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存在方式看马克思的人学革命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学价值

□林 锋 魏琰琰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人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之一，马克思被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体系的构建发挥了奠基作用，其对人学核心问题的探索及深刻思考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第一位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到马克思的“成熟著作”（1844年后的经典文本，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中探寻其人学思想、人学立场，他1845年前的早期人学观点往往在人们的视野外，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范畴外。这种做法有悖于马克思人学的思想进程，忽视了马克思早期人学的理论贡献与学术价值。事实上，作为马克思早期代表作之一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人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重要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史上，首次深刻揭示人的‘自然性’，提出‘两种自然’的思想”[1]231，成为马克思后来经典著作中的“两种自然”观的直接理论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史上，《手稿》是第一部系统分析“人”及其“现实性”、对“人”形成系统化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手稿》人学的许多合理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经典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直接继承和深化。离开《手稿》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奠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的人学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手稿》人学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精辟揭示。人的“存在方式”即人“以何种方式存在”，是人学研究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历来被研究者所关注、重视。《手稿》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系统、科学揭示，不仅是传统哲学家无法企及的，也是他先前的著作没有做到的，即使是马克思后来的经典著作在这方面也是难以企及的。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后来的著作在人学的“完备性”或“思想深度”上逊于《手稿》，而是说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哪一部著作在“人学”方面（特别是在“人的存在方式的系统揭示”这一方面）做出与《手稿》一样多的“原创性贡献”。由于思想的积淀和日益完善，马克思后来的经典著作在人学的思想高度上优于1844 年写成的《手稿》，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后来著作的人学观点（包括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观点）直接源于《手稿》，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系统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人有多种存在方式。其一，人在“自然”中存在。“人在自然中存在”有双重意蕴：人本身是一种自然物（当然，人是一种有生命的自然物，不是无机物，作为特定类型的生命存在物，人又不同于动物），这是“人在自然中存在”的一个方面；人在物质自然界中生存、发展，这是“人在自然中存在”的另一重含义。其二，人在“活动”中存在。人是一种活动性的存在物。人类从事的活动不仅包括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劳动是其中的首要形式），还包括理论活动、审美活动等。人类从事的各种活动构成了人类生活、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其三，人在“关系”中存在。这里的“关系”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二者是人类生存、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的重要关系。其四，人在“意识”中存在。“人是有意识的生物物种，他通过意识认识世界，并以意识为指导改造世界。”[1]232“有意识”使人类具备了超越动物的基础和可能。人类的能动性、创造力、自由都是以“意识”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的。其五，人在“需要”中存在。在《手稿》看来，人是有物质、精神双重需求的存在物。“对自身需要的表达及实现需要的现实活动，是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之一。”[1]232人既有对物质生活资料、物质生存环境、物质生产实践的需求，也有精神层次的需要，譬如认识世界的需要、审美的需要等。其六，人在“历史”中存在。与一切自然事物、社会事物一样，“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人类，都有自己的“历史”。《手稿》揭示的人的这六种存在方式，基本覆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观点。

本文将详尽阐释《手稿》人学关于人的六种存在方式的思想，并据此探讨《手稿》在人学史上实现的哲学革命，阐明《手稿》对传统人学的超越性，以此为《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学价值做出有效辩护。

一、人在自然中存在

在《手稿》看来，有人始终在“自然”中存在：一方面，人本身是一种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生物机体，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即“人自身的自然”；另一方面，人的生存依赖自身之外的物质自然界，自然界构成人不可缺少的生存环境，人是在自然界中生存、发展的。“《手稿》‘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的论断，其实是青年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两种自然’理论（‘两种自然’，即‘人自身的自然’与‘人身外的自然’）的初次表述。”[1]223-224

《手稿》中有“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209的提法，说的就是：人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在谈到“关于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2]194。同动物一样，人作为生命有机体，会饥饿、会疲倦，需进行吃、喝等生命活动，消耗物质生活资料以维持其肉体的生存。作为自然存在物，人是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首先，人是受动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需要外界的对象以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表现自己的生命”[2]210。其次，人是能动的存在物。同为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动植物的首要区别就在于人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来源于人有意识，人是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

