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时代的基础教育出版： 挑战、机遇与发展进路

陈兰枝?范军

【摘要】“双减”政策以倡导素质教育、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价值旨归，使教育出版在选题结构、市场环境优化、融合转型及服务创新等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教育出版仍以纸质出版为主，整体品质不高，融合转型相对滞后。要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教育出版机构要树立“大教育”出版观，强化精品出版意识和跨界合作理念，通过科技赋能，加快纸数融合进程，提高出版质量，实现从“短线单向内容提供商”到“长线闭环服务提供商”的转变。

【关  键  词】双减;基础教育出版;融合出版;创新服务

【作者单位】陈兰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07.006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双减”是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重要政策[1]，不仅为基础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还将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方式和家长教育观念的深刻转变。

教育出版与学习、教育和培训紧密相关，“双减”政策对教育出版的影响必将巨大而又深远。“双减”政策主要关涉基础教育，本文所指教育出版主要为与基础教育相关的出版。进入教育信息化2.0时代，“双减”政策的实施短期内会让教育出版面临诸多挑战，但从长远看可加快教育出版融合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为教育出版创造新的时代发展契机。教育出版机构要更新出版理念，深入研究“双减”时代基础教育的改革方向，抓住机遇，探寻新的发展进路。

一、“双减”背景下教育出版面临的挑战

1.常规教辅需求减少，面临教培转战教辅的冲击

“双减”政策出台后，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有所缓解，占据教育出版半壁江山的教辅出版却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学段上看，幼小衔接以及小学教辅萎缩显著，初中次之，高中相对较小。从品类上看，纯练习类教辅总量需求有所下降，同步讲解以及讲练结合类教辅次之，中高考备考類考辅基本不受影响。渠道方面，政府采购的目录教辅小幅削减，文教图书进校园政策限制加大，学校教师选用或推荐教辅的主动性降低，行为更加谨慎。此外，“双减”后，基础教育校外学科培训遭受严重打击，由教培机构与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的学员定制类教辅出现断崖式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双减”后教培行业剧烈激荡，教研实力雄厚的教培机构已快速转向素质教育培训和教辅出版赛道。实际上，“双减”前，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教培机构已开始尝试为学员定制纸质教辅，并逐步推向市场。据统计，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三大互联网教育巨头的电商渠道铺设不足3年，教辅销售额已近13亿元，实力不容小觑[2]。学而思推出的教辅涉及学前、幼小衔接、小初高同步以及中高考备考等品类，品种数超过500种，其中，“摩比爱数学”“学而思秘籍”等系列在天猫、京东、当当位列前5名，累计销量高达470.6 万册[2]。“双减”后，教培机构还将加大在教辅出版领域布局的力度。例如，学而思与现代教育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高途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教辅出版合作将进一步深入。与传统教育出版机构相比，教培机构通过线下培训和线上的海量搜题数据，对中小学的常考点、易错点、难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体系化梳理和整合，其教辅实用性更强。如果说两三年前，这些教培机构拥有研发能力、资金实力，对教辅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双减”后，在传统纸质教辅赛道，互联网思维更强的教培机构无疑会对教辅出版构成更大的挑战。

2.融合出版转型滞后，面临技术公司涉足数字教育内容服务的挑战

2015年出版行业启动融合出版转型以来，大部分教育出版机构，尤其是大型教育出版集团都在融合出版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由于数字教育资源和应用系统标准化建设滞后，加之技术、资金、人才投入和整合不足，目前绝大多数教育出版机构的数字教育资源库和线上教育平台建设都较为落后，数字出版项目推广的成效也不理想。相较于报刊，基础教育出版仍然以纸质化的传统出版为主，纸数融合的出版格局尚未形成。

“双减”政策出台前，教培机构忙于K12培训扩张，教育出版机构则抱着教育政策保护的期望，缺少融合转型动力，而技术优势突出的科大讯飞、希沃、鸿合等教育技术商，正从硬件（阅卷扫描仪、电子白板等）配备逐步转向教育软件提供和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以希沃课堂、智学网为代表的教育软件平台较好地满足了教师备课教学、学生智慧学习以及学校考试组织等需求。目前，科大讯飞正以“教学质量测评检测中心”的名义入驻学校，通过阅卷平台充分采集学校日常作业和考试数据，为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个性化、分层化作业，数字题库以及区域教学质量测评等精准服务。2021年上半年，科大讯飞教育产品和服务业务营收增长31.48%，主要源于其教育数字业务拓展[3]。深耕智慧教育赛道十余年的教育科技企业，有望率先受益于“双减”政策驱动，在教育软件操作系统和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方面抢占先机，这将对融合出版转型相对滞后的教育出版机构带来不小的冲击。

