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体育治理中政社“协同增效”的机制构建

窦彩云，曹电康，李晓栋

（中北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1 协同增效：中国社区体育治理中政社关系的发展需求与走向

现代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多元共治”需要进一步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协同增效运行机制，实现多方利益的均衡，这是保证各方主体性参与的基本前提。在多方治理主体中，社会组织的自治性、公益性和中介性等特点使其成为多方协同共治框架中的核心关注对象，其对于协同增效运行机制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

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发动了社区复兴运动，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其主旨，实现这一主旨的主要途径就是实现社区治理的多元化主体，引入社会组织是其中一项核心举措［2］。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制度规范的出现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使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规范化，同时社区居民的治理参与积极性有所提升［3］。社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进一步推动治理权力的下放，治理重心也有不同层级的政府下放于多个治理主体之中，但是针对西方国家的社区复兴运动而言同样面临着多个问题：第一，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是否完全能够从政府手中获得治理权力，如果能够获得，其是否有能力完成社区治理任务；第二，权力的更迭和下放如何才能够有效彻底的完成；第三，完全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是否能够造成治理混乱。从问题出发，如果仅仅简单的借鉴西方社区复兴运动的经验，不仅同我国目前加强党和政府领导的时代趋势不相符，同时也有悖于我国目前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现状。

从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的发展脉络来看，经历过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长时间争鸣之后，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研究领域中所达成的一种共识［4］。为探索多元共治模式在我国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的有效性，国内学者借助了个案研究模式希望通过一些典型的现实案例来为改革提供实践经验，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国家治理创新的总体要求出发，探索社区体育的多元治理路径。在这一类研究中，不同学者也针对社区体育的多元共治提出了多种路径和方法：有部分学者认为社区体育的多元治理应通过项目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多元共治［5］；也有学者认为社区体育多元共治的实现应该以内外兼修作为基本方向，推动精细化的体育资源供给机制［4］；有学者认为“三社联动”应该作为我国社区体育治理创新的有效尝试［6］。这些学者在研究中指明了目前社区体育治理中各项相关者要素在新的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但是体育社会组织作为关键治理主体，却大多被认为是利益协调的桥梁或者是政府行动的有效协作者，社区公共利益的范围几乎没有将其纳入到其中进行针对性的探讨。其次，是以某一个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从经验介绍的角度来探索我国社区体育治理多元共治格局的构建。杨华、张小航以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为例［7］，常蕾以福州仓山“NTD激情广场”广场舞自组织为例［8］等，都是从典型经验视角来提出我国社区体育多元共治格局形成的策略。这些研究的出现意味着目前我国在不同省市地区已经有了对社区体育多元治理格局的实践性尝试，但也说明目前中国社区体育治理中，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协同能力的有效发挥仍然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几个个案当中，政府仍然在社区体育治理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由此看出，目前中国社区体育治理的困境不是独立个案的困境，而是共同体的困境，在目前社区体育治理多元共治的情景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构建尚未有一个具有实操性的认识，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政社合作的基本结构、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所应该采用的行动逻辑等仍然需要进一步去分析和讨论，政社之间的协同增效仍然需要从更加客观的角度来辨析。

2 当前中国社区体育治理中政社合作的主要模式及运行逻辑

项目制模式：以项目为依托整合政社合作资源。以具体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项目为依托，吸引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市场企业等进入到社区公共体育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项目的招标，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项目提供基本的财力、人力以及政策保障，社会组织以项目运作为基础参与到社区体育治理中来，这一模式是目前社区体育创新治理背景下政社合作的主要模式之一。项目制在我国多个地区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性的成果，如2017年，上海浦东新区规土局对79个“缤纷社区”项目的推进，大大推动了社区环境的更新；郑州市“绿城妈妈”社区环保服务项目构建出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乡镇（街道）和社区具体实施”的社区环境共治模式；全国有名的“万科社区体育模式”、杨浦区殷行街道“老年健身房”项目、淄博“社区体育联赛”项目等。政府为项目的运作提供专项“项目启动金”，虽然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实现了有效的合作，但这种经济依赖也让许多社会组织与政府失去了基本的平等关系。