“人在自然中存在”，还旨在说明自然界对人的有用性，即人依靠外部自然界生存、发展，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生产、繁衍、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人要维持肉体生存，就需要食物、衣服、住房、燃料等直接的生活材料，这些生活材料的最终来源就是自然界。人不仅在生活上依赖自然，在生产上也依赖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158。人的生命活动（即劳动）需要对象、工具，这些都来自自然界。正是由于自然界的存在，劳动才得以完成、实现。不仅人的物质生产依赖自然，人的精神生产也离不开自然。自然界的动植物、空气、阳光等资源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161。人与动物虽然都依赖自然，但相较于动物，人利用自然界的范围更加广阔。动物也依靠自然界生活，但仅仅是为了维持肉体生存而从自然界直接获取少量物质材料。动物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劳动”，没有精神需要，因此利用自然的范围要小得多。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繁衍、进步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人正是始终依赖自然界，从后者持续获取物质资源（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以此为基础，不断进化、发展的。

二、人在活动中存在

现实的人总是从事一定活动的人，人在“活动”中存在。在《手稿》中，马克思谈到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实践活动（主要形式是劳动生产）、理论活动以及审美活动等，其中，他着重阐述的是以劳动生产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理论活动、审美活动也都与实践活动密不可分。关于理论活动，实际上，马克思对理论活动的认识并不始于《手稿》，在早于《手稿》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就多次谈到理论活动，他强调“批判的武器”即理论的重要性，指出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也能化为“物质力量”[2]11。马克思与“实践政治派”“理论政治派”不同，他既看到了理论活动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强调将“批判的武器”即理论成果与“武器的批判”即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在《手稿》中，马克思进而谈到理论活动与现实存在的关系，认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态”[2]188。把理论活动与实践、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是马克思认识和把握“理论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审美活动亦是如此，马克思从不抽象地谈论美、美感。首先，人的审美能力建立在感官的感受感知能力上，如视觉、味觉、嗅觉。其次，人审美能力的提升与发展是由实践推动的。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随着“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2]191即实践活动的广泛发展，“人的感性的丰富性”[2]191即感觉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2]191）也随之发展起来。实践不断发展，人的本质不断对象化，与对象的丰富性相适应，人的感觉不断被创造出来：人得以欣赏美丽的风景，收获“美”的感觉；排除私有束缚，得以欣赏到矿物商业价值之外的独特性和美——社会不断创造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2]192。

“实践”是人改造外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体现人的能动性，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在《手稿》之前的《导言》中，马克思已多次提到“实践”概念。譬如，马克思认为，对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不能在思维的框架里打转，而应当专注于现实课题，通过“实践”来解决；再如，马克思谈及德国时，认为德国在“实践”上远远没有到达其理论发展的高度。在《导言》中，马克思并未深入探讨“实践”的相关内容，但通过他的几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将“实践”看做与“理论”相对应的事物，认为“实践”可以解决“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导言》里马克思对“实践”的描述，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实践”具有“现实性”的特点。实践的内涵、基本类型、实践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等丰富内容在《手稿》和之后的《神圣家族》中才更加明确、详细地展开。

首先，实践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吃、喝、生殖、劳动都是人的机能，但只有劳动是人真正区别于动物、体现人的独特本质的机能。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就本来意义而言，人在劳动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感到幸福、舒畅和自由。人的劳动使工业得以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的发展及其生成的物质文明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192，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2]193。马克思认为应当把工业的发展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考察，人的本质是劳动，工业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在当时的工业中，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异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即便如此，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仍体现了人巨大的本质力量，毕竟没有人的参与，没有人的创造，这些物质成果不会自动生成。实践将人与外部自然界链接起来，是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人实现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彰显着自己的本质力量。

其次，实践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有神论者时指出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秘密在于劳动。“在他看来，感性、现实的生产劳动，是人类实现自我延续、自我存在的有效途径，用‘生产劳动’这一人类社会内部的经验现象，足以说明人类如何自我延续、自我发展，根本不需要也不应从人类外部去寻找什么超自然因素（指‘神’）作为原因，来解释‘人类何以存在、如何存在’。”[1]35“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196人不是神的创造，人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劳动。劳动实践使人类繁衍不息，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人始终是主体”[2]195-196，在劳动中，人实现了自我生成、自我发展。

三、人在关系中存在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置于各种关系中考察，把人看做关系性存在物，人不是孤立个体，人在“关系”中存在。这里所说的“关系”是广泛的，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如前所述，人本身是一种自然物，人依靠外部自然界生活。人首先要处理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关涉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与人之间结成了广泛的社会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双向的关系。自然界优先于人而存在，人的活动受到外部自然界的制约。“人受自然制约”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观点，18 世纪法国哲学中就有“环境决定论”的说法。马克思超越他们之处在于：他认为，虽然人受到自然的制约，但在自然面前，人并不完全被动，人具有能动性，由于人能动的实践活动，自然界变成了“人化自然”。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通过劳动这种能动的“类生活”[2]163，人使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2]163。现实的、感性的“人化自然”是通过人的劳动而生成的，是人类劳动的创造力、能动性的体现，是人的本质力量实实在在的确证，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193。人改造着自然，也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提到“人类历史”与“自然史”的关系，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2]194，人类历史同时也是人化自然界的生成、演变过程。

