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研究

熊 霖，李悟初

(安徽大学 江淮学院，合肥 230031)

一、引言

毋庸多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浪潮对人类的生活样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更是重新塑造重构了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播体系。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呈现出对移动互联网极度依赖的群体性特征，生活中这些年轻人往往是手机及平板电脑须臾不可离手，衣食住行等问题都可以完全依赖各类App应用加以解决，丰富的社交软件几乎替代了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抖音、B站等新潮网站则逐渐成为广大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权威统计，截止到2020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7%。2020年1至12月，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1656亿GB。网民职业结构中，学生所占比例为21.0%，占绝对优势[1]。据此可以说，移动互联网不仅主宰了年轻人的物质生活，更是统治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在生活中深度依赖互联网的青年人群体，也势必要接受互联网对其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层面的深刻塑造，而这一状况必然会对青年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唯有主动出击，以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为依托，优化丰富教学载体，让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切实提升教学亲和力，方能真正打造思政“金课”，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基于上述，本文将基于对互联网信息传播模式的分析，归纳总结互联网对青年群体思想观念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探寻以载体创新为核心的改革模式。

二、互联网信息传播模式分析

依托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信息传播模式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伴随着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核心的移动信息终端设备的广泛运用，当下互联网已高度融入人们的生活。在物质生活层面，衣食住行皆可以通过各种手机App一键解决；在精神生活层面，互联网凭借精准高效的信息检索能力，成为人们获取各类信息咨询的关键途径，而融媒体技术的飞跃发展更是让各类网络终端设备成为呈现图画、文字、声音、影像等感官产品的统一媒介。可以说，移动互联网技术主宰了人们的饮食起居与休闲娱乐，手机不离手、甘当低头族，看似是一句幽默的调侃，但也颇为生动地描绘了当代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生活状态。

从表层的维度观察，诚如上文所述，互联网技术跨越时空限制成为了给人们提供便捷生活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评价互联网，可以得出互联网具有工具性的结论。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深入事物的内部来进行本质层面的探寻，又会发现，互联网并非仅仅是一个由人操作的工具，互联网依托其强大的信息处理、传播能力，也在悄无声息之中改变着社会关系，重新塑造着社会大众的精神面貌，这一作用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当下已不再有单纯的信息资讯的生产者和接收者，每一位社会主体都只是信息资讯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互联网技术成熟之前的社会，社会大众主要依靠专业的资讯媒体获取各类信息，信息资讯的流动方式为典型的单向流动方式，即从生产者处流出以传媒为载体流向接受者处。而在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下，此种单向式的传播模式逐步演变为一种网格化的传播样态，每一位社会主体都是网格中的一个节点，既是信息资讯的接受者，同时也扮演了传播者、制造者的角色。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日渐衰落，每一位社会主体都有机会成为“新闻记者”，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经历的社会事件转化为信息资讯向全世界发布，自媒体的力量日渐增长，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条件似乎仅仅是会使用智能手机。

其次，网络日益成为社会公众精神交流的主要平台，人格信息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互联网所具有的交互性、匿名化特征，为人际交流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可有效回避面对面交往中的种种尴尬场景，所以日益受到社会大众的偏爱。而互联网在人际资源领域的整合作用，使得当下基于互联网进行的人际交往呈现出了一种族群化的倾向，既网络用户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观点态度、感情倾向而选择加入各类网络群体，从而寻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精神伙伴。在这一点上，最为典型的应用莫过于各种QQ群、微信群。而基于大数据算法更是能通过网络用户的上网行为特征对其进行人格画像，将其精神特征标签化，让更多三观与其一致的网友能够找到他。可以说一个人只要他上网，就必然会将自己的人格特征转变成可被信息系统识别分析的数据，最终被贴上不同人格属性的标签，看来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大隐隐于市”只能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幻想了。

最后，互联网也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方式。当下依托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便利条件，种类丰富的文化产品，只需要点击屏幕上的图标即可轻松获得，虚拟成像等新技术的应用更让人获得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而这一改变，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方式，具有形象化特征、能够直接产生感官刺激的影视及互动电子游戏产品愈发受到了公众的喜爱，面对日益碎片化的个人时间，公众更加青睐于“短平快”的精神体验。

