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报《白云小说》诗学观述论

金 华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重庆 400067)

李奎报(1168—1241)，初名仁氐，字春卿，号白云居士，朝鲜高丽时期诗人，著有《白云小说》《东国李相国集》《东国李相国后集》等。《白云小说》[1]是李奎报所撰诗话集，它虽然用了小说的名称，但其内容更像是诗歌品评或诗歌随笔。当然，作为古代小说前身的稗官文学的一种，它也是探究“小说”语源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资料。李奎报《白云小说》的诗学观可从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三方面予以阐释。

一、创作论

(一)诗之意气与辞采

诗话云：夫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缀辞次之。意亦以气为主，由气之优劣，乃有深浅耳。然气本乎天，不可学得。故气之劣者，以雕文为工，未尝以意为先也，盖雕镂其文，丹青其句，信丽矣。然其中无含蓄深厚之意，则初若可玩，至再嚼则味已穷矣。虽然，自先押韵，似若妨意，则改之可也。唯于和人之诗也，若有险韵，则先思韵之所安，然后措意也。句有难于对者，沉吟良久，不能易得，即割弃不惜，宜也。方其构思，思若深僻则陷，陷则著，著则迷，迷则有所执而不通也。唯其出入往来，变化自在，而达于圆熟也。或有以后句救前句之弊，以一字助一句之安，此不可不思也。

这则诗话涉及诗歌创作论。李奎报在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主张“诗以意为主”“意以气为主”“缀辞次之”。诗歌创作立意、意趣最难。而“意”又源于“气”，气有高下优劣之分，即每个人有自己的先天之气。“气本乎天”，气源于主观个性、有先天个人差异，故不可学。低劣的文气论者，以雕文为工，过于注重辞采修饰，不能做到“以意为先”。这样的诗文，只能让人“至再嚼则味已穷矣”。

在这则诗话中，李奎报还探讨了艺术构思心理问题，亦是重要的创作心理诗论。他主要围绕押韵、措意、对句难等，提出诗人创作没有灵感时应果断放弃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艺术构思要注意避免偏于深僻，否则沦入“陷”“迷”等窠臼，造成艺术构思不能通达、通透。其中所言“出入往来，变化自在，而达于圆熟”则涉及艺术构思的出与入，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亦有“入乎其内，出乎其中”的观点。艺术构思出与入的关系是辩证的，既要认真钻研、精心构思，同时也要能摆脱单纯的构思状态，跳出苦思，做到出入自如。

(二)文章华国

诗话云：至崔致远入唐登第，以文章名动海内。有诗一联曰：“昆仑东走五山碧，星宿北流一水黄。”同年顾云曰：“此句即一舆地志也。”盖中国之五岳皆祖于昆仑山，黄河发源于星宿海，故云。其题润州慈和寺一句云：“画角声中朝暮浪，青山影里古今人。”学士朴仁范题泾州龙朔寺诗云：“灯撼荧光明鸟道，梯回虹影落岩扃。”参政朴寅亮题泗州龟山寺诗云：“门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棋白日闲。”我东之以诗鸣于中国，自三子始，文章之华国有如是夫！

李奎报在诗文功能和地位上,主张“文章华国”。这则诗话提出三韩自夏时始通中国，而古高丽文献却少有记载。直至崔致远、朴仁范、朴寅亮三人作诗方使得高丽文人诗显名于大唐。李奎报之所以感慨“文章之华国有如是夫”，是因为他认为诗文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可以显耀、彰显一国之气势、威名。“文章华国”的观念实际上涉及文学的政治价值和舆论宣传功能。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强调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重要性，李奎报诗话隐含了这样的思想，颇有政治前瞻性。

(三)寓兴触物

诗话云：余于中秋泛舟龙浦，过洛东江，泊犬滩。时夜深月明，迅湍激石，青山蘸波，水极清澈，跳鱼走蟹俯可数也。倚舡长啸，肌发清快，洒然有蓬瀛之想。江上有龙源寺，僧出迎相对略话……遇兴率吟，亦未知中于格律也。

