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第一虎：西水坡遗址虎图案与《说文解字》合证

黄交军，李国英

（1.贵阳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5；2.贵阳市青岩贵璜中学，贵州 贵阳 550027）

“虎来墓上犹应怪，鹿入宫中俯可伤。”（南宋陆文圭《虎丘留题辛卯三月书于别剑池》）虎体大力壮、威风凛凛，是无可置疑的百兽至尊，常被古人用作绘画、雕塑、诗文等动物首选及吟咏对象，甚至以镇墓兽、吉祥物之典制葬仪形式陪侍亡灵，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一大特色。最早最有名的是1987年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遗址M45墓出土的蚌壳虎（龙）图案（见图1），据放射性碳素方法科学测定校正，西水坡的蚌塑虎龙图案距今已逾6460±135年历史［1］497，墓室内随葬品有蚌壳人骑虎图案（见图2）与蚌壳虎（上层）、龙（中层）、鹿（下层）图案（见图3），虎在该墓葬物品图案中无处不在，凸显其在宇宙洪荒时期人们心目中地位尊荣、不可或缺。“龙虎者，兽之贵者也。在遇之世，当养其牙角而已”［2］59，寄寓中华先民的原始思维和认知起点，是解密我们的民族秘史所在。“尝谓《说文解字》一书，功不在禹下”［3］291，《说文解字》作为承继史前至东汉时期炎黄子孙“自强不息、海纳百川的生息感悟、创业箴铭与文明历程”［4］的字书汇编和文化元典，黈益王政，嘉惠学林，且垂宪百代而不衰，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由是小学大显，其功殆不在禹下”［3］3的殊荣地位，以致法国著名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高度评价曰：“许慎的崇拜者说其对国家的功劳堪比伟大的大禹所建的渠道。从那时开始，它就是字的准则，是中国语文学家疑惑时参考的权威。以后的17个世纪里，所有出版的字典都夸耀它们以《说文解字》为本。”［5］8《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虎类字词解说（见表1）与西水坡虎图案可印证阐发，相得益彰，经考察显示虎在上古时期承担着通天助手、权力符号及祭祀神兽等功能，替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虎虎生威、虎跃龙腾、自强不息的特色基因及生存智慧，是华夏儿女文化自信、民族崛起的前进动力、精神标识与文化遗产，其价值不可小觑。

表1 《说文》虎部字关系一览表

图1 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壳虎龙图

图2 濮阳西水坡蚌壳人骑虎图

图3 濮阳西水坡蚌壳虎、龙、鹿形图

一、驭虎登天：上古“四方神”观念背景下“虎”之通天助手身份确认

“正一受天箓，腰垂神虎章。”（北宋文同《誓鬼碑》）虎为哺乳纲食肉目猫科豹属虎亚属动物，习性凶残，处于食物链顶端，被视为“虎者，戾虫”（《战国策·秦策二》），因古时虎害突出，民众怕虎畏虎。《说文》其证尤显，如表虎残暴义的“虐”“”，表虎刚暴狡诈义的“虘（虎不柔不信）”，表恐惧老虎义的“虩”，而“虎、豹，兽之猛者也”（《管子·形势解》）［6］1993，蛮荒以来人类在大自然中处于劣势，出于生物本能和竞争需要，往往崇拜力量强大的事物，并将其作为部族的祖先与图腾（源于印第安语，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以汲取该事物的力量智慧庇荫子孙后裔。“虎者阴精而居于阳，金兽也”（《宋书·五行志二》）。

《说文》对虎辨别分类，虎类名称主要依照体貌颜色进行划分，例如表黑虎义的“虪”“”，表白虎义的“䖑”“䖔（䖑属）”，而对虎兽进行神格化、人格化更是涉及中华文明的上层建筑［7］，如表虎异、虎怪义的“虒（委虒，虎之有角者）”，表仁兽虎神的“虞（驺虞，仁兽，食自死之肉）”，观虎类动物家族中尤以白虎最为殊异，“白虎威灵在，赤乌缘影空”（南宋何麟《虎丘》），甚至为“中华总先妣（闻一多语）”——西王母的重要坐骑与神圣象征［8］，所以虎不仅荣登十二生肖（排行第三），并且早在上古时期已跃居“五灵”之一，在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有：“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唐孔颖达疏：“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独举麟、凤而云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者，以鸟兽而为瑞不出五者。”［9］38东汉许慎在《五经异义》中把“五灵”归纳为五方：“龙，东方也；虎，西方也；风，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10］362更有甚者，白虎跻身于上古“四象四方神（青龙即苍龙、白虎、朱雀即朱鸟、玄武即龟蛇）”行列，是中国古人信奉的星宿神——四象之神州和方位神——四方之神［11］747，四象四方神首先作为四方星宿代称而出现，属先民根据长期天文观测对宇宙四方的动物想象，如将秋天出现在西方天空的星群描述为虎形，在二十八宿体系完善的情况下，进一步将它们分为东、西、南、北四组（每组含七颗星宿），以龙、虎、鸟与玄武（龟蛇合体）四种神兽分别命名，“是天星有龙虎鸟龟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12］43战国流行五方配五色，四象配上五色，如西方白虎、东方青龙等，故称四方四神，用于天气预测、农事生产（甚至命运福祸）、礼仪典制等，演绎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极具民族特色与世界影响的宇宙观、星象论，正如德国哲学大师恩斯特·卡西尔所云：“凡是把北、南、东、西合作世界基本方位的地区，这种特定的划分通常也充当世界及世界过程全部构造的模式和原型。”［13］165早在殷商时期，卜辞中“四方神”隐约可窥其踪影，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曾指出：“四方之神实际上是四方的土地，《越语》所谓‘四乡地主’，我们曾指出卜辞祭社与祭方性质之相同，皆与求雨有密切的关系。”［14］585自古以来，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对气候极为依赖，但大自然的风云变幻不以人类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并不充分，故往往需要凭借神兽（如虎）的大力襄助来实现沟通天帝、娱神乐神之心灵诉求。

