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视角下纪录片《大明宫》唐代服饰的文化巡礼

吴修成

唐朝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服饰是大唐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以其对传统、外来、现实的博采吸纳造就了富有张力的多元服饰形象。纪录片《大明宫》时长共180分钟，呈现了初唐雄健、盛唐豪奢、晚唐衰落的大唐帝国兴衰史，其中的人物服饰形象颇引人注目；《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则集中记载了唐朝皇族、群臣的服饰制度及演进。对比分析纪录片和史志文献，梳理二者高度契合与冲突对立之处，能够更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服饰的形制特点和文化内涵。

一、等级严明

（一）史志文献中体现的等级严明

1.服饰按身份品级高下有尊卑之别

在封建时代，服饰作为伦理政治的物化形态，必然带有鲜明的等级性，身份层次越高往往服饰越繁复，其中，特别注重维护皇帝的威严。《旧唐书·舆服志》有言“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否则会贵贱无分、君臣不别，殊为不可。隋唐是世家大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服饰等级制度趋于细致、严密，在服饰材质和数量上有高低之分和多少之别，仅从官员常服的腰带之制即可见一斑。隋文帝时，帝王、百官、匹庶皆服九环带，唯皇帝朝服上加十三环以为差异；唐高祖时，用腰带的装饰物区分等级，三品以上饰用玉，五品以上饰用金，六品、七品饰用银，八品、九品饰用鍮石，流外及庶人饰用铜铁；唐高宗时，增加了銙数之异，三品以上銙十二，四品銙十一，五品銙十，六品、七品銙九，八品、九品銙八，流外官及庶人銙七。此外，部分服饰品级高者可以穿戴而品级低者则不能，如朝服的白纱中单、舄、剑、佩、绶、白笔，公服中的纷和鞶囊，黑介帻服制中的假带、方心曲领，弁服中的鞶囊、佩、绶，只有官员达到一定品级后方可穿用。

2.服饰在不同场合有形制上的繁简之别

祭服、朝服繁缛，而公服简省，“礼重则具服，礼轻则从省”，如太子的公服比之朝服没有蔽膝、剑、绶，双佩改为只佩，绛纱袍改为绛纱单衣；大臣的公服比之朝服没有白纱中单，也无蔽膝、剑、绶，舄改为履。而一般礼仪或居家时穿着的常服又比公服简略，佩饰也少，首服多用幞头。

3.年龄不同服制亦有不同

如侍臣服黑介帻，而未冠者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书算律学生、州县学生朝参服乌纱帽，而未冠者则童子髻。

（二）纪录片中等级服饰形象与史志不契合之处

在纪录片中，冕旒数量、旒珠颜色、品服颜色、笏板的材质及形状、进贤冠上的梁数等形象都是成为区分皇族及官员等级高低的重要标志，但诸多呈现方式与史志不契合。

1.皇帝衮冕之旒的形制

按《旧唐书·舆服志》记载，高祖武德初颁布的《衣服令》规定，皇帝按场合不同使用六种冕；高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等上奏，皇帝戴冕只用衮冕，停用大裘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等五冕的提议被采用；玄宗时又出现使用大裘冕的提议，经实际制作比较后再次确定使用衮冕。皇帝衮冕的形制为“垂白珠十二旒”，但在《凤凰涅槃》一集中，唐宪宗登基上朝时，所服冕冠为红珠九旒。按史志记载，九旒衮冕为皇太子或一品大臣所用，且皇太子的冕旒用白珠，侍臣的冕旒用青珠。在《盛世荣光》一集中，玄宗上朝会见日本遣唐使时所戴衮冕也用红珠，亦为不妥。

2.侍臣常服的颜色

唐朝中后期，等级标志得以强化的常服逐步取代朝服和公服的使用领域。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经高宗和睿宗改制后的品官服色为：紫为三品以上之服，深绯为四品之服，浅绯为五品之服，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深碧为八品之服，浅碧为九品之服，此种服色一直持续到唐朝后期。但在《盛世荣光》一集中，在玄宗上朝接见遣唐使时，群官所着服色中没有紫色、深绿色、深碧色和浅碧色，却多了土黄色；在《凤凰涅槃》一集中，武元衡作为宪宗时的宰相其常服应是紫色，裴度作为御史中丞其常服应是绯色，但二人的服装却分别为灰色、浅棕色。

3.侍臣之笏

《旧唐书·舆服志》载五品以上官员所执象笏的形制为“自有唐已来，一例上圆下方，曾不分别”，《新唐书·车服志》载“象笏，上圆下方，六品以竹木，上挫下方”。但在《丹凤朝阳》一集中，参加大明宫朝会持象笏的侍臣中，其笏的上端并非圆形或圆柱形。