李奎报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主张遇兴率吟、寓兴触物,写“造物心”,推崇诗文与作者人格形象的高度统一。他追求“率然自作”，尝记其创作体会：“尝过主史浦，明月出岭，晃映沙渚，意思殊潇洒，放辔不驱，前望沧海，沉吟良久，驭者怪之。得诗一首云：‘一春三过此江头，王事何曾怨未休。万里壮潘奔白马，千年老木卧苍纠。海风吹落蛮村笛，沙月来迎浦谷舟。拥去骢童应怪我，每逢佳景立迟留。’余初不思为诗，不觉率然自作也。” 类似的诗话条目还有“夜泊元兴寺前赋诗”“过主史浦赋诗”等。

(四)病诗与诗病

诗话云：余本嗜诗，虽宿负也，至于病中尤酷好，倍于平日，亦不知所以。每寓兴触物，无日不吟，欲罢不得，因谓曰：“此亦病也。”曾著《诗癖篇》以见志，盖自伤也。又每食不过数匙，唯饮酒而已，常以此为患。及见《白乐天后集》之老境所著，则多是病中所作，饮酒亦然。其一诗略云：“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酬梦得》诗云：“昏昏布衾底，病醉睡相和。”诗云：“药消日晏三匙食。”其余亦仿此。余然后颇自宽之曰：“非独余也，古人亦尔。此皆宿负所致，无可奈何矣。”白公病暇满一百日解绶，余于某日将乞退，计病暇一百有十日，其不期相类如此，但所欠者，樊素、小蛮耳。然二妾亦于公年六十八皆见放，则何与于此时哉！噫！才名德望虽不及白公远矣，其于老境病中之事，往往多有类余者。

从这则诗话可以看出，李奎报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深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影响。李奎报自称：“老境忘怀履坦夷，乐天可作我之师。虽然未及才超世，偶尔相侔病嗜诗。较得当年身退日，类余今岁乞骸时。”李奎报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涉病诗”类型与“诗病”说诗论，即诗人在生病的状态下，反而诗歌创作更多，“至于病中尤酷好，倍于平日”。诗人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反而会呈现出一种病理性的诗歌创作的高产亢奋状态。唐代涉病诗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医学、疾病和身体资料,虽有夸张色彩,但多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之上[2]。诗人作为医疗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体验者与参与者,其对疾病、医药和治疗等概念的认知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可反映整个时代的医学观念。他们借病抒情、以诗言志,将审视自身病痛的目光延伸至整个社会,以此影射国家命运。唐代涉病诗可分为叙述自身病痛、亲友互相慰问、咏外物而自喻和悲悯他人之痛四种,且不同时段、不同阶层、不同地域诗人的疾病表达都不尽相同、各具特色。每首涉病诗都有其创作的特定情境,每种疾病也都有其滋生的特定背景。杜甫是唐代涉病诗诗人群体的代表,白居易涉病诗也颇多。

诗话云：人有言诗病者，在所可喜。所言可则从之，否则在吾意耳，何必恶闻如人君拒谏，终不知其过耶？ 凡诗成，反复视之，略不以己之所著观之，如见他人及平生深嫉者之诗，好觅其疵失，犹不知之，方可行之也。

李奎报提出“诗病”论，强调对诗歌批评持开放辩证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强调对诗歌的修改，以提高诗歌的艺术质量。李奎报的“诗病”论带有宋代诗话的痕迹。宋代诗人论诗亦常阐释诗病。苏辙著有《诗病五事》[3]，主要涉及诗经《大雅·绵》，汉代刘邦《大风歌》，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郊，宋代王安石等作家作品，以《诗经》为标准扬杜甫，贬李白、白居易、孟郊等。《诗病五事》的诗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义理”诗歌本质论，认为诗是人格精神的体现，高标“义理”；诗歌功能论，认为诗歌要有道德功能，诗歌的更高标准是“闻道”；章法结构论，提倡“语断意连”，重视叙述脉络的安排。《诗病五事》充分论述了“气”在文学中的表现，即“文势”“脉理”“波澜”构成诗歌的节奏和艺术风貌。

