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如何打破宿命之“命”
——葛亮小说论

张丽军，沈 萍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代际划分中，葛亮是“70后”作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2005年以《谜鸦》获得台湾文学界大奖，声名渐起两岸三地。在近十余年的创作中，葛亮以年轻的才华涉及到不同的表现对象，成就颇丰。《谜鸦》《浣熊》记录都市奇情，《七声》《戏年》平铺烟火人生，《朱雀》《北鸢》将视角触向历史，《问米》借助悬疑的外壳书写人性。但是隐藏在五花八门的叙事框架下，是葛亮关于人生宿命论的思想。葛亮也丝毫不避讳谈及宿命论思想在故事中的存在：“关于宿命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剔除了传奇的色彩，其实经常在你我的周围上演。”[1]1宿命是解读葛亮小说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葛亮小说的一个关键词。然而，作为当代作家，依然如古代文学那样把故事情节和谜底归结为宿命，是不够的；而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去去质问、抗拒和挑战“宿命”，以此呈现人之力量、人之主体性。这是葛亮在以后创作中所需要面临的新挑战，也是一个优秀小说家从传统叙事走向现代叙事、从平庸迈向经典的必经之路。

一、宿命的魔咒

葛亮多次在访谈中提及，宿命感是他很想要表达的东西。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说：“宿命论，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2]278葛亮笔下的宿命是为人物预先设置好的道路，在强大的宿命逻辑下，风平浪静的生活底下是暗潮汹涌的浪涛，人物或顺从或挣扎都无一例外走向宿命规划的终点。正如葛亮所说，生活的“表皮，是司空见惯的元素与景致，温暖人心。然而，却有个隐忍的内核，这是谜底的所在。”[1]1宿命作为“隐忍的内核”成为葛亮的叙事黑洞，吸引他不断落笔写就一个个有关宿命的故事。

葛亮不愿做一个解释缘起或破除宿命的人，他将人生宿命的表现记录下来。试验性作品《谜鸦》是葛亮宿命意识的最早呈现。故事由主人公毛果简简错认乌鸦为始，而乌鸦导致的悲欢离合都被葛亮简单地用宿命二字概括。尽管葛亮注入感染弓形虫病的医学解释弥合宿命的惊悚，但是却加剧了宿命逻辑下人物行为的无能为力。在此，葛亮将宿命简单地理解为一股不能为人所掌控的神秘力量，笔下人物行动的一切逻辑都只服从于宿命的需要。

在之后的写作中，葛亮宿命意识的表现呈现出两幅面孔，一是血统论下身世决定命运的宿命逻辑，二则是时代必然性下人物的生存困境。

（一）出身决定命运

葛亮在文本中不厌其烦地描摹各式人物的身世背景，看似铺垫后文人物的行为逻辑，本质却是一以贯之的宿命思想在起作用。这与其家族背景不无关系。显赫的世家背景伴随着葛亮的出场也被推入到读者面前——葛亮背后是安徽葛、陈、邓三大家族，以及几大家族知识分子背后的巨大人际网络。而“文”气森森的家族经验除了为葛亮植入一枚文学芯片，也带给了他宿命人生的思想。葛亮寓家族经验于《北鸢》中，借以外公外婆为蓝本的卢文笙与冯仁帧的命运遭际反映了民国历史的波云诡谲。但文笙的人物性格一直没有太多变化，儿时的老成稳重一直持续到了晚年，而生来的中庸老成也促使文笙走向尘埃落定的晚年，平稳地度过余生，这是葛亮为文笙划归好的宿命之路。文笙延安的革命史和那句“入寇未灭，何以家为”也更像是葛亮硬为家族安了个革命先烈的帽子，删去这一情节也并无不可。早有评论家指出：“葛亮自身的宗族经验使得他往往将血脉与命运相混同，笔下人物的一切都将从属于‘宗族魔咒’般的命运安排，这是《北鸢》中的内在理路。”[3]

