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性视域下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创新路径研究

张爱红,王祥华

中国是陶瓷文化古国，也是陶瓷产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陶瓷产业总体保持了良性发展势态，涌现出一批诸如佛山陶瓷产业集群、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淄博陶瓷产业集群等区域品牌代表。截至2021年，中国日用陶瓷占全球产量的70%，陈设艺术瓷占全球产量的65%，卫生陶瓷占全球产量的50%，建筑陶瓷占全球产量的64%，全国规模以上陶瓷制品制造企业数量2 000余家，陶瓷制品制造行业整体从业人数60万人[1]。近年来，为促进陶瓷产业发展，我国陆续颁布了诸多政策，如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等多项意见，以此来助推我国陶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然而，我国陶瓷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又面临着资源能耗大、环境污染重、产品创新力不足、生产水平低下、知名品牌匮乏等行业衰退迹象。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陶瓷产业的分散性发展，产业的集群优势尚未发挥。因此，探索我国陶瓷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路径势在必行。陶瓷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和演化需根植于一定的资源、文化、制度、社会等要素，并对这些要素进行选择、分配、择优集成。这种择优集成在集群建设初期有助于集群企业及集群网络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从而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和收益，并逐渐形成集群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集群生命周期的演化，各种要素集成所导致的过度根植将被不断强化并锁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集群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提升，间接导致集群创新能力弱化，从而最终导致集群衰退或消亡。而在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的时代背景下，实现陶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产业集群理论的指导和阐析。近年来，根植性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发展、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等研究领域，但与陶瓷产业相关的研究较少，而与陶瓷产业集群的融凝性研究更是不足。故本研究拟将根植性理论与陶瓷产业集群深入联结，以根植性理论构建我国陶瓷产业集群的分析维度，从集群动态演进的视角辨析根植性对我国陶瓷产业集群的影响，希冀为我国陶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路径。

一、作为研究视域的根植性理论

根植性(Embeddedness)带有“嵌入性”的含义，是社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该理论指向古典经济学中原子式“经济人”假设，将经济活动深深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关系及其行动对社会关系的深度影响[2]5。产业集群的根植性是以社会学视角审视产业经济学，重视经济行为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社会结构以及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的互相作用[3]。这一视角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将产业集群视为完全理性的原子式“经济人”假设的视野局限，开始关注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根植性因素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以及产业集群对以上要素的依赖性。

根植性是一种社会嵌入性，它是在经济和非经济参与者(个体和组织)之间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以此对经济行为进行约束和激励的模式[2]6。根植性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波兰尼(Polanyi，1944)在《伟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提出[2]6，后由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推进发展。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入或集结在经济或非经济制度中[4]。格兰诺维特是根植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波兰尼观点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作了新的阐释，认为根植性是经济行为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制度、风俗、关系网络的依赖，主张个人的经济行为可由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进行塑造，认为网络组织比市场交易更具有竞争优势[5-6]12。之后，国内外有关根植性的理论在文献中层见叠出，且概念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尽管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视角对根植性理论有着不同理解和思考，但对根植性理论达成的核心共识是指个体、组织的经济行为与区域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及联系的程度[5]16。

根植性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要实现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就要正确认识产业集群与当地社会关系的根植问题。在特定的区域中，产业集群具有竞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且需要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在交互关联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之间形成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从而组成一种复合型的有机网络组织[7-8]。基于此，产业集群既是一个经济系统，又是一个社会系统。作为经济系统，它强调的是理性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系统，它需要在集群内部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各主体之间彼此信任并可共享信息与资源，从而降低交易协作成本，提高产业效益。但无论在何种系统中，产业集群的目的都是追求集群效应下的比较优势和规模效益。换言之，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产业集群，其经济行为必然根植于当地的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文化土壤当中，并且这种根植性会体现在集群生成和演进的全过程。因此，产业集群若想获得长期、持续的经济、社会效益，便无法绕开对根植性问题的研究。