图1中，人骨架位于墓室正中，虎居左，龙居右（因殷人尚左，故虎排在首座），《尔雅·释天》：“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晋郭璞注：“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15］154其造型摆放与古天文学四象体系内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相应，有人质疑西汉“四象”“四兽”“四方神”观念晚出、《周易》等典籍亦未明确记载为由进而否定上古先民的这种天文观念，法裔语言学家游顺钊从视觉语言学理论出发，明确指出：“濮阳既属于中期的仰韶文化而又位于魏、赵、齐之间，那么中晚期仰韶文化和早期的楚文化很可能一脉相通。正如好些学者注意到的，战国时代曾侯乙墓的漆箱盖上的图案与仰韶文化是根连的。据曾侯乙墓的漆箱盖上的龙、虎和28个宿称图案，我们得悉龙在东，虎在西，恰巧和濮阳的分布一样。如是，濮阳一例应是套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的先声。至于曾侯乙墓的漆箱盖上的龙虎，则宜兼与‘左青龙、右白虎’同时印证。”［16］123这三幅图内都有虎（与龙）的形象，表明墓主人属崇虎（尊龙）部落的核心成员，华夏民族推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第十九章）的祖先崇拜及孝葬理念，而早期中国以虎龙陪侍、凌驾三界之上的始祖人王在氏族联盟中地位显赫而且功勋卓著，受到宗族全员的衷心拥戴与尊崇膜拜，故其墓葬仪轨隆重庄严，以希冀其英魂继续庇佑族人后裔，据规格而言非三皇五帝莫属，因此学者们纷纷推测墓主为伏羲、炎帝、黄帝、颛顼或帝喾等人。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濮阳西水坡M45墓主人骨骼并不完整，如脊柱自胸腔处向下整齐地缺少4根胸椎骨，且肋骨处缺损严重（墓主应死于利刃杀戮后埋葬于此），另外该墓属一次葬（不是二次迁葬），这一奇特现象确凿验证蚩尤战败被胜利者开胸腰斩、断臂残肢、肩髀分离（致使胸椎大部无存）之史实，《皇览·冢墓记》亦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即今濮阳市台前县一带）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17］3蚩尤乃九黎国君，以习征善战闻名于世，“蚩尤，古天子”（东汉应劭《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殁于深秋，故有“十月祭蚩尤”之古风遗俗，“十月”指夏历十月（每个月36天，岁余5日，与今通行十二月公历有别），这一时间被三苗后裔赋予了特定的历法意义和纪念价值，今南疆地区如黔东南及西北、四川南部与云南省的苗族均把蚩尤被杀害之时确定为国难日［18］373，其传统节日苗年（苗语称“能酿”）即夏历十月的第一个卯日或丑日（当作新年之始，从初一到初五均属国难国傩，直到正月十六才算脱离劫难）算起，期间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祭祖祭神，驱傩送鬼，故我们有充分理由坚信墓主实属三苗人祖蚩尤大帝，王大有亦撰文强调M45墓是蚩尤的真身帝王陵［19］。图2中人骑虎的图案，其宗教意蕴与早期中国“骑虎升天”“跨虎登仙”（唐裴硎《传奇·文箫》）的民俗信仰相称。1957年河南洛阳西郊小屯村一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玉人骑虎佩（见图4、图5，中国国家博物馆藏）［20］168，该圆雕玉器展示的正是骑虎乘风升天的逼真形象。“虎，山兽之君”［21］103，虎作为山中“百兽之长”受人膜拜，远古已有骑虎、驭虎驱疫登仙的原始观念与审美意识，先民在玉器上雕刻龙纹虎形等具有沟通天人、穿越幽冥、升天接引等宗教功能［22］。

