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赤壁赋》中水与月的文学况味

苏轼《赤壁赋》形式通脱畅达、状物虚缈若仙且述理深挚无穷，三者共同架构起篇章中韵致横生的文学兴味与美感表达，并使其成为文赋这一文学形式最高成就的代表。水与月作为篇章中重要的描绘对象，不仅从外在形式上串联起整篇文本，亦于苏轼的抒怀与述理之中被赋予深刻的情感内涵与象征意味。对此，诸家多有论述：许凤军[1]、王金茂[2]分别对月与文、理、人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解读，用梳理表层文本的方式分析月的藝术功能，在横向将月纳入一连贯的解读体系中;郑坛建[3]在程翔与詹丹前期探索的基础上对月的哲理象征进行深度化发掘，其切入口径小，从纵向剖析了以月为主体之一的“水月之辩”的内涵，揭示出文本中二者所具备的杂糅庄佛的特质。可见，较之于对《赤壁赋》中水与月所内生哲学思想的深刻阐发，依托文本进行表层梳理的方式虽保障了体系整体的连贯流畅，但在深度开掘二者所具备的带有文本独特性的文学况味方面，仍有进一步探索之必要。

基于物象、意象、意境对《赤壁赋》进行解读，能够利用教学中的文学本位实践促进学习者包括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在内的整体化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首先，物象、意象、意境在语言的建构中呈现，不同的语言组织形式使三者具有不同的状貌气韵，营造出富于篇章特色的文学美感。通过运用物象、意象、意境三个概念，可以对《赤壁赋》中的字句段进行切入解读，并以之引导受教育者从语言建构与应用中鉴赏篇章所创造的审美风神。其次，物象、意象、意境是中国传统诗文评中所使用的经典语汇，可以将因长于写意、抒情、摹神而难以准确言传的古代文学的内涵形象化、所指明晰化，如敖陶孙即评价苏东坡为“本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4]，即用物象设喻之法对苏轼的总体文风进行说明。物象、意象、意境属于理性范畴，能够以具象说明的方式对《赤壁赋》进行分擘缕析，定向激发学生的理性感知能力，促进其思维从感性感悟跃升为理性感知。再次，物象、意象、意境三个范畴产生于中国文学从自觉到兴盛的历史语境之中，其内容凝结有鲜明的民族特质，历代批评家利用其对诗、赋、文等各类文学样式进行文艺评点与风格指明，并揭示出该文本对象的审美内核。三者的应用历程实质为古典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一条通贯的诗文评递承脉络，以之对《赤壁赋》进行文本诠释，可以对其中的人文淀积进行准确化的开掘，在传承中增强接受者对个性篇章特质与共性文化风色的理解。

物象水月：视阈联动中的文本串联

“语象是诗歌文本中提示和唤起具体心理表象的文字符号，是构成文本的基本素材。物象是语象的一种，特指由具体名物构成的语象。”[5]江水与明月均为《赤壁赋》中所集中描摹的名物，是篇章中的重要物象。在《赤壁赋》中，水与月两个物象在静态视阈与动态视阈、现实视阈与历史视阈、显性视阈与潜在视阈的联动中完成了文本从起首到结尾的串联。

