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与日本左翼文学阵营的内部分裂*
——来自日本作家的证言

单援朝

1928 年春夏之际，郭沫若和成仿吾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接受战旗社作家山田清三郎和藤枝丈夫的采访，同年7 月出版的《战旗》第1 卷第3 号刊出山田清三郎执笔的采访记《访问中国的两位作家》和藤枝丈夫执笔的访谈录《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战旗》的读者第一次通过同人的自述了解创造社的活动及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展开的状况，对创造社有了初步的认识。4 个月以后，11 月出版的《战旗》第1 卷第7 号刊出支健二的《上海印象记——插图二幅》（以下简称《上海印象记》）一文，作者是9 月前往上海的。该文虽然题为“上海印象记”，实则由印象记和访问记两个部分构成，前者记述了作者对上海的总体印象，后者记述了作者持“K 君”即郭沫若的介绍信访问创造社，与冯乃超、李初梨、郑伯奇等人晤谈的经过。作者的上海之行显然与《战旗》对郭沫若和成仿吾的采访有关，可视为其延长，其目的是通过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创造社。这一行动或许出自郭、成二人的建议，或许由战旗社自主策划并实施，无论真相如何，郭沫若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不但为访问者写了介绍信，还写了一封信介绍创造社的情况，包括创造社在上海的地址及联系方法等。同时，战旗社和创造社的关系因为这次访问得到深化也是事实。此后，战旗社派代表列席左联的盟员大会等，与中国左翼文学阵营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问题是，5 个月以后，1929 年4 月出版的《文艺战线》第6 卷第4 号刊出前田河广一郎的《创造社的解散》一文，该文不仅以讥讽的口吻言及支健二的文章，还对创造社的存在、活动大加嘲讽、攻击。诚如笔者在《日中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第一次握手——小牧近江、里村欣三上海之行考》（《郭沫若学刊》2021 年第1 期）一文中所介绍，此时的《文艺战线》为日本劳农艺术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战旗》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两者虽然同属左翼文学阵营，却处于分裂、对立的状态，由此形成“文战”派和“战旗”派，其分歧主要在于对“艺术价值”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上。总体而言，后者的观点更为激进一些，被前者批评为“极左翼”，两者经常为此展开唇枪舌战的论争，此为前田河文出台的背景。而直接的契机是，前田河广一郎1928 年11 月前往中国旅行，到上海后不久会见了创造社同人，《艺术生活》周刊第3 号刊出郑伯奇的会见记《前田河氏的印象》，前田河对文章的部分内容十分不满，双方为此结下梁子。

如上所述，支健二专程前往上海访问创造社，前田河广一郎与创造社同人的纠纷与日本左翼文学阵营的内部分裂不无关系。本文聚焦这一系列互为关联的事实，以支健二和前田河广一郎的作品为主，辅以相关的资料，梳理日本作家笔下的创造社以及与此有关的事项，旨在以此作为窗口审视创造社与日本左翼文学的关系，为深化创造社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众所周知，创造社以1925 年的五卅惨案为界分为前期、后期，作为本文考察对象的创造社自然是后期创造社。

一

对第二个问题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其形式，然后是其内容。论争的来龙去脉是《战旗》8 月号刊载藏原惟人的《艺术运动当前的紧急问题》一文，该文批判了中野重治在《战旗》6 月号上发表的《关于所谓艺术大众化论的错误》，及鹿地亘在《战旗》7 月号上发表的《对抗小市民性的猖獗》两文。对此，中野重治在《战旗》9 月号上发表《理顺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意见》一文进行反论，两者之间由此形成实践理论上的对立。由于是在同一阵营内围绕艺术大众化的问题，包括《战旗》的大众化等产生的分歧和论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引起了创造社同人的关注。除了论争的内容外，论者的关系也成为关心的对象。作为阅读的延长，围绕论争的对话势必加深对“战旗”派的认识，由此可以窥知《战旗》在创造社同人心目中的位置。总体而言，对艺术大众化论争的关注作为一个个案，有助于了解日本左翼文学尤其是“战旗”派的观点是如何对中国的运动产生影响的。作为此项的后话，藏原惟人在《战旗》10月号上发表《艺术运动中的左翼清算主义——再论中野、鹿地对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所论》一文进行再反论，同期刊载的林房雄的《无产阶级大众文学的问题》一文支持藏原惟人的观点。

