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视角下大龄二孩家庭关系调适
——以山东省B社区为例

2023-02-26 16:49朱晓佳宋梦月陈星宇
西部学刊 2023年22期
关键词:二孩大龄同胞

朱晓佳 许 方 宋梦月 陈星宇

(中华女子学院 女性学系,北京 100105)

2016年,中国正式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由于“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时,已经生育一孩的女性不少年龄已经偏大,若这些女性选择继续生育二孩,则会形成政策性高龄产妇以及出生间隔较长的兄弟姐妹关系,即“大龄二孩家庭”。有学者首次提出此概念,并将大龄二孩家庭界定为原先为单独家庭或双独家庭,受“全面两孩”政策影响生育了二孩,且一孩与二孩的生育间隔在15年及以上的家庭[1]。本研究将继续沿用此概念,但将定义范围扩大为“原先为独生子女家庭”,可以更准确地涵盖那些原本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在政策变化后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情况,也有助于明确研究的目标对象。本研究旨在考察大龄二孩家庭关系现状,并提出社会工作调适的现实路径,帮助家庭获得必要的能力和资源以实现从一孩到二孩的平稳过渡。

一、大龄二孩家庭关系面临的问题

对于二孩来说,与长兄姐一起成长为他们提供了早期社会化的机会,从中学习与他们相处的规范和互动方式。然而,对于长子女而言,家庭中的变化和复杂化的家庭关系可能给他们的继续社会化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基于此,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1)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亦译“半定式访谈”,亦称“半标准化访谈”,是访谈的方法之一。事先有一定的题目和假设,但实际问题没有具体化。其优缺点介于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之间。的方法,旨在以长子女的视角为研究重点。主要选取B社区家庭中与同胞的年龄差距在15岁及以上的一孩作为访谈对象,通过访谈资料分析影响大龄二孩家庭关系的相关因素。

(一)个体因素

长子女面临同辈—准家长角色的冲突。

在大龄二孩家庭中,长子女与同胞之间形成了一种介于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之间的特殊关系。

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繁重的育儿事务,大龄家长难以完全承担起抚养与照看二孩的责任。尽管与二孩之间是亲子关系,但由于年龄差距,他们的关系更接近祖孙关系。另外,随着长子女年龄的增长与心智的成熟,他们在家庭中开始担当“话事人”,具有一定的决策权,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同时扮演同辈与准家长的双重角色。

“我妈在生我弟之前身体就不好,生弟弟之后又从没睡过一个整觉,身体更加不好。我舍不得她在白天爸爸上班去以后一整天看孩子,我陪弟弟玩能让她稍微喘口气。”(小李,19岁)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律中,长兄姐对弟妹的抚养和教育有着一定的义务。中国《婚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2]。这种传统角色要求长子女承担部分抚养和教育弟妹的责任。尤其在二孩出生后的短期内,长子女在同辈与准家长的角色之间摇摆不定,有些长子女即便是不情愿甚至非常抗拒这样的责任,但仍然无法完全脱离准家长的角色设定。“我会刻意避免管教妹妹,维护我姐姐的角色,但生活中又难免帮父母看管妹妹。”(小林,24岁)

(二)家庭因素

1.亲子关系被稀释

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亲子关系因关注和资源的分散而受到影响。对于长子女来讲,在二孩降生之前一直以“独生子女”的身份生活,习惯享有情感资源的垄断。但新生儿的加入会导致长子女感到失去地位和角色,产生心理落差和不满。“当时妹妹出生,很多精力自然是从我身上移到了我妹妹那儿。正是这样,我和我妈的情感交流几乎为零了,她很少再真正关心我;我爸也很容易就对我失望,对我的栽培也不太在意,过分考虑投资回报以及各种精神控制,说我没能力。”(小波,23岁)

同时,由于二孩年龄较小,父母全方位照料二孩,长子女介入父母和二孩之间的互动相对困难。而此时的长子女可能处于人生的过渡阶段,对于情感的需求较大,这种冲突进一步稀释了父母与长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

“最近在学校里因为各种事情,我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太好,总想给妈妈打电话聊天。可是我每次有时间打电话的时候,妹妹总在妈妈身边,所以我只能说两三句话,没等我说完就挂了,本身就不开心挂了电话感觉更难过了。”(霍莉,20岁)

在二孩家庭中,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总是不同的,没有两个孩子会经历完全一样的教养环境[3],尤其是在大龄二孩家庭中父母对于两个孩子的“差别对待”将更为悬殊。由于“老来得子”对二孩的关爱甚于对长子女同时期的照顾可能会让长子女产生不满甚至怨恨。访谈者表示“爸爸真的很包容弟弟,我小时候是得不到他这么多的爱的。有时候看到弟弟做错事我都不敢想如果是我,我爸会怎么对我。”(张张,21岁)甚至有受访的成年长子女表示缺乏一定的家庭归属感。“弟弟出生后觉得弟弟和父母更像一家人,自己像外人。”(菲菲,28岁)长子女无法获得足够的情感与精神上的支持,面临着亲子关系的稀释。这容易导致其产生消极情绪,缺乏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认同。

2.大龄父母的“力不从心”导致对长子女的差别对待

当代育儿理念的转变对父母抚养孩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二孩的出生将带更多的生活责任和经济压力。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限制,大龄父母可能无法提供同样的支持和关注,从而导致对长子女的差别对待。

大龄二孩家庭父母不仅面临着“力不从心”的压力,还可能与二孩更趋向于祖父母和孙辈的关系,因而在未来容易与二孩之间产生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大龄父母想当然地将养育一孩的经验应用于二孩,但这些经验可能并不适用于二孩的成长和发展,影响了亲子之间的互动,进而对家庭关系的和谐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过于疲惫,父母的情绪都不好,而且他俩在养娃上还有很大分歧,这些年家里是没有一日不闹矛盾……我多么怀念没有我弟时那个和睦的家庭……所以我忍不住会想,如果没有我弟,爸妈身体和家庭环境就不会这样子。”(笑笑,18岁)