嵌入式模式：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多途径互嵌。在嵌入式模式下，社区通过党建引领以及开展互联网相关服务等手段，积极培育社区内部的体育组织，街道和社区通过不同手段引导社区居民进行自治，逐步实现社区体育治理中政社合作的组织结构以及政社双向嵌入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社区创新党建模式，推进社区党建重心下移到各个单元，实现社区党组织的全覆盖，引导社区居民在党建领导下形成社区自治组织。例如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部分社区在党委的指导下，一些传统的大型厂矿小区形成居民理事会，成立社区服务中心和业主委员会，通过业主委员会的推荐选出不同小区居民楼的楼长，层级带动形成小区孤寡老人健康身体锻炼服务机制，引领健康生活。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实现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的常态化机制，某些社区也设置了专门化社区体育专项组织机构，例如笔者走访的山西省长治市X小区、山西省太原市Y小区，都成立了社区老年人体育服务中心；在山西省太原市Y小区成立的老年人体育服务中心内，下设了老年人体育比赛组织小组、老年人体质健康服务小组、老年人体育锻炼宣传服务志愿者团队等。此外，通过互联网服务来促进社区体育治理政社合作互嵌也成为一些现代化新式小区的实践性尝试。在笔者走访的太原市恒大名都社区，社区近年来打造了“线上线下社区体育治理”新模式，其不仅开通了社区体育微信自治协会公众号，同时也在恒大智慧社区APP中增加了社区体育资源共享功能，线上服务成为了自组织和社区街道实现互嵌的有效渠道。

“三社联动”模式：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在我国一些省市街道，根据社区内部公共服务治理的实际需求已经成立了相应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如社会组织联合会、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区与社会组织的有效联动机构，其有利于规范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相关行为，为不同社会组织之间搭建了有效的沟通桥梁，同时也为社会组织提供了项目承接协调、资金代管、人才培训等相关业务，进一步推动了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有效联动。例如目前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设置，中心自设置以来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了“三方”有效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互通。但是从目前所收集的实践经验来看，我国社区体育治理多种模式中政社合作依旧存在较大的困境。

“市场化”模式：社会企业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介入。由政府出资直接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是目前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实现政社合作和社区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市场方式。在市场经济模式中，产品的价格、供求关系以及产品竞争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是推动市场发展的基本前提。当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中出现供给能力不足时，通过进一步开发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及新的主体—生产型社会组织，这类社会企业需以股份合作的方式进行培育，使其成为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市场主体，尝试进一步探索市场化运作机制。虽然目前这一模式在社区体育治理的实践领域中应用范围相对较小，但是已经有部分省市地区开展了尝试性的探索。成都市玉林街道部分社区在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的引导下已经开始发动社区居民入股成立社区公司，入股的居民既是社区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社区公司的销售服务对象。在社区公司的诸项业务中，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社区居民健康监测、社区体育赛事、社区体育培训班等都是社区公司所提供的实质性服务内容，社区公司将上述内容收益的20%纳入到了社区公益基金，其余内容则返还给公司股东，这种以服务社区为主要目的的社会企业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收益，平衡了市场化运作模式中的社会收益与经济收益。

3 中国社区体育治理中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困境与症结

在社区公共治理领域中，实现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增效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具备发展成熟的社会组织，但是从目前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的整体情况来看，政府从资金配置、资源调配、政策制定等多个方面对社会组织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现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依旧处于一种依附式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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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项目制模式：社区体育自治项目合作中的赋权不足

赋权和赋能是增进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协作的重要途径，目的在于能够提升政社合作的效率。政府通过赋权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力空间，让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赋能则是政府通过行使自身的行政权力，通过资源汇集给予社会组织更强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使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更加具有专业性，从而保证服务质量。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政社合作存在着赋权不足和赋能缺失的问题，社会组织在当前中国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更是一种“参与者”的角色，而非“合作者”的角色。

