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侯少龙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作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由一纸蓝图正逐步变为现实，建设大湾区伟大工程已经箭在弦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上，坐在“大湾区号”这艘船上的所有成员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在面临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现实和差异悬殊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各区域协调一致和可持续发展，保证大湾区的发展方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前行，这就涉及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定义大湾区？大湾区到底是谁的大湾区？大湾区是一个怎样的湾区？

大湾区不是一个简单的“9+2”的地理和区域概念，也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即加强粤港澳的经济合作，建立粤港澳经济共同体。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9+2=1”，即粤港澳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湾区不是其中某一个成员的大湾区，是所有生活在粤港澳这个区域的人的大湾区，是大湾区人共同的家园，这里没有广东人、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差别，只有大湾区人。这个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它能够凝聚人心，实现成员的文化认同。所有成员在大湾区中既能够安心地工作和生活，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成员能够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彼此信任，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

一、历史记忆：建构大湾区命运共同体意识

既然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要铸牢大湾区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区域认同和国家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就是居民或国民所构建出来的归属于自己所生活的区域或者国家的归属感，即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大湾区人和中国人。

国家和区域认同离不开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是国家和区域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国家，国民难以对其形成合理而稳固的认同。历史记忆与个体经验紧密相连，但绝非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它是对诸多个体记忆的综合，是立足当下而对过去的一个集体性建构产物，是社会成员脑海里留存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再现。全体国民或居民连续性地回溯过去，追寻祖先的足迹，共同感受昔日的荣光和遭受的苦难，就会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们的民族创造了怎样的辉煌，经历了怎样的创伤”，这样就与远古的祖先建立起了文化心理上的关联，进而成员之间，就算素未谋面，彼此也会心灵相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由此，无论是成员自身的存在感和归属感，还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乃至对国家和区域的认同感和责任感都会显著增强。

(一)辉煌记忆

在区域和国家认同建构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记忆，一个是辉煌记忆，另一个是创伤记忆，两者以不同的形式共同增强国民自身的归属感、对区域和国家的认同感、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感。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华文明的辉煌记忆，展现了祖国悠久的历史、辉煌灿烂的文化、祖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及其为人类发展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是昔日荣光的再现，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范本。通过展示民族的荣光，会激发人们的敬仰之情，特别是一个民族身处逆境时，有助提升国民的自信心，增强其生活在这一伟大国度的自豪感，激发其为民族、为国家发展进步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和勇气。

大湾区是岭南文化中心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这是大湾区的辉煌记忆，是先辈们顽强拼搏，用辛劳汗水换来的，是中华民族特别是大湾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今天建设大湾区的精神力量。

(二)创伤记忆与英雄记忆

辉煌记忆可以给逆境中的国民以精神鼓舞，提升国民自信心。对于身处和平年代的国民，除了辉煌记忆，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创伤记忆，因为创伤记忆虽然会刺伤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但它却会起到警戒的作用，使国民做到居安思危，时刻保持危机感。

与创伤记忆相伴相生的是英雄记忆，因为战争和苦难不只会带来创伤，也会产生英雄和英雄精神。英雄脱胎于苦难，但是却没有被苦难所压垮，他们顽强战胜苦难，并解救苦难中的人们，带领人们走出苦难，走向光明。以英雄为榜样，感受英雄的崇高个人魅力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新时代的人民会获得巨大的精神鼓舞和使命感，自觉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任。

