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新纪元
——“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中国职业教育”在线学术会议综述

荣国丞 韩传峰 孟令鹏 史小今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于2022年5月1日施行，这是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近26年来的首次修订[1]。为深入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促进我国职业教育适应时代变革大势、有效助力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2年6月6日，同济大学、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主办“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中国职业教育”在线学术会议。有关部委领导、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职业院校校长、大型企业高管等，围绕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现代职业教育承担的重大任务、促进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建构和公共政策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全国各地职业院校考察调研，对职业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2]。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举措和实践成果，进一步完善了新时代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教授表示，职业教育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为构建面向未来发展需求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新动能。沿着“技术—产业—经济—教育”循环演进的逻辑，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相伴生、产业变革与新经济形态相促进、新职业教育与新经济形态相匹配、劳动力技能迭代与终身职业培训相衔接，这已经是大势所趋。职业教育应在发展目标、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治理模式、保障能力等方面锐意创新、主动作为，着力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新时代职业教育制度体系。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博永提出，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必须汇聚强大的人才智慧和力量，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设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二、实现从“人口红利”向“技能红利”跃升

近年来，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占比不断提高，但是与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对比，技能型人才所占比重仍然较低。为实现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技能红利”，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志明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一大批应用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两才（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并重、“两归（海归、城归）”并用，是激发人力资源活力、推动数字技能转型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我国正在进入数据赋能、跨界融通的发展新阶段，进入高技能人才引领的“技工时代”，实现从“人口红利”向“技能红利”跃升，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跃升。新技术革命推动新业态“无中生有、层出不穷”，传统产业“有中出新、日新月异”，二者交织演进。这种演进正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合力推动劳动力需求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劳动力供给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一大批新生代劳动者投身现代服务新业态。要鼓励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鼓励劳动者增强致富本领，成为共同富裕的奋斗者和受益者。面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中诸多因素冲击叠加造成的不确定性，以及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需求，要创新高技能人才开发理念，加快激发高技能人才活力的机制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数字赋能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服务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创新、高技能人才开发的方式创新、高技能人才聚集的环境创新。要推动高技能人才开发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使就业优先政策与鼓励技术技能提升政策协同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大企业开发技术技能人才的主体作用，建设“技工航母”；实施职业院校“双证制度”，鼓励先进制造业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构建技能人才发展“立交桥”；大规模多层次开展新职业开发和新技能培训。

三、构建“教育+”发展新格局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3]，还从法律层面畅通了职业院校学生的升学通道，让职业院校学生一样可以拥有高学历。除了设立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普通学校和专科层次职业学校都将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明确了职业教育新的发展格局。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姜大源认为，德国的“职业教育+”新格局改革中，双元制中等职业教育的能力提升，采取了类似于普通高等学校科层制的学历或学位设置；学术化的普通高等学校采用了类似于中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双元制模式。这种模式是对社会组织制度变迁过程的一种映射，从新制度主义视角看，这是综合考虑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下，效率性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德国中等职业教育领域中“附加资格学习”和“职业进修教育”所获得的与高等教育等值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是一种纵向教育层次和教育价值的制度同形；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的“双元高等教育”，采取与中等职业教育同样的“企业+高校”的双元学习地点，是一种横向教育形式和教学内容的制度同形。我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应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推动普通教育领域横向增加职业启蒙、职业教育、劳动教育。大学和应用型高校要横向增加职业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高职院校要从实践出发纵向做好学历学位设置和能力提升。建议秉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设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建立对接国际的“国家资格框架”，制定“学分互认规则”及认证机构，赋予职业教育学一级学科地位，重构知识应用课程体系。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安兴教授认为，社会与个人对职业教育的时代性要求，必然需要构建职业教育自身的层次阶段、组织架构、方式手段、内容标准、考核评价的体系，以及队伍体系、理论体系等。无论是产业经济发展，还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质量和效率要求。劳动力市场和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期望值越来越高，但高质量办学的社会文化基础仍然薄弱，实现职业教育现代体系构建、类型特征优化、高质量发展这三大任务任重道远。职业教育只有真正成为广大受教育者根据自身资质禀赋、兴趣爱好主动选择的一种学习活动，才能够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把职业教育理念向下延伸到义务教育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四、探索具有时代价值和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路径

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为此，应积极探索具有时代价值和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实施路径，以质量和特色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教授认为，我国正处于创新引导的经济发展阶段，教育政策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应根据我国的制度特点和发展阶段，创造性地平衡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关系。当前，我国面临全球化竞争、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变产业业态、老龄化社会、气候变化等挑战，这都要求我国重构教育体系、创新教育制度，解决产业间劳动力再配置的问题，满足新的产业需求和技能需求。面对这些挑战，以及赶超型发展模式下可能存在的技术失败和市场失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能照搬国外模式，要着眼于新技术时代和新产业时代，前瞻性地进行产业间、技术部门间的再配置，提升职业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教授指出，各国职业教育模式在分层化、标准化、技能形成、学习实践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职业教育模式和路径选择与国家发展特征息息相关。我国职业教育已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和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重要工具，社会对人才的规模和质量需求也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提出新要求。调整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和专业结构成为必然。职业教育发展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坚持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与提供多样化职教供给相结合，保就业促民生与促进共同富裕相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图景应该是：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学历本位逐步向能力本位和贡献本位转变；人们在职业继续发展的轨道上不断提升，通过工作本位的学习而非学历提升来实现向上发展；各个职业都强调职业准入资格，真正进入资格社会；实现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供给。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主任李双寿教授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新时代，制造业生产模式发生深刻变化，正在向两化融合、两业融合转变。以能量转换工具为推动力的经济将难以维系，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没有竞争力。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涌现，智能制造在产业结构、组织生产方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通过递进协同效应带来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将改变原有工作范式，实现工作界限模糊化、工作方式研究化、操作技能高端化、生产服务一体化。这对人才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要从构建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出发，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联动，培养科学思维、技术思维、工程思维，构建学术能力、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打造新型从业者。