三、移动互联网背景下青年群体思想特征分析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渴望表达自我，期待社会主流的认同，对各种新生事物怀有强烈的好奇心是青年群体所具有的群体性心理特征，这一特性也使得青年群体与互联网保持着一种天然的亲缘性。在移动互联网的塑造下，当代青年群体的思想意识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精神生活中主体意识日渐增强，渴望一种平等友好的精神互动，对权威说教持消极反感的态度。如前文所述，移动互联网模糊了信息生产者与接受者的界限，易言之每一位互联网用户都有机会平等地发布信息、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发表由自己创作的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一位网民似乎都在发挥着主体的作用，或多或少地参与互联网精神世界的构建。网红群体的出现更是为大众描绘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在互联网这样开放的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有登台表演的机会，只要你有足够的才华就能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明星，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有机会影响全世界。不可否认，互联网开放的特征，确实极大地释放了青年群体的创造力，近几年来由青年群体创作的众多“爆款”文化产品，不仅在形式上推陈出新，深深地吸引受众的眼球，在内容上也与社会主流价值观高度合拍，充分体现当代年轻人高度的责任意识与浓厚的家国情怀。以近几年走红网络的动画系列短片《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为例，作品一经推出立刻引发观看狂潮，而该作品背后所蕴藏的爱国情怀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认可。一部红色题材的动画片究竟有何魔力，竟然能深深吸引青年人的目光？诚如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该片以符号的萌化，和对叙事逻辑简化的方式，将复杂政治话语情感简化，从而降低了欣赏门槛[2]。易言之，爱国主义、近代史教育的内核只要换一种方式来展现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实在是颇值得思政教师加以反思，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青年人所熟悉的话语体系、表达方式来讲授思政课程呢？我们必须承认所面对的客观情况是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塑造下，青年群体主体意识日趋增强，基于这一意识，他们在精神交流中，特别是跨越代际的精神交流中，更渴望一种基于平等地位的交流，对于真实世界中所广泛存在的“权威者”训导“卑微者”式的交往关系，往往会报以反感厌恶的态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青年群体亚文化中一直占据一席之地的恶搞文化现象，就是这种价值取向的生动体现，在恶搞文化创作中最为典型的模式就是对权威者形象的解构，对权威力量的消解，如学者所言，“消费社会模糊了严肃性的主题与恶搞性及娱乐性主题的差别，让大众能够以更加多元自由的方式表达自我和参与社会。”[3]这更加说明年轻群体不仅渴望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当家作主，更渴望在真实世界里与各阶层平等对话交流，渴望自己的意见、观点、价值取向得到尊重。这一群体性精神追求毫无疑问地对传统基于课堂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分别处于知识授予者和知识接收者的位置上，而且基于基础教育阶段所形成的课堂经验，学生容易将思政课教师视为可敬但并不可亲的权威者，在心理上形成排斥情绪，最终会选择消极的策略加以应对。当下的思政课堂为何经常出现低头族满座，听课者寥寥的尴尬局面，与这种心理上的因素具有极大的关联性。如何改变教学模式，重塑师生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全体思政教师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生活的族群化倾向容易导致青年群体滋生片面僵化的世界观，探讨问题缺乏辩证意识，观点表达流于情绪化。