3.基础教育出版品质不高，难以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为推进政策落地，中小学教师和教研人员正深入开展课堂教学、作业、课后服务和考试命题等研究，探寻可行路径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作为承载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的重要媒介和桥梁，当前基础教育出版质量良莠不齐，短期内难以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中小学教材一直是教育出版的主要构成板块，但相比精品化的纸质内容，教材出版在微课、数字题库、AR/ VR及AI教育场景等数字化资源配套方面仍存在不足。在教辅板块，简单拼凑、试题汇编式的教辅大量存在，质量不高，且同质化严重，更缺少分层化设计。少儿图书在零售市场占比最大、增速最快，却存在优秀科普类图书稀缺、文学类图书同质化严重、原创作品缺乏、版权引进图书市场占有率过高、低俗化图书充斥市场等问题[4]。例如，当前我国原创的科普图书少，品质也不高，而引进版科普图书无论是插图、装帧、开本设计、介绍科学原理的方式，还是多媒体资源配备、互联网链接方式等都比国内图书略胜一筹。随着我国一零后学生家长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双减”后高品质课外读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如果国内少儿读物品质不能提升，该品类图书市场将进一步被引进版产品挤占。

二、 “双减”政策为教育出版带来的发展机遇

1.推动教辅精品化出版，抑制教辅销售的恶性竞争

“双减”政策出台前，部分“目录教辅”通过采购进入学校，但因内容陈旧、版式呆板、难易度把握不当而被束之高阁。一线教师不得不推荐家长购买其他教辅，但零散购买价格较高，耗费家长的精力和财力。同时，部分民营教辅质量低劣，却通过高定价、低折扣等营销手段进入学校，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双减”后，只有品质精良、能真正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教辅才能得到学校和家长的青睐，而教辅领域高定价、低折扣的恶性竞争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公平、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助于教育出版机构树立精品意识，精耕细作，走精品化的出版道路。教育出版机构只要进一步提高教辅质量，同时加大营销力度，“双减”后仍有望在这一赛道继续保持优势并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2.素质教育、家庭教育与教师教育出版迎来新发展机遇

“双减”政策的出台，增加了学生的闲暇时光和选择机会，但也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提出了挑战。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20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达到1.56亿人，学校21.08万所，教师1029.49万人，这背后还有家长约3亿人。2021年10月，我国首部家庭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双减”背景下，该项法律实际也肩负着推进“双减”的重任。“双减”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从严监管校外培训机构，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又要家长更新教育观念，促进孩子全面发展。这也给素质教育、家庭教育以及教师教育出版带了机会。

素质教育出版方面，绘本、文学、科普以及美术、音乐乃至书法、思维培养等高质量的纸数融合图书和相关服务需求将大幅增加。家庭教育方面，校外学科培训陡然停滞，家长迫切需要习得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并获得个性化的指导，与之相关的优质图书、网络社群、线上课程等也将获得较大发展空间。教师教育方面，能助力一线教师提升课堂教学、作业设计、考试研究、课后服务和家校沟通等能力的选题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些需求为教育出版机构打造畅销、常销教育产品，拓展相关服务提供了机会，有助于教育出版减轻对修订频繁、退货率较高的纸质教辅产品的依赖。

3.推动数字教育内容生产，加快教育出版融合转型

“双减”遏制了教培行业的资本逐利和无序发展，但同时要求中小学校做加法，变革教育教学方式，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互联网+”时代，学校推进“双减”政策落地需要“支持教师备授课、网络教研、在线教学的学科教学软件”和高品质的数字教育内容资源来保障。到2020年，我国教育信息化投入超过4200亿元[5]，已基本解决中小学校硬件配置问题。但能通过大数据、AR/ VR等新技术支持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和校园管理等需求的软件尤为稀缺，能与之匹配的数字教育资源库建设更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双减”政策明确指出，各级教育部门“要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同时向学生提供“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这无疑向教育内容提供商释放了优质数字教育内容采购的信号。

目前，拥有一定数字教育内容的在线教育平台和渠道商各自为战，因此系统化、个性化、专题化的优质基础教育数字内容资源开发和建设尚处于蓝海阶段。传统教育出版机构手握精良的教材教辅内容，同时在素质教育、教师教育产品优化升级和创新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只要加大数字化的步伐，推进融合出版转型，至少可以作为数字教育内容提供商抓住教育内容资源采购的政策红利[6]。

4.为教育出版创新服务方式提供契机

“双减”政策的推行为教育融合出版转型按下加速键，同时也给教育出版机构创新服务方式创造了契机。一方面，“双减”后，中小学校需要革新学校管理方式，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我国中小学学校数量庞大，层次不一，各校软硬件配置、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也各不相同，因此发展需求呈现个性化、分层化特征。另一方面，“双减”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却加大了家长的教育责任，家长通过各种媒介和方式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的愿望较为迫切。

