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宣传动员的内容及模式启示

肖小华，蒋玉芳

（1.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江西井冈山 343600；2.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井冈山 343600）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表明，党历来重视以各种鲜活的方式开展党的宣传动员工作，有力地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央苏区时期，为推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党和苏维埃政府从根据地实际出发，采取苏区军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了经济建设的宣传动员力度，激发了苏区军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一、中央苏区开展经济建设宣传动员的动因

经济建设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物质基础，是支援和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宣传动员，启发苏区军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在改善生活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投入到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之中，从而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提供坚强的经济保障，始终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频繁的军事斗争带来的军需保障压力，必须通过有效的宣传动员予以缓解。中央苏区位于赣南、闽西、粤北交界处，由于经济基础是封建主义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加上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各方面原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这里的生产力极不发达，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中央苏区初创时期，因为红军人数较少，部队主要以打土豪、缴获物质等途径维持运转。但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规模的扩大，物质消耗越来越多，这一方式已难以维持红军部队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不断扩大兵力连续对红军进行“围剿”，中央苏区不得不大规模“扩红”的情况下，中央苏区面临着更大的军需保障任务和经济负担。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动员，激发苏区内部活力，克服客观困难，尽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尽快恢复和扩大苏区内部的正常经济生产及商业贸易活动，以集中苏区的财力物力应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二）严密的经济封锁带来的物质困难，必须通过有效的宣传动员予以缓解。根据地的不断巩固与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为扼杀红色政权这种新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从军事上“围剿”中央苏区，而且通过设立关卡、严格检查、封锁交通等办法对根据地的经济进行层层封锁，许多生活用品，如药品、医用器材、食盐、食物、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严禁进入中央苏区，导致根据地内各种物质和商品十分紧缺，军需工厂原材料供应困难，军需物资给养日趋困难、军民生活日趋艰苦。因此，必须宣传动员苏区军民勤俭节约、自力更生，为苏区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同时，通过宣传动员降低、消减险恶的战争环境和极度的困苦生活对广大军民理念、信念的冲击，使他们在挫折和艰辛中仍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前景，仍然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

（三）重军事轻经济的错误认识，必须通过有效的宣传动员予以澄清。在战争的背景下，要不要进行经济建设，以及怎样处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的关系，关系到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方向性问题，也是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中央苏区有一部分人忽视经济建设，“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认为革命战争环境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1]另外，又有一部分人“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2]这两种或左或右的错误观点，极大地妨碍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开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动员，教育苏区军民树立“经济服务于战争”的观念，认识到“一锄一犁都是为着革命胜利”，从而更好地激发苏区军民投入经济建设的生产热情。

二、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宣传动员的主要内容

根据革命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党和苏维埃政府从现实出发，聚焦军民生活、聚焦军需保障、聚焦资金筹措，加大了农业生产、军工原料供给、商业和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宣传动员力度。

（一）聚焦于根据地军民生活，加大了恢复和扩大农业生产的宣传动员。“在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3]据此，中央苏区时期围绕农业生产，加大了提高粮食生产、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宣传动员力度。

1.开展提高粮食产量的宣传动员。在农业生产方面，粮食生产始终是居第一位的。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根据地群众开展春耕和夏耕动员。1932 年春季前夕，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指出：“春天到了，春耕在即，这一问题是苏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4]训令还强调，要对春耕进行大力的宣传动员，让群众明白其意义，要通过竞赛的办法发动群众，开展军民互助运动。1933 年春季前夕，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第18 号训令，号召“全苏区境内，一律提前春耕，并设法尽量增加生产与工作速度。”[5]随后，第52 期《红色中华》发布了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第2 号训令《春耕计划》，发出了提早春耕号令，要求“政府及各群众团体，依照各自系统自上而下去召集乡代表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少先队、儿童团等开会，在会议作报告，发动他们讨论。”“发动每个代表及贫农团、雇农工会同志，用谈话方式，在群众中去个别宣传讨论。”[6]4 月，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发起了夏耕运动的号召，提出了“增加两成收获”的目标，要求苏维埃政府有计划开展夏耕运动的宣传动员。

