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传记电影概观

沈维琼 马雪梅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立艺术特征的电影类型，传记电影在中外电影史上均有着显要的地位和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从1927-2015年，获得历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作品累计有87部，其中15部是传记电影，百分比超过17%。”[1]43这个数据清晰说明了传记电影的创作数量之丰与艺术水准之高。在中国电影史上，1921年的《阎瑞生》已经在“真实人物”“纪实写真”上表现出明确的传记类型形态，此后在孤岛时期、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传记电影依次显示出创作风潮，中国历史与革命现实中真实的人在经过合理加工和个性化阐释之后，屹立在中国电影人物长廊中熠熠生辉。

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中国传记电影也在严谨的历史再现、饱满的个性塑造和独特的美学呈现等方面进行探索。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与世界的进一步融合和互鉴，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如火如荼，全球化语境所加速的改革浪潮让新世纪传记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从人物选择到语言落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取得全面的发展：一方面保留传统叙事强调传主人生功绩和高尚人格的主流意识形态创作立场，另一方面由明星效应所代表的商业化运作提高了与时代、市场接轨的适应性。这些在人文、艺术、商业上的多向探索，让新世纪的中国传记电影获得了主要商业类型片的地位。

一、弘扬社会正能量，讴歌英模人物

中国传记电影历来把建构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作为首要任务。至新世纪，传记电影在主流创作总体性要求下，强调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真人真事记述并以负载纪实与记忆的文化使命为核心追求。在人物选择上，伟人、名人与普通人甚至小人物并举，通过典型环境与典型故事的塑造，突出个人理想和意志，让个体承载历史重量的同时创造历史、创造能量。

（一）献礼片中的英模人物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2]十九大后，电影界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电影机构改革决策部署，电影管理体制进一步健全，电影事业产业实现了新跨越。[3]在这样的时代话语背景下，传记电影的创作立场更加明确、时代风格渐成气候，尤其是作为新中国电影史的特殊传统，“献礼片”再次被看重。以“献礼片”方式进行创作成为2010年后中国传记片的突出样貌，仅2011年，28部献礼片中就有13部传记片，此后传记电影在“献礼片”中的比例愈来愈高。

以“献礼片”为创作动力的传记电影聚焦各行各业的劳模和道德楷模，弘扬正能量，歌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十九大后创作中的共同秉持。《郭明义》（2011）选择了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模范郭明义为传主，以日常化情节的累积表现他践行“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宗旨的光辉人生，包括拒绝外国公司七倍的年薪、三次将住房让给别人、56次献血、为希望工程捐了12万元等等。电影一方面让主人公彰显“时代楷模”“道德楷模”的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人物符号[4]在新时代语境中被呈现，体现出强大的象征意义和清晰的古今映照意味；另一方面，将个体置放在宏大的历史时空格局内，按照话语诉求选取完整时间长度上最富有文化意义和生命能量的横截面来展现人物的命运浮沉、精神价值与情感坚守，以微观带领宏观，最终制造出宏大的叙事结构和时空的整体性，这是包括献礼片在内的新世纪传记电影为繁荣主流电影创作提供的重要方式和经验。

近十年的传记片逐渐放弃大开大合戏剧式的悲欢离合及其“悲壮”“崇高”风格的追求，平实、细腻、真挚乃至“小清新”风格开始形成风潮。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探索和积累下，2010年后传记电影非常注重日常化、大众化的风格，尽管有迎合大众文化和消费市场的嫌疑，但以平实、平凡的英雄形象、行动来塑造新时代的精神领袖、道德楷模，让他们以符号的力量表现新一代中国人追随、践行和重塑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决心和力量，这一策略明显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其代表如塑造了“暖男”式扶贫英雄的《南哥》（2017）、塑造了侠骨柔肠的法律战线优秀党员的 《邹碧华》 （2017） ，等等。这些传记片以媒介塑造的“新闻典型”和“国家形象”代言人为传主，在体现、激发大众审美共情能力的基础上，以张扬主流社会所崇尚的价值观念、以传主的人性人情和党性立场回应了向先进学习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话语诉求。