图4 战国玉人骑虎佩（侧面）

图5 玉人骑虎佩（正面）

1.瑞（ruì）

2.琥（hǔ）

无独有偶，以人、虎组合为标配模式之玉器珍彝不胜枚举，东汉羽人驭虎玉器（见图6，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贯穿着求仙问道、“跨虎登仙”的原始宗教旨趣，造型独特、动感十足、技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神虎形象高大威猛，矫健有力，呈引颈昂首、仰天咆哮状。“（查常浮绕四海）名曰贯月查，亦谓挂星查。羽人栖息其上，群仙含露以漱”（前秦王嘉《拾遗记·唐尧》），此玉器中的羽人是飞仙或得道方士，仙人穿羽衣或长有羽毛，《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东汉王逸《章句》注：“（因就众仙于明光也。丹丘，昼夜常明也）人得道，身生毛羽也。”南宋洪兴祖《补注》曰：“羽人，飞仙也。”［31］239又名“羽客”“羽士”“羽君”“羽民”“羽流”“羽驾”等，据说他们专擅修炼长生不老秘术，北周庾信《邛竹杖赋》：“和轮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贻。”清倪璠注：“羽客，羽人。《山海经》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羽人形象是春秋以来广泛流行于神州大地各类图像叙事中的重要母题，为上古时期中华先民鸟图腾崇拜的文化产物及古风民俗，汉墓中羽人最为常见，属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的范式粉本、历史原型，也可以视为“系统发生树”的根［32］。羽人这一形象与虎渊源颇深，可以破译我们的民族秘史，揭示民族之间的交流。经史群书有关羽人的记载指代不尽相同：“《山海经》等上古文献中所说的羽人和《楚辞》中提到的羽人并非指的同一种人。前者指的是自然属性比较特殊的人群，多为中原地区的古人对于异域之人的想象或者误解；而后者指的是‘得道而身生羽毛’，为楚人的‘羽人’信仰。后世的‘羽人’形象可能更多地来自楚地的神话传说。”［33］268佐以出土资料，目前发现最早的羽人形象首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的一座商代羽人玉雕，其形鸟兽尖喙人身羽翼，是“身生毛羽”“长头长颊”的生动雕塑与真实写照，彭世凡强调这件羽人形象“应是鄱阳湖赣江流域古代先民固有的传统精神风尚的反映，是该地区远古土著先越民族鸟图腾和鸟崇拜的一种遗俗和变异”［34］92。有意思的是，羽人群体虽被视为能人异士，不食人间烟火，仙风道骨、逍遥超脱，却在道教仪轨上亟须虎（与龙）等通天神兽大力襄助方能脱胎换骨、羽化登仙。“‘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地人合一’等术语话语已演绎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概括与经典表述”［35］，恰恰证明人兽及万事万物之间存在心灵相通、相连、相印、相关，故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折射出华夏民族取法万物、三才（天地人）合一的古典哲学。图6中，羽人踞坐虎背，手托宝物，仪态庄严肃穆，举止娴熟自如，与神兽融为一体，玉器整体造型极具张力，人虎相携、同登极乐的情景图像涵义隽永。青铜器作为古代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在类似表现主题上虎形象同样不可或缺，2015年南昌海昏侯（汉废帝刘贺）墓出土的青铜错金当卢（用于装饰和防护的马具）上的借虎升天形象（见图7、图8、图9，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白）虎作为古代神话中四方神灵之一，被汉朝时期工匠艺人精心錾刻在当卢上部中央处，表明虎是作为坐骑瑞兽来引导墓主人的灵魂进入仙界的。

图6 东汉羽人驭虎

图7 青铜错金当卢1

图8 海昏侯墓青铜错金当卢1（局部）

图9 青铜错金当卢2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第三》），在上古楚人心目中，虎也是祷祝辅助亡灵超度升天的重要助手，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灵魂升天的形象（见图10、图11，湖南省博物馆藏），学界主流意见倾向于该帛画的寓意为引魂升天升仙。“不爱精神不贵处静，此甚大于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动静有时。避其域，省其时，则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独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万物之尽有爪角也，不免于万物之害……爱子者慈于子，重生者慈于身，贵功者慈于事。”（《韩非子·解老》）古代道家崇尚以生命为贵的伦理思想，主张珍重身体，爱惜生命，生老病死属于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铁律。先民相信亡灵世界是活人世界的翻版，而墓葬事关生离死别，是表达人们对世界、人生与社会等基本认识的重要场所，在慎重择取随葬品、辟邪兽等时优先选择周边强大且长寿的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事物，如“虎，百兽之长，刚严有威之象”（南宋赵汝楳《周易辑闻》卷五）［36］155，故古人认为亡灵鬼魄能继续“驾龙骑虎，走遍天下，为神人使（西见王母，不忧不殆）。”（西汉焦延寿《易林·临之履》）观图10、图11，两只回眸远眺的神虎有力托持起升天平台以帮助墓主实现位列仙班的梦想，充分印证了华夏民族的古老信仰与历史记忆。“闻说鱼凫王，乘虎升仙去”（清李芳林《诗》）［37］38，鱼凫王是古蜀史前文化传说中的蜀人先祖，以耕作渔猎为主，对当地民众的贡献颇巨，《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云：“（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38］123相传上天派斑虎（一说为白虎）恭迎鱼凫，“得仙道而去”，后民众在鱼凫王墓旁立石虎祭祀他，故该处称为“石虎坝”，寓鱼凫王“乘斑虎而去”之意［39］34。

