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与我的二位前辈

章津才

1964 年，我从北京图书印刷职业学校文物班学习结业，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琉璃厂东街宝古斋字画门市部工作，跟靳伯声师傅学做书画收购，那时天天“下户”，就是到各藏家去尋货。北京什刹海一带居住着老画家周怀民、六额驸王爱兰及张伯驹等藏家，当然是常去的。张伯驹的大名，早在文物班学习期间去北京故宫博物馆参观他捐的隋《展子虔游春图》、晋《陆机平复帖》时就知道了。初遇张伯驹夫妇，是靳伯声师傅带去的，那天，敲门迎进，寒暄过后，潘素先生沏茶离去作画。张先生学者风度，谈吐文雅，他见一青年人来，问我是谁，靳师傅告以姓名，说是刚来店的学徒。张先生对我说：“收字画，你得懂真假，要看许多东西才行，还得老师傅引领。”我点头称是。又对靳师傅说：“老靳你要传帮带，把经验掏给年青人。”然后，张先生与靳师傅聊起书画收藏界的人和事，谈真论伪，笑声不断。我一旁静听喝茶。临了，张先生说他已无货出让，但要给你们介绍几个主儿（藏家），说下地址，让去看看。“文革”一起，张伯驹被关八个月，遣送乡下;靳伯声师傅以“地主”身份被轰回河北香河老家，隔年病故乡下。靳伯声，名和，他曾是琉璃厂论古斋老板，与张伯驹交往甚密，张先生捐献的另两件名品范仲淹《道服赞》卷和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即得之论古斋靳伯声。靳师傅与张大千也是好友，说是同庚，“文革”前几年，大千还托人给他带来自绘的两张画，两把扇子。

“文革”后期，我调到地安门宝聚斋收购部任主任，与樊君达师傅共事。樊君达与张伯驹、章伯钧既有生意亦为朋友。记得当他得知张伯驹夫妇返京消息，急去探望。回店后，拉一旁对我说：“张先生夫妇回京，工作是安排了，钱不缺，但户口在办，一时粮票没着落。”于是我们大伙凑了一些由樊君达送去。后来，也常同樊君达去张伯驹处走动。一天，潘素拿一把黄宾虹书画成扇来店让我和樊君达看，说是一朋友托张伯驹出让，想要150 元。当时算收购价偏高，由于张伯驹介绍，我们同意了。隔日，当我们开好出让发票前去送钱取货时，潘素告诉说那人不卖了，把扇子取走了。张伯驹不知变故，便对潘素大发脾气说：“给的不少，说话算数，不卖不行！”可见一诺千金的张伯驹性格。我们赶忙劝解，转移话题。也许张伯驹略有歉意，主动提出给我们写嵌名对子。他拿出案头事先裁好的联纸，稍思片刻，为樊君达写就，又为我写下“津渡常通星所主，才名当要世间闻。”今天想起，我在书画鉴定方面的成长和进步，应该感谢当年张伯驹的鼓励。写毕待干，便于我们谈起所捐《展之虔游春图》，他说“有人提出他是宋摹，我不给国家假画，故宫定宋我收回”。我们劝其对此不必太在意，故宫并没有改定。但他还是在《北京晚报》发文，论证其真，一吐不快。

樊君达，名文同，河北深县人，合营前是琉璃厂苏惕夫于民国八年所开贞古斋书画店的伙计，后主持该店的业务。1960 年以“吸收户”（未有店铺及货合营）参加文物商店。“文革”中所藏书画亦被抄，落实政策中，我为其奔走各“落办”找回不少。1986 年，说要仿效张伯驹，捐部分书画给国家。我当时正被聘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鉴定委员会的征集顾问，已退休的樊君达请我帮办此事，共捐出：乾隆御笔《先春如意图》和董其昌、邢侗、张瑞图、龚鼎孳、倪元璐等名家书画珍品共15 件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历博在《中国文物报》登报并发表奖状表彰。另据章诒和在其《最后的贵族》书中提到，张伯驹夫妇从报纸上看到章伯钧死讯，趋访原宅不遇，最后还是找到地安门宝聚斋樊君达巧妙通过农工党组织寻到新址，见到其母李建生的。

时光已逝，张伯驹已离开了我们40 年整，但他为国家、为民族、为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会被所有中国人所铭记。在此，谨向张伯驹表示深切的缅怀。对文中提到的二位前辈表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