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出场样态

张灿, 陈淑丹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一部党史就是一部党的自我革命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1]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用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锤炼自己，使党在一次次紧要关头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从1921 年到1927 年，党不断开展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革命斗争，更是掀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史的伟大序幕。梳理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出场样态，有利于深入理解建党初期党革新自身的内涵实质，并为当前创新和发展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提供重要经验遵循。

一、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出场逻辑

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上层建筑，是相似语言结构的表意方式和表意单位的集合体，是内容与形式的综合。语言学认为，一切话语不会凭空产生，都必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由切实的逻辑体系建构生成的。分析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出场逻辑， 是认识建党初期的党何以进行自我革命、何能进行自我革命的核心所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身历史任务。然而，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2]，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及右倾错误等问题。 为了确保自身有资格、有能力实现奋斗目标及挽救党的前途命运，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进行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自我革命”。作为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和提高自我的“自我革命”话语，深刻彰显着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价值逻辑的三维统一。

第一， 理论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为内在理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没有直接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但他们为“自我革命” 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论来源。 一方面，“自我革命” 话语源于科学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法的指导。马克思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并不是简单针对敌人，还强调以自我批判的利刃来面向自身，从而“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4]，集中突出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是党审视自身问题和错误的内生动力。 同时，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具有其特殊的逻辑理路，并且这种理路的前进方向不是对以往旧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不断通过“扬弃”的方式实现更高层次的新发展。 也就是说，党要推进自身建设就必须清楚何时扬弃、怎样扬弃，并时刻以自我警醒和自我超越的态度吸收自身的积极因素，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剔除身上一切的消极因素。由于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存在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党不断通过自我批判来解决内部问题和矛盾的斗争实践也必须永无止境。 另一方面，“自我革命”话语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属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在实践层面上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先进力量，在理论层面上始终掌握比无产阶级群众更为先进的思想理论武器，是先进性的突出代表。 列宁在《怎么办？ 》中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5]可以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掌握先进的思想理论、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才能更好地肩负历史任务和使命担当。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6]， 绝没有个人私利可图。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政党》中也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 ”[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证充分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矢志不渝地维护党的纯洁性思想，坚定不移地发扬无私品格，才能把自身锤炼成无产阶级最信任的先锋队。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基因，并且将这种纯粹的基因熔铸到党的肌体中，党才有勇气、有魄力进行刮骨疗伤、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

第二， 现实逻辑：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和革除自身之弊的客观现实为迫切需要。20 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空前苦难，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展开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却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国情下勇担历史重担， 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然而，建党初期的党在思想、组织、制度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和错误。 思想层面上，一方面表现为建党前夕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存在广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另一方面表现为大革命期间党内充斥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层面表现为组织内部党员数量与质量难以统一。前期党组织发展党员过分强调党员的质量，规定每个共产党员不仅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还应该有高水平的工作能力，这意味着以文盲和半文盲居多的广大工农大众难以入党， 非常不利于党组织的壮大与发展。 后期党组织因急于增加党员的数量而忽视党员的质量， 也给党组织的发展带来消极作用。 制度层面表现为民主集中制的落实受到干扰阻挠。 中共二大确定民主集中制后，却没有真正实现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8]。 受中国传统集权政治文化影响， 党内部分党员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不深，将目光聚焦在“集中”和“集权”等话语上，导致党内形成浓厚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影响党员及下级组织的积极性， 难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综上所述， 为挽救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及确保党有资格有能力承担起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性任务， 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以彻底的决心和行为开展了由内向外的自我革命。

第三，价值逻辑：以守初心、担使命和永葆革命本色为价值追求。 使命自觉以忧患意识为引领，以担当精神为本色。 使命蕴含在目标内，并由目标彰显出来。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以明确的奋斗目标阐释使命自觉，也是推动“自我革命”话语得以出场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自身的根本任务，自觉承担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大颁布的纲领中所强调的“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消除社会阶级”[9]，抑或是在党的二大中所增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都深刻展露党鲜明的革命本色和为国为民的价值追求，都是衡量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价值尺度。 因此，面对建党初期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缺乏民主氛围等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刮骨去毒的决心和行为开展由内向外的自我革命，确保党有资格有能力承担起时代重任和人民期盼，确保党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追求的革命性政党。 诚然，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自我革命”话语的力度和深度不尽完善，且多数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斗争。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更是折羽喋血，几近全军覆没。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党不断提出自我警醒、自我反思的话语，不断开展在思想、组织、制度等各方面的实践，积累大量拨乱反正、革故鼎新的宝贵经验，才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10]，为未来中国革命提供一个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伟大领导者，掀开中国共产党伟大“自我革命”史的壮丽序幕。