图11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局部）

3.虒（sī）

“肖形求贤在商世，书画从兹分两歧。秦汉画工可指数，笔纵世远不可追。”（明杜琼《东原集赠刘草窗画》）汉画石像是以石为地、以刀代笔的绘画艺术，因其真实再现当时社会风俗，极具考古史料价值被誉为“研究汉代的第一手资料“”一部绣像的汉代史”“汉代社会的缩影”［40］，而虎在上古八面玲珑、气场强大，不仅具有天文星象、时空方位的标识功能，且能满足“（墓上树柏，路头石虎）魍像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像畏虎与柏”［38］652辟邪厌胜、镇宅护墓等世俗需求，“苍龙蚴虯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西汉贾谊《惜誓》），驭虎引魂超度升仙更是汉代士子的精神追求，南阳英庄一号汉墓出土了一块“虎车雷公”汉画像石（见图12、图13，南阳汉画馆藏）［41］111，三只长翼虎挽驾云车疾驰，车以云气为轮，车舆内竖一大鼓，上饰华盖、羽葆，车上两人前为御夫，后坐雷公，皆肩生双翼（即“羽人”飞仙）。随着国民审美意识的变迁，汉画像石中虎的多重寓意渐趋彰显，1957年南阳出土了一块东汉画像石：乘虎升仙（逐疫）（见图14、图15，南阳汉画馆藏）［42］178，体现人骑虎升仙、逐疫、驱鬼的民俗信仰。在汉朝人的宗教观念中，虎能食鬼噬魅、为民除害，兼具遨游宇宙、沟通鬼神、佐人升天等神通，故虎从攫牲吃人的恶兽、凶畜开始向专食鬼魅之善神、吉神转变，1919年离石马茂庄村西鱼塌梁出土了一方汉墓左表画像石：云车、瑞兽（见图16，山西省艺术博物馆藏）［43］120，四鹿驾一华盖云车飞行，驭者头梳双髻，扬鞭勒缰，主人戴冠着袍稳坐其后；中为“三叉”形图案；下丘峰上有一虎，肩生翼，张口追逐逃命之狐（狐祟为墓室祸患）；一枭（鼠害也是古墓隐忧）立于左侧，有驱魔辟邪意。画面左、上边饰有蔓草状勾连云纹，右边有蔓草状连线云气纹的双纹饰。用四神兽拉车引车类似图案在马茂庄汉墓频现，如汉画像石：云车、蟾蜍、神人（见图17，山西省博物院藏）［44］144，画面刻有四虎驾华盖云车，车上乘二人，前是驭夫后为主人。中格两羽人身着羽衣分骑翼虎、天马飞驰，正是乘虎车云车升仙的吉祥寓意，可见其接引神通广为社会认可。

图12 南阳英庄一号汉墓“虎车雷公”汉画像石

图13 南阳“虎车雷公”汉画像石拓片

图14 南阳“乘虎升仙”东汉画像石

图15 “乘虎升仙”东汉画像石拓片

图16 离石马茂庄左表画像石：云车、瑞兽

图17 马茂庄左表立柱画像石

二、虎符兵制：中华大一统视野下“虎”之权力符号政治构建

“亲受虎符安宇宙，誓将龙剑定英雄。”（唐胡曾《草檄答南蛮有咏》）虎强劲勇猛，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虎被赋予了军权王权（如虎符、虎节、虎卪）等社会内涵与文化属性，并上升为权力符号与图腾徽识（如虎国、虎族、虎部落），《说文》虎部字词亦有说明，如段《注》释“琥”云：“《周礼》：‘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不以琥也。汉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铜虎符从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国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盖以代牙璋也。许所云未闻。琢虎为文也。郑注《周礼》：‘琥猛像秋严。’”［25］12段玉裁认为琥属（执信献瑞）玉制礼器，非（调遣兵权）铜虎符。明代古文字学家赵宦光从型制材料对汉铜虎符（剖成两半，合符验证）与古玉虎符（扁体不全，形不合体）进行了区分，《说文长笺》：“汉铜虎符，全体中分，作汉篆。古玉虎符，扁体不全，形不合体，亦无字，故曰龙。文与珑同义。当即虎字加玉转注，以别于铜符也，据许氏之说，即为兵符。”［45］80故有学者断言：“此琥非发兵的虎符，而是一种玉器。许书别义常常寄于书证之中。”［46］36我们认为这一结论失之偏颇，亟待学界纠误。