(五)知诗

诗话云：余昔读梅圣俞诗，私心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茧弱，内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知梅诗然后可为知诗者也。但古人以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为警策，余未识佳处。徐凝《瀑布》诗“一条界破青山色”则余拟其佳句，然东坡以为恶诗。由此观之，余辈之知诗，其不及古人远矣。

这则诗话记录李奎报往昔轻漫梅尧臣诗歌，多年后再读方觉其好，“外若茧弱，内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李奎报认为梅尧臣的诗歌看似茧弱、实则内在蕴含风骨、韵致，提出只有真正理解梅尧臣诗才能称得上“知诗”。李奎报又说不懂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之好，不解徐凝《瀑布》诗“一条界破青山色”之恶，感叹自己“知诗，其不及古人远矣”；又学陶渊明之诗，终不得其神韵。李奎报认为写诗学诗要知诗，要真正懂诗，要向前代圣贤学习，抓住诗人经典的真正精髓，只有知诗后方能学诗、写诗。

二、作品论

(一)警语

诗话云：俗传学士郑知常尝肄业山寺。一日夜月明，独坐梵阁，忽闻咏诗声曰：“僧看疑有刹，鹤见恨无松。”以为鬼物所告。后入试院，考官以《夏云多奇峰》为题而押“峰”韵。知常忽忆此句，乃续成书呈，其诗曰：“白日当天中，浮云自作峰。僧看疑有刹，鹤见恨无松。电影樵童斧，雷声隐寺钟。谁云山不动，飞去夕阳风。”考官至颔联，极称警语，遂置之嵬级云。

李奎报结合高丽时期诗人郑知常的汉诗，提出诗歌创作和欣赏的警语问题。中国古代诗话称警语又为警策、警句。宋代诗话尤其喜欢探讨警策，即诗要有惊人句。李奎报《白云小说》记载郑知常的警句创作逸事，强调“僧看疑有刹，鹤见恨无松”这样的警句创作难得，假托“以为鬼物所告”。当然，这也涉及诗歌创作的灵感现象。

(二)诗言物之体与用

诗话云：《诗话》载李山甫览汉史诗曰“王莽弄来曾半没，曹公将去便平沈。”余意谓此可句也。有高英秀者讥之曰：“是‘破舡诗’也”。余意凡诗言物之体，有不言其体而直言其用者。山甫之寓意，殆必以汉为之舡而直言其用曰“半没”“平沈”。若其时山甫在而言曰：“汝以吾诗为‘破舡诗’， 然也。余以汉拟之舡而言之也，而善乎子之能知也。”则为英秀者何辞以答之也？《诗话》亦以英秀为恶喙薄徒，则未必用其言也。

李奎报在这则诗话中提出“诗言物有不言其体而直言其用者”，认为诗歌用事写物可以不言其体直言其用、大量使用借代词。使用借代词的习气中国古代文人早已有之，但在宋人那里变化更多，且更有理论上的自觉。这在苏轼、黄庭坚等的诗话中常见。宋代诗人，尤其是苏、黄和江西诗派，注重对禅宗典籍的参究，直接把禅的阐释方式转化为诗的表达技巧。惠洪总结作诗经验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惠洪总结的诗法在宋人中很有市场。江西诗派的吕本中也表述过相近的意思:“‘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不说作赋，而说雕虫；不说寄书，而说烹鲤；不说疾病，而云沉绵。‘ 颂椒添讽咏，禁火卜欢娱’，不说节岁，但云颂椒；不说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这种“言其用而不言其名”的诗法，在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诗中可找出很多例子。