在这类传记电影创作中，由社会核心价值所选择出的优秀个体被放置在历史的宏大空间和私人的日常空间中，“承载历史重量”的肉身以更为丰富的样貌获得了最大化的心理认同空间。由于他们自带的“中华民族精神符号”意味，让他们的“肉身”具有了承继于过去、耀目于现在并注定引导向未来的穿透力，立足当下亦不掩盖教化的功利要求，让它们获得了与当下价值的高度认同和呼应。“‘影像身体’同时成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象征符号。影片所表彰的是这一‘独特个体’为‘民族国家共同体’做出的巨大贡献，以证实其获取‘代表资格’的合法性。”[5]11于是近十年来，以献礼片为代表的传记电影“仪式化”“纪念碑”性质被突出地体现了出来，甚至是在电影片头或片尾的字幕上突出“谨以此片献给……”，以类似“订制产品”“仪式化”的方式，表现出“以几年个人的名义来纪念一个群体”的庄重和崇高。比如：

谨以此片献给孔繁森，献给为西藏发展建设做出贡献的人们以及它们的妻子儿女（《孔繁森》）

谨以此片献给平凡而伟大的老师们(《启功》)

谨以此片献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为共和国的资源而战的勇士们（《铁人》）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平凡而卓越的人(《雨中的树》)

这些献给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英雄和勇士们的电影，不仅仅是给个体生命立传，更是为整个的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立传。个人的生命不仅仅是历史重量的体现者、承受者，更是作为以群体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勋章并突破个体“肉身”限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和文化符号。“献词”的仪式化、纪念碑式的特质也突出了“献祭的肉身”与“永恒的肉身”之间的重叠性，并由此获得“不朽”的力量。在近十年的献礼传记片中，创作对“不朽”的追求，正是十九大前后中国社会广泛的民族自信与国家自豪的扬眉吐气，是弘扬正能量的文化使命对生命如何获得永恒与永生的一种回答。

（二）女性传主形象

在家国同构的叙事伦理下，负载着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艺等诸多领域宏大叙事功能的男性传主在中国传记片中比较常见，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可纳入英雄模范人物的“女革命家”与“女艺术家”被突出，女性身份的被强调成为近十年间传主选择的一个新向度。2005年的《任长霞》《我的母亲赵一曼》，用细节强调女性的影像身体——任长霞执行最后任务前涂上口红，以赵一曼儿子的视角去陈述母亲赵一曼的人生……这些女性传主作为历史中的个体，和男性传主一样都是历史重量的承担者，但当“性别身份”被强调而获得博弈、协商和交融的生成性力量后，女性作为传主的意义就更为丰富，“人的发现”能指清晰可见。

“女革命家”传主代表当属“秋瑾”。作为代表民族气节又颇具戏剧冲突巅峰性力量的生命个体，秋瑾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当然在中国传记电影史上，以秋瑾为原型进行的创作比较丰富，如1953年屠光启、1972年丁善玺、1983年谢晋均执导了关于她的传记电影。2011年邱礼涛再次创作了《竞雄女侠秋瑾》，在人性化、虚构性上体现出更大胆的探索，通过极力渲染出的深厚亲情与恩情，让小家与国家大义、个人的悲欢离合与革命事业的跌宕起伏交织并行，“人”与“神性”相辅相成。不仅如此，影片还着重强调秋瑾在为妻为母上的两难，如丈夫的默默支持、幼子的陌生疏远，让她常常自责而潸然泪下。这种女性焦虑的暗示，让历史已经刻录了“鉴湖女侠”“巾帼英雄”标签的秋瑾因“母亲”“女性”的身份愈加可信、可亲、可敬，同时她作为女性的生理、家庭角色所有的牵绊，让革命者以私人的温情和赴义的绝决所形成的对峙更具动人和感人的力量。此外，影片为了增加革命者亦是普通人的意味，改变了酷刑当前面不改色的英雄塑造原则，秋瑾在受刑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喊，一方面通过对“人”的摧残来营造“视听震撼”，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人”的选择强调革命家坚韧意志和决绝选择背后的巨大牺牲与痛苦。