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陶瓷产业具有明显的地理根植性。从陶瓷产业的性质来看，陶瓷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它需要根植于当地的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中。从集群组织的企业属性来看，我国的陶瓷产业集群多由中小型民营企业构成，其规模小，实力弱，对本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市场环境有较强的依附性。再从产业集群企业的经营方式来看，我国陶瓷集群多为本地化经营，集群内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制度往往以家族式进行代际承袭，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和家族继承性。基于此，运用根植性理论研究陶瓷产业集群的创新路径，需将根植性理论与陶瓷集群内部的企业经济行为进行勾连，形成一个分析框架，再依据这一分析框架，从集群演进的视角辨析根植性对我国陶瓷产业不同阶段的影响，进而明晰当下我国陶瓷产业集群面临的问题，从而提出我国陶瓷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路径。

二、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分析的根植性维度

对于根植性理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类。格兰诺维特将根植性分为结构根植性和关系根植性：前者指经济行为主体根植于与他人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后者指经济行为主体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又受宏观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规范等)的影响。格兰诺维特的根植性理论，奠定了根植性分类研究的基础，之后的学者多受其影响，对根植性理论进行了细化分类。然而，综合既往的研究发现，多数学者对根植性理论的研究集中于依据“谁”(根植主体)、根植于“什么”(根植客体)这两个维度进行分类研究，即根据不同的根植主体和客体，对根植的内容和层次进行划分[2]6。而在不同的产业集群研究领域，根植主体和客体是有差异的，这就意味着原有粗略的研究维度并不能满足当前产业集群细分的特点。尤其是对中国的产业集群而言，根植主体涉及集群内部众多的企业类型，企业特点更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而根植客体所在地域的社会制度、认知文化、地理区位等要素又千差万别，难以归类。因此，结合陶瓷产业集群的特点，需对陶瓷产业集群的根植性进行再分类，从而细化研究，做到对症下药。基于此，本文以格兰诺维特的关系根植性和结构根植性为基础，参照我国学者陈继祥先生延伸的根植性理论五维度(地理根植性、认知根植性、组织根植性、社会根植性和制度根植性①(1)①陈继祥的根植性理论在学界备受认可，目前学界发表的有关根植性理论的文章多源自陈继祥的观点，且该理论已被载入全球最大、最专业的中文经管百科“MBA智库·百科”。基于格兰诺维特的根植性理论，陈继祥将根植性理论分为认知根植性(cognitive embeddedness)、组织根植性(orgnizational embeddedness)、社会根植性(social embeddedness)、制度根植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和地理根植性(geographical embeddedness)。参见：陈继祥《产业集群与复杂性》，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页。)，根据我国陶瓷产业集群的本土现状，将我国陶瓷产业集群的分析建立在陈氏根植性理论相互关联的五维度上，从综合视角审视我国陶瓷产业集群中的关键问题，以明确陶瓷产业集群中不同经济行为的影响因素，希冀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一)陶瓷产业集群的地理根植性

“集群的主要特征是地理集中。……地理根植性首先表现在本地的资源禀赋上。”[9]51陶瓷产业集群是以手工制造为基础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因此陶瓷对集群所在区位的自然资源禀赋、陶瓷原料供给、交通运输成本、劳动力资源、市场需求等要素的依赖性较强，这是陶瓷产业集群地理根植性的重要体现。以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为例，作为我国陶瓷文化传承的创新试验区，其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它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首先，景德镇优质的高岭土、瓷石、松柴使陶瓷的发展获得了“天产独丰”的本土资源优势，也是它自元代以来被誉为“瓷都”的关键所在。其次，景德镇交通四通八达，水陆空三路运输设施齐备，便利的交通条件极大地降低了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生产和运输成本。再次，景德镇悠久的制瓷历史及其包容的城市氛围，为景德镇吸引了众多劳动力资源，集聚了众多与陶瓷行业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因此，地理根植性是陶瓷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集群内企业经济行为的先决要素。

(二)陶瓷产业集群的认知根植性

“集群中的认知是指有效的、有价值的和结构性的意识形态。认知根植于本地人们的经验中，经验包括：(1)具有深厚历史渊源性的地方文化(包括传统、民族风俗、行为习惯等)、信仰价值系统和道德世界观；(2)默会知识(不可言传、非规则化和非逻辑化)。”[9]48认知根植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与生产经验积累中形成的。作为典型的传统手工艺，陶瓷产业的认知根植特性主要体现在与陶瓷生产相关的技能、诀窍、技巧等知识中，通过“师带徒”的模式进行传授。由于这种传承模式受地方文化传统和默会知识的影响和规约较大，陶瓷产业的生产经验便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集群内部人员的认知中，在集群内部形成相应的文化氛围，从而相传沿袭。同时，尽管存在不同地域生产经验的差异，但基于陶瓷行业的共同属性，这种认知经验也会随着集群企业间的互动逐渐形成群体共识，从而可以发挥协同优势，凝聚成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