此外，漂泊在都市边缘的普通人物身后并没有强大的家族支撑，他们带着天生的艰难在人间辛苦跋涉。《七声》小说集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南京城，《谜鸦》《浣熊》两本小说集都将叙事空间放在了香港，而内容的核心都在讲述普通人物被命运身世裹挟的故事。身世是人物无法选择的偶然，带有命定的性质。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使得葛亮注意到挣扎在城市底层群体的生活。意大利学者葛兰西最早提出底层阶级的概念，而中国情境话语下的底层与国外理论下的底层无多大关联。本文所认为的底层人群采取青年学者刘旭对于底层的定义。刘旭认为底层处于社会最下层，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程度三个方面或其中一个方面都处于低下的状态。葛亮对城市本土底层的书写，凸显了城市华服下的黯然曲折，实现了都市人文景观的新的审美观照。《杀鱼》以两场混乱的奔跑所代表的逃离与回归的宿命姿态言说了葛亮的血缘逻辑。开场的一场奔跑就向我们展示了阿佑逃离原生家庭的想法。出身于底层家庭，父死母走，只余一个固执蛮横的爷爷，无疑，这样的家庭是阿佑想远离的，为此，他用祖父引以为傲的杀鱼技艺抹杀了祖父的父权权威，暂时性的取得成功。然而，心中的迷茫困惑并没有随着逃离终止，对自身身份的怀疑性认识一直持续在文本中。初恋秀屏的见面不识与替身演员一个巴掌五百元的经历加剧了这种怀疑。最终，结尾阿佑用一场匆促的奔跑去奔赴一片混乱结束了自己的逃离生涯，回归了自己的宿命：以杀鱼度过漫漫人生。而《浣熊》《猴子》里的主人公Vivian与李书朗虽然出生成长于香港，却处在香港的边缘，他们都面临着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的问题：Vivian 睡“双层床”的背后是生存空间的狭小，李书朗与父母二十多年蜗居在一处唐楼单位。

内陆至香港的离散经验，使得葛亮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添加城市异乡人的形象。乡下人进城的题材在葛亮笔下又有了新的演绎。城市与市民不再是冷血、刻薄的存在，他们以温情包容的姿态容纳了乡下人，但乡下人依然逃脱不了返乡的宿命。《阿霞》中葛亮以克制不乏温情的叙事语调叙述了来南京城务工者阿霞的故事。阿霞善良自尊，既可以为了安姐与顾客破口大骂，又能为了心里的一方正义告发安姐偷钱一事；既可以当众将对毛果的好感宣之于口，又可以对毛果直言心里的小算盘。然而，如此可爱的阿霞终究逃不了宿命的魔咒，原生家庭的不幸外加天生的躁狂抑郁症的病因合力将她拉入了深渊的沼泽：阿霞最终嫁了个脑瘫的丈夫，生了自称赔钱货的女儿，年轻的自尊和尖利被命运侵蚀得所剩无几。《洪才》一篇以孩童毛果懵懂的眼神浏览外乡人洪才一家的生活，其间虽不乏温情善意，却内含乡下人进城——返乡的身世宿命。因为顶班舅爷的身份，洪才爸爸才能举家来到城市，而当洪才爸爸退休，又只能将城里的身份留给大儿子。其他孩子的人生轨迹淹没在大卡车的轰鸣声中。《德律风》丁小满的结局则更凄惨得多，他连原乡都回不了，面临的是黑暗孤独的监狱生涯。而乡下人的身份在以香港为背景的故事中则被葛亮置换成了偷渡客。葛亮始终以一种无力感描述他们在香港面临在而不处于的处境，深处废弃幽暗的大厦，人生命运早已被预定：“是暗的，不会是明”[4]32。《阿德与史蒂夫》以阿德和曲曲无望地走向死亡为终，《街童》中宁夏被毒品控制，与恋人天人相隔。《猴子》中老豆痛失爱女，一个人惶惶走向生命的尽头。