为推动春耕、夏耕计划的落实，使之“成为村头巷尾男女老幼的谈话材料，造成极热闹的空气，”[7]博古亲自撰写社论《为着布尔赛维克的春耕而斗争》，阐述了春耕的重要意义，指出“生产战线上的胜利，是前方战争胜利的保证。让我们的党团和一切群众组织紧急的动员起来。”[8]同时《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及时报道春耕、夏耕运动在中央苏区各地的积极响应以及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事迹。如，1933 年3 月30 日第65 期《红色中华》第2 版，连续刊发了《春耕运动中的红军突击队》《冲锋比赛》《忙做一团》《春耕队的模范队！》《组织春耕突击队》《关于春耕运动的号召》《在田野里——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9]，专门报道根据地的春耕情况。1933 年7 月2 日第90 期《红色中华》第5 版，连续刊发《夏耕运动的惊人成绩》《上杭才溪区努力夏耕运动》《第三分区直属队帮助夏耕增加生产》3 篇新闻[10]，专门报道根据地夏耕的情况。

同时，在每年的春耕、夏耕、秋收之前，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发布相关训令、指示，召开动员会议，并以山歌、小调、戏剧、画报、标语等根据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如歌谣《十二月欢喜歌》中唱道：“六月欢喜早禾黄，割禾时节忙又忙，今年精耕禾头大，多下肥料禾尾长，谈起收成乐洋洋。七月欢喜是立秋，割了谷子又种豆，秋收秋种要积极，五谷杂粮大丰收，吃饭穿衣不用愁。”[11]

此外，为增加粮食生产，中央苏区时期还开展了兴修水利、开垦荒地荒田等方面的宣传动员。如1933 年6 月17 日第86 期《红色中华》第5 版，连续刊载了《福建各县订立消灭荒田的竞赛条约》《万太赖村区真是模范》《消灭荒田的好例子》《永丰荇田区为消灭一切荒田而斗争》等系列新闻，努力在根据地上下营造多开荒、多产粮的气氛[12]。

2.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宣传动员。为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足、耕牛缺乏等问题，中央苏区创造性地组织了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如“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这种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没有改变个体所有制性质，但调剂了农村中的劳动资源，对推动中央苏区的农业发展有重要作用。为加强对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中央苏区先后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1933）、《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1933）、《保障春耕运动的顺利进行组织犁牛站的办法》（1933.3）、《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1933.4）等纲领性文件。《红色中华》等重要媒体除对这些文件进行转载外，还加大了典型事迹的报道。如，1934 年4 月27 日第167 期《红色中华》，曾称赞瑞金叶坪乡犁牛合作社是“模范犁牛站”，文中说：“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犁牛合作社，除了能够有计划的调剂耕牛、保护耕牛、发展耕牛外，还给群众以极大的利益。过去私人借牛耕种，除耕田时要养牛外，还要每担谷田交牛税谷五斤，如果一年不交谷子，就一年没有牛耕。组织犁牛合作社，只出极轻微的入社金，就有耕牛使用。并在三四年后，所出的使用金，要比自己养牛必要的费用，都还要轻些。”[13]

3.开展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宣传动员。动员根据地妇女积极投入农业生产之中，既是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需要，也是破除旧观念、解放妇女的需要。因此，“有组织的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任务。”[14]为宣传动员根据地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对根据地的妇女开展宣传动员，特别是《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先后刊登了大量妇女参加农业的新闻报道。如，1933 年三八妇女节前夕，《红色中华》在3 月3 日第57 期推出一个整版的《三八特刊》漫画，刊登了《充分经济动员起来！》的漫画，号召妇女积极动员起来，提早春耕，每个工农妇女完成做一双草鞋、节省三升谷供给红军以及多种五样豆子多种二种瓜[15]。1934 年3 月8 日的第159 期《红色中华》又推出《三八特刊》，刊登了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漫画《“三八”妇女耕田队》，形象地再现了妇女耕田队的劳动英姿，旁边配有山歌：“革命世界不比先，劳动妇女学犁田，犁田耙田都尝到，增加生产笑连连”[16]。