首先，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项目的运作是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过程之一，项目的规划、招标的方式、参与主体的选择、技术人才的支持、项目资金的配置等都需要政府来主导决定。政府从自身需求的角度出发来选择和评价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方面应该提供哪些服务，尽管两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方，但社会组织为了进一步获得项目招标和相应的配套资金，就会无形地将服务于社区居民转变为服务于地方政府。其次，社会组织提供相应的公共体育服务需要获得街道、社区、社区居民等多方扶持，社会组织并不具有行政权力，因此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各方资源很难有效地被调动起来。目前尽管政府赋予了社会组织一定的权力，但是由于社区的各项事务长时间均由基层的政府单位进行协调，社区居民已经对政府机构形成了一种绝对的权威服从意识，因此对于社会组织的认可度相对较低；与此同时，大多数社区居民认为社区公共事务的运作都应该由政府来操办，社会工作者一方面数量较少，另一方面社区融合度较低，短时间内还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志愿者虽然获得了部分社区居民的认可，但是由于社区体育工作耗时较长、短期收益率较低，因此志愿者团队的数量还十分有限，相应的工作专业化程度也较低，这都影响到了社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目前社会组织在赋权和赋能方面的获得度较低使得其还难以有效改善“依赖型”的政社合作关系。

3.2 嵌入式模式：社会组织单向嵌入政府机构使其存在行政化困境

嵌入式模式是实现社区体育治理新型政社关系的有效尝试，这种嵌入是一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向行为，一方面是指社会组织能够嵌入到以政府为核心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是指政府也应该以特定的方式嵌入到社会组织之中［9］。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让社区党员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引领和带头作用进一步得到突显，社区党委通过发挥这种引领作用引导社区居民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社区治理自组织群体，这种“党建+”的模式尽管可以将许多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短时间内汇集于社区体育治理工作中，但是整个行动的主导方依旧是社区党群机构，社会组织在这一模式中的责权并不清晰，市场陷入一种行政化的困境。

首先，从目前来看“党建+”是社区公共服务多元共治的最权威的平台，但是在社区体育治理的实际过程中，社区党委起着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的作用，也发挥着监管功能。对于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物业而言，社会组织主要任务是更加有效的处理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并非政府的下属单位或政府供给主体，因此这些部门对于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有着与政府不同的期待，这就导致在具体的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不仅仅需要接受上级政府部门的监督，同时也要受到社区物业、居委会等方的监管。多方监管的模式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社会组织在针对不同监管对象时采用的服务策略并不一致，这就造成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碎片化的窘境。其次，目前在社区体育嵌入式治理模式中，培育能够统筹社区体育治理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其他社会组织在承接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时，主要以购买政府公共体育项目为主，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与其他社区体育治理的主体实质性沟通较少，对于社区居民体育需求的了解程度不足，其在治理过程中对于社区党群部门以及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赖性过高。党组织领导的社区体育协同治理在长时间的推进中转变为了党组织包办的社区体育治理，基层政府权力的下放实际上成为了权力的另一种延伸，原本是拓宽社会组织独立性的举措实际上为社会组织增加了行政困境。

3.3 “三社联动”模式：枢纽型社会组织“官民二重性”的制度障碍

在不断创新社区公共治理的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成为了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形成有效信息互通的中介，其核心作用在于反应社区居民诉求、保证社会组织能够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同时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推动政社互动良性发展的新途径，也被视为政府职能转变与转移的主要接盘手。但是目前大多数枢纽型社会体育组织均由政府方发起，泛行政化和科层制色彩浓厚。

首先，基层政府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是具有行政干预力的，这种行政干预力让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不足。在已经成立的大多数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其基本的组织架构、资金来源、人员配置、制度体系等均是按照政府部门为标准来设置，相应的绩效评价体系也受到了政府干预的影响，机构考核与上级基层政府的目标需求直接挂钩，这就让枢纽型社会组织成为了政府的延伸机构，无法实现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的对接。其次，在枢纽型社会组织中许多机构都是由基层政府来组织成立，这种做法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与政府需求的耦合。但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而言，需要起到规范社会组织行为、疏通社会组织沟通渠道、搭建社会组织沟通平台的作用，如果过于依赖于政府，甚至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显然这一部分作用就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相比于其他承担社区体育治理任务的社会组织而言，枢纽型社会组织更加容易获得政府提供的资金资源和政策资源，更加了解目前社区体育在公共体育服务上的需求，这种双向便利极易造成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信息和治理资源上的垄断，全能性社会组织就会演变为单一型社会组织，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就会被进一步阻滞。