此外，借女性人物诉说的代际宿命也是葛亮极力借血缘表达的宿命意识。最典型的不外《朱雀》程囡家族三代的命运遭际呈现的宿命轮回。如同程忆楚看到女儿程囡怀上间谍泰勒的孩子后嘴里咬牙的那句：“这是从血里带来的。”叶毓芝、程忆楚与程囡三代女性的人生轨迹呈现惊人的相似：与外国男人相恋、交合、产女。但不断被辜负、被伤害，在历史的洪流中茫茫不知所至。《私人岛屿》中叶葳父亲发现母亲与革委会主任夹杂权力交媾的过往，在害死主任后，与母亲殉情在大佛山脚下。而叶葳成了绝望的爱的继承人，成为陈一声的婚外恋对象，在空旷的大房子中等一个不知何时回家的男人。《竹夫人》写于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联想其成名作《雷雨》其间蕴含的宿命轮回不言自明。筠姐与江一川的少年绮梦本随着一川的离开也戛然而止，而男孩望河的出生又将两人紧紧扭结，筠姐时时关注一川的消息，晚年隐埋身份照顾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江一川，结尾更暗示了望河与若燕这一对同父异母兄妹的相恋。原罪意识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物脑海，是造成人物代际宿命轮回的重要原因。《37 楼的爱情遗事》中因父亲在暴怒之下砸死的小男孩成为母亲的原罪，并转嫁到女儿身上：找到当年的家属，为其生下一个男孩，替她把债还了，也导致了女儿的不幸结局。《罐子》则为代际宿命添上一笔悬疑的色彩。女扮男装不知来处的小易却偏偏用中药毒死了镇长一伙，匪夷所思的事情背后隐藏了灵魂附体的奇闻怪谈。小易灵魂承载的是前世丁雪燕的复仇愿望。

（二）时代必然性下人物的生存困境

葛亮小说中，总有一股外在于个人和群体的力量裹挟着人物的行动轨迹，侵轧着原本就已拥挤不堪的生存空间，这股力量是宿命的必然性，人物只能被动地承受这股力量席卷后的结果。海德格尔认为，人是被抛在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他指出：“‘此在’在筹划自己先行于自身时，又离不开他当下所处的环境，因为先行不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和孤立的‘主体’行为，它只是‘此在’在此的一个方面”[5]。时代环境无疑是这股力量的具体外化对象，主人公的命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动荡，一波三折，层次迭出，在此过程中，人生归宿也早已注定。《泥人尹》《于叔叔传》《飞发》三篇，葛亮将视角转移到被时代捉弄的普通人物。《泥人尹》里的尹师傅在时代的旋涡中身不由己。有着辉煌的家族背景，却在战争、文革等一次次时代变革中痛失亲父、养父，妻子难产而死，唯有一个瘫痪的养子尹诚相依为命。秉持着传统工艺精雕细琢理念的尹师傅与以效率和产量为标志的商业社会格格不入，而为了儿媳儿子，他打破了自己的理念，接了越来越多的订单，生产粗糙的泥塑娃娃，最终为了订单累倒在工作室，儿媳也卷款而逃。与尹师傅在面对商业社会难以适从的状态相反，《于叔叔传》主人公于守元却一心想做时代的弄潮儿。于叔叔本是个精益求精勤勉认真的木匠师傅，打得一手好木活。他对生活充溢着满满的热情和渴望。他开饭店，办报刊，经济水平的提高却让他有底气拒绝平庸的生活，看电影，包小三，撒谎成性，然而，于叔叔以为能站在时代的潮头，时代却早已将他推向悲剧的深渊，因为情人的一句谎言而家破人亡，最终又重新回到贫困的生活。《飞发》则关注到香港新移民群体。翟玉成在佛山本是大户，然而到他父亲这一辈已是强弩之末，辗转来到香港后，与父母的“安命”思想不同，一心想做时代的弄潮儿。去电影训练班当学员，开高级发廊。乘着香港工业腾飞的东风，创造了翟玉成的股市神话，但也是疯狂的股市，一夜之间让他倾家荡产。

二、打破宿命的温情、救赎与反叛

面对无法摆脱的宿命危机，人物看似处于一片无望中。但葛亮用生命的温情弥补人物与生俱来的悲怆，同时，他也借反叛者的存在对天生的宿命论进行突围，展现了生命另一幅可能的面貌。