宋人这种作诗习气与当时禅门宗风如出一辙。苏轼就曾指出:“僧谓酒‘般若汤’，谓鱼‘水梭花’，谓鸡‘钻篱菜’，竟无所益，但自欺而已。”尽管僧人是出于对佛教戒律的忌讳，但其语言技巧却是标准的“言其用不言其名”，与诗人的借代词并无二致。司马光曾有感于当时的状况:“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之者怅怅然，益入于迷妄。”[4]这种情况在江西诗派中同样存在。陈师道云“险韵瘦词费讨论”，任渊注“《晋语》曰:‘有秦客度辞于朝。’注云:‘度，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可见，宋诗中隐语的“踵事加厉”，是与同时代禅门隐语玄言的流行分不开的[5]。

(三)诗有九不宜体

诗话云：诗有九不宜体，是余之所深思而自得之者也。一篇内多用古人之名，是“载鬼盈车体”也。攘取古人之意，善盗犹不可，盗亦不善，是“拙盗易擒体”也。押强韵无根据，是“挽弩不胜体”也。不揆其才，押韵过差，是“饮酒过量体”也。好用险字，使人易惑，是“设坑导盲体”也。语未顺而勉引用之，是“强人从己体”也。多用常语，是“村父会谈体”也。好犯丘、轲，是“凌犯尊贵体”也。词荒不删，是“良莠满田体”也。能免此不宜体格，而后可与言诗矣。

这则诗话是李奎报重要的诗歌创作论。他提出“诗有九不宜体”，即“载鬼盈车体”“拙盗易擒体”“挽弩不胜体”“饮酒过量体”“设坑导盲体”“强人从己体”“村父会谈体”“凌犯尊贵体”“良莠满田体”等九种诗文之陋习。“诗有九不宜体”涉及诗歌创作的人名使用、攘取古人之意、押强韵、押韵过差、好用险字、语未顺、多用常语、好犯丘轲、词荒不删等多种诗歌创作技巧手法的不当和错误。“诗有九不宜体”与李奎报的诗病说是一脉相承的。

(四)诗备众体与自成一家

诗话云：纯用清苦为体，山人之格也。全以妍丽装篇，宫掖之格也。唯能杂用清警、雄豪、妍丽、平淡，然后体格备，而人不以一体名之也。

这则诗话在诗体意识上,主张兼采众体、不拘一格而自成一家，提出诗歌风格要多元统一，不能仅用一种文体、受限于一种风格。单用清苦、妍丽等风格不好，只有综合使用清警、雄豪、妍丽、平淡各体，杂取诸家之长，才可以“体格备”。这样的诗论已经涉及后世诗的理想创作方法。正如席勒提出要将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相结合一样，文学创作只有追求多种创作方法和多样风格的融合，才能自成一家。

三、接受论

(一)崇尚古意，反对雕琢

诗话云：我东方自殷太师东征，文献始起，而中间作者世远不可闻。《尧山堂外纪》记乙支文德事，且载其有《遗隋将于仲文》五言四句，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髙，知足愿云止。” 句法奇古，无绮丽雕饰之习，岂后世萎靡者所可企及哉？按乙支文德，高句丽大臣也。

这则诗话记载了《遗隋将于仲文》五言四句，评价其句法奇古，无绮丽雕饰之习。李奎报论诗喜欢崇尚古意、类似唐代韩愈的诗风，反对一味雕琢绮丽的诗风，批评空无内容的绮靡之文。

(二)新罗真德女主《太平诗》高古雄浑

诗话云：新罗真德女主《太平诗》，载于《唐诗类纪》，其诗高古雄浑，比始唐诸作不相上下。是时东方文风未盛，乙支文德一绝外无闻焉，而女主乃尔，亦奇矣。诗曰：“大唐开鸿业，嵬嵬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偕日月，抚运迈时康。幡旗既赫赫，钲鼓何煌煌。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和风凝宇宙，遐迩竞呈祥。四时调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用忠良。五三成一德，昭载皇家唐。”