4.侍臣的梁冠

据史志记载，太子、亲王均戴远游三梁冠，而大臣所服进贤冠的梁数为“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九品以上及国官一梁”。但在《丹凤朝阳》一集中，吏部侍郎裴行俭所戴进贤冠却为五梁。

二、随性包容

（一）史志文献中体现的随性包容

1.服饰的通用、变通与融合

其一，在以身份、场合为坐标所建立的严明的服饰等级体系之外，也有上下通用的服饰，如常服的使用，“其折上巾，乌皮六合靴，贵贱通用”，皇帝、百官、庶人皆可穿戴。其二，统治阶级内部的服制平等，如部分服制的章彩尺寸与佩饰，皇后与皇帝同，皇太子妃与皇太子同，诸公主、王妃与诸王同，命妇与夫、子同。其三，唐朝服制能够做到事有不便，即予变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朝堂上多次出现服制变化的讨论和争议，在《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中详细记载的经议论或争辩后确定的服制有：停用大裘冕，只用衮冕，废白帢而用素服，不能变更十二章纹，太子绛纱袍改为朱明服，衣冠乘车而不可衣冠骑马，从中可以看出唐朝思想开放、政治清明、君臣和谐、社会积极向上，敢于变革不合情理的服制。其四，民族融合促进了服饰的奇异多姿。唐朝皇帝本就具有游牧民族血统，热衷胡汉融合，和亲政策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更是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促进服饰的多样化，宽袍大袖的汉服和紧窄的胡服在这里交融，西域的胡旋舞服装和日本的和服在这里并存。唐朝服饰在外形和装饰上吸收、借鉴各族服装，丰富多彩、富丽堂皇。以常服为例，唐朝整个常服体系包括襕衫、幞头、环带、六合靴等，与袴褶、䪓韘七事一样，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与宽袍长袖、博冠高履的传统汉族服饰明显不同，甚至本就是从胡服发展而来，同时以其简单、实用的优势迅速被接受并得以推广。

2.女性服饰的随性包容体现得最为明显

与男性服饰相比，社会对女性服饰的要求本来就少。而且，作为汉族和游牧民族融合的多民族社会，唐朝男尊女卑的意识较为薄弱，武则天建朝称帝更是极大地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一般而言，妇女地位越高，服饰越自由多样，更能体现审美时尚。以妇女戴帽为例，从史志文献看，帽制经历了从紧严到趋于松弛，再到紧严，再到更加松弛的反复；从形制上看，从冪䍠，到帷帽，到不障面的胡帽，到露髻、着丈夫衣，越来越开放，甚至流行诃子、半露胸式裙装等大胆前卫的服饰，以致到唐朝后期不得不“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在鞋上也是如此，从规制亦重的履到线鞋，越来越轻便。在包容女性服饰的同时也有偏见，有人称胡服为“服妖”，并认为士女竟衣胡服是导致安史之乱的先兆。

3.服饰制度执行上的随性包容

礼服多模拟古制，结构繁琐，令文虽多，实际应用中却多有减省，并不见得完全遵行，在唐朝中后期更是多用常服履行礼服的职能，重要场合的服制也趋于简单化和生活化。如皇帝之冕，《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都提及皇帝六冕，但在实际使用中，除衮冕外，其余五冕多是备而不用，徒备礼文。玄宗开元年间，“十七年，朝拜五陵，但素服而已。朔望常朝，亦用常服，其翼善冠亦废”。再如服制颜色的限定，《新唐书·车服志》记载袴褶颜色之制为“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碧”，即四、五品官员服用绯褶。但《新唐书·车服志》中“朝集从事、州县佐史、岳渎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和流外官行署四品以下、九品以上者，以及《旧唐书·舆服志》中“尚食局主食、典膳局主食、太官署食官署掌膳”等人也同样服用绯褶，其中不乏五品以下官员、流外官甚至没有品级的侍役人员，可见，等级服制的颜色并未区分得很细致，执行得也不够彻底。

（二）纪录片中随性包容过甚或明显不合理的服饰形象

在纪录片中，很多服饰鲜明地体现了随性包容的特点。以女性服饰为例，无论是妆扮上的梅花妆、高髻、环髻及金宝珠翠钿，还是衣着上的内衣外穿、女着男装，或者是浓妆艳抹、纱罗飘舞的胡姬，身着鲜艳的男装胡服踢蹴鞠的宫女，一袭白衣的女官等人物形象，均以新奇、夸张、华丽、浪漫的表达方式，彰显唐朝女性的高贵地位、自信和开放。但在纪录片中，也有一些服饰形象特别是重要场合使用的礼服，明显随性过度，逾越了礼制规范。以下六个方面即可显现。