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深入阐述了人与人的关系。他主要阐述的是人与人在劳动中形成的阶级关系，当然政治关系、宗教关系也有所谈论，但《手稿》叙述的重点在于（以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阶级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下劳动者丧失了劳动产品，这也就意味着有劳动者之外的人获得了劳动产品，这劳动者之外的人就是资本家，因此，马克思讲，“异化”的一种表现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2]233，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成为异己力量的劳动产品，还生产出他对他人的关系。工人与资本家，一方劳而少获，一方不劳而获，虽然两者同处于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但二者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资本家在此对立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但实质上和工人一样，也受到异化这种“非人的力量”的摆布。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社会里的财富对资本家而言，也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享受这种财富的人恣意放纵，肆意挥霍工人的血汗，“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做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2]233，他既是财富的主人，也是财富的奴隶。当然，也有不放纵挥霍的工业资本家，他们不挥霍，他们的享受是“精打细算”的，服从于资本，服从于生产的需要，本质上也是一种“异化”的生活方式。资本家或放纵或精明，都是“剥夺”的一方，工人总处于“被剥夺”的一方，两大阶级间的关系以对抗为首要特征。工人内部也并非一团和气，为竞争生存机会，工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人是社会存在物，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关系发生“异化”，人与人互相疏远，呈现相互分离的异化状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实际的地理空间中，人与人相互隔离，各自离群索居，过着“鲁滨逊式”的、“原子式”的个人生活。人是社会存在物，人与人总是共处于同一社会共同体中，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特定的社会联系。马克思想强调的是，在私有制下，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异化了、变弱了，仅仅靠着人各自利己的需要维持着，已不是符合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向前发展的那种社会联系。在他看来，随着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私有制下异化的社会联系会得以改变，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将呈现一个全新的样态，人的社会性将得以恢复和重建。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直接体现人的个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既为“我”存在，也为“我”之外的其他人存在；别人的劳动产品为了别人存在，也为“我”存在；财富共享，每个人都是生产者，其生产都只是为了物质资料的积累，财富不再具有排他性、私有性，社会生产呈现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局面。

四、人在意识中存在

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自主活动，大大优越于动物。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经验观察，对比人的生产活动与动物的“生产”（如蜜蜂等动物营造巢穴的活动），得出这一结论。人与动物都为了自身肉体的生存而生产，那么，人作为类存在物，其有别于动物的类特性何在？区别就在于人的生产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162。由于这种“意识性”，人的生产活动获得了“自由性”。人有意识，能够在生产活动中发挥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人类的生产活动超越动物式的肉体需要，人可以按照多种尺度，根据自己的设想进行生产并处理产品，甚至能按照美的规律，使劳动产品呈现出“美”。人的生产当然也要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但不限于此，由于人有意识地展开生产活动，从而使人在生产和处理产品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从而也就比动物多了一份自由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说明这一见解，“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208。因为有意识，人可以在劳动过程开始之前就在头脑中构思，将劳动进程置于意识的指导之下，以获得更好的结果。在对“意识”的认识上，马克思的理解超越了唯心主义。“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这当然不是马克思首先阐明的，而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立论基础，甚至是某些唯心主义者如青年黑格尔派无限夸大的方向。但与唯心主义者相比，在“意识”的理解上，马克思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刻。他将“意识”与“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意识”不再是唯心主义的空话，而变成了人对动物的优越性。

“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在意识中存在”还包含一层意思：人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也是人与动物相区别之处。在私有制条件下，货币、金钱具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人变成“财迷”和拜金主义者。人们崇尚“物”、渴望财富，只想着发财和占有，丧失对艺术、历史等精神文化的需要和追求，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全面的感觉消失了，只剩下私有观念驱动下“拥有”“使用”“占有”的感觉，“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2]190。马克思认为这不是真正的“人”的“感觉”，而是被私有观念裹挟的异化的“感觉”。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扬弃私有财产而创造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2]192，使人的精神世界变得丰满。“一切感觉”，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如视觉、听觉、情感、思维等，都将挣脱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的束缚，真正成为“人”的感觉。人的感觉通过人与物、对象的关系体现出来，在未来社会，人与物、对象建立起了真正的人的关系，人对物、对象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利己主义性质”[2]190，面对物、对象，人不再只是想单纯地“占有”它，对象真正成为人本质力量展开与现实化的体现。