按文本层次，《赤壁赋》可以段落为单位从总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自然段，即从“壬戌之秋”到“羽化而登仙”，该部分为写景部分，描写秋夜月空朗照、水天交接的赤壁泛舟之景;第二部分是第二、三、四自然段，即从“于是饮酒乐甚”到“而吾与之所共适”，该部分为文本的主体部分，主客问答具有鲜明赋体文学特色，闻乐、述疑、阐理共同成为该部分的构成要素;第三部分为第五自然段，即从“客喜而笑”到“不知东方之既白”，该处通过描写赤壁夜饮之主客尽欢，再次渲染与延展了文本中所描绘生发的物我偕一、逍遥齐物的人生境界。在第一部分中，水与月两个物象共同成为本文的描摹点，但状物之角度却有不同。该部分从波澜不兴的水面开始画面展开，强调水的静态存在。随后，月被置于画面之图景中心，诗中之月与东山之月分别于吟诵与初升的两处动态视阈之中得以依次呈现。两种物象所共具的要素，灵澈、空净、澄洁、皎明，在水月之间，即舟与人所处的水面空间上得以舒展式晕开。可见，此部分之水与月在分别于静态视阈与动态视阈的联动中生发出共性特征。第二部分承接上文，首先于水色与月光相交织的现实视阈内展开，在泛舟众人所吟唱的歌诗之中，盈透着无边清辉的千里江面被称之为空明，自然场景中二者的纯粹与明晰借助于诗篇得以突出显示。然而，笔锋随之一转，水与月开始从现实视阈转入历史视阈。黄州城西北江滨，下临滚滚江水，其上断岩截壁，色为赭红，当地人称其为“赤鼻矶”。“赤鼻”与“赤壁”谐音，而其处壮阔险要的场景所带来的森严威压之感也易使人联想到剑戟林立的古战场。赤壁战场的场景从《短歌行》“月明星稀”之月开始，其与物象水共同成为本文中这场战争的重要构成元素，一道见证了曹孟德的豪越与仓皇。对苏轼而言，此中之水一并承托着昔时的赤壁战船与今日的泛行小舟，而此间之月不仅照拂着当日的横槊赋诗，亦在今朝映衬着即兴泛舟。作为贯穿古与今的存在，水与月两个物象勾连起了现实与历史，并在历史视阈与现实视阈的联动中生发为永恒哲理的象征物。月有表面上的盈缺变化，水有形式上的终年长流，但隐藏在表层形式之下的是历经千年而不变的物化存在，两物象的深切内涵在苏子劝客的述理部分中被揭示出来。在第三部分中，本处于显性视阈中被重点描摹的水与月开始居于潜在位置，天色微明而明月渐次隐去，审视重心亦从流水转移到其上之小舟。两物象虽处于被淡化描写的潜在视阈当中，但却同前文所描绘之景与所阐发之理形成呼应，将水与月所具备的清渺浩瀚的景物特质与逍遥齐物的思想内蕴加以生发，在与显性视阈的联动中给本文注入悠长且旷远的情感余韵。

意象水月：双重象征中的情感生发

“意象是经作者情感和意识加工的由一个或多个语象组成、具有某种意义自足性的语象结构，是构成诗歌文本的组成部分。”[6]以水、月言之，作为文本的组成要素，单独的名词水、月仅仅为语象范畴中的物象，只起文本构筑作用而并不具备意义表达功能。水、月诸物象依托于《赤壁赋》语境组合成形式不同的语象结构，该语象结构即为意象，是具有言志、寄意、喻情诸功能的文本组成部分。《赤壁赋》中的水月意象按行文次序依次形成了兼有美与伤、志与哀、理与悟的双重象征符号，苏轼自身的意绪流转与情感超脱亦在文本的意象建构中得以生发完成。