作者认为通过以上几点大致能了解创造社的轮廓，但还是要简明扼要地总结一下“客观形势”，具体为以下四点：1.现在的社会条件是，在被定性为非合法存在的政治运动及一切运动之中，作为合法存在的定期刊行物在艺术上、经济政策上的困难，以及极度的政治上的迫害外加白色恐怖的肆虐。关于前者，笔者的理解是，指运动是非法的，刊物却是合法的，在这一矛盾的状况下如何办好刊物的问题。2.前边1 的客观形势决定了组织的同人主义的消极化，而不是组织及运动的秘密化，前者体现在没有分业为专业部门。从后面冯乃超的发言看，这里是指创造社既是文艺团体又是出版业者的现实，两者没有分离成为独立的机构。3.表现在杂志上就是百分之二十的学究主义，百分之三十的近代主义，剩下的百分之五十才是真正的阶级意识。不得不忍受这种不自由性，而个人讲师及其他方法则是迫不得已的。这里的“个人讲师”是指当时部分同人在大学兼任讲师一事，李初梨对此有简短的说明，谓他自己教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的社会意识学（笔者注：陈望道、施存统译波格丹诺夫《社会意识学大纲》于1929 年5 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冯乃超教授的是霍善斯坦因的《艺术与唯物史观》。其目的是通过教学在大学发挥创造社的指导性作用。4.集会、研究会及其他的团体活动的分野被规定下来（合法的）。以上的“客观形势”是作者根据座谈会参加者的发言整理而来的，既是当时创造社所面临的问题，也包含创造社同人的自我批判。在与“战旗”派的代表的座谈中公开这些问题，明显含有与对方讨论、交流的意图。另一方面，对作者而言，以上四点无一不是了解创造社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为《战旗》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创造社的窗口。

以上的谈话内容大多触及中日间的差异，作为交流的一部分，对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及互通信息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同人所言，非合法运动、检阅制度、白色恐怖、自营出版业等既是创造社也是左翼文学其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话题都是关于外部环境的，并未涉及左翼文学内部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与之前的一桩文坛纠纷有关。郭沫若、成仿吾数月前接受战旗社作家的采访时曾言及文坛对鲁迅等人的批判，采访录在《战旗》刊出后，鲁迅马上在《语丝》第4 卷第34 期上撰文予以反击，成为“革命文学”论争线上的一个片断。这次只谈外部环境，传递了某种信号，至少可以说对之前的做法有所反省。

第三天上午，一干人依然在冯乃超的房间聚谈，下午“我”与李铁身的妹妹李双馨去了新公园，晚上众人又在创造社贩卖部楼上的上海咖啡馆相聚。第四天、第五天也是和众人一起度过的，李、冯带“我”去大世界看了电影，以及其他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最后，“我”在文末表示：上海还有一个名为太阳社的无产者艺术团体，这次无缘与他们结识，没有得到相关的信息，对此感到遗憾云云，足见“我”此行是专为创造社而来的。仅就以上内容而言，可知李初梨、冯乃超等人是如何将“我”作为《战旗》的代表热忱相待，并努力在与之交往中深化双方的关系的。另一方面，访问记作为实地考察创造社的成果，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创造社的第一手材料，并确认了“战旗”派与该社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支健二上海之行的最大的收获。

作为《战旗》11 月临时增刊，战旗社推出了《世界无产阶级诗集》，由苏联、德国、中国、英国、美国、朝鲜等国的诗人的作品构成。中国诗人的作品为龚冰庐的《曙光就在眼前》、冯乃超的《外白渡桥》、君淦的《伟大的时代》、冯宪章的《在黄岭头》、洪灵菲的《在货车上》，译者为藤枝丈夫。五人中龚冰庐、冯乃超为创造社同人，冯宪章、洪灵菲为太阳社同人。君淦即淦女士，为冯沅君的笔名，其作品多发表于创造社出版的刊物，一般将她视为创造社外围同人。此外，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静冈支部编辑出版的《无产者诗集1928 年版》第一辑也收入冯乃超的《上海》《给街上的人》、王独清的《我归来了，我底故国》等作品。在这一时间以这种方式介绍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的作品，不会与《战旗》11 月号刊出的支健二的《上海印象记》无关。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此举视为纳普为深化与创造社的关系所做的努力。由此可见，在关系的构建上，“战旗”派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

二

前田河广一郎1888 年11 月13 日生于宫城县仙台市，作为庶出，在舅舅家长大。1905 年从当地的中学退学后到东京，拜记者、小说家德富芦花为师。1907 年，在德富芦花的支援下前往美国，在美国生活了13 年，其间做过饭店服务员、花匠、日文报纸记者等，并发表过英语小说。1920 年回到日本，在《中外》杂志发表小说《三等船客》受到广泛好评，同时作为作家和评论家活跃于《播种人》《文艺战线》等左翼文学杂志，曾和被称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的菊池宽进行论争。在当局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镇压达到高潮时，离开文坛。战后，专注德富芦花的研究，1957 年12 月去世。

作为《文艺战线》的主要作家，前田河广一郎对中国并不陌生，先后创作了戏曲《蒋介石》、长篇小说《中国》等中国题材的作品，并两次去中国旅行，在上海面见过鲁迅，与中国左翼作家也有交往。其作品在中国被译介最多的是戏曲，始于1920 年代后期，《希特拉》（16 幕剧，俞寿译）、《黑暗》（独幕剧，张我军译）、《贼》（独幕剧，钱歌川译）等作品陆续被译出。1929 年2 月7 日，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所封闭，出版的刊物也因之停刊。对此，主要出于个人原因，前田河广一郎马上做出了反应，在《创造社的解散》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有消息说上海的创造社解散了。