3.4 市场化机制：社会企业介入社区体育治理的长效机制尚未构建

社会企业的产生是创新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方式、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型的一种有效尝试。从我国部分地区的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实践来看，在社区体育治理领域中，专门性的社会企业还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一些其他社区公共服务领域内的社区企业涉及到了部分体育方面的治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社会企业介入社区体育共治框架的长效机制还尚未形成。

在市场运作的规则下社区体育治理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公平价值和商业价值仍然存在冲突，且尚未形成有效的解决机制。一方面，市场化治理模式的引入可能会破坏原有的社区共同体。在原有的社区共同体内，社区成员自觉自愿的参与到社区体育中来，但是市场机制所具有的价值交换让这种自觉自愿行为不断消解，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非营利性质被市场机制所破坏。另一方面，社区体育服务的产业化经营首先需要稳定的经营利润来支撑，社区体育治理的权力分配以及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不同资源的产权关系有助于利润分配的基础的奠定，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机构等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的权力边界存在交叉，这就导致了利益分配可能出现模糊化。社区企业应该成为社区体育服务市场的主体，应该采用商业的方式与手段也是一种合理的运营模式，但是与传统的市场企业相比又具有公益性质，因此在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也需要发挥出足够的社会效益。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往往存在冲突，而政府则是冲突调解的首要主体方。而目前因为我国社区体育治理中相关的实践案例较少，因此政府在服务产品的定价、资金的监管、绩效评价等方面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制度和政策，相关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

4 社区体育治理中政社协同增效合作机制的构建

从上文梳理来看，目前在中国社区体育治理中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构建合作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向社会组织过渡权力，但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存在的矛盾阻滞了这一过程；二是现阶段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仍然十分薄弱。

4.1 自治与共治相结合：强化项目合作中的赋权增能

共治依存于共治，实现更有效率的自治也是共治的目的。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是目前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主要的提供者，是社区体育治理的重要主体。首先，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构建体育社区治理的项目运作和管理机制，以项目为依托、以政社合作为主线、以社区居民体育需求为导向整合社区体育自治与共治行动［10］。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要以社区居民的实际体育需求作为出发点，紧密结合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方向，逐步构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的基本制度和规范。与此同时，要对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管理，逐步放宽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的准入机制，积极联合各方主体搭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运作平台，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创业，需要充分发挥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支撑作用，提升社会组织的内部活力。其次，要坚定社区体育公共鼓舞项目合同契约，要明确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等各方［11］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使社会组织的权力合法化，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再次，要构建从事社区体育治理的社会组织的社区展示平台，强化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和社区居委会之间的信任感，提升社会组织与各方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提升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专业权威。最后，对社会组织进一步加强引导，促使其充分发挥出再组织化功能，在提升社区居民信任感的同时充分调动社区居民从事社区体育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社区居民体育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基础逐渐培育新的社区体育社会组织。

4.2 构建利益协调机制：缓解社会组织“行政化困境”

提升社区体育治理效率，优化社区体育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实现地方政府的转型，其根本点就在政府要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来构建社区体育治理共同体，以创新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合作关系为主线，构建社区体育治理的多方利益协调机制，实现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真正意义上的互嵌。

一方面，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要逐渐从“主观者”的角色向主导者的角色转换。政府应该更多的起到引导、协调及监管的作用，具体的管理权力和管理责任应逐渐下放，主动搭建各方主体沟通协作的有效平台，通过制度供给来保证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保证各方资源共享的基础上都能够实现利益目标，政府考核标准应该以产生的合作绩效作为主要内容。社会体育治理绩效的评估应该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以及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的合作程度以及发展成熟度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要逐步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责清单，要对社会组织承担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的各项责任和事项进行明确说明，包括政府责任、政府权力依据、社会组织行为等，避免统一工作层面的责权模糊。同时应该结合社区居民实际的体育需求构建相关的社会组织部门以及其对应的运行机制，让社区内部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能够真正地将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都整合到社区体育治理中来，实现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专业技术资源的对接与共享。与此同时，要构建社区体育治理多方公平参与平台，保证各方在公平参与的基础上实现利益均衡，要逐步构建精细化管理模式，要积极发展社区公益类的创投项目，将市场企业、志愿者团体、社会个人等将社会资本投入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中，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多元化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工作重心应该逐渐转向与社会认同的构建，将“公益价值”嵌入到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理念中，盘活原有的社区人员认同结构，构建新的社区认同理念，打造真正的社区体育共同体。

