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郭沫若翻译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主持人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咸立强

最近十年，应该是郭沫若文学翻译研究成果最丰的一段时期，主要表现有三：第一，郭沫若文学翻译研究的专门著作大都在此期间出版；第二，以郭沫若翻译为题的论文数量增长明显；第三，《郭沫若全集》翻译部分的搜集、整理在此期间完成，即将出版问世。随着《郭沫若全集》翻译编（或译文编）的出版，我相信郭沫若文学翻译研究必将掀开新的篇章。数量并不等于质量，数量也不一定就能堆出质量，但研究成果的数量的增加却意味着关注度的提高。只有研究者们持续关注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才有希望迎来质的飞跃。郭沫若和鲁迅被视为现代文学里的双子星座。但是，看看《鲁迅全集》出版的种类和速度，以及鲁迅纪念馆推出的全文在线检索功能，再看看绝大多数图书馆里残缺不全的《郭沫若全集》，在走向流量时代的过程中，双子星座的表现因各种原因给人带来的感觉迥然不同。上个世纪就有学者提出郭沫若阅读的两极化现象，强调读者需要有理解之同情才能把握郭沫若文学创作的价值。从历史的角度肯定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经典性，我以为这本身就值得反思。在郭沫若翻译领域，两极化阅读的表现最不明显。《郭沫若全集》翻译编迄今尚未面世，此前也没有郭沫若翻译文集/文库之类的东西，只有《少年维特之烦恼》《鲁拜集》等译作一版再版，颇受普通读者们的欢迎。学者们对郭沫若翻译文学的阅读，似乎还不如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高。如果说郭沫若翻译文学研究也存在两极化阅读，这两极的表现与创作领域恰好相反。我在2012 年去美国访学，有英语系的教授听说我想要研究郭沫若翻译问题时，在给我的邮件中很直白地写道：郭沫若有什么研究的价值？我曾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些朋友说郭沫若的翻译文学好，得到的回应则是某某翻译的也都很好，都不比郭沫若差。这些学者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压在我的心头：郭沫若的文学翻译究竟有什么好？郭沫若的一些经典译作问世已有百年，普通读者依然在阅读，这便是郭沫若翻译文学的价值所在。一些学者守着一堆普通人不再阅读的译本，却在追问郭沫若的翻译文学有什么好，我觉得让人很无语。无语，是因为我没有找到能够让朋友接受的证明郭沫若翻译文学优秀的方式。翻译又不比创作，除了错译误译之外，优劣着实难以轻易判断。郭沫若的文学翻译为什么优秀、为什么比其他译者的译作优秀？这一直都是一个复杂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例，若要确立郭沫若译本的经典性，不仅需要能够准确地判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还要比较郭沫若译本与同时代译本及后来译本的优劣。郭沫若译本与罗牧的译本相比，孰优孰劣？与杨武能的译本相比，孰优孰劣？在这方面，我还没有看到很有说服力的论著出现。综观翻译文学研究的现状，最厚重的收获是史料梳理和考辨，将译文与原文进行对照的研究数量最多也最平庸，整体表现最不能让人满意的就是译作的优劣判断。当年，苏雪林对普通读者喜欢阅读郭沫若的翻译作品表示很不理解，现在学界的研究者似乎也没有能理解普通读者为何依然喜欢郭沫若的译作，我觉得不妨将其称为倒置的两极化阅读。郭沫若文学翻译研究近十年来的迅速发展，正是历史自动纠偏的一种表现。让人惊喜的是推动这十年来郭沫若翻译文学研究波澜的，是一批青年人，他们就像我们这个专栏推出的陈析西和尹田田：年轻，外语好，满带朝气，问题意识强，讨论问题的角度和概念运用富有启发性。对读陈析西和尹田田的文章时，我恍惚间将其视为了一个整体，用前者提出的“刻意隐喻”这个概念，审视后者文中的“Maultier”，郭沫若将其译为“驴”，马君武译为“马”，而冯至译为“骡”，我以为冯至的“骡”属于直译，而郭沫若的“驴”则是“刻意隐喻”。“马”“驴”“骡”等译词的选择，其中也隐含着尹田田所说的“前译影响”的因素。这两位青年学者的文章，触发了我的许多研究灵感，限于篇幅，不再多言，文章俱在，相信各位读后定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