五、创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体系

产教融合是推动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衔接的重要举措，随着全球创新科技、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亟需创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职业教育体系。

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严伟教授认为，目前我国人才供需存在两个矛盾，导致两个落差。一是总体教育资源过剩与产业人才短缺矛盾突出，导致供与需之间存在落差，产业人才短缺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亟需覆盖产业发展全链条、全学科的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二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内容与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导致产与教之间存在落差。近年来，企业用工满意度呈下降趋势，说明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模式一定程度上与行业产业脱节。产教融合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新课题，各国正在探索打通产教两端、校企双方的双向链接“快车道”。政府、企业、高校应协同探索产教融合的“三个新”，即创新协同机制，加大政府统筹协调力度，率先制定分产业的人才发展专项规划；创新培养体系，依托现有高校分类体系，率先建立分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教育模式，借鉴国际产业发展经验，率先建立“世界级”的产业学院和学习工厂。

黄河科技学院副院长杨保成教授认为，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促进职业教育从“层次”向“类型”转变，使产教融合成为国家职业教育的根本制度安排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方略。产教融合能够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连接，是教育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应对科技革命加速的关键一招。当前产教融合“共识之困、共赢之困、共治之困”仍然存在，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并未真正建立。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必须学习贯彻新职教法精神，厘清产教融合底层逻辑，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要实现产与教两种价值观的融合，两种规律的融合，两种模式的融合，共同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企业需求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六、发挥企业力量打造职业教育新生态

深化校企合作已经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要持续健全校企合作协同及监督管理机制，加快制定促进校企合作的详细方案，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权、责、利，打造职业教育新生态。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董明认为，大型企业要主动做产教结合的觉察者、践行者、引领者。云南白药在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基础上，精准对接校企资源，搭建人才共建平台，创新“双向赋能、定向孵化、双师计划、入企再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锚定专才、同频共振。面向未来，建议从顶层设计和文化认同出发，营造全社会的职业平等氛围，扩大职业技能人才储备池，降低产教融合落地难度，从而搭建人才培养的共建平台，建立对话沟通机制以消除信息不对称偏差，促进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马力认为，政府、企业、学校、社会要合力打造职业教育新生态。对企业而言，数字化时代要求建立赋能型的组织和平台，创建企业和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生态。职业教育要有前瞻思维、系统思维和问题思维，突出“新、准、实、融”，培养“精、专、熟、稳”的职业技能人才。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统筹抓总的作用，强化职业教育的政策供给；进一步发挥院校办学主体的作用，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水平；进一步发挥企业用人主体的作用，健全贯穿职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发挥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作用，打造职业教育新生态。

七、在实践中探索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一体化培养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通过中高职学制衔接、岗位标准与课程内容衔接等手段，在人才培养一体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多经验，新时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通过构建适应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一体化培养体系，推动各级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教育分会理事长周建松教授认为，我国正进入“数字经济”红利大规模释放的时代，科技驱动创新是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大趋势，要顺应这个大势，增强金融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基于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金融职业人才培养路径是：发挥集聚效应，全面推进专业群数字化升级与改造；夯实数字化教学新基建，构建高质量的课程生态系统；拓展教材新边界，构建高质量立体化教材体系；坚持应用驱动，构建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新机制；建设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面向新经济新金融，提升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施骞教授认为，要全方位立体化推进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积极探索进一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要契合国家战略，面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做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在经济社会建设的各领域培养德智体美劳兼具的高端应用型创新人才；以培养方案的共同谋划、培养过程的价值共创以及培养成果的价值共享，形成政府、企业、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多方共识，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积极对接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及国际资源，奠定职业教育专业化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打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进阶通道，在不同层次上逐步形成上下贯通、无缝衔接、有序递进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八、开启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新纪元

当前，经济社会持续稳健发展与职业教育功能价值的系统耦合机制正在逐渐形成，为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创造了契机。面向未来，我国要实施既可以与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相适应，又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职业教育。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韩传峰教授指出，要进一步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在网络化、智慧化时代，新的思维逻辑、决策方式和管理模式不断涌现。作为一种组织化力量，现代信息技术已成为撬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催生着新型人力资源需求，消亡、重构、塑造着职业形态。要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提升技能型人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职业教育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被认知、认可、认同。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彰显类型教育的实质意义，优化职教体系、合作网络、师资队伍和情景资源；正向引导社会评价体系，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治理生态；着力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坚持产业与职业教育耦合发展；改善政策制度环境，为职业教育提供有利发展条件。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兴华认为，我国应实施既可以与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相适应，又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职业教育。这样的职业教育要具备六方面重要功能特征：不仅要让毕业生掌握在社会上立足的某种职业技能，而且要让从业者拥有适时迭代职业技能、主动应对产业和就业形态演进发展的能力；不仅职业院校在校生要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普通院校也要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地对学生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培训；不仅要培养职业院校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谋生能力，而且要培养他们的人本意识和现代协作精神；不仅要为适龄青年提供接受职业教育以获得相应学历和能力的机会，而且要为就业者创造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的职业培训并获得相应从业资质的机会；办好职业教育不仅要更好地发挥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的职能，而且要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因此，职业教育的价值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育方法、教材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都要适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我国将开启职业技能和人文素养并重、政府和市场协同发挥作用、教育内容供给精准适配全社会人力资源需求、职业技能培训伴随从业者整个职业生涯的职业教育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