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为例

蔡卫民，王 峰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1]会展业因其显著的经济拉动效应和社会文化效益，对城市经济发展、知名度提升等具有积极作用，被誉为“城市建设的加速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15号）的出台，意味着中国会展业发展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国会展业已从数量型增长转入质量型提升阶段，[2]但众多研究表明，会展业发展对其所处环境要求严格，需要以城市先进的配套设施和优良的市场环境为前提，会展业过于超前或滞后发展，都有可能形成畸形的会展经济，对其自身和整个城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探究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状况，对于会展业的提质增效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从不同层面研究了会展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张海洲、张盈等分别以京津冀与长三角都市圈、上海市为例，利用TOPSIS法探究了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水平，并定性分析了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因素。[3−4]罗秋菊、叶凯等分别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多变量协整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会展业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会展活动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拉动效应。[5−6]吴国清以上海世博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大型会展活动的举办能够降低旅游活动的季节性，重构城市的旅游空间结构。[7]王江英等利用回归分析法探究“乌洽会”的举办对当地社会发展的影响，发现展览活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有着较强的推动作用。[8]蔡礼彬等认为大型博览会的举办能使社区居民的经济生活满意度得到提升。[9]王江英等利用聚类分析与回归分析法研究了中国—亚欧博览会对居民感知的影响，发现不同的居民对博览会的关注程度与影响因素存在差异。[10]吴彩莲认为会展业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11]郑群明等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研究发现世园会的筹办对西安的人均生态足迹改善和生态赤字降低具有积极影响，而对林地生态足迹存在消极影响。[12]

综上所述，关于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会展业与城市的经济增长、空间结构、居民感知、生态环境等单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包括定性描述与回归分析法、投入产出模型等定量分析；研究尺度多以单个城市或城市群为主，而将城市视作一个整体系统、会展业作为城市的子系统，探究两者协调发展的跨区域对比研究较少。鉴于此，文章以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析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因素，以期为推动中部地区会展业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机理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13]耦合度表示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反映了耦合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可以体现系统之间协调状况的好坏。[14]会展业作为新兴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与所在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存在耦合关系。

（一）城市发展是会展业发展的基础力量

城市是会展业产生与发育的特定空间，并为会展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是会展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会展业通常都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中优先发展起来，如英国的伦敦，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交通、住宿、餐饮、金融、信息等行业提供的配套服务则是会展业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会展业及其支撑行业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配套设施与服务越完备，越有利于会展业健康成长。同时，城市的发展规模、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因素制约着当地会展业发展的全过程，并使会展活动具有较强区域性特征。如中国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当地坚实的产业基础和独特的商业文化孕育出了中国三大出口商品展之一的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标准）博览会。

（二）会展业是拉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

首先，会展业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如罗秋菊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两届广交会对当地经济的拉动系数分别为1: 1.95和1: 2.94。[6]会展活动的举办能够引起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有利于城市招商引资，而会展业收入的乘数效应能够促进社会综合消费，使城市经济总量得以增加。其次，会展活动具有集聚效应，能够为所在城市集聚大量的资金、技术与信息等发展要素，加速城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强城市的吸引与辐射功能。城市的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协调各个产业和部门共同进步。[15]会展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带动城市建筑、餐饮、旅游、金融、物流等相关行业共同发展，推动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城市的综合实力。最后，会展业发展能够产生一定社会效益，如宣传城市形象、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等。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备举办，使上海基础设施建设整整提前了十年，并为上海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越高，两者的良性互动作用越强，越有利于双方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中部地区省会城市包括太原、合肥、南昌、郑州、武汉、长沙，这六个省会城市是其所在省域的经济增长极和政治文化中心，具有独特的资源集聚与辐射功能。2011年以来，六个省会城市相继将打造“会展名城”作为城市发展目标之一。据《2019年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显示，在纳入统计的187座城市中，长沙、郑州、武汉的展览业发展综合指数排名皆在前15名之列。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上合组织峰会、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大型会展活动的成功举办为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会展业已成为推动中部地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和展示地区形象的重要平台。因此，研究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中部地区会展业的优化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

