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貤赠澳门赵元辂的圣旨及覃恩背景释考

赵强

圣旨是皇帝颁布重要文告的专用文书，而民间常见的圣旨则是封赠官员祖父母、父母的诰命或者敕命。按照清代的覃恩封赠制度，一至五品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给予诰命，六至九品官员及外藩、世爵有袭次者发给敕命。同时，各级官员也可以奏请朝廷将授予自己的散阶封赠给亲族尊长，生者称“封”，殁者称“赠”，即封或赠。这种荣亲封典的覃恩范围是，一品至三品官员能够封或赠曾祖父母，四品至七品官员可以封或赠祖父母，而八品、九品官员仅授本人，不封妻子，若是本人不请封，便可请旨封或赠父母。清道光八年（1828），时任广东始兴县“教谕衔管训导事”（正八品）的澳门望厦村人赵允菁请旨赠父母，以尽报本之忱。道光皇帝恩准所请，依例赠其父赵元辂（图1）为“修职郎”、其母张氏为“八品孺人”。这卷敕命既是文八品散阶身份凭证文书，也是清代封赠制度的集中体现，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

此敕命又称敕书，呈手卷形制，长218、宽36.5 厘米，红地葵花锦包首，乌木轴。敕文质地为白绫，已近麦黄色，两端织有左满文、右篆书的“奉天敕命”字样，并饰以头尾相对的左降龙、右升龙提花图案，由江宁府织造专供。敕文的起句、中述事迹以及结尾赞词的句数按照官员品级各有固定程式，只是姓名、职衔、亲属关系等有所区別。对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6 所载“诰、敕按品颁给，八、九品起二句，中四句，结二句”，此为文八品官敕命。通篇以满文、汉字对书，满文为官方常用的楷体，左起竖排行文，而汉字则右起竖排行文，分为两段，均为馆阁体楷书，采用四六骈体文修辞，竖16 行计216 字。行文规范为“制书”形式，即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起首的格式，“奉”字低一格，“天承运”三字顶格书写，“皇”字也是抬格书写。全句解释为：遵从天意、顺承气运的皇帝，为施恩泽而向百官宣示。在前段文字中，起二句点明了覃恩封赠的意义，原文为“任使需才称职，志在官之美;驰驱奏效报功，膺锡类之仁”。白话文大意是：要任用有才能、称职的人，官员应以青史留名为志向;要酬报奔波操劳且有成效的人，给予奖励，树为榜样。中四句概括了赵元辂的事迹及所赠的散阶品秩等内容，原文为“尔赵元辂，乃广东南雄州始兴县以教谕衔管训导事赵允菁之父，雅尚素风，长迎善气;弓冶克勤于庭训，箕裘丕裕夫家声。兹以覃恩， 赠尔为修职郎。锡之敕命”。白话文解释为：赵元辂是广东南雄州始兴县管理训导事务的教谕赵允菁的父亲，品行高雅朴素，秉持和善之风;勤奋地教诲世代相传，祖辈的事业发扬光大，家族的名声得以远播。现在广施皇恩， 赠你为“修职郎”，赐予诏令。结二句是训诫、勉励及褒扬的词句，原文为“于戏！肇显扬之盛事，国典非私;酬燕翼之深情，臣心弥励。”白话文大意是：呜呼！这是显亲扬名的盛事，是国家的恩典而非个人利益;褒奖你为子孙后代谋划而付出的深厚情感，让臣子的心更加振奋。在后段文字中，起二句同样以“制曰”开首，“制”字抬格书写。原文为“奉职无愆，懋着勤劳之绩;致身有自，宜酬顾复之恩。”白话文解释为：忠于职守而无过失，工作勤劳，成绩显著;出来做官的原因，是为回报父母的养育恩德，表明了覃恩封赠的原因。中四句简述赵元辂妻子张氏的事迹，以及赠的命妇品级名号等内容，原文为“尔张氏，乃广东南雄州始兴县以教谕衔管训导事赵允菁之母，淑范宜家，令仪昌后;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以作忠。兹以覃恩， 赠尔为八品孺人。”白话文大意为：张氏是广东始兴县负责训导事务的教谕赵允菁的母亲，以良好的楷模和顺她的家庭，美好的仪容、风范使其后代昌盛。早年相夫教子，而后又把孝亲之心转为效忠君主。现在广开皇恩， 赠你为“八品孺人”。结二句也是勉励和褒奖的词句，原文为“于戏！贲象服之端严，诞膺钜典;锡龙章之涣汗，允播徽音。”白话文解释为：呜呼！将礼服整饬端庄，承受皇恩;赐予皇帝的文书，将美名传扬下去。满汉文字合于中幅，以汉字竖写奉诏的时间“道光捌年拾壹月初玖日”，分别钤盖“敕命之宝”朱文印，印面11.3 厘米×11.3 厘米，玉筋篆，左满文，右汉字。结尾处署有请旨人的官职和姓名：“广东始兴县以教谕衔管训导赵允菁”。背面启封处写有行楷“覃恩”字样，编号“荡字第七百九十九号”以及请旨人“训导赵允菁”，并钤有“中书”骑缝章半印，进一步印证这是赵允菁请以赠的敕命文书（图3）。