近十年来，在弘扬主旋律、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能力的诉求下，女性以肉身性、情感性的强调来承担经验性、在场性的作用，包括作为民族、国家、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主导者，也成为时代变革中社会观念和人文价值的转型符号，因女性而使个体与群体、家国和人伦勾连、融合，主流文化强调的社会认同与现代价值所注重的性别认同、伦理认同结合起来。这种转向让传主个人情感空间被高度看重，强度与深度也在持续增强。当然在塑造女革命者、女艺术家时，这种情感的浓度在内涵和功能上有巨大差异：在女革命家的呈现上，越丰富细腻的女性体验，越会增加更多的作为革命者的负累；但越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负担，在女艺术家这里可能越是“成为我自己”的精神动力。尤其是把她们放置在由男性所主导的话语社会里，她们个体的痛苦就会上升为特定群体乃至整个时代的痛苦。

和1994年获得瞩目的《画魂》一样，《柳如是》（2012）也在讲述一个女性从“雏妓”到“小妾”再到“女诗人”的传奇过程，戏剧冲突立场也基本相似，即以奇特身世、旷世才情来映照世俗偏见和人心险恶。柳如是在世俗身份上是风尘女子，但在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上却是明清文人乃至中国士子情怀的某种代言。影片渴望达到以“香草美人”寄予政治理想和文化情怀的目的，因此在塑造柳如是时，通过她与陈子龙、钱谦益的情爱纠葛，来体现这位传奇女性虽身陷烟花巷陌，但不委屈不苟且，其特殊的人生依赖于过人的才华情志。在柳如是与钱谦益的共同生活中，钱谦益的政治身份和优柔寡断的表现凸显了明清易代风云变幻中犹疑、徘徊与痛苦的知识分子整体心态，在两人守城与献城的对话中钱谦益归隐山林的逃避与柳如是殉国殉夫之志的碰撞，衬托出柳如是胸怀天下的豪气。柳如是所体现的中国文人、士子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正气，让她成为中国文人精神和情怀的文化符号，体现了影片人文立场的坚持。这种突出政治诉求和文化立场的创作，与柳如是的女性身份结合在一起，以更加强烈的对比强化了坚持、理想、忠贞等等人文命题，比起“铁肩扛道义”更具戏剧冲突性和感召力。

新时期开始，中国电影不断强调“人”的发现和人文精神的强化，在新世纪后，这一立场让女性的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所映衬个人身体、性别身体，身体具有了符号化的抒情。身处伦理困境中的女性不仅有血有肉，也以丰盈的思想情感和生命力量达成了对中华精神和时代价值的回应，具有了“不朽”的能量。

二、个人与国家、民族统一的叙述策略

在电影产业化和类型化道路上，面对日益开放的电影市场，近十年中国传记电影力求在创作中增强可看性和类型化叙事能量，但这些均需统领在“以主流思想为导向”的立场上，于是在传记片创作中通过信仰叙事和情感叙事重述特定的历史，建构乃至生成民族的记忆，在人与人、人与时代的碰撞中成为共同的记忆，重塑“共同体”的总体性要求由之得以实现。

（一）采用信仰叙事

传递主流思想，树立积极、崇高的信念，用动人的故事、真实的形象“严肃又不做作地表现和探讨了信仰之于人生、信仰之于个体成长、信仰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与价值”[6]61，是主流电影尤其是传记电影在新时代提升感召力的核心，这需要通过传主的人生和坚持来实现信仰叙事。对传主的选择是信仰叙事的第一步，道德高尚、以集体主义精神献身国家、为民服务的优秀个体，必然会以信仰的实现来构成人生行动的主要内容，并在信仰指引下获得感召的力量，这是传主的精神、人格魅力的基础。