1.综合发展指数模型

为探析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首先需要采用综合发展指数模型测算出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模型如下：

2.耦合协调度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13]采用耦合度模型来测算会展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耦合度，具体公式为：

式中，U1为会展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U2为城市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C为两系统的耦合度，C∈[0,1]。C值越大，表明两系统的耦合度越高。

考虑到会展业系统与城市系统可能会出现不同步发展的现象，耦合度模型不能完全反映出两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状况。因此，为更准确地测算会展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度两系统之间的实际协调发展状况，计算过程如下：

式中，D为会展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耦合协调度；T为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了会展业与城市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或贡献程度；α、β为待定系数，相关参考文献认为会展业与城市在相互促进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不对等性，[14]故α、β分别取值为0.4和0.6。借鉴由廖重斌提出并受到多数学者认可的耦合协调等级划分标准，[16]将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等级（见表1）。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表

（三）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3,17−18]结合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的实际情况，运用频度统计法筛选出使用频度较高的指标，构建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部地区省会城市2011—2020年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官网公布的《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2011—2020年）。对于缺失的个别指标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补充完整。各项指标的权重通过熵值法计算获得。[19]

三、会展业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部地区六个省会城市 2011—2020年的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确定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类型（见表3）。

（一）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特征

依据表 3，横向对比六个省会城市会展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可以看出六个省会城市的会展业综合发展指数变动幅度较大，而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变动幅度相对较小，意味着研究期间会展业的发展变化较大，而城市的发展变化不是十分明显，大致呈稳中有进的发展状态。但纵向对比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可知，六个省会城市之间差距明显，如2019年六个省会城市的会展业综合发展指数最大值为0.93（武汉），最小值为0.11（南昌）；城市综合发展指数的最大值为0.80（武汉），最小值为0.31（南昌）。六个省会城市的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度较高，耦合度值介于0.72～1.00之间，城市之间差距不大，但耦合协调度较低，耦合协调度值在 0.23～0.90之间波动，且城市之间差距显著，表明六个省会城市的会展业与城市发展之间关联性较强但协调性较弱，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均衡现象明显。

表3 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与协调类型

（二）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演化分析

基于时间序列视角，对比研究期初与期末六个省会城市的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演化过程可知：六个省会城市的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图 1）。截至研究期末，耦合协调水平表现为：长沙>郑州>武汉>合肥>南昌>太原。

图1 中部地区省会城市2011—2020年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对比来看，六个省会城市中只有武汉在研究期内曾达到优质协调水平。武汉的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87增至2019年的0.90，协调类型由良好协调、城市发展滞后型转变为优质协调、城市发展滞后型，但耦合协调度在2020年降至0.75，协调类型由优质协调、城市发展滞后型转变为中级协调、城市发展滞后型，主要由于是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其会展业与城市发展产生了一定冲击，从而影响了两者的协调发展。武汉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支点城市，交通运输网络发达，产业基础雄厚，“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暨论坛、“汉交会”等大型展会的成功举办，为当地会展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因此武汉的会展经济发展前景乐观。

长沙的耦合协调度由 2011年的 0.69增至2020年的0.83，排名六市第一，协调类型由初级协调、会展业滞后型转变为良好协调、城市发展滞后型。近年来，长沙围绕“打造中部会展高地、建设国家会展名城”的目标，通过坚持培育品牌展会，建设长沙高铁会展新城等措施，使其会展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2020年湖南汽车展览会暨长沙市首届汽车消费节的成功举办，使长沙成为全国疫情常态化管控后首个恢复线下办展的城市，可见长沙作为一个会展城市的形象正在逐步彰显。郑州的耦合协调度由 2011年的0.52增至2020年的0.78，协调类型由勉强协调、会展业滞后型发展为中级协调、城市发展滞后型。随着郑州市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高铁路网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政府主管部门对会展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水平。合肥的耦合协调度由 2011年的0.60增至2020年的0.61，协调类型与研究期初相同，属于初级协调、会展业滞后型，表明其耦合协调水平提升幅度较小，今后应采取措施促进会展业与城市进一步协调发展。