（一）生命的温情

葛亮的小说中总有一抹悲凉的底色经久不散，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淡化了这种悲凉，葛亮总是对人与人的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温情念兹在兹，他用日常生活的有情世界与救赎者的出场弥补深陷宿命泥淖中的人物。

日常生活的有情世界。张爱玲写俗世男女用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与之类似，日常生活中的人之常情是葛亮始终关注的对象，葛亮对于张笔下的烟火人生早有洞见：张对“日常细节”的执著，在于其对“虚无感”的恐惧，以务“实”抗击虚的侵袭[6]。而葛亮根植于理性与现实，赋予日常生活独有的地位和价值——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发现与创造。并借此，葛亮凭借日常生活塑造的有情世界来弥补宿命人生的消极色彩，适时涂抹了几缕靓彩。

这首先表现在葛亮以“隐没的深情”书写亲情以此调适人物宿命的悲。《琴瑟》写了外公外婆尘埃落定的晚年生活。外公外婆因为豪绅家世，自民国到新中国建国后，必然会遭遇时代历史的波折，但他们携手度过了时代的跌宕，走向了温暖丰盈的归宿。晚年，外婆得了糖尿病，为防止弄疼外婆，外公戴上老花镜，仔细地花上大半个小时为外婆剪脚指甲，母亲一听到外婆生病的消息，风尘仆仆四方打听诊治消息。如果说，外公外婆凭借旧时的丰厚家底和学识能在宿命的阴影底下微微喘息，晚年时来运转，含饴弄孙。那么相依为命则是葛亮为城市底层找到的一剂补药。《于叔叔传》中依凤阿姨的拿手菜夫妻肺片疗愈了小家庭创业守业的艰难。《杀鱼》将故事设置在香港的一个小岛，其面临着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危机，这是时代洪流不可逆的宿命。故事主人公阿佑与阿爷相依为命，而也是亲情让阿佑最终在杀鱼和流水线做工中接过了杀鱼这一传统技艺。收养是葛亮小说中常出现的情节，非血缘的亲情散发出不啻于血缘亲情的光芒。《泥人尹》主人公尹师傅的人生被时代和命运推着上路，失父、失妻，尹师傅一个人踽踽徘徊在世间，但葛亮是善良的，为他安排了一个残疾的养子与他相依为命，尹师傅灰暗的人生多了牵挂和盼头。《罐子》中侉叔与小易都是被宿命裹挟的人，带着过往的不堪记忆来到偏僻的岭南小镇，侉叔见小易一个人漂泊，收容了小易。“一文饼，一匙鲜”是他们各自的拿手菜，也在异乡成全了各自的相依为命。《浣熊》中的“她”无疑是城市的底层，狭窄的家容不下“她”的一间屋子，但深夜回家，总有母亲煲的一碗老火汤。《朱雀》借叶毓芝、程忆楚、程中云和程囡三代宿命的故事，写出了南京的历史轮回。但葛亮终是不忍的，借云和之手弥补风雨如晦。云和在乱世中收养了忆楚，以一己之身包含各种肮脏污浊，却又护着身后的一方净土。艰难的岁月中，她的盐水鸭维系了一纬对南京的牵挂，松鼠鱼让见惯枪林弹雨的赵海纳潸然泪下，九层糕又保护了楚楚和国忠的天真。国忠虽是义兄，却无半点长兄脾气，心悦楚楚却并没有让她陷入为难。新作《猫生》则延续了《朱雀》中这一情节，将“相依为命”的情感自人转移到两只小猫——榔头与汤圆身上。榔头生来是一只野猫，崇尚自由与武力，“家”从来不是它的归宿，但被“养母”芒果喂养，也多了一丝柔情牵挂。汤圆则是一只家猫，生来残疾，但在“生母”芒果去世后，却得到了兄长榔头铁汉柔情的照顾。榔头战斗挂彩得来的红烧鱼、酱猪蹄、死麻雀也无私分享给汤圆。