(三)陶瓷产业集群的组织根植性

“集群组织根植于产业整体的层面，它是指本地集群的组织性质、形式和结构。”[9]49虽然目前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数量众多，规模不一，但整体而言，陶瓷企业的分工较为明确且相互之间有协作。在产业集群的组织中，陶瓷原料的供应商、陶瓷产品的生产商及购买者，会沿着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或水平方向排列并相互依赖，同时与陶瓷专业高校、科研院所、陶瓷交易服务平台、陶瓷质检机构、保险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复杂的价值链网络。陶瓷产业集群的组织水平是价值链质量的重要保证，它会影响陶瓷的生产效率和运营水平，尤其是在规模经济的影响下，可以保证集群整体效应的发挥。通常，不同类型的陶瓷产业集群会有不同的组织根植性。如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基于丰富的陶瓷文化、国家政策和产业现状等条件，形成了以创意产业为先导的发展线路；而佛山陶瓷产业集群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从意大利引进第一条国外建筑陶瓷生产线后，其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集群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

(四)陶瓷产业集群的社会根植性

社会根植性关注产业集群内成员之间的连带关系，“人与他人的连带关系为企业铺设了基本的互信关系，这样的互信关系是在一定范围的家庭、组织、社群、网络等关系所培养及共享的。”[9]50产业集群企业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成为产业集群的社会基础。陶瓷产业集群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网络、规范、信念、规则及文化制度)，这些社会资本有助于在集群内部形成诚信的企业网络关系，促进企业间信息的传递和新知识的传播，从而发挥协同效应，产生知识的溢出效应。在中国的伦理型社会语境中，社会根植性通常以人际关系的形式体现。在纷繁的人际关系中，根植于某一区域的陶瓷产业集群亦脱离不了当地社会关系的影响。这种社会关系在促进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纽带作用。比如在市场渠道拓展、政企合作等领域中，都会进一步稳固这种社会关系。尤其是在密切、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陶瓷产业的这种社会根植性可有效降低陶瓷集群内部经济主体之间的管理成本以及交易风险。

(五)陶瓷产业集群的制度根植性

制度根植性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集群的制度植根于本土化，是不同层次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结构、金融、政治和经济特征的组合。”[9]50一方面，陶瓷产业集群的法律规范、相关政策等正式制度是集群生成和发展的显性治理手段和外部驱动力。正式制度是规避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秩序，激励集群学习创新的显性治理手段。同时，产业集群的规划，配套设施的建设，集群的政策环境等都有赖于正式制度的实现。另一方面，陶瓷产业集群内的社会习惯、集体行为惯性、默认的不成文规范等非正式制度是协调集群成员关系、行动的隐性治理结构[10]。比如，在古代，我国的陶瓷行业行帮众多，各行帮会建立自己的行会规范，有的以文字记载，有的属于口头商定。但即使是口头商定，作为约定俗成的行帮规范，对协调行帮内部成员的关系和行动同样具有效力。可以看出，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可有效降低集群经济活动中的不稳定因素，使陶瓷产业集群的发展获得制度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陶瓷产业集群中，五种根植性之间是彼此联结、相互作用的，共同形成竞争优势。其中，地理根植性是陶瓷产业集群形成的初始条件，认知根植性是集群创新发展的内驱力，组织根植性是集群价值链形成的保证，社会根植性是集群信息交流分工协作的前提，制度根植性是集群正常运行的保障。各类根植性都有其限度，根植不足或根植过度都会影响陶瓷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从而体现出根植性的悖论。

三、根植性悖论：根植性对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Uzzi通过对曼哈顿地区服装产业的研究提出“根植性悖论”，认为根植性在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也可能给集群带来锁定效应[11]。闫华飞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了根植性在产业集群形成、发展、成熟与衰退中的不同作用，认为根植过度会导致集群锁定[12]。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多是根植于本土的“传统型”“原生式”产业集群，在它形成的初期，根植性是影响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要素[13]，并对集群的创新有重要影响，尤其对集群的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14]。但随着陶瓷产业集群的演进，根植性也可能制约其发展。过度的根植性——本土陶瓷行业的过度聚集或行业结构的雷同，可能会导致集群陷入“锁定”、僵化的困境。因而，重新认识陶瓷产业集群的根植性，理解其中的“根植性悖论”，成为我国陶瓷产业集群重振活力的关键。