这卷敕命两次提及“覃恩”二字，意为广施皇恩。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二年（1662）吏部、都察院废止了文官三年考满合格即获封赠的制度，规定文武官员唯有遇到覃恩，才能给予封赠诰敕。通常是在庆典之际颁给当事人，并有一定的仪式，故称“封典”。申请时间以两年为限，过期不再颁给，且每任之内只可提请封赠一次，不准重给。查阅清宫档案，道光帝（图4）自1821 年至1850 年在位30 年，仅有两次覃恩记录，一是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初八日恭上“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徽号礼成;二是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五日恭上“恭慈康豫安成庄惠寿禧崇祺皇太后”徽号礼成。这位皇太后并非道光帝的生母喜塔腊氏（1760 〜1797），而是较他年长六岁的继母、嘉庆帝的第二任皇后钮祜禄氏（1776 〜1850，图5）。1850 年，道光帝继位后尊其为皇太后，并称之“圣母皇太后”。道光二十五年（1845）覃恩的原因是皇太后七旬寿典，恭上徽号礼成，而道光八年皇太后是52 岁，亦非五旬、六旬大庆，大张旗鼓地上徽号又是出于何因呢？这要从大和卓布拉尼敦（？〜1759）的孙子张格尔（1790 〜1828）之乱说起。19 世纪上半叶，张格尔在浩罕安集延部和布鲁特部的支持下，一度占领新疆喀什噶尔等西四城，自立为南疆统治者，复辟和卓政权。这是继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平定新疆回部（ 天山南路） 大小和卓兄弟之乱后，民族分裂势力的重大叛乱。道光帝谕令扬威将军长龄（1758 〜1838）、提督杨芳（1770 〜1846） 等将领，调集伊犁、乌鲁木齐及陕、甘、川、黑、吉和京旗满汉官兵36000 余人会师于阿克苏，军需动拨帑银1100 多万两，不遗余力地平定张格尔之乱。从道光六年七月至道光七年十二月底，清兵多次击败叛军，陆续收复了失地，最终擒获张格尔，清代文献称为“平定回疆”。事实上，张格尔之乱兴起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平息在道光七年（1827），前后历时7 年。道光八年（1828）五月，张格尔等人被押解到北京，献俘于太庙、社稷，在午门举行受俘礼。随后，道光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赐宴凯旋将士，把参与平定张格尔之乱的44 位功臣画像列入紫光阁。可以说，平定回疆是道光帝最引以为豪的功绩，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具有深远意义。正如他在《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序中所称“是役之蒇，国宪彰，人心快，而道法显著于寰区”。