1.皇帝之冠

传统文化重孝，认为头发受之父母，不能剃除，而要精心护养，因此成就了古代严密而灿烂的冠帽文化，冠帽的种类丰富且使用范围极广。唐代绘画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戴冠帽或巾。按史志记载，皇帝首服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弁服、翼善冠、缁布冠等15种，其中冕冠形制最为复杂。但在纪录片中，太宗、高宗、玄宗在使用冕冠时没有佩戴用以固定冕冠的组缨，在穿常服时仅用发簪将头发束起而不戴帽或巾，而且高宗、中宗、玄宗、宪宗均戴过一种罩在发髻顶部形状类似元宝的金属小冠，然而此种小冠并非皇帝的15种冠之一。

2.皇帝常服的颜色

唐代前中期皇帝常服的颜色为赤黄，“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直到晚唐，五代皇帝才赤黄、纯黄并用。而且“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己”。但在《幻影迷城》一集中，太宗所服之袍为明黄色；在《丹凤朝阳》一集中，高宗所服之袍为黄碧色；在《日月当空》一集中，武则天所服之袍为红色；在《盛世荣光》一集中，玄宗所服之袍为红褐色或黑色；在《凤凰涅槃》一集中，宪宗所服之袍为紫色。

3.武则天的服饰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皇后袆衣的形制为“首饰花十二树，并两博鬓，其衣以深青织成为之，文为翚翟之形。……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据此可知，皇后在朝会大事上所穿的袆衣应为深青色，头上饰有十二花树和两博鬓。但在《丹凤朝阳》一集中，武则天作为高宗的皇后在参加元日朝会时所穿的衣服却为红色，头上也没有12枝花形首饰和两个博鬓，衣服上的图案也并非挥翅的雉鸡。在《日月当空》一集中，武则天登基上朝时的服饰带有明显的混搭风格，佩戴衮冕，但冕上却出现了本应用于通天冠上的金博山和蝉装饰；身穿红色礼服，而不是皇帝践祚使用的玄衣纁裳，且上衣的八种章纹没有合理显现。虽然经过艺术加工的红色礼服更能代表女皇火热的激情与不走寻常路的革新，但她做皇后时、登基时、晚年时所穿的红色礼服均与其身份不符。

4.侍臣朝服的形制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侍臣朝服形制为“绛纱单衣……白裙襦，（亦裙衫也。）革带，钩䚢，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袜，舄，剑，珮，绶……七品已下，去剑、珮、绶”，形制繁复。但在《丹凤朝阳》一集中，侍臣在元日上朝时穿的不是绛色衣，而是青、褐、白等多种颜色，也没有白裙襦、革带、钩䚢、曲领方心、剑、珮、绶等服饰。

5.侍臣公服的形制

初唐时期，大明宫的设计者阎立本担任将作大匠为从三品，大明宫的监造者梁孝仁任司农少卿为从四品上，其办理公务时应穿的衣服形制为“绛纱单衣，白裙襦，（亦裙衫也。）革带，钩䚢，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但在《幻影迷城》一集中，二人均穿浅色圆领袍，其他服饰也相应简化了。即使二人不穿公服而穿礼仪程度上逊于公服的常服，其服色按照“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的制度也应为紫或绯。

6.中单之领的纹样或颜色

据史志记载，白纱中单的衣领分为皂（黑）领、黼领、青领、朱领或织成其他装饰等。古人向来注重衣领的装饰，“把领、袖口等衣服结构部位当作纹饰的重点，加施镶拼绫锦或金彩纹绘及刺绣工艺，加强装饰美的风采，使着装效果更加华美富丽”。而在纪录片中，无论是皇帝、大臣，还是太监、宫女，他们的中单之领却大多是没有纹饰的纯白色领。

纪录片《大明宫》剧照

三、重今随时

（一）史志文献中体现的重今随时

1.活用而非生搬硬套古代礼制

唐朝热衷古制，宪章古则，注重传承中华主体服饰文化。大臣奏章多称“今请宪章故实”“请遵历代故实”“请循历代故实”，既有“事非稽古，虽着令文，不可行用”之语，也有使用12章纹、衣冠乘车、改用素服、袍下加襕等遵古制之举。但唐人并不拘泥古礼，《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读来没有食古不化之感，反而尽显勃勃生机，原因主要在于其所复的“古”很灵活，毕竟中国的“古”包含的时间远长、文献众多，可供选择的古制纷繁多样。例如，停用大裘冕，取的是《礼记·郊特牲》之旨；只用衮冕，循的是汉、魏之实；使用冕服的12章纹，遵的是周公、孔子之礼。