(一)关联的根植性对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的正面影响

纵观我国陶瓷发展史，传统的陶瓷行业，多以手工作坊的形式经营，陶瓷企业零星分散，生产技术水平低下。改革开放以来，根植于本土的陶瓷产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陶瓷产业集群，使我国陶瓷产能大幅提升，在不同区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陶瓷产业集群。在已经成熟的陶瓷产业集群中，陶瓷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不断增强，陶瓷产业链不断完善，集群的协作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逐渐凸显，陶瓷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交易平台及相关金融服务配套机构之间的服务较为完善，陶瓷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这体现出关联的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巨大作用。产业集群的这种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提高合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集群学习以及提升集群创新等方面。

首先，基于地理根植性，陶瓷产业集群根植于本地，有助于凝练本地文化特色，发挥区域优势，提高企业间的合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陶瓷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具有地方扎根性的特点，扎根本地的陶瓷企业及相关的服务机构集聚在共同的地理空间内，集群企业的空间接近性可降低企业间的每一次交易成本，继而在连续的交易过程中大大减少总交易成本[15]。

其次，基于组织根植性和社会根植性，有助于陶瓷企业之间建立信任机制，降低交易风险。当集群企业的经济活动根植于地方社会网络时，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会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一致的价值观念[15]，可有效增进集群企业之间的感情，建立陶瓷集群的信任网络，减少合作过程中的阻力，降低交易风险。

再次，基于认知根植性，有助于陶瓷产业集群对当地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学习，促进陶瓷技艺等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常来自集群网络组织内部各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是建立在认知根植性基础之上的。根植于本地的陶瓷企业，极易形成行业内部的认知信息。鉴于地理位置上的临近性，企业对当地陶瓷行业信息的搜集与整理较为方便，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就较畅通，信息的对称性高，这对陶瓷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理念和模式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先导优势。

最后，基于制度根植性，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促进当地化学习(当地化学习与超本学习相对应，根植性更侧重于当地化学习)的重要制度保证。这种根植性会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来传递，包括陶瓷行业信息的译码、集群内陶瓷企业的风险共担、战略决策和项目上的相互协调等。因此，制度的根植性可保证陶瓷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有共同的区域文化行为规范，以及内隐但相互理解的企业行为代码。这些条件使陶瓷企业与本地或非本地陶瓷企业之间以及与当地陶瓷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交互更为便捷，从而为陶瓷产业集群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过度根植对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的负面影响

产业集群有其特定的演化规律和生命周期属性。在集群形成的初期，根植性会发挥出较明显的积极作用，促使企业之间加强信息沟通及文化资源共享，但随着集群生命周期的演化，信息资源的过度集中会使根植程度不断加强，极易导致集群陷入“锁定”局面。这时，由植根依赖所诱发的过度根植，会成为集群创新发展的障碍。基于陶瓷产业集群根植性分析的五维度，联系陶瓷集群动态演进的周期性特点，可将过度根植对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的负面影响归纳如下：

其一，过度的地理根植性极易导致集群资源的枯竭，优势资源会逐渐丧失。陶瓷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当地的各种资源，但是过度依赖当地资源，容易导致陶瓷集群面临产业资源枯竭、优势资源丧失的风险。目前，我国各大陶瓷产区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原料资源、文化资源及人才资源枯竭的压力。陶瓷产业是耗能大户，随着近几年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不断上升，制瓷的原料和燃料成本增加较快。如佛山陶瓷产业集群及周边的陶瓷原料基本消耗殆尽，需从省外地区进行采购，运输成本增加。另外，随着陶瓷产业集群竞争的内卷，高水平陶瓷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原先的人才资源优势，现在正成为制约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的刚性约束，集群转型升级的要求迫在眉睫。因此，过度依赖资源的地理根植性，已成为制约我国陶瓷集群发展的瓶颈之一。