“说有易说无难”（赵元任语）［47］327是文史知识尤其是历史语言学的金科玉律。明清及现代学者以缺乏文献用例为由来质疑甚至否定《说文》“琥”字释义的正确性，是因为并未对史书群经展开详尽调查。事实上“琥、虎”古时同源互通，典籍存有用作“琥符、虎符、兵符”义的上古语料，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素问·保命全形论篇》载有“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一语，旨在强调守神的重要性，其中“手如握虎”即译作“犹如手握兵符一般专注而冷静”，“虎，‘琥’古字。《释文》：‘琥又作虎。’琥，兵符。《广韵》：‘琥，发兵符，有虎文。’此以手握兵符，喻用针的专注。”［48］133出生于医学世家、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杏坛高手——日本江户时期汉学泰斗森立之《素问考注》云：“握虎二字，于义不通，虎固非可握持之物，因考‘虎’即‘琥’之古字。握虎者，谓持发兵之瑞玉符，为谨严之极也。《说文》：‘琥，发兵瑞玉，为虎文。从王，从虎，虎亦声。’《春秋传》曰：‘赐子家双琥。’是《昭三十二年·左传》文也。《广韵》：‘琥，发兵符，有虎文。’盖发兵玉符，虽不见于经典，以《说文》有‘琥’字，《汉书》有铜虎符考之，则古用玉符，汉代之以铜符，而犹存虎文可知也。虎文与虎贲同理，取于勇猛之义。所云握琥之人，犹如苏武握节之心，实谨严不怠之至也。《素问》握虎二字，可以征于古用兵玉符之说也。医之治病，仿佛于兵道，于针法尤为然，故往往以兵理为比喻。此篇前文所云横弩、发机，与此所云握虎，自相为照应，非偶然也。”［49］139森立之所论诚属卓见，已被学界公认。虎符为发兵、传驿的凭证，是研究古代军事制度、驿传制度的宝贵资料。中华古代器物文明的基本演变路径为：从石器时代历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玉），石之美。有五德”（《说文·玉部》）［21］9，又称玉石、美石，为质地温润坚硬而有光泽的美石，呈半透明状，一般用作装饰品或雕刻材料，而虎属力量与勇猛的代表，古人认为它凶厉，主杀伐，故西王母传说及图像中虎常伴左右，西王母专司职责乃“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云：“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50］50故学界倾向于早期西王母是一位凶神、恶神、刑神、杀神［8］。而蚩尤作为与黄帝同时的始祖，“传说为剑铠矛戟等兵器的发明者，后世视为战神、兵神”［51］，是西水坡墓葬的真正主人，故虎在墓中的寓意既为升天助手又属王权标志。

远古时期用玉石制作虎形兵符，既可寓示王权强大，亦兼祝祷征战顺利。玉制琥符远不如铜制铁制数量丰富，获取颇为不易，“戊子（1888年）八月，养泉先生自巴蜀来游沪上，偶以七十金购得玉虎符半具。背文一行云：汉与阜陵王虎符第五。越一月，古董家又持虎（符）半具来，与前所得合苟处毫发无间，养老再出百金购归。闻之前代造符，当发兵时用之，半留于内，半给于外，故后世藏古家亦罕见有得全具者。养老获此，岂非金石奇缘邪？”［52］8571994年，在苏州西郊的真山主峰发掘出吴王寿梦（春秋时期）墓，墓穴两侧发现了玉虎符一对［53］272；战国时期玉制虎符有：“南郡左二”玉虎符（见图18，山东省济南市博物馆藏）［54］57，由玉石制作，器物作薄扁平卧虎状，两面均浅刻虎纹（左右同形，可分可合），耳目嘴鼻纹饰清晰流畅，虎四肢屈卧，尾巴上翘，尾部一扁圆穿。其中一面刻四字篆书铭文：“南郡左二①。”另有战国晚期的玉虎符（见图19）［55］203，外形亦为虎；秦汉时期玉制虎符如“汉东平太守”玉虎符（见图20，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56］89属汉代遗物。虎符运用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造型夸张又写实。虎作卧姿，虎身丰腴，通体布满花纹，虎首微扬、虎口紧闭、虎足屈卧，虎符内壁间有阴刻“汉东平太守”五个隶书字。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还藏有一件汉代玉虎符：汉泗水太守虎符［57］177。这些玉制虎符作为珍贵文物，是封建帝王有效掌控国家机器之政治符号、权力象征（一般右虎符留在朝廷，左虎符由驻外将领携带），见证了古代中国军事文化的历史风云与典制变迁。另有汉代白玉虎符（见图21、图22）［58］89，图21是一只张口露齿作咆哮状的白玉老虎，双耳立起，足有三爪，虎尾上扬，昂首挺胸。图22是一分为二的虎符，分别为一阳一阴的“同”字。“唐祖讳虎，凡言虎率改为猛兽，或为‘武’，如‘武贲’‘武林’之类”（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四·避讳》），唐人因李渊祖父叫李虎，故虎改称“武”，“兵符之制，至唐始大变。《大唐六典》载铜鱼符”［59］451，弃虎符开始选用鱼符、兔符、龟符等，故唐虎符较为罕见，1956年贵州的乡贤唐普善捐赠了一枚唐代玉雕虎符（见图23，贵州省博物馆藏），为侧扁蹲虎状，虎背合缝处刻篆文“东汉平太守”，两剖面内刻一小篆阴阳“同”字，吻合无间。“同”字周围各浅刻十八字楷书“云麾将军员外知府中郎将第一徛大利上称”［60］184；1982 年浙江省海宁市征集了一块明代右领运卫第五玉虎符（见图24、图25，海宁市博物馆藏），虎背条纹勾勒，色呈板栗黄，腮处有一穿孔。分阴阳两半符，阳符剖面凸起一长方形，上书“右领运卫”，虎嘴附近书“第五”，阴符剖面凹进一长方形，和阳符相合，与阳符相对位置书同样文字。相合后，虎背书“道渠府”［61］134。上述玉虎符均可充分验证《说文》“琥”字记载所言非虚。虎作为《说文》中“具有强大衍生能力的表意构件”［62］、部首偏旁、高频基元，对学界“考证钩沉先民古史具有古化石、新史料、活语料等信史实录的珍贵价值”［63］，意义重大。