其次，跨越阶层的深切友情也是葛亮对底层人物宿命人生的弥补。许多人物虽然因为种种原因终其一生无法摆脱宿命的阴影，但他们的人生并不是一片沙漠，爱与美也曾照拂过他们的生命。《阿德与史蒂夫》中阿德作为一个偷渡者却与命中注定有着远大前程的中产阶级者毛果产生了深厚的情谊。葛亮在叙述中，突破了一以贯之的节制平静的叙事语调，毛果由“静”转“动”，在阿德受伤时表现出了少有的急切与担忧。毛果的心迹足以说明：“即使宿命，片刻的美好与满足，对阿德、对曲曲，对我与他们之间的友谊，已是珍贵。”[4]30《阿霞》一篇，被不少评论家划入底层文学，阿霞作为南京城的外来打工者，以一身驽钝痴病奇异地融入了饭店这一小型人情社会并得到店员同事的包容照顾，而毛果也在与阿霞的接触交往中不由自主地萌生要对阿霞好的念头。《洪才》则由两个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提升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记叙了中产家庭毛果一家与南京城外来移民家庭成洪才一家温馨的邻里关系。两家互送芒果与青团，成家阿婆与毛果如同祖母与亲孙。于此类似，《于叔叔传》中也记叙了由木匠手艺发业的于守元一家与毛果一家的亲密无间。

再次，葛亮也借男女相遇、相恋的甜蜜为宿命人生添补几缕暖意。《竹夫人》筠姐借保姆之名，悉心照顾昔日情人江一川，药膳核桃芝麻莲子粥、天麻炖猪脑、松子任米粥与泥鳅炖豆腐等饱含了寻常女子的丝丝爱意，而结尾暗示的同父异母兄妹的相恋又不禁让人唏嘘。《37 楼的爱情遗事》中的他与她各负宿命的枷锁，而茫茫冬夜，她为庆祝他生日下厨做的七道菜足以令他欣喜若狂。《私人岛屿》中叶葳与陈一声各有各的宿命轨迹，而叶葳亲手烹调的潮州菜安慰了两人等待的焦灼。《德律风》小满与阿琼用一根电话线串联生活，互吐心声，成了异乡生活的安慰。《街童》里宁夏与布德的相遇、相恋，成为各自宿命人生中最温暖的一段时光。

（二）救赎之可能

成长于大陆，求学于香港，共同的人生经历让葛亮不自觉地将目光投注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与张类似，怀疑与欺骗总是渗透进葛亮笔下的男欢女爱，于不经意间暴露出人性的脆弱，但成长于和平的年代与良好的家庭氛围使得葛亮区别于张，前者总将柔情注于笔下，这为人物既定的宿命感添上一层温暖的薄膜。

这首先体现为葛亮总会为孤独的女性设置一个男性救赎者。《浣熊》独出心裁地讲述了男警察与女诈骗犯之间欺骗与反欺骗的故事，朦胧的好感内里有金钱和欺瞒的因子，但警察这一救赎者的出现，却也让她一脚踏上了安稳的彼岸，“因为那个夏天，他可以与她走过出狱后的三十年”[7]1。《朱雀》三代凄美的爱情都为多舛的南京添上一个悲伤的注脚，但葛亮善良地为二代程忆楚留下一个爱她敬她的国忠。而许廷迈这一外国人的形象不仅是三代程囡情感的救赎，葛亮更借许的眼睛审视南京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常与变，小说结尾，许佩戴的朱雀“一对血红色的眼睛见了天日，放射着璀璨的光”[8]，也预示着南京这座古都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重焕生机。其次，男女沿着各自命定的宿命之轨偶然交汇的刹那，就是各自互相救赎的开始。《德律风》中丁小满与阿琼因为一条电话线将命运联系在一起，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共有的艰难生活经历使他们渐渐形成了对彼此的依赖。尽管依赖内里还有互相算计的成分存在，一方为了排遣，一方为了生计。新作《小金》以一条名为小金的蟒蛇建筑起夏可颐与吴昌明的救赎之路。夏可颐偏执地将小金作为已逝前男友凌羽的现世陪伴，隔绝了亲情与友情的关心，但自小金丢失到寻找小金，个人心扉逐渐敞开，尘封的伤痛也暴露在阳光之下。吴昌明从一名可歌可泣的前线武警到因伤退居三线小民警，命运安排下的心酸落差不言自喻，但在前往寻找小金的路上也寻找到了久违的英雄力量。结尾也预示着夏与吴二人的相恋。但是救赎者并未能完全扭转宿命的轨道：《浣熊》中葛亮以一场名为“浣熊”的台风成全了他和她，颇有张爱玲用一座城的沦陷成全白流苏的韵味，但是其间骗与被骗的苦楚，她在狱中艰难的岁月都不是一个爱字能轻易抹去的。《朱雀》里的国忠先忆楚死去，许廷迈收到程囡的邮件再次回到南京，对程囡的感情却渐渐冷了。《德律风》绵软的依赖经不起宿命的打磨，丁小满最终在一次意外伤人之后因电话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而被逮捕入狱。葛亮同时也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小金》中男女互相救赎的可能性，葛亮在叙事中小心翼翼地透露出夏可颐对爱情极度的偏执和稍重的掌控欲，更不动神色地暗示了夏可颐是导致前男友凌羽死亡的元凶，就不禁让人担忧她下一个“猎物”吴昌明的安危，消解了男女互相救赎的美好。