2021年上映的《柳青》选取了横跨现、当代的重要作家柳青中年至晚年的人生经历进行刻画。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创作的反映新中国初创时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巨著《创业史》尽管只完成了第一、二部，但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意义不可取代，作家柳青足以撑起一部传记电影。但《柳青》的创作团队在作为知识分子、作家、时代思想者的柳青身上赋予了更重要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身份。在皇甫村的14年，主人公“下了决心，长期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7]45。抛开作家及时回应现实生活的创作愿望外，全面投身新中国建设洪流、做一名对未来社会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和革命实战的党的干部，是传主柳青更为主动的选择。在具体情节展现上，主人公将自己一身干部打扮的中山装换成对襟褂、西瓜帽，和农民兄弟一起在田间地头劳作，以“柳书记”的身份积极参与、帮助和指导王家斌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党员干部的柳青看来，195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新诞生的伟大事物，是实现中国农民渴望了几千年的共同渴望，更是改造小农经济思维的可行性道路。所谓的“创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摆脱贫穷、困厄的社会改革史和农业文明更新史。因此，柳书记在运动方向、政策指导、培养基层干部、扭转群众思想、解决生产生活的具体问题上都积极参与和指导——一个立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为国为民的革命干部，在忠诚地执行着党的路线方针。影片在体现柳青这一身份的时候，尽管也展现他捐出所有稿费用于公社修建机械厂、医院和给皇甫村拉电的高风亮节，但更用不回避“文革”所受迫害的经历来表现经历政治动荡和委屈的他依然对祖国、对党怀有的深刻情感。这种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客观全面思考国家政策与走向的能力与《创业史》后续创作走向的回答是一致的。这种带有深厚生活经验和革命经验的科学认知，让知识分子的柳青和思想者、共产党员的柳青重合，也让他献身中国革命、献身党的事业的秉持具有了更为感人的力量。

作家柳青真诚实践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党员的柳青则属于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的热情参与者、坚定拥护者、切实执行者和眼光长远的革命领导者，这一切就是在“信仰叙事”中的线索并置与身份并置。“影片展现出了最难能可贵的道德勇气：把求真的态度与行善的意图区分开来，把诚恳与作伪的态度区分开来。它不是对过往遗迹的咏叹，而是对艺术、对人生、对人性的启示录。”[8]“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是对文人风骨恰切的赞美，而《柳青》无疑是将“大义”作为笔下乾坤的前提、内核与根本价值，人物也由之成为展现中国道路、中国气派来路的文化政治符号，让电影不仅有情怀、有温度，也更有思想、有筋骨、有感召。在文学与历史交织的时空隧道中，个体生命与国家历史征程相联系，历史担当意识和为国为民的信仰传承让影片具有了重塑“共同体”的力量。

此外，《吴运铎》（2011）、《我是医生》（2017）、《黄大年》（2018）均以具有崇高理想和信仰的传主为主人公，塑造了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军工专家吴运铎、“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等优秀人物感人、动人的生命经历。这几位时代楷模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但是他们的共性就是把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到祖国的科技事业中，在历经坎坷中谱写了科技报国、无怨无悔的精彩人生。他们与国家命运相连的人生选择与科研成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而“大地之子”的家国情怀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了“人”的力量。影片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生足迹去表现和塑造英雄，而英雄的人生理想因执着的信仰而变得崇高，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融入家国与时代，才迸发出蓬勃的伟力。

这几部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信仰叙事表达对英雄的敬意，而英雄犹如一盏盏明灯，在信仰讲述中传达了时代呼唤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其爱国之志、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以及为中华所做的努力和牺牲，谱写了波澜壮阔时代的华彩重章。

（二）增强情感叙事

近年来，中国电影创作质量稳步提升，电影市场理性繁荣，行业发展势头向上向好，人物传记影片呈现出明显的类型融合倾向。除了降低说教味的努力外，运用商业化模式、起用青春偶像派演员等都是为了让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通过共情以达成主题、精神、思想的共鸣。《雨中的树》（2012）营造出一种充满诗意的空间叙述氛围，打破传统英模传记片呆板的纪录感，将故事情节浪漫化与人物刻画细致度相结合，使艺术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我的老兵爷爷》（2017）将人物传记和公路片的要素结合起来，以爷孙两代人的感情发展为主线，展现出对先烈的尊敬和认同，以达成对先烈的怀念和对观众进行思想教化和启迪的目的。2019年的《中国机长》更是大胆突破传统，以灾难题材和人伦情感为基础，以主人公们在灾难中的快速成长为脉络，融合不同的类型风格和模式，为多种审美需求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和行动准则。传记片创作中也体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既要确保此类影片的质量，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中国观众的审美标准，又要担负起叙述历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以及树立新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历史使命。近十年传记电影在类型建设上，在延续了以往革命英雄、领袖人物等经典题材的同时，逐步向各个领域的优秀人物延伸。《杨善洲》（2011）、《吴仁宝》（2012）、《张丽莉老师的故事》（2013）均选择了有责任心、有胆识但可能鲜为人知的基层工作者，在新时代的天空下重新诠释“愚公移山”的精神。这些优秀人物在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面前勇于承担和挑战，这也是中国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必须坚持的品质。

