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候鸟人群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地方依恋与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贾朋社 许昌斌

摘   要：候鸟人群作为特殊群体，不仅影响着旅游市场发展，还对城市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立足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可持续的背景，三亚市有责任为候鸟人群提高优质的环境、服务和参与城市建设途径，着力提升候鸟人群的幸福感以促进候鸟人群与城市协调综合发展。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发三亚候鸟人群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地方依恋与幸福感的访谈量表。通过深入访谈，运用扎根理论与Nvivo质性分析软件，提取研究概论相关范畴作为佐证。研究表明，休闲涉入与休闲效益对候鸟人群的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但地方依恋与幸福感对于三亚候鸟群体关系不显著。

关键词：候鸟人群;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地方依恋;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673-291X（2022）17-0034-04

一、研究背景

休闲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新时代下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表现形式。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追求美好生活，不仅仅是要生活富裕，还要使人要充满幸福感。海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提出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整体社会文明、环境生态宜居、广大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的长期发展目标。三亚是海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理应成为建设人民美好家园和提高人民幸福感的排头兵。当前的三亚，肩负着成为游客的度假天堂与人民群众幸福家园的双重责任。与此同时，三亚市独特的气候环境和旅游环境，吸引和形成了特殊人群——候鸟群体。候鸟群体不仅每年聚集在三亚市，而且呈现出地区相对分散、年龄段相对集中、往返时间相对固定（每年10月至次年4月）、具有较高知识技能层次等特征。候鸟群体一方面积极参与三亚城市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数量增加、个性习惯不同、文化差异等，与本地居民在交往中的冲突时有出现。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关注和研究候鸟群体，从休闲涉入、休闲效益以及地方依恋与幸福感等方面准确分析候鸟人群的心理感知、期待等，对有效管理和积极利用这一群体参与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且现实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地方依恋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

Selin将涉入概念引入休闲领域，指出休闲涉入是存在于个体与休闲活动中，是个人在休闲活动中参与活动所达到的愉悦感和自我表现的程度[1]。Ajzen认为，休闲效益是参与休闲所能达成的目标，是一种与休闲参与者设定的目标有关的获益情形[2]。Hidalgo将地方依恋定义为，人与居住地间的情感联结，是人与地方之间基于情感、认知和实践的联系，情感因素排在首位;地方依恋在研究中多被分为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3]。在相关研究领域幸福感被划分为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特别是主观幸福感，存在于人们进行生活质量衡量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个人对其生活质量整体评估的反馈。

已有研究成果显示，休闲活动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组织，都有追求休闲所带来的益处，因此，对于休闲活动的认知必须通过休闲活动的参与，经历与其基于活动体验后的自我评价后，才会产生出不同的休闲效益。休闲效益具有主观性。休闲活动参与者的主观幸福感是其情绪状态的表现，也是参与者在环境所支配而有不同的感受。休闲涉入的感受会影响休闲活动参与者的持续性和意愿，同时也可以影响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在实证研究中，许昌斌等发现休闲活动涉入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朴正汉的研究显示，休闲涉入对休闲效益和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休闲效益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正向影响[5];贾衍菊研究得出，休闲涉入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特征能够诱发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情感[6];王舒媛等研究发现，移民地的宗教依恋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7]。

（二）特定群体尤其是老年群体的研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

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老年群体的各类问题研究备受关注。与旅游业相结合，老年休闲旅游被全球业界视为热门市场，老年休闲行为成为学术热点，国内外大量研究关注老年生活状态与幸福感。矶村英一于提出第三空间理论对老年休闲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助力，他认为，当下的现代都市除了提供居住空间、产业空间外，还必须建设户外休闲场所（第三空间），休闲空间对于个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8]。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家庭结构的调整，空巢现象的日益显著，以及其工作空间也随着退休年龄的临近也正逐步消退，第三空间对于老年群体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国外多项研究，都支持休闲活动的参与帮助老年人提高身心健康，缓解情绪压力，将休闲参与视为老年人成功老化的重要一环[9]。

（三）针对三亚候鸟人群的幸福感研究尚未展开

高质量发展是三亚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此，三亚市一方面面临着加快解决本地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面对的是紧随旅游业出现的、以老年群体为主的“候鸟人群”。每年到海南的“候鸟人群”在150万左右，其中三亚候鸟人群就占40万左右;候鸟人群在三亚既把自己作为游客，也将自己定位于本地居民，其身份具有特殊性。但就目前而言，针对性研究三亚候鸟人群幸福感的尚未发现。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年龄在50岁以上、在三亚市计划居住3—6月的、以度假休闲为主的非本省居民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内容

通过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和收集，了解候鸟群体休闲活动参与、休闲设施需求、休闲服务诉求等情况，归纳已有成果中老年人的休闲、地方依恋、幸福感相关文献与理论，围绕三亚市候鸟人群设计访谈表，围绕候鸟人群的幸福感的感知进行深度访谈;采用质性研究方式，通过Nvivo对访谈量表进行编码与归纳整理，发现候鸟人群在三亚市旅居期间的感受与感知到的共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亚候鸟人群休闲参与的管理建议。

（三）研究方法937D6E62-87EF-491B-84C0-22AD6A635A94

文献研究法：整理、分析、发现候鸟人群研究现状，在梳理休闲、地方依恋、幸福感等概念关联基础上，形成本研究逻辑框架。

使用访谈法：第一阶段对相关专家学者进行开放式访谈，明晰研究问题与主旨;第二阶段在了解候鸟人群特征时，对三亚市候鸟人群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作为相关结论佐证;第三阶段是在访谈提纲设计中，对调研对象预访谈，完善访谈表的具体条目。