4.开展农业科技知识的宣传动员。中央苏区农业科普的宣传，主要的方式是农技人员深入实际具体传授，但刊登科普文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在《春耕计划》中，要求农民“除各种肥粪石灰以外，要尽量割草划草皮，或挑塘泥，或捡狗屎去肥田。”[17]1933 年6 月17 日《红色中华》第86 期，刊载了《怎样消灭禾虫》一文，针对当时出现的禾虫，具体提出了消灭禾虫[18]。

此外，一些农技人员还把农业科技知识编成苏区歌谣，使之易懂、易传、易记。如易光炳创作的《苏维埃农民耕田曲》中写到：“……二月耕田正花朝，田中犁耙要多耖，换好种早做秧田……三月耕田是清明，多加肥料铲草皮，勤耕种加倍收成……四月耕田正立夏，秧深莳田又割麦，犁好土多种棉花……”[19]

（二）聚焦于军需保障，加大了军事工业原料供给的宣传动员。发展中央苏区工业，特别是发展军事工业，是赢得战争、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需要。为解决军需工业原料不足问题，1934 年上半年，中央军委、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分别发出《关于收集兵工材料的命令》《收买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钢铁供军用的布告》，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收集兵工生产原材料，支援兵工生产。同年9 月18 日第235 期《红色中华》，公布了根据地3 个月兵工材料收集情况，如铜82854 斤、锡49504 斤、铁159546 斤，等等[20]。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央苏区军需产品原料的收集活动。

在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动员下，一些群众主动将家中的铜盆、锡壶等“以低于国家经济部所规定的价格卖给政府”，甚至“毫无代价的送给政府。”[21]歌谣《拾弹壳》反映了根据地群众支援根据地军需工业的情况，其中唱道：“妇女儿童觉悟高，常到战场拾弹壳，一去就拾几大箩，送给工厂造火药。火药造成打老蒋，打得白匪叫嗷嗷。”[22]

同时，为满足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需要，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还积极动员当地手工业者自觉加入合作社。歌谣《铁匠和农民》反映了根据地手工业作坊的火红情况，歌中唱道：“（铁匠）：丁当丁，打铁声，打得锄头送农民，农民开荒和种地，没有锄头耕不成。（农民）：你打锄，我种稻，阶级互助多么好，工农团结如铁掌，齐心合力灭白匪。”[23]

（三）聚焦于破除经济封锁，加大了商业政策的宣传动员。为破解敌人的经济封锁，党和苏维埃政府一方面鼓励商业自由，允许私营业主自由买卖，另一方面创新商业方式，积极组织粮食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加强战时背景下粮食的统筹工作。配合这些经济措施，中央苏区加强了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私营经济政策以及借谷、节省运动的宣传动员。

1.开展粮食合作社的宣传动员。为保障红军部队有充足的粮食供给，1931 年11 月，临时中央政府要求每乡至少要有一个粮食合作社。1932 年8 月21 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粮食合作社章程》，对社员构成、资本构成、业务内容、红利分配和组织结构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加大了组建粮食合作社的重要性，呼吁根据地群众与苏维埃政府一并努力，壮大粮食合作社。如1932 年8 月30 日第31 期《红色中华》同时刊载了《人民委员会训令（第7 号）——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问题》以及中央财政部部长邓子恢撰写的社论《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来巩固苏区经济发展》两篇文章[24]。1933 年7 月14 日第94 期《红色中华》刊载了《怎样进行了粮食收集与调剂的运动》《粮食调剂局与粮食合作社的关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布告第二十一号——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问题的布告》等文件[25]。

2.开展消费合作社的宣传动员。为摆脱奸商和富农的剥削，消灭苏区的“剪刀差”现象，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1933 年9 月10 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消费合作社章程》。为动员苏区群众积极加入消费合作社，党的权威刊物及时宣传了建立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重要意义。如，1934 年1 月1 日第139 期《红色中华》刊登的《一个模范的消费合作社》一文，介绍了福建上杭县才溪区消费合作分社的先进事迹[26]。