二、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出场内容

话语内容是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在于表达话语的思想内核。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内容主要以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和党员干部的讲话、论述、著作及相关文件的方式呈现。 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自我革命”话语内容的阐述主体与作用对象，其话语内容的逻辑框架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批判党内错误思潮、强化党的纪律与权威、完善民主集中制、开展反腐斗争。

首先，批判党内错误思潮，廓清党内思想迷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内统一的思想基础是确保日后党的革命实践保持一致性和有效性的根本前提，任由错误思潮的蔓延必然会使党处于危险之境。 由此，早期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厘清各种谬误同正确思想的界限，使思想领域得到彻底净化。 这段时期，批判党内错误思潮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批判无政府主义。建党初期， 由于党内仍旧存在大量无政府主义分子，且他们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使部分党员的行为呈现出“涣散斗志”“阻碍革命”的特征，与党的目标方向严重背离，因此，及时清除无政府主义带来的恶劣影响是党需要刻不容缓地解决的问题。陈独秀、李达、周恩来等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剖析。在对其进行全面又系统的了解和把握后， 他们在论著中精准地概括出无政府主义“退化”“无益”“空洞”的内在本质[11-13]。此外，张太雷更是直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强调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宗旨与原则同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相矛盾，以“绝无可能”同其再合作的坚定态度要求将其“从组织中清除出去”[9]。可以说，为清除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迷雾，他们在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中不但以真理性的阐释说服人，而且以坚定的决心对自身错误思想进行有效“清洗”，切断了错误思潮的传播链条。这些都充分展现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自身存在着落后因素时进行自我革命的慎重又坚决的态度。 第二，批驳右倾机会主义。 党在早期一度出现忽视土地革命，寄希望于国民党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的蔓延致使党失去革命领导权，甚至成为党在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一现实情境，中国共产党必须及时清醒认知并纠正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挽救革命危机、净化党内思想之风的必然之举。 任弼时和蔡和森直接指出当时党内“无土地革命的决心”[14]，出现了“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15]。 针对这一症结所在，他们认为党必须要进行“全盘的改造”[16]，要以充分的讨论或批评来“彻底肃清机会主义”[16]。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后党内滋生了“左”的情绪，但党在批驳右倾机会主义时所表现出的自我批评和自我纠正的决心与魄力仍是值得肯定的。共产党人面对右倾机会主义带来的问题，以自我革命精神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改造，是净化党内错误思想、摆正革命斗争方向、在关键时刻挽救党的革命事业的正确道路。党内思想观念的正确与否是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符合实践的正确思想意识能够增强党内凝聚力与向心力，为党的革命斗争带来光明前景；反之放纵错误思潮的蔓延， 党就会犯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走向如履薄冰的危险局面。 因此，错误思潮一旦初露端倪，就必须及时揭露其显著危害，对它进行深刻又彻底的批判。

其次，强化党的纪律与权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正如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书信中所强调的：“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17]共产党人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 这是团结巩固党的力量，实现党的事业的基本保证，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认识到建立一个具有铁一般纪律的政党的重要性， 并及时把混入党内的不遵守党内活动规范、无视党的组织纪律的落后分子清除出党。 1922 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专门设立“纪律”一章，规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9]，从制度上规定党员必须严格服从党的纪律，要求党内政治生活必须规范有序。 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党员数量不断增加，部分党员的纪律意识不强。 各地方党组织及时审视自身，坦言部分党员出现“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18]的工作状态。 为了严肃党的组织纪律，党中央必须以强有力的规范和监督，以保证党内形成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贺昌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必须厉行“铁的组织与铁的纪律”[18]来纠正纪律建设中出现的偏差。 此外，为从政治的高度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保证党组织的严肃性，1927 年6 月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决定增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设立监察机构， 使党的纪律在紧要关头得到统一监督，对纠正党内纪律涣散、维护和巩固党的权威起到突出作用。 综上所述，建党初期党关于纪律监察的话语反思与实践，是党早期进行自我革命基因培植的深刻展露，是党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纠正的制度安排理念和原则的最初体现，为后来党不断改善党内政治生活、提升党员干部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奠定坚实基础。