粤港澳的创伤记忆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殖民的印记，由此作为整体的粤港澳一分为三，三地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此后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导致文化隔阂日益加深，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后遗症。港澳地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比较淡薄，这是近代西方殖民对中华民族深深的伤害，这是我们对港澳问题本质的认识。其实就好比自己的两个亲骨肉被抢走了，经过不断地抗争、争取，过了若干年后，他们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身边，尽管血浓于水，但是长期的分离已经让彼此产生了隔阂，人回来了，但是心却还没回来，所以最痛的不是亲人离别之痛，而是离别之后相逢不相爱，当然最可恨的就是强盗和人贩子。因此，必须重新审视西方殖民给粤港澳带来的创伤记忆，特别是港澳同胞要全面、正确认识历史，切勿陷入“殖民有功”的扭曲思维中。港澳同胞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殖民给中国人带来的分离之痛，从这段创伤记忆中感受中华民族经历的艰难曲折和风雨沧桑，获得共同的情感体验，彼此信任，同心协力，激发自身的归属感和对大湾区和祖国的认同感，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流中去，这也正是创伤记忆和英雄记忆的意义所在。

二、文化认同：构筑大湾区命运共同体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历史的认知，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只有把大湾区看作成一个有情有爱、彼此依赖的大家庭，大湾区才会有根基、有力量。也就是说，大湾区能否顺利前行取决于内部成员能否彼此认同，找到利益交汇点和情感共鸣点。从现实情况来看，利益会因人心多变，而情感最稳定，所以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实现粤港澳的文化认同，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即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并通过文化共享，建构更美好的社会。

(一)传承根文化，打通大湾区文化血脉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认同的关键是寻找三地文化的“共振点”，强调根脉，来增强港澳同胞的家族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中国能够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粤港澳地区的宗族社会、宗族观念至今能够传承下来，就是源于中华文化重视家庭、家族、社会责任的历史基因，这种基因也就是我们的“根”文化，这是其他国家和民族无法做到的。

粤港澳三地人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但前几年香港某些人竟然抛出了“香港民族论”的谬论，这警示我们必须重视“根”文化的传承。一是引导港澳青年北上，成家立业。港澳地区人多地窄，生存和就业压力大，通过政策引导广大港澳青年来广东和内地发展，特别是有巨大潜力、急需人才的二三线城市。以优惠的条件引导港澳青年落户内地、成家立业，可以使他们更真切地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中，从而实现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二是鼓励港澳同胞寻根，认祖归宗。大部分港澳同胞的根在广东、福建，而大部分中国人的根在中原地区，建议对港澳同胞回乡兴建祠堂给予支持，鼓励港澳同胞认祖归宗、回乡祭祖、回家团圆。三是发挥传统节日的文化符号作用。按照《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的文化内内涵，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激发港澳同胞情感共鸣，以此来增强港澳同胞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二)挖掘“和”文化，促进大湾区有机整合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寻根溯源，更要在整体统筹上注重“和合美美”，即探索“和谐共生”“同心合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合作范式，从而体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一体格局和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保持“和谐共存”“和而不同”的良好心态，促进大湾区文化多元发展。从历史上看，粤港澳三地的文化源头都是岭南文化，其本身就是“农耕文化+海洋文化”的复合体。从纵向的历史轴来看，有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从横向的地缘轴来看，有客家文化、中原文化、广府文化等，有“和”文化的鲜明特征。从现实看，港澳文化具有开放多元、中西合璧的特点，同样也蕴含着“和”文化。建构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文化共同体，并不是谋求这些城市的文化同一性和标准化，而应让每个城市自身的文化特色不断被放大，促其在建设湾区的历史潮流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特色，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次，要具备“志同道合”“同心合力”的意识，构建大湾区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多元一体是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有机整合，成为一体。如果只讲多元，必定会出现文艺阵地“杂草丛生”、思想混乱，甚至价值观歪曲的问题。所以，“和”文化的精髓，不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相互抵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和文化发展潜能、区域文化影响力都取决于多元文化的合力。应成立大湾区文化共同体机构，并形成协调机制，从顶层设计着手，找准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的文化功能定位，并根据每个城市的文化现状进行功能分解和角色定位，每个城市应挖掘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努力建构相关城市群的文化身份识别符号，发挥各城市群成员的文化优势，摒弃狭隘的地方利益和本位主义，实现大湾区城市群成员之间文化的“有机互动，和谐共生”的态势。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文化，应当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视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进取创新的岭南文化。在这个一体文化下，每个城市找准自己的定位，广州定位为岭南文化中心、丝路商业文化，深圳定位为改革创新文化，香港定位为中西合璧和移民文化，澳门定位为娱乐文化，佛山定位为武术、影视和美食文化，惠州、江门定位为侨乡文化，肇庆定位为山水文化。