所谓高古指高雅古朴。《宋史·种放传》：“尝因观书赋诗，上曰：‘放体格高古。’”中国古代论诗，认为杜甫的诗歌具有高古的风格。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杜甫诗歌高古风格在于别具匠心地运用俗语、民谣等,这种语言很好地契合了诗人充沛的思想感情与气韵[6]。所谓雄浑是一种文学风格、审美风格。雄浑风格指思想情感境界上具有一种开阔大气、包容一切的特质，具体内涵则有儒家的雄浑与道家的雄浑之别。《新唐书·文艺传序》：“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这里的雄浑指雄健浑厚，即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或者“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等义。这则诗话提出新罗真德女主的《太平诗》具有高古雄浑的审美风格，可以与中国盛唐诗歌相媲美。李奎报引用中国传统诗话审美范畴评价新罗真德女主的《太平诗》，并结合帝王御制诗的内容特点，认为新罗真德女主的《太平诗》风格上更偏于儒家意义上的高古雄浑之美。

(三)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

诗话云：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其所著《琵琶行》一首载于《唐音·遗响》，而录以无名氏。后之疑信未定，或以“洞庭月落孤云归”之句，证为致远之作，然亦未可以此为断案。如《黄巢檄》一篇虽不载于史籍，巢读至“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不觉下床而屈。如非泣鬼惊风之手何能至此！然其诗不甚高，岂其入中国，在于晚唐后故欤？

《唐音》是元代杨士宏编纂的唐代诗歌总集。始自元统三年(1335)，成于至正四年(1344)，“积十年之力而成，去取颇为不苟”(《四库全书总目》)。全书15卷，分为“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共收唐诗1341首。因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所以不收李、杜、韩三家诗。在《全唐诗》卷七百八十五，可以看到无名氏的这首《琵琶行》：“粉胸绣臆谁家女，香拨星星共春语。七盘岭上走鸾铃，十二峰头弄云雨。千悲万恨四五弦，弦中甲马声骈阗。山僧扑破琉璃钵，壮士击折珊瑚鞭。珊瑚鞭折声交戛，玉盘倾泻珍珠滑。海神驱趁夜涛回，江娥蹙踏春冰裂。满座红妆尽泪垂，望乡之客不胜悲。曲终调绝忽飞去，洞庭月落孤云归。”这是一篇描写琵琶弹奏艺术的杰作，有论者认为，崔致远《琵琶行》受了白居易的同题诗《琵琶行》的影响，二者关系匪浅[7]。

这则诗话记载高丽诗人崔致远《琵琶行》一诗收录于《唐音》一事，佐证了高丽诗人在唐代与中国交往的事实，具有重要意义。但诗话指出单凭“洞庭月落孤云归”之句判断《琵琶行》为崔志远所作，难以定论，因为佚文校勘需要多方求证。这则诗话见出李奎报对诗文校勘的严谨态度。宋代诗话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唐诗学，包括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文的批评，李奎报的诗话《白云小说》与宋代唐诗学关系颇为紧密。

诗话云：按《唐书·艺文志》载崔致远《四六》一卷，又刊《桂苑笔耕》十卷。余未尝不嘉其中国之广荡无外，不以外国人为之轻重，而既载于史，又令文集行于世。然于《文艺列传》不为致远特立其传，余未知其意也。若以为其事迹不足以立传，则致远十二渡海入唐游学，一举中甲科及第，遂为高骈从事，檄黄巢，黄巢气沮，后官至道统巡官侍御史。及将还本国也，同年顾云赠《儒仙歌》，其一句曰“十二乘舡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奈何于《文艺》，独不为致远立其传耶？余以私意揣之，古之人于文章不得不嫌忌，况致远以外国孤踪入中朝，躏踏当时名辈，若立传，直其笔，恐涉其嫌，故略之欤？是余所未知者也。