在这个潮流中，传记电影创作非常注重情感化叙事。“自90年代以来，主旋律影片开始呈现出将伦理情感注入主流意识形态，以情感化叙事策略传达政治价值观念的态势。”[9]69到了新世纪尤其是十九大之后，这种强调“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9]71的叙事更加完善，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与政治伦理、日常伦理相辅相成，使社会主流价值诉求和观众审美需求之间找到了平衡。《仁医胡佩兰》（2016）选择了胡佩兰70年来从事医疗工作的代表性事件，以博爱、无私、奉献的专业精神，力图让观众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基层医务工作者；《李学生》（2018）立足传统道德中的“信”，以一位普通农民工为主人公，向观众展示了他坚守诚信、乐于助人的朴实而真切的道德准则，展现出中国“好人”的平凡与伟大。

2021年上映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为“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作传，通过拉齐尼·巴依卡一家在帕米尔高原戍边护边的故事，讲述在被誉为“生命禁区”的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拉齐尼祖孙三代与边防战士刘红军父子把大爱写在边境巡防和盘龙古道修建上的故事。影片通过塑造英雄来表达边疆人民心向祖国的主题，在民族团结和爱国戍边的大旗帜下，死亡与顽强的意志形成了对应：在崎岖山路上夏布娜的坠崖、刘红军的牺牲与天堑变通途的盘龙古道最终完成；巡边摔断脊骨而喘息的牦牛汗恰与祖国海拔最高的红旗拉普国门的矗立；勇救落水儿童一命换一命的拉齐尼与鹰一样坚韧的中华民族精神……影片尽管在叙事和精神阐释的分寸与平衡上尝试突破，但由于“歌颂体”传记片期望建立一座纪念碑的任务设定，让创作对情感集聚的力量、对信仰传承的力量更为看重，因此情感性叙事就成为了影片的突出之处，情绪的累积和爆发成为情节的休止符和转换器，体现出渴望以歌颂、赞美为英雄作传以达到全民感化和教育的目的，政治功能性非常突出。

传记电影是一部“人的专史”，而人承担着历史的重量，所以传记电影也具有“历史纪事”的意味。“人物”作为“材料”、手段，最终的目的是历史与时代，通过对传主的生命体验、人生感悟和智慧的累积，艺术创作可以通过传主情感世界的起伏去透视特定的时代。这样，过去的历史不会“永远沉默”，它会以现身说法的方式保留一个时代的印记，以“一人为一世”来与当下的心灵发生碰撞并给予安慰和帮助。新世纪近十年的传记电影不再局限于叙述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与精神境界，而更注重传达人物所处年代的精神内涵和话语讯息，并以信仰的建设和情感的沟通让受众获得感同身受的认知体验和价值认同。于是，传主与时代、传主与他人的关系如一经一纬，在纵横勾连中将个体命运和时代洪流相一致，将民的愿望与国的诉求调整到统一的频率上同频共振。

三、结语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中国”作为文化自信的立场和观点，已经成为传记电影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塑造民族情感、凝聚国家认同的普遍自觉，成为兼具历史与当下、实践与审美的精神家园。一方面，经典的传记电影在塑造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传记电影所具有的个人层面的塑造功能[10]193-194，也让时代的气息通过传主的独特个性和经历得到共同的认知和认同。伴随中国实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是新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被充分体现在了近十年传记电影的创作上。十九大后，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在政府宏观的文化指引下，新世纪中国传记电影尤其是近十年的传记电影已经具备打破常规叙事的能力，以类型结合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重塑“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化的担当，遵循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基本准则，在树立中国主体形象的同时找寻着引导中国传记电影繁荣强大的未来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