五、人在需要中存在

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人的需要，认为人的需要具有丰富性，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为了满足物质需要，人从事劳动，创造物质生活资料；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人从事理论活动及审美活动来充实精神世界。马克思认为，这种丰富性在扬弃了私有制的未来社会中才能充分实现，那时人丰富、多样性的需要得以全面展现与满足，满足了的需要又能激发新的生产方式、促进新的生产，从而更加证明人的本质力量。但是，在当下的私有制社会中，人的需要高度同质化、片面化、庸俗化，人的全面、丰富、多样化的需要被缩小和同质化为对物质财富的需要（即贪欲）。在私有制条件下，为获取货币，人人都企图诱使他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2]223，从而使他人为了追求这种需要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2]223；为了满足自身的利己的需要，人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2]223；产品在增加，“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2]223。“货币”成了人们竞相追逐的东西，成了至高无上的膜拜对象。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对需要的“异化”的其他表现形式做了深刻的揭示。一方面，富人需要的低俗化、病态化。生产者出于逐利的需要，激发、迎合各种病态的需要。马克思将生产者称作“工业的宦官”[2]224，就像宦官为获取恩宠总是厚颜无耻地刺激、奉迎君王的各种享受欲一样，“工业的宦官”即资本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激起他人病态的欲望，迎合他人“最下流的念头”[2]224，以便从别人（消费者）的口袋中获取“黄金鸟”[2]224，即金钱。另一方面，资本家需要的精致化和工人需要的粗陋化、简单化。资本家生活富足，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资料越来越精致，工人却恰恰相反，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需要退回到动物的水平，甚至连动物都不如。饮食、光、新鲜空气、明亮的居室等人的正常需要，在工人那里都是一种“奢侈的愿望”。在现实中，工人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吃低劣、有害健康的食物，居住在随时可能会因交不起房租而被赶走的出租房，呼吸着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2]225污染的空气，没有明亮、舒适、清新，只有肮脏、腐化。动物尚且有猎捕、运动、交往的需要，而人每日被绑缚在冰冷的机器旁，连这些动物式的本能需要也没有了。马克思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的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赢利来源”[2]229，如对房产主来说，地下室“带来的收入比宫殿带来的更多”[2]229。工人的需要已如此粗陋简单，仍被富人盘算，作为盈利的来源，“工业也利用需要的粗陋，而且是人为地造成需要的粗陋来进行投机”[2]230。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以货币划分了人的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货币可以将存在于观念、想象的需求变成现实的、感性的存在。“以货币为基础”[2]246的需求是“有效需求”[2]246，以人的实际需要、愿望为基础的是“无效需求”[2]246。货币不仅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唯一的需要，还成了需要是否能得到满足的唯一条件。

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抨击资本家的理论代言人（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只看成“工人”，无视后者作为“人”而产生的多方面需要。他们将工人完全抽象化，设定为“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2]226，一切超出最贫乏标准的需求都是“奢侈”，而奢侈是不可饶恕的。

六、人在历史中存在

马克思不仅研究“静态”的人，探究人的“本质”，也将人置于历史长河中，研究“动态”的人。人不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而是与其他事物一样，也处在历史过程中，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的历史”[2]211。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对人的历史轨迹做了哲学高度的初步说明，这一点较少为人注意。“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原始的自由阶段、私有制条件下不自由、受奴役阶段（即‘异化阶段’）及未来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1]233

异化劳动是一个历史现象，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它。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2]168从这一提问方式就能看出，在他看来，异化劳动不是从来就有的，存在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异化劳动出现之前的社会，人是“非异化”、自由的。进入私有制社会之后，人被异化劳动束缚，处在不自由、受奴役的状态。这种不自由的状态表现在很多方面，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了异化劳动的诸多消极特征：作为人“类特性”的劳动不是人本质力量的展现，而是像动物的生命活动一样，沦为了单纯的谋生手段；人在劳动中感到痛苦和不幸，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则“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159；工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处在工人的对立面的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劳动产品。