《赤壁赋》中的水与月在文本的前四段均有直接出现，在第一段中，明月、江水、美酒、客舟共同组成一个语象结构，该结构即不再为物象而是一个意象。该意象形式为深入式，即“表现为一种思绪的流动或事件的延续，意象前后有时间推移的过程，诗的主题是随着意象流程发展延伸、在发展中完成的”[7]。文本开首部分仅仅是交代泛舟的时间与地点，并无情感表达，而随着徐来之风、无波之水、欢饮之客并集于一处，美好的景致与人物引发出美好的情感，清越畅达的意绪开始表露。随着文本的展开，尤其是在表时间推移的“少焉”一词之后，情感的表现力度在行文演进中渐次增强，其于段落的收尾处达到顶峰，并生发为独立于世、羽化登仙的高迈凌然。在此意象中，水是这种情感的展开场所，苏子与诸客之所观遇、所感慨均在苍茫万顷的江面之上舒延晕发，而月则在该意象渐进式的昂扬情感主基调之中赋予了一层潜在的伤怀。月首于《诗经·月出》篇出现，《月出》为陈风之名篇，其中“月出皎兮”之句，毛传曰“兴也。皎，月光也”[8]，郑笺云“兴者，喻妇人有美色之白皙”[9]。从毛亨、毛苌的传与郑玄的笺可知，该诗所用为“兴”之法，“兴”是将自己的内心所思加以物化，并用外物表现出来。可见，《月出》诗中之月是姿容姣好的女子的物化，其所具的白皙之色如同皎洁澄明的月光。从屈原开始，“香草美人”开始成为政治抱负的象征，美人秀丽的容貌代表着自身高远深蔚的理想壮怀。苏轼曾盛赞屈原，称之为“壮士”与并将己视为屈子的知音，其言“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借用屈子笔法，作为美人外化的月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其代指着传统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终极愿景，是美好的政治志意的外化表征，而现实中美政理想的不得实现，则使其表现出伤感的一面。毛诗序云“《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10]孔疏亦称“序言不好德者，以见作诗之意耳，于经无所当。经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11]可见，就诗意生发言之，此诗主旨与《论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相关连，在指刺君主轻视德行的同时亦抒发自身不被赏见的悲慨。因之，物象月亦同蘇轼的仕宦遭际纠合在一起，用以抒发自身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谪的失意与罹受新党排挤的伤怀。美的情感在物象水所营构的场景中生发延展，而物象月则在其中注入了潜在的伤感，依托于水与月，该语段之意象形成了美与伤兼具的双重象征。

在第二段与第三段中，水与月的直接状摹力度虽开始减弱，但两段意象却指向第一段水月所营构的象征表达，段落诸语象形成辐射式意象结构。辐射式意象，指“一种意象重叠复现一个意思，指向一个中心的结构”。[12]扣舷歌吟与倚声和萧为第二段中的两个描绘场景。在所吟之歌中，“空明”与“流光”二语象均指水与月相交的场景，尽欢的主客行舟于皎明纯粹的水月空间之中，美好的环境与情感自然引发出对美政理念的追求。美人成为这一理想的具体象征物，而与其的天各一方则代表着美好理想难以实现的伤怀。在客子所吹奏之萧声中，诸语象所突出的是声音的悲凉与凄切，将扣舷歌吟中伤的情感表达加以强化。可见，第二段之意象所表现之美与伤是对第一段中意象内涵的复现。第三段由水、月诸语象所建构的意象进一步使此种内涵明确化，把在前两段中潜行于文本之下的情感进一步指明为建立勋业之志与壮志难酬之哀。曹孟德《短歌行》之“乌雀”指无栖身之处的贤才高士，曹操借诗篇表露出尽揽英才、统一华夏的志向，对赤壁之战中曹军壮赫声势的描摹即是对其的渲染生发。被困周郎窘境与而今安在的发问紧接在此两处壮阔描写之后，与伟大抱负形成对照的是现世功业的难以为继，风流人物尚且如此，相较之下，怀有更高的超世逍遥之志的普罗众生愿景实现则更显渺茫，哀凉的情感在意象中明确生成并展现。在水与月所勾连起的历史与现实两个场阈的对比观照中，该段意象对美好与伤怀的意绪进行了确指，将前两段意象所生成的双重象征具现化。其亦指向第一段意象的情感表达，对前段意象的重叠复现使之形成辐射式结构，志与哀的表达亦在辐射式意象的建构过程中完成。

