑的信息传播活动在拓展女性社交网络、提升社会参与度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掠夺和控制机制[32]37-40，使得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文化和实践活动处于不断生成、弥散并被再生产的过程之中。面对这一境况，女性媒介素养不仅在于女性群体对智能媒介技术不断深化性别不平等机制与逻辑的认知和理解，更强调与政府部门、社会团队、专家学者等多元主体不断协商合作，以重估媒介技术逻辑，冲破单一的性别垄断，推动形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多元治理体系[33]，从而实现媒介资源的分配、使用和深度参与三个方面的性别平等，不断提升媒介的性别包容性，从而改善女性在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生活状态。总而言之，基于媒介基础设施的分配、设计与使用，人们的深度卷入和深度参与这三个部分，构成了物质技术实践网络，并以此为基点将媒介基础设施视为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的概念来理解，深入挖掘这一概念中所隐含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权力关系等问题，将进一步丰富女性媒介素养的价值内涵与研究议题。

（二）媒介基础设施的话语建构

女性媒介素养包含着女性群体理解并参与围绕媒介基础设施所展开的话语建构，深入挖掘其背后所反映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具体包含围绕媒介基础设施所生成的话语文本、政策规制（regulatory policies）以及集体想象（collective imaginaries）的能力。[28]5对于媒介素养研究而言，强调媒介物质特性并非意味着全然抛弃其话语特性，相反，任何话语本质上皆为“话语实践”，事实上都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物质境况”[34]，因此话语建构总是伴随着媒介物质技术实践，它们共同主导着人们对于媒介基础设施的思考和想象，成为分析和阐释媒介基础设施“如何嵌入自然环境和社会语境，并与不同的社会主体围绕资本、技术与利益展开互动和博弈”的重要抓手。[35]“话语建构”强调世界上的一种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媒介基础设施从开始构想的那一刻便激发人们对自由、进步与发展的想象和追求。[24]在建设、投入使用的过程中，与这些媒介技术实践相关联的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着基础设施的政策规范、权力纷争、内容生产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话语也随之被生产建构出来。

首先，媒介基础设施的构想、布局与建设总是承载着特定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发展和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想象[36]，激发特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对于媒介实现“去中心化”，以进一步推动自由、进步、开放的美好愿景。一方面，媒介基础设施的遍在化为“去中心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能够为原本在社会舆论场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群体提供即时、便捷的服务，促使她们通过线上渠道拓展自身的社会参与渠道，推动既有性别偏见和父权文化的消解。另一方面，媒介基础设施在为女性拓展社交范围、完善媒介素养、提升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在不断向社会嵌入有关性别霸凌、性别歧视的内容和实践，通过特定方向的数据流动、算法支持向用户持续推送支持性别不平等的内容，由此推动实现父权文化的“再中心化”。例如，在微博等媒体平台中，当涉及家庭暴力、生育等与女性相关的话题时，女性群体的表达空间虽被极大拓宽，但同时也集中了传统男性中心主义倾向的立场与情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网络空间关于性别议题的认知极化。概言之，正是在围绕媒介基础设施的话语建构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将掩盖在数据和算法背后的性别不平等机制“合法化”。在日益数字化、媒介化的时代，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了女性个体的生理、心理健康，更阻滞了社会整体的自由平等发展进程。

其次，不同的社会群体会对媒介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投入使用等过程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框架与话语体系，他们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也由此被清晰地表征与展现出来。媒介基础设施并非全然中立的物质技术体系，它的诞生与发展并不能立刻引导所有人过上更有收获和充满回报的生活，总是存在一部分人被不同程度地排除在媒介红利之外。[37]多项研究表明，社会整体环境与媒介技术物质实践的相互作用往往倾向于影响女性群体，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对于媒介技术的认知、态度、话语表达。具体而言，社会不平等机制与数字鸿沟的相互形塑使得女性群体对于媒介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以及使用媒介技术的能力相对而言处于较弱的水平。因此，在女性群体（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的话语体系中，对于媒介基础设施及传播技术的重视程度常常低于谋取生计、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语言水平等其他活动和事业，即使有能力对媒介投入一定的认知资源，也主要表现为对获取一个实惠好用的媒介设备的愿望[38]，但对于媒介背后的性别不平等机制并未被有意识地呈现在她们的话语体系中。由是观之，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行动主体基于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实践往往会生成彼此相异的话语表征，性别权力关系的不对等致使特定的女性群体未能在数字媒介所构筑的世界中充分展现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

四、结语

本文旨在从媒介基础设施的理论视角出发，从物质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两个视角将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的内涵具像化、经验化，超越将媒介素养视为“审读媒介内容”的传统内涵，深入探究隐身于内容背后的媒介物，以剖析女性媒介素养形成的物质基础和底层逻辑，与此同时也避免落入媒介内容与媒介物的二元对立之中，在技术、人、内容的互动中考察数字媒介环境中女性的权力地位、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由此所展开的生动多元的媒介实践。概言之，以媒介基础设施为理论基点，理解女性媒介素养需要以系统性的目光整合媒介基础设施、媒介技术与媒介内容，并理解女性群体、媒介和社会环境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从而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学会与媒介共生共存。

以上分析提醒我们，在媒介技术日益成为人们栖身其中之生存环境的时代，性别歧视等问题并未随着“技术乌托邦”的想象而趋于瓦解，反而在数字基础设施和媒介产品的设计、生产与运营过程中被进一步深化了，女性媒介素养由此强调女性群体对深度媒介化社会中这一性别不平等机制的底层逻辑和形成过程拥有认知和理解能力。但与此同时，日益智能化、便捷化的媒介也向广大女性群体提供了各种平台，以促使她们通过记录和分享自身遭遇不平等对待的经历和生存状态的方式，与全球范围内的有识之士广泛连接，以实际行动改变社会中的性别权力差异，推动社会公平正义[32]290-291，挑战由数据、算法所构筑的性别控制机制，从根本意义上提升媒介化时代女性的主体意识，改善其生存状态，这才是笔者尝试建构女性媒介素养概念体系与价值内涵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