最后，按照“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合作范式，铸牢粤港澳大湾区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我们先是发现自身之美，然后是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一致和融合。建设大湾区不是简单“完成国家任务”，而是大湾区人民建设自己美好幸福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各成员一方面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另一方面成员之间能够寻找到“最大公约数”，找到最佳合作点，实现文化、经济的有机整合。

(三)弘扬新文化，激发大湾区创新活力

建构粤港澳大湾区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在根脉上谋求认同，以和谐促整合，更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一起向前看，牢牢把握大湾区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主题，进一步弘扬创新文化，并进行有效融合、形成合力，激发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活力。

粤港澳三地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精神。“广东精神”以“敢为人先，团结友爱，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广州精神”和“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为代表，并融合成为“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创新精神。香港精神是以“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为主要内容，是香港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还有以“友爱、互助、拼搏”为核心的澳门精神，成为澳门繁荣稳定的保证。

粤港澳三地精神虽然不尽相同，但内涵是高度一致的，都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基于长期实践的创新，彰显了历史的脉络印记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如“自强”“奋发”“进取”“拼搏”“开拓”“奉献”“团结”“友爱”“互助”“诚信”等精神就是中国古代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仁、义、礼、智、信”的体现，“创新”“守法”“高效”“务实”“开放”则是改革开放创新精神的高度浓缩。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中，应充分挖掘三地的创新精神，逐步提炼形成“大湾区创新精神”，使其成为大湾区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激励大湾区人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和实现民族复兴。

(四)拍好影视剧，传播大湾区人文精神

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影视交流合作基础实、空间大”的优势，建设大湾区影视基地，打造大湾区影视联盟，规划创作一批反映大湾区历史人文风貌和携手发展的文艺精品。

推进粤港澳影视深度交流合作的一个前提是拍好影视剧，讲好湾区故事。湾区故事应牢牢紧扣粤港澳一家亲历史主题和大湾区拼搏进取、改革创新、团结协作时代主旋律，选取“岭南文化”“西方殖民，港澳分离”“移民潮”“改革开放”“一国两制”为历史背景的题材。广东这几年热播的《七十二家房客》所展现的就是民国时期广州西关市民生活的辛酸苦辣和岭南文化，港澳同胞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祖辈曾经的创业艰辛和风俗习惯，从而获得对大湾区的文化认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开工建设和文化交流、合作的日益密切，各地区的文艺工作者一道为祖国喝彩，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之《回归》就是以香港回归为主线，通过刻画解放军仪仗兵、香港警察、钟表匠等小人物的形象，很好地把“回归”诠释为“心理回归”，将主题上升到家国情怀的高度，引起了包括港澳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的情感共鸣。

讲好湾区故事重在传播大湾区的人文精神，粤港澳都源于岭南文化，而岭南文化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大湾区的人文精神既要突出岭南文化“敢为天下先”“开拓进取”的特点，也要凸显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文化基因、“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天下为公”的精神追求。

(五)把好教育关，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

青少年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时期，要“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占中”“修例风波”充分暴露了香港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香港回归后，粤港澳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但其坚持所谓的公民教育，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在“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上走上了歧途，在香港的教材上看不到中国历史，在课堂上听不到老师讲国家观念，这样的教育只能培养出怨天尤人、和祖国离心离德的愤青，培养不出充满家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的栋梁之材。

反思香港教育问题，特区政府应掌握教育主导权，大刀阔斧进行教育改革，在教材中增加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关内容的篇幅，学校要理直气壮开好历史课和思政课，在课堂中渗透家国情怀和国家观念，培养青少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实现香港青少年的“人心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