4.3 创新运作模式：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自治作用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提升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治理作用的重要结构，但是地方政府通过赋予资源或使用行政权力培育并促进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让枢纽型社会组织成为了政府的行政延伸机构。由此可以看出，真正发挥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在创新社区体育治理中的作用，破除“官民二重性”的困境，其根本还是在于运作模式的创新，实现政府对社区体育治理资源的垄断，改革社会组织自上而下治理的传统方式，进一步破解目前社区体育治理的制度性障碍。

首先，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实现自我转型与发展。逐步引导社区内的群团组织、社区自治组织转型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然后在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联动其他社会组织共同投入到社区体育治理中，这可以进一步减少社会组织对基层政府的依赖，回归“民间”属性，也规范了其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的相关行为。其次，在社区体育治理资源整合方面，要进一步淡化行政色彩，凸显出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社会力量召集和整合方面的特殊优势，将市场企业、社区居民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都纳入到社区体育治理的综合框架之内，提升各方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内生动力。此外要将政府、行业协会、社区居民、第三方评估机构等都纳入到枢纽型社会组织资金使用监督体系中确保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规范性。

4.4 重建市场化规则：实现商业收益与公益价值双丰收

社区居民公司、社区体育服务公司等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面临着商业化与服务公益化之间的冲突，这反映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存在目标动机和行为准则上的差异。进一步实现社会企业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公益价值的双丰收，需要对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目标价值和行为准则进行重塑，建立多方公平合作平台。

首先，保证市场化运作模式中道德约束与法制约束双向提升，建立公益价值与商业价值冲突协调机制，实现矛盾的最优化破解。例如在上海、南京等城市社区所形成的股份制社区服务公司，其在社区体育治理领域中应该进一步明确不同股东的分红数额和分红方式，明确运营投入和效益产出的比例，针对性的形成完善的制度。其次，在社区体育治理市场化运作模式中，不同合作方的产权关系应该进一步得到明确，相互之间的竞争应基于一种公平竞争模式，在社区体育治理领域内的各项资源分配也应该得到完善的制度约束和保障。在社会企业资本中应该明确公益性资本和商业性资本，明确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在社会企业运作过程中具有的资源配置权利和制度决策权利，同时各方针对商业化运作中的市场行为和资源分配建立相互监督的机制。再次，建立多元评价与监督机制。社区居民应该对社会企业的各项行为形成一种客观有效的评价，保证社会企业所提供的各项社区体育服务产品要符合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也能够满足社区体育的公益属性。政府对社会企业的评价和监督要以保证期公益性为主要目的，避免社会企业在运作中过度的商业化。

5 结语

在当前社区体育治理中，社区体育治理中的政社关系已经逐渐从政府主导的“外在性合作”转化为政府引导的“内生型合作”。就外在型合作而言，一方面政府为主导通过一些公益体育类项目搭建政社合作的资源供给链，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体育治理，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将原本分散的各个治理主体嵌入到多元共治体系之中，以组织结构的重组和技术人才引领的方式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治理权限，旨在于能够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社区体育共治体系，在此过程中体育社会组织的类型更趋多元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参与人群也更趋多元［9］。而对于内生型合作来说，其运作是以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市场作为基础，以各方治理主体的利益为纽带，政府通过政策供给和制度输出来引导各方资源的参与到社区体育治理中来，双方形成一种基于自愿之上的良性合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组织以及社区自治力量仍然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社区体育治理中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力量平衡基础之上的协同增效机制尚无法在短时间内构建，但是能够通过各项积极有效的行为逐步开始构建政社协同增效机制，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社区体育治理中政社关系的转型，提升当前中国社区体育治理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