与其他四市相比，太原、南昌的耦合协调水平偏低，发展状况较差。太原的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23提升至2020年的0.48，协调类型由中度失调、会展业滞后型转变为濒临失调、会展业滞后型。南昌的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34增至2020年的0.46，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会展业滞后型转变为濒临失调、会展业滞后型。研究期内，太原的耦合协调度仅在2014年（0.56）达到勉强协调的水平，其余年份皆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南昌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34～0.46之间，协调类型在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之间变动，主要因为两市的经济首位度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滋养会展业成长的土壤较为贫瘠，致使两系统长期处于失调的发展状态。

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受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鉴于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与代表性，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0−21]结合六个省会城市的实际情况，选取影响会展业与城市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出各项影响因素与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见表4）。[22]

表4 影响会展业与城市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

（二）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4可知，各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皆大于0.6，说明各项因素对会展业与城市的耦合协调发展均具较大影响，其影响程度的大小依次为：政府能效>经济发展水平>配套设施>会展业发展水平。

政府能效的关联度为0.81，排名第一，表明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对会展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影响最大。我国会展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国际市场的开拓与行业行为的规范都离不开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与调控。政府作为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主导角色，决定了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整体方向，其政策倾斜和资源配置措施都会影响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为0.80，排名第二。发达的城市经济是会展业快速发展的必要前提，会展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会展业发展能够为城市带来直接与间接的经济收益，促进城市经济增长。配套设施的关联度为0.73，排名第三。会展业是产业关联性与带动性较强的现代服务产业。一方面，会展业发展离不开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的支持；另一方面，会展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对配套设施与服务提出新要求，会展活动的举办为相关行业提供了资源互换的平台，从而能够促进相关行业的进步，最终提高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会展业发展水平的关联度为0.63，排名第四。会展业发展水平不同对城市发展产生的效益也存在差异。通常在会展业发展初期，会展业的接待能力较差，项目级别低，落后于城市的整体发展，两者协调性较差。[3]但随着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会展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能够为城市集聚大量的发展要素，反哺城市的发展，使两者的协调性得以改善。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六个省会城市的会展业综合发展指数同比波动幅度较大，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同比波动幅度较小，表明研究期内六城市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呈稳中有进的状态，而会展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变化较大，发展态势不够稳定。

六个省会城市的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度较高，城市之间差距不大，但耦合度协调度较低，且城市之间差距明显。截至研究期末，长沙处于良好协调状态，武汉、郑州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合肥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太原、南昌则处于濒临失调状态。

六个省会城市的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效、配套设施、会展业发展水平的共同影响，各项因素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依次为：政府能效>经济发展水平>配套设施>会展业发展水平。

（二）发展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考虑到中部地区六个省会城市的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等存在差异，因此提出以下差异化发展建议，以期为中部地区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的城市，如长沙，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应严把发展质量关，避免盲目扩建会展场馆、重复审批低质量展会的现象，培育本土知名展会品牌，推进会展业态创新，推广数字会展、绿色会展等新型会展模式，引导会展业走国际化、品牌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会展+”产业发展模式，鼓励会展业与本地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完善会展产业链版图，培育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点。

处于中级协调与初级协调状态的城市，如郑州、武汉、合肥，应加强政企合作，进一步开放会展市场，拓宽社会融资渠道，增强对会展业发展的资金与政策扶持力度，并加大对城市交通、邮电通信等配套设施的投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优化会展业发展环境。同时，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的带动作用，引进和开发高规格的展会，提高会展业的市场化与专业化程度。充分利用会展平台，助力城市名片打造与内外市场联通，增强城市发展要素的集聚，使会展业发展与城市综合实力的提高相得益彰。

处于濒临失调状态的城市，如太原、南昌，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加快星级饭店、交通路网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夯实会展业发展的基础。同时，积极向先进地区和行业龙头学习会展管理运营经验，着力引进、培育与本地产业特点相吻合的会展项目，避免盲目跟风，真正实现会展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促。

六个省会城市应紧抓“中部崛起”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遇，实施区域联动发展策略，组建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会展服务平台，促进城市间会展市场共拓、品牌共建、资源共享，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力争形成竞争有序、错位互补的多核心会展产业经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