再次，完善民主集中制，调动党内积极性。 加强党的集中领导， 强化党的权威并不意味着在党内搞“一言堂”“家长制”，“民主”同样是“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重要一环。 民主讨论的方式有助于让决策更为科学， 开展党内批评有助于让问题得以及时解决， 反之就会抑制党内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党的路线和方针偏离正确的轨道。 建党初期， 党就把切实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建构“自我革命”话语的重要环节。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 中批判党内充斥着 “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14]的氛围，必须加以纠正并进行彻底的“自我批评”[14]；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也指出党内存在“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16]的错误偏向，必须有“由上而下”的“党内讨论”和“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16]。可见，正是建党初期共产党人能够清醒认识到党内存在某些独断专行的问题， 并以自我批评和自我纠正的态度和风范来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不断解决党内矛盾、增强政党力量、提高党的建设水平。

最后，开展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党风。历史经验证明， 贪污腐败不仅会侵蚀政党的健康肌体，更会使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阻碍革命的胜利。党在建党初期就清醒地认识到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的重要性，从而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高度的理性自觉开展反腐败斗争。 其中，党的廉政话语的样态主要以两种方式表现。 第一，在反腐败实践中叙述。 话语建构需要与话语相符合的实践活动为纽带来转换为现实的权力， 廉政话语的建构必然以反腐败的现实实践才能体现其内在价值。党在1921 年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中，组织开展了最早的反腐倡廉实践[1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内部逐渐出现腐败现象。然而，党组织却丝毫不遮掩，直接公开承认自身错误并深入解决。 在《安源地方报告》中，党组织阐明其内部存在“服物股经理陈枚生欠公款千余元”的情形[18]，同时针对这一问题对其作出房屋用具封存、要求缴回公款并撤掉其经理职位的决定。 此外，1925 年省港大罢工后，邓中夏直接点明为避免罢工各机关的重要成员“不致腐化”[20]，所有的职员都必须经过代表大会的选举。以上党在建党初期的反腐败斗争实践都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解决党内腐败问题作为完善自身、净化自身的关键内容，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第二，在反腐文件中申明。1926 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党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指出党内存在着“投机腐败分子”，发生“吞款”“揩油”的行为，极大地“丧失革命者的道德”，党对待这类人的原则是“决不可留存党中”并且“必须清洗”以“树立群众中的威望”[21]。 在这份文件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以最为浅显易懂的话语，指出党内出现少量贪污腐败的恶劣问题，对警醒共产党人认识到腐败对于党的事业及政党形象的损害，并及时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有着重要意义。 可以说，党以对腐败势头零容忍的态度开展自我革命，充分展现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革命斗争勇气，对早期的党不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形成廉政党风、获得工农群众支持起着显著作用。

三、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出场特点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主要有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三种形态，并呈现出严肃性、科学性、通俗性的鲜明特点。严肃的政治话语对规范党员政治行为、保持清醒头脑提供刚性约束；科学的学术话语进一步提升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学理性，在最大程度上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通俗的大众话语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语言特点让党员干部清晰明了地认识到及时进行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紧迫性与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借鉴苏式话语是党在这一阶段进行构建 “自我革命”话语的另一显著特点，这与幼年的党直接由共产国际指导有关。

第一，政治话语的严肃性。 政治话语是指党在制定政策和制度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具有指导性和方向性的话语。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话语是在革命探索的实践中渐次展开的，也是在党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拓展的。 严肃性是“自我革命”政治话语的突出特点，在党章和各类文件中得以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章程》以极具震慑效应的政治话语对党的法规制度做出权威规定，颇具成效地规范了党内开展的各类政治生活。 从1922 年确定党章到1927 年通过的第三次党章修正案，党章对处理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行为都做出严肃要求。其中对不执行上级机关的下级机关处以“取消或改组之”规定，对违反纪律的党员处理“开除之”[9]“加以警告”“审查之”[14]等方式，以及要求党员对于规定的决议和纪律“绝对服从之”“皆须服从之”[9]。 此外，在反腐文件中党再次申明对待腐化投机分子“务须不容情”“立刻洗刷出党”且各地方组织“立即执行”[21]。 这类严肃的政治话语折射出党对纠正自我和纯洁自我的坚决态度和决心，更对不断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起到深刻警醒作用。 正是由于具有强大威慑效力的政治话语，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才能更为严明，党员干部才能带头增强政治自制力，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让党的革命事业不断前进。