其次或许是出于对家族的敬爱，或许是显赫家族所带来的的优越感，以自身家庭为原型的毛果一家总在葛亮小说中担当着救赎者的角色。《七声》《戏年》两部短篇小说集，葛亮寓热情以冷笔，以毛果的视角串联起互相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故事。毛果一家作为南京城中产阶级的代表，总能借助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替困境中的人物排忧解难：《泥人尹》中尹师傅赖以为生的泥塑铺子被一高头汉子推倒，毛果立马找到父亲的朋友王叔（派出所副所长）前往调解；《安的故事》中安被学校勒令退学，父亲托人将处分改为留校察看；《于叔叔传》中，于叔叔想开书报亭，父亲将认识的邮局朋友推荐给他，于叔叔儿子献阳在军区偷拿教练弹被拘留，父亲又托了关系将献阳保释；《老陶》中老陶因数年的上访无处可住，无人愿帮，毛扬托人安排了一个门房的差事。老陶开店没积蓄，毛扬又迅速取钱转交；《阿德与史蒂夫》中毛果一次意外救助了阿德。但在毛果一家帮忙过程中，葛亮冷静克制的叙事笔调使得毛果一家的古道热肠之心淡薄了几分，无形中却加固了中产阶级与底层人民的交往藩篱，《安的故事》在处理好安的留校察看后，母亲让毛果与安断绝往来；《于叔叔传》依凤阿姨因于叔叔出轨一事时时上毛家倾诉，父母都有一些疲惫；《老陶》毛扬母亲因老陶数次打扰毛扬的生活颇有微词。而一时的临危解救并没有改变人物既定的结局，毛果一家始终无法以救赎者的姿态抗拒宿命的因子：《安的故事》的结局是安拒绝了留校察看的处分，只身一人前往首都，为了出国做了妓女；《于叔叔传》于叔叔遭遇车祸跛脚，在女儿的婚礼上也不能坐在主位，混着过一生；《老陶》中老陶因工业酒精害死了彩姨的孩子进了监狱，口里喃喃念着“报应”二字。

救赎者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消融了宿命带给人物与生俱来的苍凉感，但人物并没有逃离宿命的制约，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消极的人生尽头，这也从反面消解了救赎者出现的意义。这大约也是葛亮对宿命人生的认识：人物自来处来，自去处去，一切温暖弥补也只是人生的点缀，人终究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走向宿命规定的人生的灰黯。