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处理访谈数据：运用扎根理论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等方法，识别休闲、地方依恋、幸福感等与候鸟人群休闲的前因及结果变量。

四、基于扎根理论的访谈数据整理与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整理检验

数据收集从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依照过剩原则，从符合筛选标准的30份访谈中随机抽取26份，总计4万余字;剩余4份以供理论类属饱和检验。

根据扎根理论，运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经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后进行選择性编码。原始资料经过前两个阶段已经从繁杂的语句抽象为逐个范畴，该阶段需要不断分析对比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抽象总结出核心范畴。通过以上步骤，最后形成5个核心范畴，即候鸟人群在三亚旅居过程中对休闲涉入、休闲效益、地方依恋与幸福感的4大核心范畴编码过程（见表1）。

最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已编码发展的各种范畴是否己足够多，对新资料进行编码后是否会出现新范畴。若不再有新范畴出现时，就认为已经达到了理论饱和，编码结束。确定核心范畴确定后，利用剩余6份的原始资料对扎根结果进行了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信息大量重复，没有新范畴产生，由此认定本研究达到理论饱和。

（二）结果分析

经过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后发现，立足于候鸟人群视角，三亚市的“候鸟生活”从休闲涉入范畴看，包含城市吸引力、自我中心性与自我表现性三个范畴。从休闲效益范畴看，包含生理效益、社交效益、心理效益、家庭关系与社会体验5个范畴。当候鸟人群从地方依恋的范畴看待三亚市旅居生活时，包含认同感与依赖感两个范畴。从幸福感的范畴来说，该核心范畴包含生活满意度与正向情感两个范畴。

研究结果显示，其中休闲效益概念数量最多，说明候鸟人群对休闲效益的感知更为突出，同时也证明了三亚市是候鸟人群认为能带来休闲效益较高的区域。从影响的积极、消极性看，积极影响远高于消极影响，说明候鸟人群对正面感知更为敏感，尤其是休闲涉入范畴，候鸟人群对于在三亚市进行休闲活动的过程中对三亚市的吸引力、自我中心性与自我表现性这三个范畴都给予正面反馈。但同时，在休闲效益中的生活体验范畴与地方依恋的认同感与依赖感两个范畴均呈现出负面反馈，并且值得关注的是，即使相关范畴的反馈为负面的。研究结果显示，目的地依恋与幸福感的正向反馈并不冲突，归结成因是因为休闲涉入与休闲效益带来的正面感知让目的地依恋的负面感知减弱。

五、结论与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候鸟人群的休闲涉入，提升休闲效益感知

依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候鸟人群与三亚市居民文化矛盾相对比较明显，候鸟人群与居民交流渠道较为单一，并且与当地居民的融合程度较低，有时候会表现出漠视或无视等现象。这一现象表明，休闲效益中的生活效益范畴呈现较负面评价的研究结果，说明候鸟人群与三亚市本土居民在文化交流方面较少，同时在本土居民与候鸟人群文化隔阂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态势。这一问题需要三亚市政府部门及公共组织进行引导与梳理，根据大量样本来筛选出较为明显的共性问题，来解决候鸟人群与本土居民文化冲突的现象。尤其是需要引导和支持候鸟人群通过更多的休闲涉入提升休闲效益的感知，进而提升幸福感，并形成持续参与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动意愿与期待。

（二）提升城市服务环境与品质，提升候鸟人群对三亚城市的地方依恋

研究发现，候鸟人群不但对城市物价水平与城市管理较为敏感，还对城市的综合服务环境与品质比较关注，尤其对其群体能否参与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途径与平台高度关注。在三亚市“候鸟式”旅居市场发展前期，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和前期经验，政府政策和管理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导致“候鸟式”旅居市场问题激烈、候鸟人才对城市的依恋度不高，参与城市建设的热情与积极性还无法达到期待的水平。高数量、低质量的候鸟人群环境会对三亚城市形象与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要完成三亚市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建设，就必须在加强人性化城市管理的同时，逐步转型和提升对候鸟人群的整体服务，注重候鸟人群与城市居民协同发展和同步参与城市建设的路径，提高和强化候鸟人群对三亚市的依恋程度，是当下三亚市急需“修炼”的功课。

参考文献：

[1]   Selin S W， Howard D R. Ego Involvement and Leisure Behavior： A Conceptual Specification[J].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1988，（3）： 237-244.

[2]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2）：179-211.

[3]   Hidalgo M C， Hernandez B.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1，（3）： 273-281.

[4]   许昌斌，李玺，谢嘉敏.休闲动机休闲活动涉入与幸福感研究——以澳门银发族群为例[J].管理观察，2019，（9）：85-87.

[5]   朴正汉.登山锻炼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7，（3）：82-88.

[6]   贾衍菊，林德荣.旅游者服务感知、地方依恋与忠诚度——以厦门为例[J].地理研究，2016，（2）：390-400.

[7]   王舒媛，白凯.西安回坊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依恋与幸福感[J].旅游学刊，2017，（10）：12-27.

[8]   李岳云.都市农业的理论与实践——兼论南京都市农业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02，（S1）：201-205.

[责任编辑   兴   华]937D6E62-87EF-491B-84C0-22AD6A635A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