经历二、三段的沉潜之后，物象水、月在第四段重新聚焦于段落中心位置，主要描绘对象的存在使得该段的意象形成主次式结构。主次式意象具有两大特点：其一、在主次式的意象中，存在一个以一股凝聚力统摄全诗、鲜明突出的主要语象。其二、此语象为文本的表现中心，具有自足的意义。[13]第四段的水与月即具备上述特质，除被集中书写之外，二者亦成为苏子所述之理的载体，将僧肇的“物不迁”论与庄子的“齐物”思想加以融合生发，[14]表现出对外界万千变化的旷达超越。借助主要语象水与月所表达的此种思想亦是全篇文本的旨要，而最后东方既白、诸客枕藉的场景将对客之答的深刻性加以延展，使其生发余韵。在水月的统摄作用下，该段意象在阐理的同时，亦象征着苏轼对人生仕宦沉浮的超越性体悟。除香草美人、歌吟含“兮”等屈赋元素之外，文本主客问答的形式亦可追溯至屈子。屈原《渔父》即将行文环境置于江畔，以渔父与屈子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进行篇章营构。朱熹集注言“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15]洪兴祖补注亦云“《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16]在此种行文体式中，客与渔父相同，皆可视为假设人物，象征自己内心的悲切惆怅。苏子说服客人，最终主客尽欢，代表着苏轼在对水与月所内蕴之理中实现了对自请出京、乌台诗案、谪贬黄州这系列人生苦难的体悟，在体悟中达到了纵浪大化、物我齐一的生命容融状态，并在理与悟的双重象征中完成了对旷达超迈这一情感的最终表达。

意境水月：组合营构中的物我表达

意境为“一个完整自足的呼唤性文本”，其与意境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材料与结构的关系，若干语象或意象建构起一个呼唤性的文本就是意境”。[17]就《赤壁赋》言之，深入式意象、辐射式意象、主次式意象共同成为文本意境的构成元素，水与月作为营构线索连结起三种意象，使文本在意象组合中生成澄明高越的意境。

以整体性来审视，水与月作为三种意象中的公共语象，结构不同的三者以之为媒介，在文本的摹写状物中生发出澄明的共性特质。与行文中水月的潜明错落形成呼应的是个体抑扬起伏的抒情节奏，苏子的内在情感表达与本文中水月书写结合为一体，呈现交互式状态，即当水月被聚焦于文段中心且状摹力度增强时，个体的情感会得以舒延生发，而当其处于隐性位置时，个体的情感亦会走向抑抑沉低。在第一段中，皎皎明月渐次上升，月下的阔大江面波光粼粼，白茫茫的水汽模糊了水与天的界限，整个场景被浸染于澄辉之中，与世逍遥、如登仙界的情感亦于其中生成，与宏阔明大的景象相得益彰。随着行文的演进，在第二段与第三段中，月与水均不再被集中绘写而仅于诸客颂诗、赤壁鏖战之时简要提及，与此相呼应的是情感亦开始从上一段的峰值回落，并进一步延宕为悲凉失落。水与月在四、五段中作为述理载体重新回归于文本中心，客之情绪亦在苏子的劝说之下由悲转喜。环境上的水月交映、情感上的主客皆喜，二者均与首段形成呼应，在环境书写和情感表达的圆融之中行文收束结尾，而情感亦最终指向为超脱宠辱、物我齐一的高越。

水与月作为结构线索组合起本文中诸意象，使得结构不同的意象在统合中生成意境。该意境将“物”范畴的景物状摹与“我”范畴的个体表达相协齐，统一于水月交互的澄明一色。在水月齐辉中，苏轼的个体情感完成了对之前人生获得与失落的超越，走向内外澄澈的高越，而文本亦在其中生发出余韵无穷的文学况味。

参考文献：

[1]许凤军.缘何愁心寄明月——《前赤壁赋》中的“月”意象[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5（7）.

[2]王金茂.《赤壁赋》中的“月”艺术功能[J].中学语文，2020（27）.

[3][14]郑坛建.《赤壁赋》“水月之辩”哲理解读[J].语文学习，2020（10）.

[4]敖陶孙.臞翁诗集[M].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

[5][6][17]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J].文学评论，2002（3）.

[7][12][13]蒋寅.大历诗风[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01，202，200.

[8][9][10][1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51，451，451，451.

[15]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3.

[16]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9.

[本文为江苏省“十四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世界遗产视野下中学生人文素养涵育研究”（C-c/2021/02/06）阶段性成果。]

张干，江苏省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