（三）反叛之突围

宿命的枷锁必然性存在，牢牢地束缚住生命本体的自由，使得生命本身染上凄怆的底色，但也有宿命的反叛者在奔走呼号，反抗宿命规定下的既定轨道，呈现出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敢作敢为，率性叛逆的女性人物是葛亮小说人物谱系中亮眼的存在。他笔下的这类女性人物一次次头破血流般地冲撞着世俗道德的束缚，飞蛾扑火般地追求着理想与自由。《安的故事》葛亮以抒情哀婉的笔调勾勒出安的人生一景，主人公安以执着的姿态挑战着循规蹈矩的人生：一是不顾纷扰流言与黑人相恋，二是放弃电视台稳定的编制工作，三是自愿放弃学业出走北京，四是为了出国做起妓女，最后在几年后告知毛果怀孕一事。她的生活风风火火，执拗地走着与循规蹈矩的人生相左一途。《洪才》书写了洪才一家在南京城的浮光掠影，其中最令人揪心的角色无疑是洪才姐姐成洪芸。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打破了洪芸的人生轨迹，从学校的尖子生变成不见阳光的病秧子，但她不断向外寻找突围，爱情是她突围的勇气来源，她在一个夜晚和恋人私奔到广州。同时，葛亮也勾画了一批出生底层，但不断走出宿命的阴影，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男性人物。《于叔叔传》中于叔叔的人生虽然有时代拨弄的无常，但在每个人生转折关口，自我价值得到最大化的确立。《阿德与史蒂夫》与新作《飞发》中的阿德和翟玉成都是香港外来移民，香港于他们而言，是座融不进的“他城”。但他们并没有接受命运赋予他们的外来者身份，阿德在一个平常的午后参加了争取居留权的暴力活动。翟玉成创办的高级发廊孔雀成为香港繁荣的象征。但反叛者的归宿并没有因为反抗而获得人生的圆满和内心的平静，反而因为旁逸斜出的举动而招致灾难。安遭遇客人的性虐，出国的梦想一再延期。于叔叔也被时代所捉弄，最后家破人亡，在女儿婚礼上也不能坐在主位，这是对父亲地位的瓦解。阿德也因为暴力示威最终被捕入狱。翟玉成视为理想明珠的孔雀也被易主。

相比于上述人物敢于冲破宿命的条条框框，还有一类男性人物却面临着在宿命河流中无处落脚的处境，以雅可《朱雀》和威廉《威廉》二人最为明显。他们自出生起，宿命既定，雅可是“单相思加意淫的产物”，威廉自小亲人离世。他们踽踽在人间行走，无亲无挂，肆意挥霍着青春，吸毒放诞是他们的行为特征，但颓废超然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对于命运的无形反抗，但这反抗是以自身生命力的消失来抵御宿命的恒常。

宿命反叛者的出现是葛亮突破宿命意识的一大努力，然而反叛者结局的失败又将其努力的结果化为乌有，反叛者主体意识的彰显及其对宿命意识的言说体现出葛亮脑海里宿命思想的矛盾。葛亮选择最终让反叛者回到既定的人生轨道，也熄灭自己有关人生宿命的挣扎和焦虑，最终是救赎之不可得。

三、结 语

宿命的存在又无处不在，人稍一行动就会落入宿命的圈套，忍受命运的戏弄，反应出个体生命的渺小。那么，人在命运设置的重重阻碍中又该以何种姿态生活呢？在此，葛亮给出了观望的回答。“他们平淡地生活着，却不经意间被人事所卷裹。他们试图挣扎，却发现生活原力之强大，将他们抛入了未知的漩涡。自认聪明的，以破釜沉舟的信念，步入谜障。更多的人则在观望，终于亦步亦趋。”[9]观望基于宿命的无法化解，核心依然是生活。《阿德与史蒂夫》中阿德对偷渡客的身份命运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而更多的与他一样的偷渡客却在“观望，带着一些胆怯和处世的机智静悄悄地生活、成长”[4]203。与阿德亲如父子的老虎叔靠着打黑工活到了安享的晚年，林医生因为内地的学历得不到香港的认可，只能做一个黑市医生，但也能靠着街坊的帮助维持生计。他们对生活学会了不奢望，但保留了本能的执著。这正是葛亮对于生活的理解：生活“没有大开大阖，也无所谓苦痛。过日子就是好的。”[7]167“过日子”也是葛亮有关宿命无解提供的一剂解药。