(三)社会因素

1.隔阂与代沟并存

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代际差异,长子女和二孩之间存在着成长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这可能导致彼此之间的隔阂和代沟,使得理解和沟通变得困难。正常情况下,同胞关系建立在相似的成长和生活环境基础上,他们共同成长,更容易接纳彼此。大龄二孩家庭的长子女和二孩虽然属于同一辈人,但由于出生间隔较大,各自所处的成长环境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很难像普通二孩家庭一样自然形成一种玩伴关系。“对妹妹我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她,就像对待小猫小狗一样,但是因为年龄差距太大,我们之间的沟通很少。我可以感觉她也很喜欢我,想靠近我,但是因为我们之间缺乏情感交流,她表达起来总是有点别扭。”(杨杨,22岁)另外,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年轻人离开家乡工作和学习的趋势日益明显。家庭成员长年一起生活的状况越来越少,聚少离多的情况却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形下,父母选择再次生育,而长子女长期离家,长子女与二孩之间的共同生活时间有限,将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同胞之间缺少互动、亲情淡薄。“因为弟弟出生以后一直在外读书,根本没感情,就考研二战那年在家一整年稍微亲近但是也有限。”(橙子,25岁)如此一来,大龄二孩家庭的同胞之间极易产生隔阂与代沟,这种情况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

2.情感和经济资源的竞争引发对同胞的疏离

一是家庭压力理论认为,第二胎的出现是一种压力生活事件。它会给包括头胎儿童及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带来诸多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威胁,这将导致家庭成员产生各种消极心理和行为变化[4]。对于大龄二孩家庭的长子女来说,长期的独生子女身份被打破,同胞的出生动摇了他们对家庭资源的独占地位。尤其是在同胞出生的初期,长子女很有可能将其同胞看作损害自身利益的角色,从而产生对同胞的敌视心理。“妹妹分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爱和资源,我感到不平衡。”(小林,24岁)“我在外地读书,父母提出平时让我弟睡我的房间,等我寒暑假回去再让我弟跟我妈睡。我没法接受自己的空间被分享,有时候无缘无故我就会冲着他发火。”(张张,21岁)

二是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在既定的家庭资源约束下,随着同胞数量的增加,同胞之间对有限的家庭资源的竞争越发激烈,因此平均每个孩子分配到的资源将减少,从而不利于其教育获得[5]。对于年龄较大、人格更加成熟的长子女来说,二孩的出现所带来的财产分割和继承问题可能比父母情感资源的竞争更令其担忧。“弟弟的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本来我爸打算送我去国际学校,妈妈生孩子之后他把我送回老家中考。我很怀念没有弟弟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和那些独生女同学一样,能去国外念书,永远都无忧无虑的。”(小孙,23岁)在社会生存压力不断加大、个人生存环境被挤压的大环境下,二孩的出现直接打破了长子女对家庭物质资源的垄断,甚至直接影响到长子女对未来生活质量、规划和发展的预期,这在情感和实践上对长子女都是难以接受的。

由于二孩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大龄二孩家庭的同胞之间更多存在心理上的疏离与冷漠,而非激烈的肢体冲突,与普通二孩家庭有明显区别。

二、社会工作调适大龄二孩家庭关系的建议

(一)帮助长子女改善亲子间与同胞间的互动关系

社会工作在改善亲子间与同胞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优化家庭互动对长子女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可通过改变父母教养观念,提高亲子互动质量。

(二)营造和谐家庭关系的社区氛围

社工不仅关注独立家庭成员,还需考虑整体家庭动态和社区文化对家庭的影响。营造支持和谐家庭关系的社区氛围至关重要。社工可倡导助人自助理念,组织亲子活动和家庭日,增进大龄二孩家庭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凝聚力。社工还可组织家庭文化节,强调家庭的价值,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理解。通过社区倡导策略,鼓励社区成员关注家庭关系,营造有利于和谐家庭关系的友好社区环境。这样的社区支持将帮助大龄二孩家庭改善亲子和同胞关系,促进家庭成员的共同发展与幸福感。

(三)构建大龄二孩家庭社会支持网络

目前,中国家庭普遍承担着养儿育女的全部重担,在劳动就业和家庭照顾的双重压力之下,大多通过家庭内部的重心调整和资源支持来应对生育时期的诸多责任与挑战。在城市化弱化了社区团结、市场化加剧了阶层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家庭能够从邻里和服务市场获得的支持资源极为有限[7]。解决大龄二孩家庭的内部家庭关系问题需要社会工作者作为资源链接者,整合政府、心理咨询机构、公益组织和社区支持等资源,为这类家庭提供专业服务和帮助。

社工可协助大龄二孩家庭减轻抚养压力,提供咨询、链接教育资源、开展支持性活动、培训育儿技巧等;寻求政府和公益资源支持,促进安全可靠的托育服务发展,解决照料问题;加强社区托幼供给能力,完善生活和护理支持设施,减轻大龄家长焦虑,为长子女减负。同时,建立大龄二孩家庭社区服务网络,链接心理咨询、就业指导、法律援助等机构,为长子女提供相关服务,激活社会支持系统。最后,通过媒体报道、宣传和政策倡导引起关注和支持,向政府提出建议争取资源投入,为大龄二孩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

三、结束语

生育政策改变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数量调整有益,但也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培养和谐的家庭文化氛围,除家庭内部成员的共同的努力外,社会应建立强大的、可供依靠的外部支持体系,以解决特殊的“大龄二孩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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