图19 战国晚期玉虎符

图20 “汉东平太守”玉虎符

图21 汉代白玉虎符（一）

图22 汉代白玉虎符（二）

图23 唐代玉雕虎符

图24 明代右领运卫第五玉虎符（两面）

图25 玉虎符阴阳半符

现存最早的秦朝虎符中，杜虎符（见图26、图27，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新郪虎符（见图28，法国巴黎陈氏所藏）、阳陵虎符（见图29，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东郡虎符（见图30，周至县文管所藏）等统称“中国四大虎符”，这些都是铜制的，秦代也有金虎符（见图31，西安博物院藏），用青铜等金属制作的虎符兵符《说文》记为“（虎）卩（卪）”，这些虎符、虎卪代表着秦帝国变法图强的军事力量、战略布局，集体组构赳赳老秦“虎狼之国”“虎狼之秦”“虎狼之师“”虎狼之势”“虎狼之威”“虎狼之心”等尚武隐喻与帝国表征［64］。

图26 杜虎符（正面）

图27 杜虎符（背面）

图28 新郪虎符

图29 阳陵虎符

图30 东郡虎符

图31 金虎符

4.卩（jié）

古时符信、印章多采用虎等动物跪蜷伏卷形，其目的约略有二：一是图形繁复蜿蜒曲折以彰显朝廷威仪、文化自信，即“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包揽宇宙、威服四海的审美意识；二是增加工艺制作难度，“相别（相异）为信”，有效防止不法之徒仿造伪造僭越。“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后汉书·杜诗传》），可见一斑。

以史论之，虎符不仅是中国文明进程中特有的物质文化形态，而且颇具独特的精神作用与凝聚功能，古代国家机器就大力依靠这些不同级别的虎符文书（调兵遣将、剪除叛乱）来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同时它也是华夏先民渴望和平、追求统一的民族共识与历史见证，大一统是中华民族自西周以来开国兴邦、国富民强的基本观念、核心思想、政治主流和合法依据［63］，事实上这种“合（虎）符联盟”的社会思想可上溯至黄帝时期，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黄帝作为远古时期华夏各族的大盟主，“北逐獯鬻，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整个部落联盟出现兵祸息、民大治、获宝鼎、万国和等空前繁盛局面，被拥戴为天下共主。

