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之言论分析“礼乐”的美学核心

张 杰

春秋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各种学派的音乐美学思想层出不穷，对待音乐的态度和观点也不尽相同。作为儒家学派代表的人物的孔子发展了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其言论散布在《论语》《诗》《孝经》等著作当中，其核心观点渗透在《礼记》《乐记》等著作当中，发展在历代学者对“礼乐”问题的论述中。这些言论对音乐审美的理想状态，音乐与伦理的关系，音乐对社会政治的作用，“礼乐”结合问题进行总结，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几千年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可以说，经过先秦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对中国音乐美学学理形态影响最为广泛的指导思想也是从这一学派伊始确立下来，并随着历代学者对“礼乐”的研究而更加丰富。

一、“尽善尽美”是“礼乐”制度在美学上的最高体现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

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已经对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了统一。孔子提出的“尽善尽美”的音乐审美理想，是对音乐生产和运作建立的最高标准。首先，孔子既区分了“美”和“善”，肯定了“美”和“善”各自本体的独立意义，又对“美”与“善”的相互结合、统一和谐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这里，孔子对“美”和“善”的看法并不是均等的，他更加强调“善”的重要性，认为“善”是高于“美”的，首先要“善”才能“美”，孔子所追求的“善”的实质是合乎礼制，强调礼仪，维护周王室的封建制度，因此，“善”和“美”正是“礼乐”政治体制在美学上的最高体现。

今天看来，这样的“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然这是孔子基于自身的地主阶级立场提出的观点，如今我们用辩证的历史的思维去分析，事实上，孔子对音乐创作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一种界定，即形式“美”与内容“善”的统一的界定，在“美”更多强调音乐的形式和“善”更多体现音乐的内容的前提下，让二者结合，形成和谐的、标准化的、典范化的乐音，从而揭示出音乐生产和运作的要求以及要达到的意义。

“尽善尽美”可以说是音乐作品的最高水准。笔者认为，用“善”去表达“美”的现实意义并不在于孔子多么强调政治制度作为音乐产品服务的对象有多么首要，而在于孔子强调了一种文化的本质在音乐的内容当中，这种文化的本质可以看作非纯粹政治意向性的人文性，这是对音乐“美”的本质认识上的一种飞跃，是一种从感性个别到理性一般的飞跃，对于当下国内音乐发展中出现的舍内容逐形式的问题仍具有现实的批评意味。

二、内容的“思无邪”与形式的“哀乐”观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诗》指《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收集了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民歌，艺术歌曲和祭祀音乐，孔子对《诗》重新进行了修订，并用儒家思想来研究和评论这部诗歌总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诗》的解读上。如果说上述的“尽善尽美”是孔子追求的音乐理想——现实社会中，音乐并不都是“尽善尽美”的，所谓“尽善尽美”可能只是一少部分音乐作品，也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审美诉求——那么“思无邪”则是音乐的基本审美准则，这一准则除去了理想化色彩，如同一项制度底线，用来评判音乐的好坏。“思无邪”是强调音乐的思想要纯洁没有邪念，也强调音乐的内容要纯净，同时，“无邪”也指符合于“礼”的基本要求。

《关雎》是《诗》的第一篇，孔子在修《诗》时认为《关雎》中体现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说这首诗歌让人内心快乐但不失掉节度，让人感到悲情但不至伤及内心。这强调音乐在情绪表达上必须要有克制，有节制，遵循适度原则，不过分地强调情感表达。这种克制的“情感”是维护礼制体系的内在要求。人类欲望的压抑与社会的安定程度紧密相关，这同样需要用“礼”来约束，正如“悲哀、快乐、喜悦、愤怒、崇敬等情感波动并非出自人的天性，而是人受到客观事物的激发产生的相应结果，所以统一民心而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调和能够影响人心的外界事物。”[1]

关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其他论述，李泽厚、刘刚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这样评论：“孔子意识到了艺术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而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动物性的情感。这个基本的思想使得中国艺术对情感的表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持着一种理性的人道的控制性质，极少堕入卑下粗野的情欲发泄或神秘，狂热的情绪冲动。孔子总是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毁伤生命，违背理性，放纵情欲或悲观厌世等等思想相对立。”[2]

实际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思无邪”一样，都合乎孔子对音乐“善”的要求，但分开来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更多地体现在音乐的形式上，也就是音乐表现人的情感的形式，从而内化为“哀”和“乐”。而“不淫”“不伤”“无邪”则更多强调音乐内容上的生产运行要求，总体上看，孔子还是把“乐”放在了“礼”这一范畴当中去规范。这种要求是最基本的，可以在实践中做得到，关键看音乐的始作俑者是否愿意去遵循。

三、“礼乐”的建立需要在正乐中使之合乎准则

乐则《韶》，《武》，放郑声。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大韶》《大武》是中国古代雅乐的典范，内容在于对君主功德的歌颂。而“郑声”(即郑国的音乐)在当时的特点是采用七声音阶，讲究艺术技巧的表现，音调激烈高亢，音乐形式比较丰富，这与宫廷礼仪和祭祀所用之雅乐截然不同。于是乎，这种不合乎“礼”制的音乐便受到一心希冀复兴周礼的孔子的排斥。关于这一点，《乐记》毫不客气地指出：“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3]

