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贫困经历、个人特征与企业精准扶贫

窦笑晨汪玉兰刘希鹏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在这一伟大的实践和征程中，我国积累了丰富宝贵的贫困治理经验，值得系统总结和提炼。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贫困起源、发展和治理等话题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作为经济细胞的微观企业，其在参与我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证监会统计，2019年共有1 287家上市公司披露扶贫工作情况，共投入扶贫资金489.18亿元，涵盖农林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等扶贫方式。由此可见，上市公司为我国实现全面脱贫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并非所有上市公司都积极响应号召参与精准扶贫，上市公司是否参与精准扶贫以及精准扶贫的程度，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和具体动机值得深入探究。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包括经济动机、声誉动机和政治动机等(山立威等，2008[1]；方军雄，2009[2]；徐莉萍等，2011[3]；张敏等，2013[4]；张建君，2013[5]；Cahan等，2015[6]；Lin等，2015[7]；傅超和吉利，2017[8])，这些动机中既包括“利己”偏好，也包括“利他”偏好。除了以上动机，企业社会责任的发生行为可能还与高管个人意识和心理偏好相关(1)在许年行和李哲(2016)[9]一文中，将这种无意识发生行为称为“移情”。，即企业高管可能出于同情心或恻隐之心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这种道德情感的表现往往与个人早年经历相关(许年行和李哲，2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