5.符（fú）

三、三位一体：互文理论视阈下西水坡墓葬“虎、龙、蚌”之祭祀功能印证

《说文》相关“例字解释并非封闭孤立，它们彼此之间实则相互渗透贯通，共同映照彰显，其骨髓实质类似今之‘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71］，正如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一个词语（或文本）都是一种互文，由其他已知的词语（或文本）集合构建而成。”［72］37认真研究西水坡墓中三幅（主要由虎、龙及蚌壳组成）图片传达的思想叙事、原始表述，结合中华先民的方位意义、宗教信仰、建筑语言、神话隐喻等，不难发现：虎、龙和蚌壳三者并非毫无关联、任意而为，而是彼此紧密相通、高度互文见义之形音义结合体与概念的连续统一。以蚌壳为例，它不但是构成虎、龙等物摆设的基本元素，而且散落于墓坑内犹如日月星辰，辰乃“蜃”之初文（象形），杨树达指出：“寻辰字龟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实蜃之初字。”［73］79蜃由“辰”加注形符“虫”而成，本义指大蛤蜊（属形体较大的蚌类），《国语·晋语九》：“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三国吴韦昭注：“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类也。”［74］120古可作祭器，《周礼·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郑玄注：“蜃之器，以蜃饰，因名焉。”［30］451古人多取其贝壳，精心磨制成锋利的农具以铲除杂木芜草等，如《淮南子·氾论训》：“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诱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秽也。”［75］544故衍生出“農（农）”字。溯其源上古之世，原始先民虽茹毛饮血举步维艰，然“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积极效法天地万物，郭沫若强调“余以为辰实古之耕田器，其作贝壳形者，盖蜃也。……附以提手，字盖象形，其更加以手形若足形者，则示操作之意”［76］204“辰本耕器，故农、辱、耨诸字均从辰。星之名辰者，盖星象与农事有大攸关，古人多以耕器表彰之”［76］204，郭沫若将蜃（河蚌）、辰、农与星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有机联系，解说甚是。其实这种互文互训的训诂思想不仅在《说文》一书中得到贯彻实践并大量体现，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更是精辟论述云：“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广雅疏证·自序》）［77］446以《说文》来检验这种说法，其证尤显昭昭。

1.辰（chén）

2.蚌（bànɡ）

图32 蚌镰

图33 穿孔蚌刀

“府君魂祈梦请，卜之琼茅蚌壳之间，茫然不得影响。”（明黄宗羲《万里寻兄记》）［83］451西水坡墓葬中利用蚌壳摆放虎、龙图案绝非偶然，实际是中华先民原始思维的本真投影。首先，蚌属贝壳类动物，在古代曾经长期充当一般等价物，“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说文·贝部》）［21］129，曾是早期人类贵重财富的象征，使用大量蚌壳来堆垒虎、龙等图案，足见墓主身份尊贵，堪称“人中之虎”“人中之龙”。其次，从社会效用而言，蚌壳为原始社会时期的农具材料，龙是识雨知雨、腾云降雨的鳄鼍类爬行动物［84］，“封豨（谓大野猪）、修蛇，皆为民害”［75］66，而虎乃捕野猪除民害之猛兽益兽②，即“猫食田鼠，虎食田豕，皆有功于稼者也”［85］272，上古“八蜡（祭祀天地八种神灵）”之一，年终腊祭对古人生存发展意义重大，《礼记·郊特牲第十一》“天子大腊八”“八蜡以祀四方”，郑玄注：“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啜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孔颖达疏：“猫、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为二。”［86］703可见上古先民力图通过各类隆重的祭祀活动建立与各种神灵、大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有效关联，从而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彰显出中华农耕文明的醇郁特色。最后，蚌与虎、龙一样，均用作星象名。“（予家陈湖之滨）有老蚌一，其大如船。一岁十月间，蚌张口滩畔。有妇浣衣，谓是沉船，引一足踏其上，蚌亟闭口而没，吐水溅面，冷如冰，妇为之惊仆。尝有龙下取其珠，与蚌相持弥日，风涛大作，龙摄蚌高数丈，复坠，竟不能胜而去。”（明陆粲《庚己编卷二·巨蚌》）在先民眼中蚌不仅能产珍珠，且颇具灵异色彩，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六九中亦云：“洞庭湖有巨蚌如舟，深夜帆展一壳，往来烟波间，吞吐明珠，与月争辉。渔者百计取之，卒莫能得。”［87］639蚌也是上古主要的祭器、法器，又名“龙蚌”，《癸辛杂识续集·龙蚌》载：“《老学庵笔记》言，寿春县滩上有一蚌，其中有龙蟠之迹，以为绝异。余尝于杨氏勤有堂见其亦类此，疑即寿春之物。既而，邻邸有六家，有客人持一蚌壳求售，其中俨然一蛇身，累累若贯珠（乃知天壤之间，每有奇事）。”蚌器所含的宗教意蕴浓郁，巫术上常用于卜筮福祸吉凶，说明蚌壳祭器占卜古俗早就已存在，延至南宋民间犹存，考古学家张光直明确指出：“（青铜器只是古代巫师法器的一部分）商周法器制作的原料至少还包括玉石、木竹、骨蚌、纺织品、漆器等等，但除了金属器、玉石器以外，在考古资料里其他的很少发现。玉石骨蚌祭器的功能和花纹与青铜器的基本相同。”［88］394虎兽在古时亦有挂爪占卜的灵异功能，百姓也纷纷将其作为族名、部落名甚至国名。