由于人格特征的高度信息化，每一位网民都会拥有自己的互联网人格标签，从而能够精准地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一特性让当下的互联网生活呈现出了一种族群化的特征，互联网世界日益被分割成无数按照兴趣爱好是否相同，三观取向是否一致而结成的群体，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基于社交软件而组建的各种聊天群，如QQ群、微信群。群体能够让人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基于从众心理而产生盲从意识。在现实世界的交往中，由于个体并不能选择交往的对象，所以现实中的人际交往，更多的时候是来自不同地域、阶层、职业，教育背景、价值取向存在明显差异的人员的交流与碰撞，这一过程也许并不总是那么和谐，但价值观的碰撞却有助于促使个体转换看问题的视角，为共识的形成打下基础。但高度族群化的互联网交流，却能通过算法技术帮助每一位网民精准选择交往对象，主动屏蔽那些在人格特征、精神追求上与自己不一致的人，这样的人际互动更容易滋生一种片面、僵化的世界观与价值追求，从而催生越来越多极端偏激的视角与观点。近年来，互联网上涌现众多极不和谐的现象，诸如，“地图炮”“地域黑”“无脑粉”“饭圈文化”的出现，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与互联网族群化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基于相同人格特征与价值取向而聚合在一起的人，其人际互动必然会呈现出一种互相认同、互相赞美的特征。纵然偶然有人提出异样的看法，也只会引发党同伐异的群体攻击。这样的人际互动，根本不可能纠正认知上的偏差，促进共识的形成，很多时候甚至是为各种偏激看法推波助澜，当一个人的观点收获众多认同与赞美时，他还会怀疑自己的看法是偏颇的吗？显然不会，但遗憾的是这样的认同不过是信息系统筛选的结果。族群化的网络交往模式往往还是诱发网络冲突的直接原因，一个观点看法的不一致就可能会引发不同族群之间的网络骂战，而争论双方往往缺乏辩证修养，问题的争论不是为了明辨是非而纯粹是为了情绪宣泄。青年群体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形成时期，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中，是无法形成客观、公允、理性地看问题方式。当然笔者不否认，从大的方向看我们的青年群体能够坚守道德底线，在关系到大是大非、国家安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能够旗帜鲜明地表达正确的看法。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有些网络言论虽能坚持正确的观点，但往往缺乏论证，道理阐释极其苍白，甚至还有因为缺乏辩证思维而导致把基于同一观点的不同表述错误地当成对立面而大加鞭伐。2021年奥运会期间，就出现了奥运冠军杨倩仅仅因为在微博中展示了自己所用的耐克鞋而被网民集体声讨的事件[4]，诸如此类“道德绑架”的极端偏颇之言论在青年群体中大肆滥觞，这无疑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引导青年人走出思想上的误区，这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文化产品来源日趋多元、内容日渐复杂的今天，一味地封堵注定无济于事，如何帮助青年人提升审美意识，政治意识，自觉抵制错误思想，毫无疑问必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四、应对互联网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思路分析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5]。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深刻阐释了思政教师所肩负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同时也明确地剖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知识技能教育，而是通过教学活动帮助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培育良好的道德情操，从而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思想保障与精神支持。面对在互联网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青年学子，思政教学方式到底要怎么改，才能吸引他们的目光。笔者认为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作为突破口，以载体创新驱动思政教学创新，具体理由如下文所述：

1.思政教学的内容以及思政教师所采取的教学策略，必须通过载体方能对教学对象产生作用，所以载体创新对提升教学效果有最为直接的作用。思政教学载体其实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独有的概念，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一门传授知识技能的课程，而是力求通过教学活动作用于受教育者的思想，塑造受教育者的价值追求与人格品性。所以，思政教育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学活动要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他人的思想，传导输出正确的价值观？笔者认为，这一机制的实现依赖于载体。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6]。由此可见，载体首先具有具象化的特征，不管载体中承载着多么抽象的知识，载体在外观上一定是可以被受教育者的感官所识别与认知的，无论是教师的言传身教还是以声音、影像为要素的多媒体教学资源，都遵循着这一鲜明的特征；载体同时又是思政教师主观活动的产物，教师首先要把自己的教学内容置入载体，然后要根据自己所采取的教学策略和教学现场的硬件要求，选择合适的载体类型，最终凭借载体的具象化特征将教学内容直接呈现在受教育者面前。故载体本身的特征就揭示了思政教学关键机制，能否达成教学目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要有正确的内容，还在于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受教育者。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必须严格遵循大纲和教材的要求，但是在载体的创设上，却能体现思政教师对教学的独到认识，是教师发挥创造力的空间，面对在互联网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必须积极转变思路，做到转时态、转语态，以载体的创新为途径，找寻到将教学内容作用于受教育者的最佳路径，切实提升教学水平。

