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考察

贺小娜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延安 716000)

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重视民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在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2]39-40。近年来,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论文比较丰富,涉及了各个方面,通过知网搜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有近3 000篇论文,这些论文主要是从党史和当代民族问题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中,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从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3-4];另一方面,从创办民族学院的角度进行研究[5-6]。这些研究都深化了对延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认识,但鲜有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路径、启示和历史贡献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提供有益借鉴。

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共开展了三次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使地处汉、回、蒙三大民族交汇区的延安成了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民族团结的典范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摇篮。

一、延安时期党促进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路径

(一)重新定义“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概念——增强理论底蕴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苏联的影响,倡导少数民族自决权。但到了延安时期,为了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了“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概念。1938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松,在《论民族》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的国家。但是,在中国境内还存在着少数民族,如像:满族(古称东胡族)、蒙古族、回族(古称突厥族)、藏族(古称氐羌族)、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7]。这是党内第一次以团结抗日为目标,把中华民族定义为包括中国境内所有诸民族的理论,为10月份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理论基础。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最终明确提出了对“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概念的权威论述。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8]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从民族领土、民族历史、民族人口、民族种类、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等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概念的最科学的阐释。同时,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各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一认识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

(二)订立宪法、纲领和单行法规等政策文件——构建法治保障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共发布了三个施政纲领和一个宪法原则,即:1937年11月的《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1939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1年5月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抗战胜利后召开的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这些都对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中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任务做出了法定性的规定,是边区民族工作的总方针和总政策。随着民主政权的建设,这些政策越来越强调民族共同体意识。如1937年的《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提到了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到了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不再提民族自决,只强调民族区域自治,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为了具体落实这些政策,边区还在许多重要的单行法规中规定了具体措施,如《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这些里面都有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具体条款,尤其是《选举条例》中,由于人数比例问题,对少数民族进行单独选举,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参政议政权。通过这些法定性的规定,使少数民族的权利在各方面能够得以实现,从而把民族关系调整到了平等互利、团结抗日、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中,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支持,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立有了法律保障。

(三)设立民族区域自治,共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夯实群众基础

有了理论和政策的保障,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落实,让少数民族切实感受到了政策的优越性和理论的先进性。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既有利于国家统一,也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新正县回民自治区、定边县回民自治区、曲子县三岔回民自治乡和盐池县回六庄回民自治乡,并在城川成立了“蒙汉自治联合会”,环县的庙子掌、砖城子和杨嘴子成立回民村等。在这些自治区内,少数民族实现了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提高了政治地位,发展了经济文化,调节了各方面的矛盾,加强了团结,如边区政府帮助自治区少数民族解决土地问题,给他们发放救济粮救济款,并定期在定边和盐池两县举办骡马大会,开展互市贸易。据1941年《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的统计数据,仅关中就拨给回民荒地2 131亩、耕地4 006亩,盐池县城关区分给回民住宅地300亩,环县分给9户回民耕地400亩、墓地30亩[9]。和谐的民族关系吸引了很多国统区的少数民族陆续迁到了边区。1942年4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从宁夏、甘肃迁到边区盐池和定边的有100余户回民。1946年,宁夏回民逃来定盐两县者达3 000余人。这些工作使少数民族认识到真正平等团结,共谋发展的民族共同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四)创立各级少数民族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工作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通过少数民族干部能更好地调动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因此,党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一方面,创立了各级民族学校和民族学院,系统地培养干部。从1937年至1945年,边区政府共创立了七所伊斯兰小学、两所蒙古族小学和一所回蒙学校,党也重视社会教育,组织了伊斯兰公学、回汉盐民半日学校等。延安民族学院被誉为民族团结的熔炉,刚开学时就聚集了300多名各族青年,共办了6年,是新中国很多民族学院的前身。另一方面,党在实践工作中培养民族干部,党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青年,让他们投身于民族工作中,如乌兰夫、马文良、鲜维俊、那素滴勒盖等。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为革命奋斗终生,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同样也热爱着中华民族,始终把自己民族看作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共谋发展。那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他在留给蒙古族人民的遗言中写道:“共产党的奋斗方向,是全中国人民的奋斗方向。”[10]他们建立了丰功伟绩,并以自身平等团结的形象,推动着各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抗战,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些英雄一直活在人民心中,不断激励着后人继续前进,使得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发展成为了边区各民族的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五)培养命运与共的价值共识——增进情感共鸣

中国共产党揭露日本的阴谋,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延安成立了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如回民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召开了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了成吉思汗的迎灵和公祭活动,修建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定边城区、盐池堡、盐池北关、三岔区庙儿掌和延安等9座回民的清真寺,成吉思汗纪念堂和延安清真寺都由毛泽东亲笔提名。这些都给了少数民族极大的尊重和鼓励,让他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实现民族解放、平等和发展的希望与前途。同时,党和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平等互助,军队也和少数民族心连心、雨水情。1944年11月,党召集宗教界人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听取意见,沟通思想,解除误会。天主教代表在致边区政府的信中说,这种民主精神实为罕见,故将前对政府之某些疑虑为之一扫,豁然开朗[11]。八路军驻城川部队经常帮助群众找觅失物,调节口角纠纷,医治疾病,并为民族小学捐款3万元[12]。部队宣传队去演出,蒙古群众经常拿酥油、奶茶和猪羊去慰问。1945年4月,八路军三八五旅驻三岔的四团二连和回民订立互助条约,并拿出十亩菜地帮助移民、难民。少数民族群众深刻体会到:“从古到今,哪有这样好的部队呢?”“边区是全国最好的地方”,是“为少数民族谋利益的地方”[13]。民族和宗教往往分不开,边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这有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和理解,从而为民族团结营造良好的氛围,少数民族打心底里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大大地促进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二、延安时期党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历史贡献

(一)激发了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激发了少数民族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更加主动地支持抗战活动。少数民族在延安建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组织,如延安回民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等;还组建了少数民族的抗日武装,如回民独立师、蒙汉骑兵游记支队、回民抗日骑兵团、关中回民支队等,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抗日英雄,如马本斋、马思义等;还召开了延安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代表们一致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全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开创了新型的民族关系,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也掀开了民族工作的新篇章。

三、延安时期党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路径的启示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路径的根本保证

延安时期,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借民族问题挑拨民族关系,大肆煽动和组织民族分裂活动,建立少数民族的傀儡政权,引诱少数民族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另一方面,当权的国民党政府还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矛盾、纠纷和冲突不断,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历史证明,真正的平等、团结、互助、友好和共同进步的民族关系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二)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新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路径的关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共同抗日、信仰自由、互相帮助和共谋发展的新型民族关系,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团结的典范,正确解决了民族问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21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如互联网、经济和文化冲突以及国外的分裂势力等,因此创新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三)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路径的现实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创新、政策法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情感共鸣、团结教育和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等方式全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边区各族人民关系融洽、携手共进、共同发展和维护民族的团结,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又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因此需要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路径全方位开展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四、结束语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团结抗战为目标,科学阐释了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概念,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创立民族自治区,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情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