这则诗话，李奎报对崔致远不能在《文艺列传》立传颇为不平，认为其事迹载于史、文集行于世，没有任何理由不能立传。估计因为崔致远作为高丽人来唐以后名声过盛，使得当时文人面子大跌，立传之人为了避嫌，故意忽略了崔致远。从有唐文学史看，崔致远的文学地位虽有名声，但也未能“躏踏当时名辈”。李奎报为宣传高丽诗人，难免有推崇过誉之嫌。

(四)高丽诗人吴德全诗风“遒迈劲俊”

诗话云：濮阳吴世才德全，为诗遒迈劲俊，其诗之脍炙人口者不为不多，而未见其能押强韵。及登北山欲题戟岩，使人呼韵，其人故以险韵呼之。……先辈有以文名世者七人，自以为一时豪俊，遂相与为七贤，盖慕晋之七贤也。每相会饮酒赋诗，旁若无人，世多讥之。时余年方十九，吴世才德全许为忘年友，每携诣其会。其后德全游东都，余复诣其会，李清卿目余曰：“子之德全，东游不返，子可补耶？”余立应曰：“七贤岂朝廷官爵而补其缺耶？未闻嵇、阮之后有承乏者。”阖坐皆大笑。又使之赋诗，占“春”“人”二字，余立成口号曰：“荣参竹下会，快倒瓮中春。未识七贤内，谁为钻核人？”一座颇有愠色，即傲然大醉而出。余少狂如此，世人皆目以为狂客也。

这则诗话评价高丽诗人吴世才德全，认为其诗风遒迈劲俊，擅长押强韵。同时批评高丽诗人无耻自我夸耀，“相与为七贤，盖慕晋之七贤也”。李奎报批评这些文人沽名钓誉，展现了自身俊洁独立的人格。

(五)高丽诗歌传入中国获赞赏

诗话云：余昔登第之年，尝与同年游通济寺。余及四五人佯落后徐行，聊鞍唱和，以首唱者韵，各赋四韵诗。此既路上口唱，非有所笔，而亦直以为诗人常语，便不复记之也。其后再闻有人传云，此诗流入中国，大为士大夫所赏。其人唯诵一句云：“蹇驴影里碧山暮，断雁声中红树秋。”此句尤其所爱者。余闻之，亦未之信也。后复有人能记一句云：“独鹤何归天杳杳，行人不尽路悠悠。”其首、落句则皆所不知也。余虽未聪明，亦不甚椎钝者也。岂其时率尔而作，略不置意而偶忘之耶？昨者欧阳伯虎访余，有座客言及此诗，因问之曰：“相国此诗传播大国，信乎？”欧遽对曰：“不唯传播，皆作画簇看之。”客稍疑之。欧曰：“若尔，余明年还国，可斋其书及此诗全本来以示也。”噫！果若此言，则此实非分之言，非所敢当也。次前所作绝句赠欧曰：“惭愧区区一首诗，一观犹足又图为？虽知中国曾无外，无乃明公或有欺。”

这则诗话记载李奎报与朋友游通济寺，随意和韵作诗，因是游戏之作，没有正式文字记录。后来听闻所作诗句竟然传入中国，只言片语为当时士大夫欣赏。诗话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的自得与骄傲。这也显现出《白云小说》作为高丽时期韩国诗话，极力为高丽诗人进行宣传褒扬的诗歌批评特点，展现出《白云小说》作为诗话的民族性特征。

总之，李奎报的《白云小说》作为诗话，记录了其诗歌评论和创作的情形，在只言片语间体现出他的诗学观。总体上，李奎报的《白云小说》诗话理论性不强、特色不太明显，更多是高丽文人事迹的辑录，具有幽默风趣的叙事特点，这也导致这部以“小说”命名的“诗话”在后世更多地被视为古代高丽稗官文学——小说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