2.适应时需，突破求新

其一，皇帝本人喜欢服饰创新并身体力行。太宗亲制翼善冠与进德冠，且广为使用，“自是元日、冬至、朔、望视朝，服翼善冠，衣白练裙襦”，使翼善冠部分取代了元日受朝时用的衮冕、冬至受朝时用的通天冠与朔日受朝时用的弁服的职能。武则天制作绣禽兽纹样及文字的铭袍赐给近臣，又改佩鱼皆为龟。玄宗时武官袍服上的绣文和武则天时相差很大，“诸卫大将军、中郎将以下给袍者，皆易其绣文”，还废除了翼善冠和皮弁。其二，同一佩饰在不同时期的使用人群也有所变化，统治者会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加以改革和调整。如佩鱼（龟）的使用人群不断扩大，高宗时为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五品以上者；睿宗时开始赐鱼给诸州都督、刺史；中宗时令特进佩鱼，散官自此开始佩鱼；玄宗时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而且新出了“借鱼”之制，致仕及合理离任者自此可以终身佩鱼而不再交回朝廷，以致“当时服朱紫、佩鱼者众矣”。此外，服饰的与时俱进在头巾上也有鲜明体现。

（二）纪录片中重今随时的服饰形象背离史志之处

翼善冠、圆领袍均为唐朝所独创或超越前代的“时世装”。但在纪录片中，此类时服多有背离史志记载之处，而且还出现了本不应在唐朝使用的服饰。

1.翼善冠

翼善冠为太宗所创，皇帝所用，其标志为两个冠翅向上如“善”字上部的两点。但在纪录片中，在形制上最接近翼善冠的却是太监所戴之帽。在《幻影迷城》一集中，往大明宫搬迁物品的太监；在《丹凤朝阳》一集中，于大明宫含元殿侍奉元旦朝会的太监；在《凤凰涅槃》一集中，参与甘露之变的太监，均戴有两翅向上类似翼善冠的冠帽。而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高山冠者，内侍省内谒者及亲王下司閤等服之”，太监应服高山冠。

2.圆领袍

唐朝常服多为圆领袍，“唐五代时期圆领袍流行得更为普遍，从近年来出土的唐墓和传世文物人物衣着的表现观察，圆领袍已占据了社会服饰的主流”，而右衽袍和翻领衣较少；在纪录片中，皇帝和侍臣却多穿右衽之服。此外，自太宗始，服袍者于袍下施加一横襕，与传统的上衣下裳对应。但在《盛世荣光》一集中，任职大唐秘书监的晁衡的圆领袍有横襕，而包括李白在内的很多朝臣仕子的圆领袍却没有横襕。

3.云肩

在纪录片中，皇帝和侍臣常穿一种坠于肩头两侧形似翅膀的云肩，也有围住脖子一周的云肩，但此服在五代、宋、元时期才逐渐推广。

结语

服饰是考察民族文化发展轨迹的重要史料。综合纪录片和史志文献进行整体观察，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纪录片服饰形象与服饰文献多有不相契合之处。《大明宫》在冕冠、衣袍、足服、佩饰上着力体现和还原唐朝服饰，“片中所有情节、所有故事都是完全按照史实、完全按照资料来的。宫女们的服装、道具等细节都经过历史学家的求证，均有文献可考”，但结合史志文献仔细推敲，在细节中还有诸多疏漏乃至硬伤。当然，古代服饰复原会受现代审美观念及制作技艺的影响并留下痕迹，难以完全实现古代服饰的原装再现，如蔽膝、曲领方心、革带、钩䚢、剑、佩、绶等服饰经常被省略，反之还会多出一些本不该出现在古代的现代审美元素。此外，“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的服饰制度也容易造成服饰混乱，而且也要考虑到文献记载的服饰制度与实际执行的服饰制度之间的合理偏差。即使如此，以史志记载为依据并追求服饰细节的真实与精致，会提升观众对纪录片的认可度。其二，唐朝服饰文化是立体、多元、富有张力的，突破传统、地域、自我，在严明的等级体系中有缕缕灵动之气，在传统沿袭中融贯了异域风情，是等级与包容、尊古与创新、礼制与人性的有机体，形成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兼容并蓄、强盛至极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开放、包容、博大、自信、浪漫的盛唐文化的典型符号，真实呈现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恢宏气象。当然，任何先进的文明必然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文明之长的宏大气魄，必是消除了戎夷之见的开放的多元文化，必能经得起历史的沉淀和检验，唐朝服饰文化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