葛亮喜欢人物慢悠悠地过日子，坦然接受宿命的每一个安排，他也尽可能的给予这些人物美好的结局。《琴瑟》中外公外婆以“过日子”的心态安度了时代与宿命的考验，走向平稳温暖的晚年。《竹夫人》筠姐在江一川远走广大天地后，平静地接受了被抛弃的命运，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长大。《朱雀》中三代女性的宿命轮回令人惊心动魄，却缺少了寻常的温馨。而程云和却弥补了人之常情下的感动。她接受命运的磨难与馈赠，不怨怼不欣喜，只是尽最大的努力在观望命运的前提下，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即使遭受了日军非人的侮辱后，云和依旧仪态万千，款款地下车；在粮食困难时期，云和也可以洗手作羹汤，做一名过日子的好手；在文革被人揭发以往妓女的身份，云和依旧可以以优雅的姿态护佑身后的楚楚和国忠。而在《北鸢》中，虽然主人公文笙与仁帧都有过旁逸斜出之举：文笙参加过延安抗日，仁帧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文笙被骗回家后，没有反抗的接受了母亲要求相亲的人物。仁帧则被文笙的一句：“你还有我”所打动退出了狂烈的学生运动。文中以葛亮祖父为原型的毛克俞，借河子玉之名写文章针砭时事，最终也将文稿尽数焚烧，回归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结婚生子，衣食无忧。他们在无为与有为之中选择了顺势而为，对时代的观望成全了彼此的琴瑟和鸣。

沈从文将“生活”与“生命”区别开，认为多数人需要的只是生活，即一种生活安逸满足的生存状态。他并非以绝对超然的态度看待生活，他认为，人需要生活，强调人在社会的自立，但不能仅仅为了生活。为此，他提出了生命的概念，“生命”与他所倡导的与自然的人性所契合，执着于理想不能习惯于生活。因此，他“要求人对‘生命’要有一种从自在状态上升到自为状态的自觉认识，切实把握自己的生命的航向”[10]。而葛亮对日常的念兹在兹，人物对宿命困境的接受、适应都始终试图让人物处于一个自在舒适的状态，观望的态度也间接拒绝了对生命自为状态的自觉认识，反叛者的失败证明了葛亮始终让人物处于宿命的河流中艰难跋涉，彼岸成了无法到达的梦想天堂。但这往往被葛亮用精心营造的语言、温情所掩盖。而以自己家庭为原型的毛果一家在其小说中始终以救赎者身份出场也不禁让人怀疑知识分子含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是否是对于出生论的认可和对宿命论的承认？

葛亮认为，“二十世纪文学表现出对于‘因果’先决空前的模式”[1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葛亮笔下的日常作为一种时代历史边缘性的形态，是对“权力”逻辑的抛弃，而在文本写作中笔下人物时常受到葛亮自身家族经验不自觉地呈现出宿命论的因果逻辑，这或许是葛亮也不曾预想到的。

必须指出的是，这副所谓的“解药”，我们又是无比熟悉：拆开来看，不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不就是任凭时间来抚平忧伤嘛。显然，这是无解之解。在现实生活中，“岁月静好”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在文学的审美书写中，我们依然需要看到人作为存在个体、作为生命主体的对所谓“宿命”的质问、抗战、反叛，是如精卫、刑天、西西弗斯一样的永不屈服的抗争与挑战。葛亮从不匮乏生活的细节、诗意与温情，匮乏的是对宿命的抗争与反叛。从更深的意义上而言，葛亮匮乏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内心深处的理想之光。没有理想主义光芒照耀的文学之路，要么跌入宿命论的深渊，要么陷入犬儒主义的泥潭之中。

对70 后文学创作，李修文曾谈及“尽可能地摆脱‘伪生活’，并且认真诚实”[12]。葛亮的叙事内蕴是诚实的，叙事笔触的冷静客观并不能遮掩葛亮以同情理解的目光注视他笔下被宿命束缚的芸芸众生。他真诚地关心着这群跋涉在无岸之河的人群，并不忍地为他们设置了诸多日常温情和关怀。葛亮作为年轻作家的才华得到众人的赞誉，为人真诚也被人称道，有理由相信葛亮突破宿命论后创造的文学奇迹。而我要说的是，葛亮依然需要突破与反叛，需要对接来自祖辈的、具有现代意识内蕴的理想主义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