其二，过度的认知根植性会形成集群群体的惯性思维，导致创新意识不足。认知根植性依赖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区域共同认知，因此极易形成一种社会性“群体惯性思维”。这种“群体惯性思维”，一方面会使集群内经济行为主体对本地产业发展前景的预测、判断呈现出较高的趋同性[16]；另一方面，会使集群内的企业主体产生一种按照以往路径走的惰性思维，会对集群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阻力，并伴有周期性低迷的倾向。以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景德镇陶瓷企业受制于过往的认知观念，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曾陷入低谷。这是因为，景德镇长期以来“瓷都”的地位和贡品文化，使其产品不愁销路，造就了企业保守的经营习惯和营销思路，从而严重制约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导致陶瓷制品创新少、雷同多，产业竞争力大打折扣。再加之当地陶瓷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较为保守，对陶瓷的认知观念多沿袭前人经验、技巧和默会知识，从而形成“惯性思维”。在这种惯性思维下，一旦遇到产业转型或变革，他们往往习惯从过去的认知中寻找出路，而不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因而，陶瓷企业便会缺少能够启动产业升级路径的内生动力，阻碍集群的创新升级。

其三，过度的组织根植性会造成集群产业结构的锁定，致使产业发展受限。陶瓷产业集群若过度根植于本地的组织，会使集群陷入当地的“组织惯性”中，导致运营模式固化，产业结构僵化，产业发展受限。“组织惯性”是指企业等经济或非经济组织在营运过程中受自身营运模式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一种相似的营运态势，形成的对以往成功营运模式的依赖[17]。“组织惯性”会使集群依赖于以前的运营模式而抗拒创新，集群内各经济主体对行为利弊的认识也变得滞后，在运营模式沿袭旧制的情况下，陶瓷产业集群的经营会限定在某几个产业当中，致使集群结构锁定，价值链难以延伸。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极易导致单向线性的结构特征，容易陷入“组织惯性”带来的依赖中。如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在演化过程中，由于受历史文化、当地政策、自然资源禀赋、社会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其主导产业一贯为陈设艺术瓷和日用陶瓷。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这些行业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其产业类型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单一的产业结构，陶瓷产业滞缓的矛盾相对突出。

其四，过度的社会根植性会使本地的社会网络关系过于集中，从而导致集群网络范围狭窄，信息流通受阻，影响集群的转型升级。陶瓷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经济行为往往根植于本地以血缘、亲缘、地缘所形成的“强关系网络”中，其生产模式、经营方式、传承方式等带有浓厚的“家族化”和“本地化”色彩[18]。这种社会根植性形态虽然在陶瓷集群形成的初期对构建本地的信任网络、规避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有积极作用，但在陶瓷集群转型升级的阶段，过强的本地化联系会使关系网络内的交易优势与交易效率难以扩散到本地网络之外[18]，导致陶瓷集群内部知识冗余和外部流通固化，创新趋于停滞。尤其在陶瓷产业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发展纯本地网络已行不通，过度的社会根植性会使陶瓷企业失去新的信息来源，被锁在陈旧的轨道上，与国际陶瓷产业的发展渐行渐远。

其五，过度的制度根植性会导致集群产业效率降低，集群生命力衰退。陶瓷产业集群的初始制度一旦形成，便会沿着既定路径前行并不断累积，这会使集群自适应能力和产业效率降低，致使集群生命力萎缩。首先，多数陶瓷产业集群过度根植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中，会使本地产业被赋予特殊的生产使命与功能定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将影响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机制作用的发挥，干扰集群自身的演化方向，使集群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变得困难。其次，非正式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积累和地方交往中形成的，当它内化于当地人们的认知中后，会对集群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塑造作用。又因非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排他性和抗性等特点，在当地的非正式制度确立稳固后，集群外的企业进入当地集群的成本和风险将会增加，集群也会因此变得封闭、保守甚至僵化，从而影响集群内部与外部的交流，阻碍集群创新力的提升。

四、根植性与集群创新：中国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根植性视域下探究我国陶瓷产业集群的创新路径，要立足我国陶瓷的当前发展现状，并针对集群根植过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相应的建议，即应积极构建陶瓷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营造集群内部创新营生的认知观念，塑造良性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各地区域优势，鼓励陶瓷产业跨域合作，从而为中国陶瓷产业集群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一)产业转移：发挥区域优势，鼓励陶瓷产业跨域转移