姑且有些议论，这是一种考验，会使第二个创造社变得健全。

三

前田河广一郎去上海比支健二晚两个月，其上海游记的发表也正好晚两个月，1929 年1 月出版的《文艺战线》第6 卷第1 号刊出了他发自上海的《自扬子江畔》一文。将该文与支健二的《上海印象记》做一个大致的比较，就能发现两者之间不无关联，而且与创造社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此，笔者的第一印象是，其一，说坏话的本事果然高强，无愧于“谩骂家”的称号；其二，分明是要和支健二的《上海印象记》唱对台戏，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部分。“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料的直译”说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化方面最活跃的社团之一，可谓首当其冲。具体而言，它不仅使人想起冯乃超对支健二的谈话——翻译了藤森成吉、林房雄等人的作品，今后将更多地翻译介绍《战旗》作家的作品；还使人想起他本人在《创造社的解散》中对创造社同人的冷嘲热讽，如“可耻的日本的特产品”之类。“廉价的美国的纯模仿”说不知从何说起，如果是资产阶级文化则另当别论。倒是他援用斯科特·聂尔宁的话作为结论令人想起“模仿”，而且是“美国的纯模仿”。因为斯科特·聂尔宁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思想家、反战和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美国人。

《自扬子江畔》文末的12 月1 日应为完稿日期。文中说在上海已住了30 天，由此可以确定前田河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1 月1 日或2 日。如前所述，他到上海后不久就与创造社同人见面，随后郑伯奇写出《前田河氏的印象》一文，两者为此结下梁子。但是，《自扬子江畔》的写作应该与此事无关，因为《文艺生活》周刊是12 月1 日创刊的，郑文刊登在第3 号上，就是说他在写作《自扬子江畔》时郑文尚未发表。如是观之，可以说前田河对上海的印象，至少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部分，虽然与创造社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针对支健二的《上海印象记》的。换言之，是以创造社与“战旗”派的关系为前提的。既然如此，不妨想象一下，郑伯奇等人读了《自扬子江畔》，对其全面否定的结论将作何感想？大概只会愈发坚信自己对前田河广一郎的看法没有错吧。

结语

综上，通过梳理《战旗》和《文艺战线》刊载的几篇互为关联的作品，对创造社卷入日本左翼文学阵营的内部分裂站队“战旗”派的经纬以及与“战旗”派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创造社与“战旗”派的关系始于郭沫若、成仿吾在日本接受战旗社作家的采访，战旗社的支健二持郭沫若的介绍信前往上海访问创造社进一步深化了两者的关系。创造社方面，可以说郭沫若在关系的构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支健二在《上海印象记》中披露了他与创造社同人交流的经过及其内容，由此可知检阅制度、白色恐怖、自营出版业等为创造社在运动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冯乃超在谈话中就翻译介绍《战旗》作家的作品所作的表态，同人们对纳普的组织及其活动所表现出的关心，支健二在上海期间与同人们长时间、无拘束的交往，包括在同人们的陪同下体验上海的观感印象，凡此种种，无不凸显这次访问的目的和成果。就是说，支健二的《上海印象记》从正面实证了创造社与“战旗”派的友好关系，这一关系成为了解、把握后期创造社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作为与“战旗”派对立的“文战”派的作家，前田河广一郎与创造社同人的纠纷则从侧面印证了两者的关系。郑伯奇在《前田河氏的印象》文中将前田河广一郎定为“右翼作家”与“战旗”派有关，前田河广一郎在《创造社的解散》中予以反击，将其做法斥之为“战旗式幼稚病”。“幼稚病”是“文战”派攻击“战旗”派常用的武器之一，由此，“文战”派与“战旗”派的分歧、对立被投影到创造社同人与前田河广一郎的纠纷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两者的纠纷具有代理冲突的性质，日本左翼文学阵营的内部分裂主要通过与创造社的关系影响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前田河广一郎的《自扬子江畔》则从侧面的侧面印证了两者的关系。“右翼作家”这顶帽子究竟是人身攻击还是事出有因，读者读了《自扬子江畔》后应该自有判断。该文作为上海游记，具体针对支健二的《上海印象记》，与之反其道而行之的意识，体现在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全面否定上。“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料的直译”说作为一面镜子，反而折射出作者内心的阴影。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受到日本的影响是周知的事实，但说得如此刻薄、绝对，不得不说是受某种情绪驱使，那就是对创造社与“战旗”派的关系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的结论受到派系之争的影响。同时，其文中暧昧、负面的中国观也令读者感到困惑，至少在缺乏阶级观念、连带意识这一点上，不得不说离传统的左翼作家的立场还有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