相比其他行業，教育出版深耕教育领域数十年，其核心竞争力除了精良的教育内容，还有在内容策划、编辑加工过程中积累的作者和教育专家资源及学校资源。教育出版机构可以整合这些优质资源，必要的时候联合各类教育科技公司和在线教育平台，提供学校发展规划制定、课后服务设计、教学质量测评、主题教师培训、家庭教育指导和咨询等多种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高品质的纸数融合出版物作为依托，教育出版机构从事相关教育服务具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

三、“双减”背景下教育出版的发展进路

1.形成“大教育”出版观，强化跨界合作出版理念

唯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当前传统教育出版机构首先要深入研究基础教育发展的规律，进一步转变出版观念。“双减”时代，基于“减负提质”的发展目标，基础教育出版受众——学生、教师、家长以及学校的需求将凸显多样化、个性化、系统化的特征。教育出版机构要形成面向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家长教育、教师教育的“大教育”出版观，以中小学生为中心，关联其背后庞大的家长、教师群体以及学校，将之看作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和整体，将“群体+系统”作为产品研发和服务的对象。

现代出版即媒介出版，教育出版机构要在“大教育”出版观指引下，增强跨界合作、协同发展的出版理念。“双减”后，除内容本身的素质教育导向外，基础教育发展对内容跨媒介呈现和传播的要求更高。媒介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不仅催生了多元化的出版技术和出版形式，也让出版的产业边界逐渐消弭[7]。“互联网+”时代是行业和平台大融合的时代，教育出版机构要主动跨界与软硬件开发商、技术商以及各种网络平台合作，提高教育产品和服务的适配程度，拓展发展的宽度、广度和深度。

2.调整选题结构和内容导向，提升教育出版质量

教育出版以服务教育发展为核心，教育政策一直引领教育出版的发展方向。要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基础教育出版要调整现有的选题结构和内容导向，提高现有产品质量，继续保持和提升在传统赛道的优势。

第一，教材出版要加大精品数字资源配套力度。为满足教师教学要求，教材数字资源应涵括数字课程、精品微课、课外阅读延伸、配套题库等内容，便于教师备课和教学。

第二，教辅调整选题类型与内容导向势在必行。整体上，教辅要以培养学生学科素养、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为导向，加大数字资源配套和服务的力度，通过纸数融合实现迭代升级。具体而言，同步讲解类教辅要渗透学法指导，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链接音频、AR/VR资源打造“第二课堂”，便于学生课外查漏补缺和家长辅导。练习类教辅要精简篇幅、设计分层选择模块，适当降低难度，增加新颖度，满足教师布置作业和学生个性化选择的需求。试卷要以考查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为目标，同时为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科学精准的教学诊断与质量测评服务。此外，练习及试卷类教辅要在答案中适当链接视频讲解，助力学生通过自主线上学习进一步提升学业成绩。

第三，“双减”后素质教育相关市场规模增长迅猛，教育出版机构要争取在前景广阔的素质教育市场中获得更大份额。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22年我国素质教育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5329.5亿元[8]。目前，受“双减”巨大冲击的教培机构已快速转战素质教育培训。如学而思素养中心开发的科学、编程、故事、口才、围棋等课程，就备受家长青睐。教育出版机构应抓住契机，以“培养学生兴趣、发展学生个性、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为宗旨，一方面，将现有素质教育选题做优做精，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策划开发或与素质教培机构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拓展亲子阅读、科普、思维训练类选题。

第四，出版机构要以“大教育出版”理念为指导，改变忽视家庭教育、轻视教师教育的出版思路，加大这两类选题的维护与开发力度。以教师教育选题拓展为例，江苏小学语文名师管建刚近年致力于“家常课改革”，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作业布置质量。福建教育出版社抓住机会，快速策划出版了其课改成果——《家常课十讲》，该书契合“双减”导向，理念新，实操性强，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9]。这样的选题拓展思路值得借鉴。“双减”前，家庭教育图书不乏爆款，但品类少，个案多，缺少普适性和操作性。当前，家庭教育出版内容上要侧重孩子习惯养成，学习辅导、陪读、亲子交流、家校沟通方法及技巧的介绍和引导，呈现更多案例，做到有分析、可借鉴、可操作。根据教师和家长的消费特点，这两类选题更适宜通过自媒体社群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互动，一方面促进纸质和电子版图书销售，另一方面通过直播课程等衍生服务拓展盈利渠道。