同时，苏区的乡、区政府除还通过会议、上门、歌谣、标语等方式进行宣传动员外，如书写“开办消费合作社，工农才有便宜的东西用”“消费合作社，穷人的商店”等标语，再如《反对反革命》这首歌谣阐明了建立消费合作社的意义，歌中唱道：“共同消费共生产，不受贫穷没饥荒，这是共产党的好主张。”[27]

3.开展鼓励私营经济的宣传动员。中央苏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对活跃地方经济，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供给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鼓励私人商业的发展，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文件，允许私人资本投资，允许私人资本向苏维埃政府承租矿产开采、店铺、作坊等。为使这些政策让普通群众知晓，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大了关于保护私人商业政策的宣传力度。如书写标语“保护小商人和小贩贸易自由，拥护工农苏维埃政府！”“保护小商人和小贩贸易自由”。此外，《红色中华报》等转载了《关于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的决议》（1932.1）、《暂行税则》（1932.7）、《矿产开采出租办法》（1932.8）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在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动员下，根据地的私营商业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

4.开展借谷、节省运动的宣传动员。进入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中央苏区粮食问题更加严峻，为破解这一难题，苏维埃政府作出向群众借谷的决定。1933 年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根据地人民借谷20 万担，1934年夏季和秋季，临时中央政府再次决定向根据地人民借谷24 万担和60 万担[28]。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在根据地开展了节省运动。1932 年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第3 号通令《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强调“节俭经济，供给发展革命战争，帮助红军给养，这是当前紧急任务之一。”[29]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开展节省运动，并扩大到群众中去。同年9 月，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布第6 号训令，号召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根据地群众“每人每天至少节省一个铜板帮助红军作战。”[30]

为推动中央苏区的借谷、节省运动的进行，各级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解释借谷、节省运动的意义，号召根据地群众行动起来，积极支持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如1934 年2 月27 日第155 期《红色中华》上有一幅漫画描述了收集粮食与革命战争的关系，并强调“快些完成收集粮食的突击，要做跑车，不要做乌龟。”[31]同年3 月13 日第161 期《红色中华》又在《一切节省给予战争！》的社论中，号召节省每一粒米、每一个铜板去支持战争，并提出从4 月到7 月节省经费80 万元以充裕红军给养的要求[32]。陈云、陈潭秋等领导人先后发表文章，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行动起来，积极做好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

《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不仅宣传了借粮、筹款、节省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对先进的地区给予了表扬。如，1933 年7 月2 日第90 期《红色中华》第5 版连续刊发了《为解决粮食而斗争——永丰公略借了六十万斤》《捐款给红军买谷子》《永丰县借谷运动的成绩》《四都区对于借谷的踊跃》《借谷不要钱的模范》5 篇新闻，报道借谷运动的成绩和先进模范[33]。

（四）聚焦于资金筹措，加大了财政金融的宣传动员。财政金融是经济的重要支撑。为筹措资金、开拓税源，党和苏区政府在建立健全财政金融体系的基础上，筹办了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发行了公债。国家银行建立后，统一了中央苏区货币，其职能除了发行货币外，还积极开展各项信贷活动；中央苏区信用合作社是根据地群众集资合办的股份制性质的金融机构，主要职能是帮助苏维埃政府发行公债；为了缓解财政困难，募集更多的战争费用和建设资金，1932 年之后，苏维埃政府先后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共480 万元[34]。由于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有力宣传动员，根据地还掀起了退还公债的高潮，许多群众把公债券退回给政府，不要政府归还。

为了推动上述三项工作的进展，临时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各地加大宣传动员力度，营造气氛，鼓励群众支持国家银行的建立，积极参加信用合作社，自愿购买国家公债，禁止平均摊派，防止官僚主义的发生。1933 年7 月26 日吴亮平在第96 期《红色中华》发文强调：“我们要应用一切方法，利用一切机会、在文字上、会议上、谈话上，向广大的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群众宣传鼓动，使他们明了经济建设公债的伟大意义。”[35]