在“积极地扬弃”了“私有财产”之后，人进入未来理想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重回”自由状态。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185（“复归”即再次回归，意味着从前存在过类似的社会）；在摆脱了受“异化劳动”束缚的私有制社会之后，人将再次返回到自由状态，不仅如此，还在更高的物质成就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由，这种“复归”是建立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2]185的基础之上的，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2]185，这种共产主义表面上看追求“平等”，却是以牺牲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为代价的，实质是物质文明的倒退，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2]184，它不仅没有超越私有制社会，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制社会的生产水平。马克思认同的那种理想社会，对私有财产采取了“积极扬弃”的方式，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即私有财产是人生命活动的对象化，本质上是劳动产品。认识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因此保留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在这个基础上，人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再次实现自由。

结语：马克思的《手稿》所实现的人学变革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人，反思人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关于“人”的不同认识。在古希腊哲学早期，自然哲学家对人的认识尚浅，甚至尚未真正区分人与自然，他们大多倾向于认为某种具体的自然物质构成了人。这是早期哲学对“人”简单而朴素的认知方式。亚里士多德对“人”的认识较之以往的哲学家丰富了许多，强调了人的政治属性，他提出一个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判断：人是政治动物。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谈到：“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3]379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时代，人让位于神，神统治了人。神学坚持神创论，认为神创造了一切。人文主义者鞭挞中世纪对人的压制，号召重新将关注点集中到人的身上。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人”的研究较前人更加细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2]331培根关于知识的思想被概括为“知识就是力量”①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提到，“培根的最重要的著作《崇学论》（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在许多点上带显著的近代色彩。一般认为他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的创造者；虽然以前讲过同样话的也许还有人在，他却从新的着重点来讲这格言”。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67页。，体现了培根对发扬人的主体性的重视。这一时期，有的哲学家把人看做“机器”，如笛卡尔、霍布斯、梅特里等，认为人与机器无异，人的活动就如同机器的运转。还有哲学家坚持“环境决定论”，如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等。他们认为环境对人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黑格尔对人的能动性予以了关注，并谈了“劳动”这一生命活动，“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2]205，但囿于唯心主义的哲学前提，他对“劳动”的认识是抽象的，劳动不过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205。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但他所关注的“人”不过是从宗教中“羽化而来”[4]290的“抽象的人”[4]290而已。

马克思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把“人”刻画得更加丰富和丰满。《手稿》对人的多种存在方式的揭示，意味着人学史上的一场深刻变革，实现了对传统人学的超越。这种“超越”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人的存在方式”的考察和揭示，首次实现了系统化、全面化，超越了以往人学的片面化或单一化阐释。就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系统考察而言，《手稿》的人学优于一切旧人学。在马克思人学之前，从未有一种人学达到诸如《手稿》人学那样对“人”及其存在方式的高度系统化、全面化的阐释。在马克思之前，传统哲学仅提出诸如“我思故我在”“人是机器”这样的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单向度、单一视角、往往还有某种偏颇性的描述，这与“人”的完整形象明显不同。在《手稿》人学的系统、全面阐释下的“人”，既是作为自然存在物，存在于物质自然界中的人，亦是从事实际活动、处于现实关系中的人，还是有着自觉、丰富的意识与精神世界，有着多样化的需要，处于具体历史进程中的人。爱尔维修曾指出，“人是摆在不同的艺术家们眼前的一个模特儿：每一个艺术家各自考察人的某些方面；谁也没有考察过他的全貌”[5]。在马克思这里，情况发生了改变。在《手稿》中，他对“人”及其“存在方式”作了系统化的解释，形成了全面的人学观点。

第二，自觉将“人”现实化、经验化，人是居于现实物质世界、经验世界的经验存在物，是感性、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根本超越将“人”抽象化的思辨人学路向。在思辨哲学那里，“人”始终是抽象的，如黑格尔认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真正的本质，人不过是抽象的“自我意识”[2]207，“劳动”不过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205。马克思批判这种抽象的观点，强调人的物质性、现实性。《手稿》所理解的“人”已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具有多种存在方式、有着丰富特征的“人”；人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不是“精神”的外化，而是可被经验观察到的现实的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从事实际活动、处于各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现实关系）中、与自然、他人互动、交往、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的人。在《手稿》中，“人”的形象已高度“现实化”“经验化”，与思辨人学中“人”的抽象形象分道扬镳，将“人”抽象化的思辨人学范式已被坚决克服。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思维方法与思辨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提到，“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3]22。黑格尔从抽象思维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现实出发。正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才能纠正思辨人学的抽象观点，将关注点转移到现实中，研究“现实的人”。