3.依托优质资源，通过科技赋能加速融合出版转型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出版融合转型加快步伐是大势所趋。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可以实现交互和测评功能的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进一步深入。这一方面，改变了数字教育出版内容资源的呈现方式和服务模式，另一方面，催生了承载多元教学资源的教学辅助硬件的多元发展[10]。在“双减”政策和教育信息化2.0的推动下，互联网数字技术将像重构其他行业一样，深刻改变传统教育出版。传统教育出版机构要在内容生产、传播营销渠道两方面发力，通过科技赋能，加快融合出版转型。

内容生产方面，教育出版要通过技术赋能，以纸数融合为基本思路。具体做法一是基于优质纸质内容加大音频、视频、FLASH动画以及VR/AR、数字题库等数字资源的配套;二是大力推进智能化、个性化的数字教育内容研发，做深、做精、做优数字化教育内容。“双减”时代，只有拥有精良的数字化教育内容，教育出版机构才能在线上教学、教师备课、网络教研资源的政府采购，以及教学辅助硬件商的内容配置等时代机遇中分得一杯羹。

传播与营销方面，在电商、微商以及直播带货等线上营销普及的时代，精良的纸数教育内容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用户精准传播才能获得收益。教育出版机构应以线下渠道为基础，围绕多元化的品牌纸数产品矩阵建构自媒体矩阵，建立细分学段的教师、家长乃至校长等网络社群，让客户在进入品牌社群后，变成系列产品的持续购买者，并主動跨圈层推荐，进一步扩大客户群体。当客户累积达到一定数量后，可将其进一步细分、激活、转化为特定的私域流量，这时教育出版机构还可以进行内容运营，通过知识付费模式获得收益[11]。如此便能实现内生性增长，以及产品的线上、线下融合传播与营销。

“互联网+”时代，媒介即信息，依托网络媒介技术，教育内容生产与传播也在走向融合。以作业帮、小猿题库、学科网、沪江网为代表的互联网教育平台通过在线搜题和学习功能积累了由学生、教师以及家长构成的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用户。同时，这些平台又基于用户上传的教育内容进行视频讲解、练习推送、错题归集、试题组卷等数字出版内容的生产、传播和销售，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这正是基于开放存取的数据库技术对教育出版生态的惊人再造，这也将是未来教育融合出版的方向之一。

4.创新服务，从“短线单向内容提供商”转变为“长线闭环服务提供商”

“双减”时代，学校教育阵地作用凸显，家庭教育地位提升，教育出版应提供基于“内容+学法指导+测评+练习推送”的“学习系统解决方案”和基于“纸数融合图书+数字内容资源+线上、线下培训+教育咨询”的教育闭环服务。这意味着教育出版要改变单向短线售卖内容的商业模式，向“内容+服务”的长线闭环服务商转型[12]。

课后服务是“双减”后教育出版创新服务方式，开展学校终端服务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凭借公信力和专业程度高的作者和专家资源，依托高品质的纸数融合教育内容，教育出版机构可以为中小学提供书香阅读、书法以及音体美等多种课后服务课程。此外，为推动学校落实“双减”政策，教育出版机构还可以围绕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价和教师教学、作业设计以及其他专业能力提升提供专家咨询、教育培训、教育指导、教研成果转化等新型服务，延伸出版产业链。

四、结语

教育出版兼具出版与教育功能，是基础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助力。“双减”政策的实施必将深刻影响教育出版的發展方向和格局，但总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只要教育出版机构坚持素质教育导向，加大融合出版转型力度，大胆跨界合作，潜心打造精品化的纸数融合型教育内容，不仅可以在传统赛道继续保持优势，还可以创新服务方式，步入增值提质的良性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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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大讯飞上半年营收63.19亿元，智慧教育营收增长31.48%[EB/OL]. （2021-08-24）[2022-02-21]. https：//3g.163.com/dy/article_cambrian/GI5K9RN905118NQ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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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炎龙，聂帅齐. 分化、跨界与融合：媒介变迁视域下出版理念变革三重进路[J]. 编辑之友，2020（8）：13-17.

[8]陈鹏，褚思佳. “双减”后，如何拥抱素质教育[N]. 光明日报，2021-09-06.

[9]周敏. 机会来了！“双减”下三类图书选题有拓展空间[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1-11-21.

[1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课题组. 2020—2021年中国数字出版年度发展报告（摘要）：“十三五”收官之年的中国数字出版[J]. 出版发行研究，2021（11）：35-40.

[11]王丹丹. 撬动教育类出版企业增长杠杆的VCR模型分析[J]. 出版发行研究，2021（11）：54-59.

[12]邵林. 融合背景下传统教育出版转型的发展策略研究[J]. 传媒观察，2020（2）：9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