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是”中“求道”*
——建党百年来的“治道”逻辑及其挑战

秦 文 任雅娜

(1.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2.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在“求是”中“求道”，是清代思想家戴震建立乾嘉学派“范式”的精神纲领，即乾嘉学派在“求是”的学术目标引领下，以古典语言学和知识考古的实证方式，考订文字，阐析古代制度，进而论述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君道、臣道、子道、妇道等问题，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1]160。乾嘉学派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尤其是皖派更是强调“以是为是”。尽管乾嘉学派是在“经学”的框架里“求是”，但与现代学术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相通的，“实事求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奉行和坚守的思想路线。在“求是”中“求道”，就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和总目标，制定不同阶段的战略任务和远景发展规划，在实践中励精图治，不懈探索，进而总结出一套高效、完善的国家治理之“道”。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求是”历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是”主要是指对于名物、训诂、制度的研究需要秉持的学术态度与精神。乾嘉学派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在古典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尽管这一时期的“求是”与现代学术探求真理的实践活动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学术精神方面却是相通的[1]163。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赋予“实事求是”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对“实事求是”做过经典阐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52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同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一)求“立国”之“是”

所谓“立国”，究其本质是国家独立；所谓“立国”之“是”，就是国家独立的道路选择与实现路径。

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虽经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高擎“中华崛起”之旗帜，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矢志不渝地努力探寻国家救亡之道，然而犹如在茫茫黑夜中航行，始终看不到希望。“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亲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内忧外患，亲眼目睹黎民苍生流离失所之凄惨境遇，立下“愿以颈血刷污政”的豪迈誓言，锐意进取、大胆革新，力主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政治制度，积极传播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慷慨就义。壮士未酬身先死，留给生者的既有无限的哀思追忆，也有继续在茫茫黑夜中探寻光明的焦灼忧虑。秉持“天下为公”理念的孙中山先生，首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然而革命果实为袁世凯窃取，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境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来虽然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然而当时所能实际控制之地区，不过长江中下游数省，难以在全国推行其政令、军令。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激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徒有虚名，政府官员腐败，流弊丛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国家衰败与国民穷困之颓势仍然无法逆转。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危亡之际光荣诞生，自此挑起了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重担。革命的道路千难万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审时度势地制定战略决策，终于找到适合中国的正确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同志曾对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过相当精辟的总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3]126。28年艰苦的斗争岁月，不仅全面检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的军事能力与水平，与此同时，治国能力也得到充分的历练与考验。193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施政方针的核心实践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颁布《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等法律法规一百余部，以制度建设稳固新生的政权。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教育事业，改进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党坚持把政权建设、军队建设、法制建设以及文化建设作为推进土地革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工程，并予以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为之后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求“富国”之“是”

所谓“富国”，就是国家富强；所谓“富国”之“是”，就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可行方案与实践路径。

1.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经济衰败，失业率暴涨，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如何有效地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1)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自近代以来备受欺凌的屈辱历史，即将踏上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新征程。看似治国的问题已经解决，然而此时仍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统一领导权问题，即切实有效地维护党中央权威，真正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领导权问题，1928年，党中央在《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中，明确了全党服从中央的要求。此后又通过一系列决定性文件，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反复强调党的统一领导，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60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5]32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工作，统一财政，统一规划军区，逐步巩固了党对行政、经济、军队等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王绍光所言：“治理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6亿人口的大国，必须要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一个党政合一、高度统一的体制的建立，终于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乎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即治国能力。”[6]4

2)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长期的战乱，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民生凋敝、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当时城市失业人数约有400万人，农村灾民约4 000万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的奋斗目标；195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建设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化大国的宏伟目标；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至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国家的实现已经初步具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集中一切力量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发展生产，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向富起来迈进的全新历史阶段。数据显示，截至1977年，中国人口总数比1949年增加了约4亿(如图1所示)；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68岁；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初高中教育大面积普及，到1978年时，在册中学生的数量达到顶峰6 548.3万[6]4。

图1 1949—1977年中国总人口

2.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根本上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工作方针，经过40余年的努力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8%，GDP年均增长率徘徊在6.5%左右，面对人口多、底子薄、人均收入低的实际状况，只有破除陈旧体制的羁绊，彻底转变思想观念，才能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带领人民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的历史重任，而完成这一历史重任，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7]116。粉碎“四人帮”以后，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邓小平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主张，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积极探索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改革之路。在艰苦卓绝的探索历程中，党的思想认识不断前进，不断创新。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那么改革开放后所要着力解决的则是如何使一个超大规模的落后国家建设成为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问题。