第二，学术话语的科学性。 学术话语是指由特定概念组成并具有一定学理支撑和系统体系的话语。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学术话语不仅是清除各类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阐明中国共产党宗旨与原则的理论工具。 建党初期，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所蕴含的学理性和科学性，主要由共产党人扎实又严谨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表现。1921 年到1927 年以来， 面对党内党外存在的各类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以极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学术研究能力编写并出版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与著作，涵盖哲学、政治学等诸多学术领域。例如李大钊在《今与古》中认为“历史是不断进化的过程但存在着螺旋式的循环”[22]， 同庸俗进化论及历史复古论划清了界限；恽代英在《政治学概论》中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联邦者论、不党说、无政府主义、贤人政治主义等各类影响较深的错误思想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大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传播散播了真理和科学的种子，为涤荡早期共产党人错误思想、清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迷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蕴含在自我革命过程中的学术话语不仅承载着革除腐朽落后思想的使命，同时也负载着传播先进思想与文明的任务，有力地引领了党员干部实现思想的洗礼、 保持行动的一致，为把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纯粹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了卓越贡献。

第三，大众话语的通俗性。 大众话语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偏生活化、 具体化的话语，通俗性是其显著特点。 建党初期，党通过生动活泼和形象具体的大众话语使各级党员简单明了地认识到症结所在。陈独秀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直白地说自己“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必须“纠正错误”[9]。中共中央在面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问题时， 指出应使用日常口语进行宣传，要求开展群众工作又不要表现得“太过聪明”，不要脱离群众，应该“糊涂一点”，引导群众“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21]。 这类从生活实践中提炼的话语极易打动人心，对党员及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起到良好效果。 除此以外，在针对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这一问题上，蔡和森通过形式多样的文章和鲜明事实使话语内容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 他以“在天高皇帝远的深宫之中” 形容某些党员出现远离群众的问题， 把铁的纪律对于某些党员比喻成“刑具”，这类形象生动的比喻有力提升了“自我革命”话语的亲和力和可信度，助力党员干部准确接收到话语信息，让党内问题得以充分暴露，推动党员干部准确认清自身问题并及时改正。 整体而言，建党初期党注重“自我革命”话语的通俗性和大众性，是因为对以工农大众为主要成分的早期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求大部分的党员干部理解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来进行自我革命并非易事。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注重考虑党员干部的不同教育程度，用大部分人喜闻乐见的言说范式更有利于引起党员对“自我革命”的共鸣、思考和实践，使自我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若忽略话语主体的多元化使“自我革命”话语偏于单一化和抽象化，往往很难将其迅速转化为话语实践，对自我革命的开展带来现实阻碍。

第四，苏式话语的借鉴性。 苏式话语是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及共产国际成立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无产阶级策略话语的总结和阐述[23]。 苏式话语的总体框架主要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领导俄国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新概念和新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构建“自我革命”话语这一过程深受苏式话语的影响，是源于党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按照列宁的原则进行的党的建设。首先，列宁强调党内必须“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24]，中国共产党在加强纪律建设时也指出“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9]；其次，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完善党内组织原则，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明确确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4]。 此外，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在建设党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用“列宁的原则”“布尔塞维克化”“苏维埃形式”等来直面问题、修正错误。可以说，早期的苏式话语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起着重要引导作用。但不能忽视的是，党在早期也存在简单地对苏式话语进行搬运和套用，使苏式话语与党的具体实际“排异”而使革命受到失败和挫折的问题。这是源于幼年的党在借鉴“苏式话语”的过程中缺乏创造性思维，还不善于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善于将苏式话语进行“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由此对党的发展与党的建设也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因此，如何构建既是外来的又是自己的、既是继承的又是创新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仍是非常值得思索和探寻的重要问题。

整体而言，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始终将救国救民、推翻旧世界建立美好新世界的基因嵌入到肌体之中。这样的建党宗旨和奋斗目标不但推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自我教育、自我批评、自我完善的现实实践，也促使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得以基本出场。 尽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自我革命”话语的广度和深度有一定局限且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作为这一话语的初步探索，对此后党的革命斗争以及话语建设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突出问题不断棘手化和复杂化，重温和挖掘建党初期党的“自我革命”话语资源并非偶然，而是坚守政治立场的必然、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推动党建话语体系走向深处的必然。中国共产党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各个历史阶段中总结“自我革命”话语的内容和特征，构建富有时代性、理论性、创新性相统一的管党治党话语体系，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建设成为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