究其缘故，这是因为孔子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待音乐，从治国理政的需要出发去取舍音乐，认为音乐对社会政治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甚至可以关乎国家兴亡。“在古人的观念中，音乐与人的心性直接相关，乐音混乱，自然对人的情感心理产生某种影响，也反映出国家政治安危。”[4]孔子的弟子颜回问孔子应该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道，用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奏《韶》乐，禁绝郑国的乐曲，疏远能言善辩的人，因为郑国的曲子萎靡不正派，佞人太危险。治理国家必须用《韶》《武》一类的雅乐，禁止使用郑声。这样的回答，正如《诗·小雅·鹿鸣》中描述的场景：“我有嘉宾，德音孔昭。”[5]孔子认为这种“德音”才是社会所应提倡的，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中的“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6]亦对这一“德音”要求进行了政治层面的共鸣。“从宽泛的意义来说，礼是社会等级制度的表现，意在强化尊卑等级，而乐则是调和不同等级的人的内部关系，形成一种同心同德的效应。”[7]

上述观点中提到，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在那个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封建统治者需要用音乐去安抚劳动人民，国家层面的官方音乐——雅乐在音乐形式上表现为音响厚重，曲调和缓，节奏平中，旋律庄重，有利于调和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在音乐内容和思想上歌颂功德，符合意识形态要求，因此一切不符合官方音乐的民间新音乐都被视为非主流遭到排斥，这是封建时代文化专制的一种体现，同样的，针对郑声是否“淫”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辩证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肯定其解放思想、作为民间新音乐形式出现的历史意义。

四、“乐教”为维护“礼乐”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

“兴”指抒发情志，“观”指观察社会与自然，“群”指结交朋友，“怨”指讽刺不平之事。从中可以看出“诗”(代指音乐)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十分强大，已经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音乐具有了上述强大的功能和作用，孔子主张要发挥音乐的这种功能和作用，如何去发挥？就要高度重视音乐教育，培养“君子”之才，既有修养又有品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孔子的乐教观点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思想体系，“兴于诗”体现了培养人的教育要先从“诗歌”教育入手，“立于礼”体现了乐教要和礼教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使人规范。“成于乐”则把音乐贯通至人的全面发展，“乐教”的完成，才是人才养成的最后阶段。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周之制度本为礼乐而设。也就是说：“商周统治者有意识地将礼乐作为制度的基础。礼是将宗族内部的人按照血缘的亲疏分成不同的等级，而乐则是缘饰这套制度的审美文化，礼乐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也是天道自然的显现。”[8]王国维先生提到的“血缘的亲疏”实质上就是周室以血缘关系为系的宗法制，音乐自然也和宗法紧密交织。关于音乐和宗法的关系问题，本文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宗法制尚且走向衰退，社会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前一句讲“礼”，后一句讲“乐”。意思是转移风气，改变旧的制度习惯，没有比用音乐教化更好的了。“又曰：‘揖让而化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己矣夫。’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厝其手足。’”[9]这里提到的“先王现象”自然指周代礼乐繁盛的状况，笔者认为，孔子提倡“乐教”的目的是复兴周室“礼乐”来治理天下，所以要通过“乐教”潜移默化地教化民众以达到理想。可以看出，孔子不仅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也提出了音乐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实践方案，在某种意义上，孔子认可音乐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可以判定，孔子美学思想的终究回归是让音乐服务于“礼”。“其实质不是人本主义而是礼本主义。”[10]这不仅体现在音乐上，而且贯穿了孔子一生社会政治理想以及实践的过程。

结 语

孔子通过讲学、修书进行言论的教化，其思想理论直接或间接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人，使儒家学派愈来愈壮大。随着儒学在汉代被确立为正统，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历史文化长达几千年的影响，其音乐美学范畴中的“礼乐”思想在汉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继续着政治及文化层面的指导地位，被史学家和音乐学者所坚持，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对“礼乐”结合的论述：“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11]明显是对孔子“礼乐”思想的继承发展。孔子虽然在当世兴“礼乐”不得志，但从乐教的意义上来看，他也算成功地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付诸于实践并得到了检验。孔子论“乐”的言论虽然没有独立成书，但是分散在各类论著中的思想也构成了比较全面的体系，从春秋到当代依然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我们现在依据这些珍贵历史遗产去分析“礼乐”，是为了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形成更具价值的当代音乐文化。

注释:

[1]蒋继华.艺术的“政治”生产与儒家审美理想——《乐记》“审乐以知政”思想探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0):20.

[2]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50.

[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81页。

[4]同[1].

[5]王秀梅译.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5.

[6][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82—983页。

[7][8]袁济喜,黑磊磊.《乐记》与古代礼乐文明[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20—27.

[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109.

[11]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