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牌管控政策与城市治堵的最优方案

郝 亮巫景飞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文献评述

随着汽车使用的普及，各大城市道路拥堵程度日趋严重。为此，上海、北京、贵阳、广州、天津、杭州、深圳等城市陆续施行车牌管控政策，以缓解交通压力。这样一来，本身并无价值的车牌，作为道路行驶权的载体，成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车牌这种数量有限的稀缺资源，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配置机制？目前，上述7大城市所实施的配置机制可概括为三类：拍卖机制，以上海为代表，亦称“上海机制”；摇号机制，以北京为代表，亦称“北京机制”，贵阳采用该机制；“拍卖+摇号”的混合机制，以广州为代表，亦称“广州机制”，天津、杭州、深圳均采用该机制。直观上看，上海机制诉诸市场，注重效率；北京机制免费摇号，侧重公平；广州机制则在效率和公平的取舍之间做了折中。那么，当前的三种机制究竟孰优孰劣？

已有文献从城市交通效率、消费者成本、汽车市场、政策执行效果、民众态度、社会福利等维度对上海机制和北京机制进行过政策比较。孙斌栋等(2007)[1]认为，上海的车牌拍卖制度对个体机动车数量有所控制，这导致上海城市交通效率高于当时尚未采取政策措施的北京。侯幸等(2013)[2]基于持续时间模型的计算结果指出，上海车牌的平均成交价格远高于北京车牌摇号的平均成本，但远低于其确定成本。Xiao等(2013)[3]的实证研究发现，与北京的摇号机制相比，在上海的车牌拍卖机制下，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昂贵的高端车辆，因为买得起车牌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