陶瓷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对当地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市场有较强的依赖性。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陶瓷产业集群已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其劳动力和原料成本与日俱增。相比较之下，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市场较为充足，因此我国陶瓷产业的发展，要做好区域统筹，根据目前各产业集群的地域优势，明确产业定位和发展重点，做好地域之间的平衡和有机协调。其中，东部地区应以发展高端陶瓷和先进陶瓷为重点，将不适合本地发展的陶瓷产业类型，进行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应发挥好区域优势，以降低成本、扩大区域市场为重点，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以此形成区域互补，推进我国陶瓷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二)认知突破：营造陶瓷产业集群创新营生的认知观念

认知上的惰性会使陶瓷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侵蚀[16]。因此，产业集群的创新就要营造创新营生的认知观念。首先，政府部门应转变思维，科学规划，积极鼓励陶瓷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其次，陶瓷集群内部要营造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吸引集群外人才、资源的注入。另外，企业之间要鼓励、支持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引领集群内部人员突破原来的认知模式，挑战认知根植性的既有观念和规范，实现创造性学习。

(三)制度创新：构建陶瓷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

地方政府作为陶瓷产业集群内制度环境的主要缔造者和引导者，其力量可适时让位，但不能缺位。地方政府应做好各地陶瓷集群的发展规划，在创新政策扶持、税费优惠政策、法律法规、研发资金、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和配套服务设施方面，做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为各地陶瓷产业集群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在技术和创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做好关键性资源的有效配置，重点进行高科技产业和新兴战略性产业领域的开发，引导陶瓷产业结构的变迁。例如，湖南醴陵陶瓷产业集群为打造陶瓷千亿级产业集群，目前正立足当地产业优势，积极拓展集群空间，建立一系列陶瓷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了一批特色陶瓷产业区和配套区；同时，又积极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并深化企业间的合作，积极加强科研投入，培育集群自主品牌，为醴陵陶瓷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截至2021年，醴陵陶瓷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650家，年产值逾740亿元[19]，成为中部地区颇具潜力的陶瓷产业集群。

(四)良性开放：塑造陶瓷产业集群良性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

陶瓷产业集群社会关系网络的塑造，既要加强本地企业间的良性竞合关系，也要注意超本地关系网络的建构。首先，要鼓励和发展陶瓷集群本地网络中同类型企业之间的横向良性竞合关系[20-21]。我国陶瓷集群内部企业之间横向的同质竞争激烈，多数企业创新研发能力较弱，技术模仿、产品同质化、侵权纠纷问题层出不穷，这反映出我国陶瓷产业市场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健全。在这样的背景下，率先进行自主创新的陶瓷企业，往往因创新成本与经济收益不成正比，使其内在创新动力受挫。因此，政府及相关组织一方面要加强集群创新的正向引导，推进打造陶瓷产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扶持和保护陶瓷企业的知识产权，激励陶瓷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鼓励集群内部陶瓷企业之间良性竞合，联合陶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机构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打通行业信息壁垒，凝聚集群创新资源，形成创新合力。其次，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应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发展非本地化网络，充分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地“走出去”，积极融入全球技术开发和产业链中，避免集群自封的境况。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才能获取最新的行业信息，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升我国陶瓷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此外，陶瓷产业集群也要积极引进国外资本，搭建与国际关系网络的联系，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激活我国陶瓷产业集群的发展潜力。

五、结论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陶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技艺，它蕴含了深刻的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了丰厚的华夏文化底蕴，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陶瓷产业不仅创造了经济价值，更具有彰显民族特色、凝聚民族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在根植性视域下对陶瓷产业集群的创新路径进行探索，可为学界研究当下陶瓷产业集群路径演化的影响因素提供新的范式。陶瓷产业集群的构建与发展，既要遵循集群动态演化的一般规律，也要关注根植性在其演进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形态。根植性如同陶瓷产业集群演化路径上的一把“双刃剑”，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期，对提高集群合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集群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在集群的成熟和转型期，过度的根植性将阻碍集群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辩证看待根植性在陶瓷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影响，针对集群根植过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积极建构集群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营造集群内部创新营生的认知观念，塑造良性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区域优势，鼓励陶瓷产业跨域合作。惟其如此，我国的陶瓷产业集群才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迈出坚实的一步，也才可能成为引领世界陶瓷产业发展的先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