1)加强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

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局部地区分裂动乱的国家背景下，大一统的治理模式有利于高效弥合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冲突，形成上行下效、全国一盘棋的联动机制，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政权稳固与社会安定。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领导，统一性彰显了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最大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优势。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最主要的成功秘诀。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基础上，只有集中资源和力量，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突发的重大风险。例如一些重工业、前沿产业的建设，投资大、技术难度高，而且回报周期长，更加需要集中力量来办。尤其是我国作为工业后发国家，只有集中力量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和主观能动性，保持党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才能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8]106。我国所遭遇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与重大灾难，正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领域相互配合协作，对公共产品和资源实施统一调度，进而最大化地降低风险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2)立足国情，积极打造中国式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3]164“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3]180，不仅需要对经济理论、农业理论、商业理论等进行深入研究，“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3]146-147。江泽民也提出：“我们国内的建设和改革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我们面临大量开创性的、前人没有提出或前人没有涉足的课题，面临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9]27因此，面向现代化的建设重任，党的各届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立足国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在实践中探索与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关键时期，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尤其是“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在经济上改变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运行方式，引导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适度放权，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由单纯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并行。经过30余年的努力，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如图2所示)，至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图2 1978—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

(三)求“强国”之“是”

所谓“强国”，本质上是国家强大；所谓“强国”之“是”，则是使国家强大的政策措施与落成方案。

1.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制度建设一直有着高度的自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坚定不移地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认识，并将理论应用于实践，进而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强化了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在应对“非典”“新冠”等非常规性重大风险事件时，有利于高效及时地化危为机。然而从国家治理的长远发展来看，靠大规模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活动、包揽公共管理，势必形成某种行政惯性，不仅代价高、成本大，而且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难以整合调动社会有效资源应对重大危机。因此，基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伟大实践和西方国家治理的有效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在实践中形成了通过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思路，为“中国之治”打下坚实的根基。

2.积极应对新挑战，努力打造美好生活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快速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求进一步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人民期盼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司法正义、环境优美、安居乐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回应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每个人的美好梦想指明道路；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让每一个中国人体会到安全感与幸福感；全面依法治国，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筑牢制度反腐的笼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庄严宣告，既是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总结，又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全新规划和展望；党立足实际、实事求是，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的科学论断，以正确的认识引领正确的实践，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推进。

二、建党百年来的“治道”逻辑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讲“志于道”(《论语·述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论语·卫灵公》)。“道”主要指向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法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器”，即具体事务。《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内在于“器”之中，需要发掘、洞察。老子言“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即顺应万物本性而为之。韩非子言“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韩非子·主道》)。将求道、悟道、弘道作为人生至终目标，“道”成为真理、理性、善美的代名词。先秦诸子为求天下太平、秩序久安，从不同的学术角度思索探讨国家治理之道，儒家倡导“为政以德”“先教后刑”，法家倡导“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韩非子·说疑》)。尽管诸子对国家治理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都承认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规律，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形成治国的基本原则、方式方法。在这层意义上，“道”是政治运行的法则、原则与指导思想，正所谓“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正名》)。“求道”的目的就在于“求治”，诸子百家积极探究并阐发的治国理政之规则、原理，就是将形而上之“道”作用于国家治理实践之“治道”[10]4。因而，“治道”，就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和目标、优良政治制度的选择以及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等治国理政的原则以及规律。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人民幸福的宏愿而积极探索的奋斗历程和经验方法的高度凝练，就是治理国家之“治道”。

(一)坚守方向，站稳人民立场

亨廷顿曾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11]341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建国、治国的恢弘历程，贯穿始终的“治道”逻辑主线是坚守方向，即坚持党的领导；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谋幸福，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党的各项事业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保障。

1.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纵观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光辉历程，不难发现，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的核心密钥就是党始终作为稳定的政治权威。“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125，在全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套完备性、系统性、精密性的领导制度，以及长期化、稳定化、理性化的国家决策体制，覆盖在政治制度建设、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了国家战略集中、手段集中，保证国家治理的高效精准。尤其是在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时，稳定的政治权威与集中的战略部署，能够形成强大的制度合力，从而化解危机。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中国向世界交上了一份骄人的抗疫答卷，充分凸显了稳定的政治权威和集中统一的领导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能够凝聚最大化共识，避免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治理怪圈。并且权威性和稳定性的政党制度，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连续性，正所谓“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集中注意力、持续推进战略规划的部署落实，最大化地节省治理成本，减少社会震荡。