有清一代，凡遇国家盛大庆典，又值物阜民丰，社会安乐，朝臣就会奏请为皇帝、皇后或皇太后等上尊号（徽号），通常每次加两个字，以表达尊崇和赞美之意。然而，道光帝拒绝了为他上尊号的奏议，却为平定新疆而给皇太后酌拟“安成”徽号，制作玉册玉宝，拟定奏书册文，并择定十一月初八日吉时恭上徽号。这就可以解释覃恩赠赵元辂夫妇的时间缘何署为十一月初九日。在恩诏中，应有对各级官员普行封赠的条款，才使赵允菁的父母获得赠敕命。

无独有偶，1987 年河南省桐柏县档案馆征集到同一批次的敕封一卷，所署时间同为“道光捌年拾壹月初玖日”，背面启封处写有行楷“覃恩，蕩字第拾肆号”，并钤盖“中书”骑缝章半印，敕封对象是光禄寺珍馐署署正康观涛的庶母赵氏。光禄寺是清代掌理膳食的官署，下辖大官署、珍馐署、良酝署、掌醢署四署，执掌“祭享宴劳、酒醴膳羞”等重大活动的筵席膳食事务，也就是负责为朝廷庆典和祭祀预备筵席。其中，珍馐署设署正满、汉各一人，承担用于祭祀的禽、兔和鱼、面、茶等物品的供给工作，并预备祭祀所用器皿。道光八年，时任署正的康观涛为满员从六品，奏请朝廷将授予自己的散阶封给在世的庶母。这卷敕封也是当年荣亲封典的物证。可见，前述二卷封赠满汉官员父母或庶母的敕命都是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敕命作为封赠文书，从宋代至清代已经沿袭950 多年，每一件敕命都承载着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往事。据《望厦赵氏族谱》记载，二十五世赵元辂（1739 〜1780）以府试第一名入学为生员，又因院试优异而补廪膳生员，并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 丁酉科中式，是广东乡试第十八名举人。著有《书泽堂文稿择钞》《观我集》《自警日记》等。乾隆四十五年（1780） 三月，他远赴京师参加庚子恩科会试，未能及第，卒于京城宣武门南的广州会馆，年仅42 岁。弥留之际，告诫子孙“人可死而书不可死”。长子赵允菁（1768 〜1834）禀承父训，在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中式，为广东乡试第四名举人，时称“父子登科”。为了完成父亲的未竟心愿，赵允菁七赴京师参加礼部会试，直至道光六年（1826） 丙戌科落第后，才以“大挑二等”得授直隶南雄州始兴县（今属广东省韶关市）教谕，兼任高州文明书院（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山长。在任期间，赵允菁依例上奏朝廷请以敕命赠父母，并陈述请封理由，恳请皇帝成全自己的心愿。经所在衙门开写职衔报送吏部验封司提准，移送内阁诰敕房，待皇帝恩准后，依照官职选定文式草本填写姓名，交给中书科的满、汉中书誊写敕文，再经诰敕房审核，缮定正本，奏请用宝，颁发给赵允菁世代保存。此时，赵允菁已是年届花甲，距其父去世已有48 载。

由于敕命是重要的诏令文书，褒奖作用鲜明，官府及相关的个人都备加珍视。倘因保管不慎引致虫蛀、损坏或潮湿污染等情形，就要罚缴俸银。因此，作为赵氏家族荣耀的赠敕命，一直得到妥善保管。清同治十三年（1874），望厦村的赵家祖屋及家庙遭受台风侵袭，损毁严重。二十八世赵仲开（1838 〜1895）举家辗转搬迁到营地大街赵家巷26 号的赵家大屋，该敕命也随之转移至此。20 世纪90 年代，赵家大屋意外失火，这卷敕命幸免于难，随同数以百计的大屋旧物散佚民间，被澳门收藏家吴利勋购藏。1997 年2 月3 日，吴利勋将该敕命捐赠给澳门博物馆，并得以长期展出，现已成为澳门记忆工程的组成部分，对于澳门社会“集体记忆”的重拾与建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