中央苏区的宣传媒体除转载建立国家银行、金融合作社和发行公债的相关政策文件外，还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并且加大报道了这三项工作的模范典型和先进经验。如1932 年11 月1 日第38 期《红色中华》《以宣传鼓动，革命竞赛来推销公债》一文指出：“没有比推销公债，还要更紧迫的了，宁肯少吃一顿饭，宁肯少穿一件衣服，要衣袋里不剩一个铜板。”[36]为推动公债发行力度，《红色中华》在适当时期，专门开辟“红板”或“红匾”专栏，刊登“节省经济”“退还公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1933 年6 月23 日，第88 期《红色中华》第5版刊载了《为达到并且超过退还八十万节省三十万而斗争——百战百胜的红三军团，红五月又突破三万》《退还公债的伟大成绩——胜利县一个月退还一万八千多》《建宁城市工人商人的热烈动员——三天退还八千余元》《退还公债的响应声》《于都岭背区三千多公债全部退还》《官庄群众热烈退还公债》[37]等系列新闻，报道公债发行取得的成绩。

各级苏维埃政府除采用召开群众大会、印发宣传材料、上门走访等方式宣传建立国家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发行国债的意义外，还采用群众熟悉的方式加以宣传动员，如书写“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努力经济动员充实革命战费，加紧节省运动一切给予战争！迅速完成推销二期革命公债！”“开办信用合作社，实行低利借贷”“国家由农业银行及信用社办理，低利借贷，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来管理”等标语。为使根据地群众知晓国家银行的意义、作用，擅长山歌创作的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阮山专门创作了《设立工农银行歌》，歌中唱到：“零星金钱大家有，集腋起来可成裘，组织银行力量大，爱借爱贷容易求。工农银行设起来，实行低利的借贷，借款容易利钱少，大家欢喜心就开。金钱集中本应该，革命群众认真来，全体动员加入去，快快捷捷拿出来。”[38]类似的歌谣还有《工农银行周年纪念歌》《购买公债掀高潮》《节省歌》，这些歌谣不仅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而且反映了根据地群众的利益诉求。

三、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宣传动员的模式及启示

无疑，这种宣传动员模式是成功的，它有效地推动了中央苏区工农业发展，促进了根据地的商品流通，壮大了中央苏区财政金融体系，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了中央苏区经济，提高了党的影响力和群众参政意识，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如前所述，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宣传动员工作，构建了一种比较通用的宣传动员模式：党、政、军发布条例、训令、决定、通知——宣传媒体解读政策精神——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会议、上门、标语、歌谣等各种方式宣传动员——媒体报道先进典型和经验，营造经济建设浓厚气氛——根据地群众投入经济建设洪流之中。如在宣传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过程中，首先通过《宪法大纲》《中央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法规赋予苏区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刊登相关法规条例、通知训令、社论（如，1932 年7 月7 日第26 期《红色中华》刊登了人民委员会第6 号训令《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训令》强调：“妇女占劳动群众的半数，劳动妇女积极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对于革命有很大的作用……苏维埃政府下农民妇女与男子一样分得了田，在经济上妇女是可以独立的……”）——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还通过会议、标语、上门等方式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如书写“妇女有分得田地之权”“劳动妇女解放万岁！”“劳动妇女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政权！”“妇女实行参加苏维埃政府！”标语，创作《革命工作共分担》《竹筒吹火火焰红》《翻身妇女学犁田》《劳动妇女学犁耙》《妇女力量大如天》《赤色妇女齐下田》《耕田能手李玉英》《苏区妇女不简单》等歌谣。）——《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刊登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系列报道（如，1933 年9 月21 日第111 期《红色中华》刊载了《经济动员中的女战斗员，光荣的例子一个又一个》《扩大红军的女鼓动家》《生产战线上的妇女》等文章。）——更多的苏区妇女参加根据地经济建设。

中央苏区经济建设这种通用式的宣传动员模式对当前的宣传动员工作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特别是那种贴近群众的宣传动员方式，在当前的宣传动员工作仍值得继承和发扬。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党对宣传动员工作的领导，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善于把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成果、党的方针政策转换为通俗化、大众化语言，使普通群众听得懂；另一方面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宣传动员方式方法，善于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不断拓展宣传动员途径，把线上和线下、传统与现代、显性与隐性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宣传动员的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