第三，以辩证、历史的眼光深刻认识、阐释“人”及其特质，人是处于与外部世界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关系中的现实存在物，是处于动态发展进程的历史存在物。《手稿》人学确立了关系性视角，将人置于与外部自然的双向历史关系中，人是自然长期演化的产物，自然界制约人的存在与发展，人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影响和改变了自然的具体形态，人通过实践活动形成了人化的自然界。这种见解超越了单纯强调“自然制约人”的旧唯物主义人学论调。通过实践活动，马克思将人与外部自然界连接起来，在改造外部自然界的过程中人及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手稿》人学视野中的“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人的历史形态经历了从原始的自由人到私有制条件下异化、不自由的人，再到未来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演进过程。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社会为未来社会的生成、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与物质基础。私有制确立以来的人类历史，既是人类遭受私有制奴役的历史，亦是一部人类追求自由，挣脱私有制的束缚，循序渐进地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未来理想社会意味着人的彻底解放，这种理想社会的生成、人的解放离不开私有制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物质条件、物质文明。将“人”及其解放置于漫长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是《手稿》人学及历史观的鲜明特点。人类的历史还是一部人类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历史，劳动史是人类历史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通过劳动去把握、阐释人类历史，亦是《手稿》的鲜明特征。对“人”既辩证又历史的深刻认识，是传统人学所不具备的。

第四，超越片面强调人的物质性，将“人”归结为简单物质形态（譬如机器）的旧唯物主义人学，将“人”视为兼有物质性与精神性，受动性与能动性高度统一的独特物质形态，彻底解决“人是什么”的人学难题。“人是什么”，这是人学史上千古之谜。哲学家试图以不同方式对此做出合理解答，但唯有马克思给出了完全合理、颇为全面的答案。古希腊哲学把“人”理解为具体的物质形态，这虽是唯物主义性质的见解，但尚未将人与自然完全分开；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也把“人”看做具体的物质形态，但是把人等同于机器，忽略了人能动的一面。唯心主义把人抽象化、精神化，无视或否定人的物质性，亦不能正确认识“人”本身。“人是什么”，这个古老人学问题在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里均未得到完全合理的解答，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人学之谜。马克思真正破解了这一问题。在《手稿》看来，人是物质形态（自然存在物、生命有机体），但又不是简单的、一般的物质形态或生命形态，而是独特的甚至独一无二的物质形态、生命形态。将人视为“物质形态”、承认人是受制约的自然存在物，反对将“人”精神化，这是继承了旧唯物主义人学的认识成果。反对将“人”等同于机器、无机物，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强调人的能动性，这是借鉴了唯心主义人学的认识成果。马克思综合了旧唯物主义人学、唯心主义人学的精华，实现了综合创新，使“人”的能动性与物质性不再分裂，真正统一到“人”自身中来。在《手稿》看来，“人”这种物质形态、生命形态，既有物质机体，又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既有受动性，又有能动性。

第五，超越抽象渲染人的能动性的唯心主义人学，用感性、现实的物质生产劳动来说明人的能动性、人对动物的超越性。能动性的观点在旧唯物主义人学中是“缺席”的，而在唯心主义那里，人的“能动性”较大程度上得到了肯定或体现，但唯心主义者往往是以一种夸张、歪曲的方式来体现或肯定人的“能动性”的。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自觉、鲜明地强调人的“能动性”，马克思是第一位思想家。以不同于唯心主义抽象、夸张的方式，正确、贴切地描述人的“能动性”，马克思亦是第一位思想家。人是否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如何体现和实现的？马克思给出的答案首先是：劳动。在他看来，“能动性”不是抽象的或虚幻的，而是依托于感性、现实的劳动来体现和实现的。劳动固然不是表现人的能动性的唯一途径（人的能动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劳动中），但绝对是首要途径、第一途径。“劳动”是《手稿》人学的核心范畴，是说明人的“能动性”及人对动物的“超越性”的关键。用物质生产劳动来说明人的能动性，这就使“能动性”并非抽象和虚无缥缈，能动性的实现有了感性、现实的基础。在《手稿》中，劳动作为一种感性、现实的活动，既有鲜明的物质性（用物质性的手段来改造物质对象），亦有显著的能动性（受意识指导和控制，能将人的意志、意图自觉施加于对象，通过积极改造对象以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目的）。通过劳动，能够恰当、有力地说明人是否具有“能动性”，以及“能动性”是如何体现、实现的。通过劳动，还有力地说明人何以超越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