2.载体是连接教学主体与教学对象的桥梁，所以载体创新必然包含对教学主体与教学关系的重塑。从功能层面看，载体犹如桥梁联结起思政教师与受教育者，对思政教师来说在选择设计载体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是通过载体应当如何重新塑造师生关系。互联网时代下教师不可能垄断知识与信息，在知识的获取上，师生平等已经是客观事实。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征意味着满堂灌，即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必然会遭遇“冷场”，青年学子们更希望能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通过自我展示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会有充实的收获感与满足感。选择设计载体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如何能够让学生参与进来，在教师的设计操控下，让学生能够利用载体展示自己的所思所想，从而让我们的思政课堂实现去“中心化”，教师与学生不再是权威者与卑微者，而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当下流行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其实就是很好的例证，“翻转课堂”其实是通过教师指定学习内容与汇报方式(载体设计)，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团队的方式开展自主学习，最终以课堂授课的方式将学习成果汇报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以让渡载体“使用权”的方式，实现师生关系的重塑，但教师仍然是载体的顶层设计者与最高操作者，所以教学的过程仍然是受教师控制的，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却从教授者与听课者的关系变成了合作者的关系，这种模式必然能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从而深刻地改变课堂面貌。

3.载体并非形式层面的概念，载体创新更能发挥思政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思政教学载体是否等同于思政教学的形式？必须明确指出，二者绝对不能画上等号。载体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是教师意志的外化，不论思政教学怎么改革，教师都必须严格履行自身的职责，做思政教学过程的主导者、控制者，否则思政教学的目标就可能出现偏差，甚至误入歧途。近年来，在思政教学创新的探索中也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这一现象着实值得警惕。举例说明，某些思政教师在使用多媒体课件资源时，盲目认为这些多媒体资源能够直观地将思政教学的内容加以呈现，而且大多是权威机构制作，根本没必要花时间去讲解。也有少数教师在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时，甚至当起了“甩手掌柜”，将讲授主题布置下去后，不闻不问，坐等学生汇报结束就算了事。这些做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载体是教师意志的体现，不论如何改革创新，这都是不能改变的，教师一旦放弃对思政教学过程的管控，那么谁也无法保障，教学活动的内容不会出现偏差。以“翻转课堂”为例，学生是否会去正确的渠道找资料，相关概念能否表述正确，其讲述方式、PPT等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是否有需要改进之处，这些都需要教师指导把关，可以说“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教师的工作量绝对不少于传统的课堂，那种打着教学改革旗号，进行偷工减料的做法必须明令禁止。

基于对思政教育载体概念的分析，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笔者认为载体创新的方法与路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要敢于引入流行元素，一直以来，思政教育往往被贴上了严肃甚至死板的标签，思政教育的政治性也导致许多思政教师在授课时往往不敢使用流行元素，生怕此举会导致教学娱乐化、庸俗化，从而触碰纪律红线。这一顾虑当然不无道理，思政教学当然必须坚持鲜明的政治性，任何将思政教育娱乐化的做法，都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将流行文化内容作为思政教育载体，并非必然等同于教学娱乐化、庸俗化。从价值取向来看，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党在文化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国文化产品生产部门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导向，所以流行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不会背离社会主旋律。此外，任何流行元素不可能自动成为思政教学载体，在这一转化过程中需要发挥思政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思政教师能够采用合乎规范的方式使用流行元素，不仅可以免除将教学娱乐化之虞，还能够真正发挥载体的纽带作用，让思政教育与学生熟悉的话题语境紧密结合，从而让教学内容更具吸引力。以近年来热播电视剧为例，《觉醒年代》《山海情》等主旋律题材大剧自不必多言，诸如《流金岁月》《二十不惑》《以家人之名》等青春题材影视剧也生动再现了青年群体走入社会后在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之间面临的抉择，与思政教学的内容具有内在契合性。一部优秀影视剧往往是将真实的社会关系用艺术的方式加以升华，将个体所面临的困惑与抉择转变成戏剧冲突从而支撑起整个剧情。故思政课教师应当将这一冲突从具体的剧情中抽象出来，利用学生的观影经验，启发学生站在剧中人物的立场上思考应该如何做出抉择，而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展开互动，积极引导学生用思政课所教授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不同抉择加以辨析，最终实现教学目的。事实上，目前已有很多思政教师授课时使用一些网络热词、时尚语汇以提升教学效果，这一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必须看到，这一做法只是在语言策略的层面上使用流行元素，还仅仅是一种浅层次的应用。只有将流行元素转化为思政教学的载体才能真正彻底挖掘这些流行元素的价值，从而改变思政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课堂氛围死气沉沉、教学内容脱离现实的窘境。