3.虞（yú）

4.虢（ɡuó）

《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颜师古注曰：“言都邑失礼，则于外野求之，亦将有获。”据博物调查法，虢字本义并未如段玉裁所云“久废”，而是以“虎卜”传说方式继续孑遗民间，《正字通·虎部》：“虢，《说文》：‘虎所攫画明文也。’……《埤雅》：‘虎奋冲破，又能画地卜食。’《（感应）类从（谱）》曰：‘虎行以爪坼地，观奇偶而行，今人画地观奇偶者曰虎卜。’据此可诂《说文》‘攫画’之义。”［92］2012虎卜属古时占卜法的一种。据说虎能以爪画地，观奇偶以卜食，后人加以仿效而成为一种卜术，如《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六“虎卜”条引《博物志》曰：“虎知冲破，又能画地卜。今人有画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谓虎卜。”又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今俗云：狐疑，虎卜。”王利器注：“《说郛》本李淳风《感应经》、《北户录》二、《御览》七二六、又八九二引《博物志》。……《埤雅》三：‘虎奋冲破，又能画地卜食。’……《类从》曰：‘虎行以爪圻地，观奇偶而行。今人画地观奇偶者，谓之虎卜。’”［93］156“虎卜”以前常常被人们视为谶纬迷信（或伪科学）而鄙夷之，事实上中华先民这一古老认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合理成分与科学依据，正如著名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名言所揭示的：“科学经常是错的，而伪科学倒有时是对的。”［94］17以生物学知识论之，虎卜同狼卜，指虎狼猛兽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远超其他动物，故能精准判断猎物的动向（启发猎人狩猎，辨认动物行踪），在自然竞争中获胜，其习性让民众获益匪浅。虎卜属人类对天地万物学习借鉴的一个仿生学、认识论之动态模拟过程，虎卜即是虎留足迹，帮助记忆或作为传递信息的一种活动，可以说是智虎的行为。“‘老虎刨地作穴’，或者说‘虎画地卜食’，都是古人实地观察所得，是现实、唯物的解释。虎发现某地地下有泉水，也可能是老虎凭着它灵敏的听觉，听到了地下的泉水声，因而刨地饮泉水，甚至它知道人需要高山的水源，刨地出泉，留下爪迹，或有意助人。因之把虎说成有灵性的动物，乃情理之自然”［95］7。由上可知：虎、龙与蚌三者构成一种早期中国（三皇五帝时期）典型的互文关系，相互可全息印证。在上古虎文化强势熏陶下，殷人笃信“天命有常”，统治者认为天命（即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而虎乃狡兽、猛畜，具有威慑敌酋的政治功能，故治国理政时主“威”、尚“虎”，施行霸道之策，“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春秋齐司马穰苴《司马法·天子之义》）［96］91，审视《说文》虎部诸字说明：中华先民始终高度关注虎跃虎踞、虎虎生威等威猛强盛的动物观、世界观、文化观。故洪荒以来，虎与龙并驾齐驱，成为华夏儿女的动物图腾及文化象征，从而确立了中华民族认知宇宙、建构世界、开创文明的通天助手、历史基调和谱系起点。

“豹变分奇略，虎视肃戎威。”（南朝梁何逊《行经孙氏陵》）虎作为大自然的重要物种，对物种进化及生态平衡作用突出，故古圣先哲通过观摩效仿创制了大量相关字词，成为后世管窥中华先民典制礼俗、精神风貌的文化媒介与意识载体，据表1可知：先民对虎之关注主要体现在：名物、性状，其中表名物义的字词在《说文》虎部字占57.58%，而表性状义的虎部字词计42.42%。“凤池邦本正，虎帐国威全”（南宋葛立方《朱丞相赴宣州四十韵》），虎之崇拜亦蕴含其中，如《说文解字·虍部》“：（），钟鼓之柎也。饰为猛兽，从虍，异象其下足。”［21］103同虡、，金文作“蔡侯墓残钟四十七片《集成》224”“少虡剑《集成》11696”［70］1076，本义为钟，上面雕刻神虎鼍龙等图案，春秋青铜器《郘钟》曰：“乔乔其龙，既（伸）鬯。大钟既县（悬），玉鼍鼓。”［96］240虎被镂刻于钟鼓祭器，亦用于将帅幄幕营帐，谓虎帐、虎幄，《左传·哀公十七年》：“春。卫侯为虎幄于籍圃。”西晋杜预注：“于籍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兽为饰。”同理，西水坡遗址诸多虎图案也是远古虎崇拜的艺术再现，一言以蔽之，《说文》虎类字词为考察验证以西水坡遗址虎图案为代表的中华先民虎文化“提供绝佳史料、上古注脚、原始思维和经典案例，是神州大地各族人民至今仍赖以生存、继往开来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自信动力源泉”［97］，对破译我们的民族秘史作用至关重要。

注释：

①虎符身刻铭文“左一”“左二”“左三”等指虎符编号，作为军事信符，其制作管理严格，均有案可稽，同时说明虎符之左半右半均不止一枚，如“铜虎符从第一至第五”，表明古代虎符编号顺序为第一至第五，《汉书卷四·文帝纪》：“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东汉应劭注曰：“铜虎符从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国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唐颜师古注云：“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

②虎捕食田豕（野猪）保护庄稼，维护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