2.以人民为中心

自古以来，国家的有效治理所要解决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人的物质需求与财富短缺、分配不均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中华民族主要以农业为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伴随人口的快速增长，民众对资源的争夺越发激烈，因而极为考验当政者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民体会到充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也成为党执政兴国的核心要务。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就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法规，满足广大农民对于稳定的土地占有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紧密围绕人民物质需求的满足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确立，再到党的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从“厕所革命”“四好农村路”“棚户区改造”，再到打赢脱贫攻坚战，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无不体现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二)以点带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1.试点先行，因地制宜做推广

以点带面是共产党历来的方法[6]7。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提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权威体制下的高效治理，往往需要快速应对重大形势变化和调整中的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的弹性与回应性保障治理绩效的提升”[8]160。对于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而言，中央在部署推进重大战略任务时，往往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决策目标，因地制宜地贯彻落实。如果忽略多样化的社会现实，采取一刀切的盲目做法，极有可能治理失效。“摸着石头过河”，辩证地认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注重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方式，有利于降低试错成本，及时调整策略方案。从创建革命根据地，到创办人民公社，再到建立经济特区，以及“枫桥经验”的全国推广，都体现了“以点带面”、因地制宜全面推广的治理之道。

2.经验与学理并重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起，就十分重视学习先进的思想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毛泽东曾对在职干部说：“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13]179这个学习，就是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2]852。邓小平“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3]303。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理论认识，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是党治国理政的致胜之道。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战术，到“十大关系”的科学分析，再到“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精准论断，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

(三)经权结合，在变局中开新局

“经”“权”，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治道表达。经，指常道、原则；权，是权衡、变通。所谓经权结合，则是指守常与变通相统一，即既要遵守国家治理的通行原则与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要根据具体形势的变化制定灵活的应对之策。这既是古圣先哲们的治国之道，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践行的“治道”逻辑。

1.回应现实问题，调整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规律之一就是勇于在实践中探索。向实践学习，不断总结经验，遇到问题不退缩，积极应对、努力改进，这无疑是共产党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向成功的关键要素。正如有学者提到：“在牢牢坚持原则和底线的情况下，必须确保思想解放、头脑灵活、适应性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潜意识’。”[14]7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围绕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等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大胆摸索经验，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积极回应，适当作出政策调整。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对经济匮乏的严峻现实，急需集中一切人财物的力量办大事，一个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全能型政府”得以确立。然而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也逐渐凸显。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步推行政府放权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经济活力。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的弊端也不断显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在促进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引发了公平之忧，如个体间收入差距拉大，下岗职工生活困难，GDP思维引发的环境恶化等问题。党在施政方针中对这些问题予以积极回应，如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整为更加注重公平；在重视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就业、医疗、教育相关方面的社会保障措施。积极的政策调整，极大地缓解了过度放权带来的弊端，中国逐步成为崛起中的“福利国家”[6]6。

2.稳中求进、开拓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部署了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社会主义的“两步走”发展战略，进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制定了宏伟蓝图。回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制定“分步走”战略，通过确立短期、中期目标和长远战略规划，明确阶段性重点任务和奋斗方向，在保持政策方针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予以适当调整，步步落实，层层推进，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特色，也是宝贵经验。与此同时，党并不因刻意求稳而固步自封、止步不前，而是始终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积极地探究，应势而谋，找到破题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挑战，党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面对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不断凸显的短板弱项，党明确提出“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构想并在实践中贯彻推行；面对逆全球化趋势上升，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格局的深度调整，以及传统风险与非传统性风险相互交织的新形势，党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系列的新构想、新理念与新战略，充分彰显了党与时俱进，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的治国能力，为中国全面步入“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也为实现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在“求是”中“求道”，全力迎接新挑战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以求是的态度认识并掌握治国之“道”，不断提升治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中国的崛起已成为当前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在“求是”中“求道”，不仅在于总结过往的经验，更要积极探究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问题之“是”，并找到解决问题之“道”。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将会面临一系列挑战，诸如中等收入陷阱、不利的人口结构、腐败以及与邻国的潜在战争等[15]35。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凸显的组织与制度优势，在过往的治国理政历程中已经得到充分彰显，为此中国完全有自信迎接未来的不确定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对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保持警醒。