其次，在载体选择上可以适当吸收一些负面元素，有立有破，对社会热点议题也应保持必要的关注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下思政课堂教师似乎越来越有意回避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一些负面话题。究其原因在于思政教学的政治性、严肃性，决定了思政教师所承担的教学责任高于其他学科教师，讲课如涉及负面话题，其尺度难以把握，如不慎越界，造成的后果显然是难以承受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学生作为青年群体，其年龄段的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会高度关注社会问题，对那些负面话题他们也同样乐于探讨，这一倾向性是青年人心系天下、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是值得肯定的。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放眼看世界，孕育三观的重要时期，思政教师理应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发挥思想引路人的作用，动辄回避敏感问题，可以说是对职业责任的逃避。这种逃避让当下思政课堂缺乏时代性、辩证性，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让思政教学内容沦为脱离现实的空头理论，也直接导致青年群体在参与公共话题的探讨时，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让本应是热情友好的研讨最终演变为一轮轮毫无意义的网络骂战。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反面教材就是反面教员，可以教育人。”[7]思政课不能回避热点问题、负面问题，思政教师应该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科学的理论来剖析这些负面问题的实质，找出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同时也要积极鼓励引导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范式，让他们今后在面对同样或类似的问题时能够客观、理性、辩证地看待，得出公允的结论。同时各类高等院校也应当发挥组织保障作用，利用好集体备课、集体研学的方式，对于此类问题如何讲授给出明确的指引，从而以集体决策的方式，免除思政教师的后顾之忧。

最后，积极扩展课外载体，探索思政教育联动机制，贯彻落实“三全育人”的内在要求，全方位、多切入点介入青年群体的精神生活，培育正确的价值取向，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互联网时代已无人能垄断信息来源，课堂、书本已不再是青年群体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愈发难以作用于青年人的思想，影响他们的精神生活。突破这一瓶颈的路径在于，积极开拓新的教学阵地，挖掘课堂教学之外的思政教学载体，从而在精神层面上与青年群体建立沟通的桥梁，向其输入正确的价值理念。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当让思政教育走出课堂，与学生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从组织建构的视角来看，应当首先探索实现思政教育与辅导员工作的有机联动，辅导员是高校中最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岗位，高校辅导员也同样担负着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高校辅导员虽然更加了解学生的日常生活，善于从生活的维度做思想工作，但相关工作往往缺乏理论高度；而思政教师虽然拥有更为系统全面的理论知识，但却因为对学生缺乏个体上的了解，而不能精准地在课程设计上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找寻到影响学生精神生活的路径。化解这一内在矛盾就需要建立辅导员与思政教师的联动机制，既让辅导员参与思政教学，同时也要求思政教师参与学生管理。具体来说辅导员可以利用自己对学生思想动态、对青年群体的精神特征掌握更为全面的优势，为思政教学提供意见建议，通过课堂听课、课后随访等方式了解教学效果，并及时向思政教师反馈。同时思政教师也应当参与学生管理，帮助辅导员提升理论素养，改进主题班会、主题团日的教学方式，甚至还可以直接将主题班会、主题团日等活动转变成思政教育的第二课堂。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各高校能够加强顶层设计，敢于打破常规，开展制度创新，打破相关岗位的界限，从而为岗位联动创造条件，发挥思政教师的核心作用，全面推进三全育人，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负时代的重托，为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