(一)反腐败任务仍然艰巨

亨廷顿曾判断：“在那些缺乏有效政党的国家里，在那些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团利益或是宗族利益占优势的社会里，腐化最盛行……党派组织的弱点就是腐化的机会。”[11]54因此，拥有稳定的政治权威，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是中国经济崛起、政治社会稳定的宝贵经验，而且稳定的政治体制与持续有力的政党建设，对于降低腐败发生大有裨益。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党员人数已突破9 500万。建党百年来，以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概、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精神，励精图治、砥砺前行，取得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作为一个百年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真正做到居安思危、拒腐防变，不仅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高要求，对于反腐败制度体系的设计也要更加严密高效。十八大以来，党不断强化政党制度建设，严格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提到反腐败的最新成果，如最高法审结贪污贿赂案件2.2万件、2.6万人，追逃涉案金额11.5亿元，检察机关受理移送职务犯罪1.9万余人。这充分证明了从严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取得重大成效。然而赫然的数据也显示出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党仍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加强政党制度建设，继续完善各项党内法规和监督制度，深入推进党风廉政思想和法制教育，防微杜渐，户枢不蠹，保持中共党员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这不仅关系着党自身的前途和命运，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二)贫富差距拉大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积极务实的态度致力于解决财富短缺与人口数量众多之间的矛盾，努力探寻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制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关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先富带动共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度设计，极大地激活了经济主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然而与之相关的问题也接踵而来，最为突出的就是收入差距拉大，不仅表现为不同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也表现为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如图3所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小于城镇居民，原本存在的差距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显著增长而不断拉大。

图3 2012—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究其原因，不难看出，对于迈向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会十分突出。因为经济迅速增长的受益者往往是社会中的少部分人。迅速增长也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的幅度远超工资增长，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逐渐严重。与此同时，快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总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城乡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城市的繁荣与发达与乡村的保守与落后形成鲜明对比。由于科技化、信息化、商业化的迅猛发展，城市的生活水平往往优于乡村，受教育机会、文化的开放程度更是显著超越乡村。对于向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中国而言，无法避免地要经历经济不平等、城乡差距拉大的阵痛期，然而党通过实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医保城乡全覆盖等积极的政策干预，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与机会平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十四五”时期，将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和再分配体制，着力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三)人口结构压力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已达到14.1亿，与2019年相比，增加了7 206万人。过去的十年，我国人口年增长率为0.53%，低于上一个十年，主要原因在于育龄妇女人口的下降，也与人们生育年龄推迟有关。晚婚晚育、少子化是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巨大的人口结构压力，一方面劳动人口逐年递减，另一方面二胎政策的积极影响还未显现出来。如图4所示，2012—2019年8年间15～64岁人口比重下降，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二胎政策实施并未带来未成年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甚至2019年小幅回落。有学者担忧，人口结构的不利因素，将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影响[15]36。

图4 2012—2019年人口年龄比重

近几年，我国相继推出重大人口政策，“十三五”“十四五”都将人口问题视为重中之重。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站在历史的节点，机遇和挑战并存，面对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我们确实面临人口长期持续发展的压力。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人口数量多对发展制造业、刺激消费具有显著优势，极大地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因此老龄化对人口红利的确具有不利影响。当前，应对人口结构压力，面临着城乡人口结构比重、性别比例、受教育结构、老龄化等多方面的挑战。已有部分专家提出养老并轨、延迟退休等缓解劳动力不足、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挑战的解决办法。2020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亿，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上升，对我国的产业升级、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有巨大推动作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高科技产业升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人口结构压力下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2015年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某种程度上对于新增人口数量、改善人口结构产生了积极影响。当然，关于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观察期。

四、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积极探究国家治理之“是”，无论是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其独一无二的优势所彰显出的治国能力，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从管理到治理思维的转变；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曲折探索，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胆实践，都充分说明党始终秉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态度，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道路。总结党治国理政的成功之“道”，在于一套稳定的政治体系架构、坚定的人民立场，以点带面、稳中有变、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经验与学理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在“求是”中“求道”，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赋予了人民坚定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勇气和信念。新时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传统与非传统风险相互交织，中国共产党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考验。从党的成立及发展历史来看，风险与挑战并不可怕，党所具有的政党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治理优势，有能力战胜任何困难与挫折。只要党遵循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把握基本国情和认清发展大势，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就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