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与乡村秩序构建
——以山西洪洞民间信仰为例

姜聪聪

(山西师范大学 临汾学院,临汾 041000)

民俗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深植于普通百姓,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向基层群众有效传递社会核心价值、优化基层治理效能意义重大。

一、洪洞地区的民间信仰

洪洞,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地区,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其境内存在着丰富的民间信仰,有祖先信仰、神灵信仰、自然信仰、古圣先贤信仰等多种信仰,并配合祭祀、庙会等多种形式,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祖先信仰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其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都有过祖先崇拜、祖先信仰,其起源早,分布广,各地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的祖先崇拜和祖先信仰应是存续时间最长且程序保存最完整的,在中国人的概念里,祖先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其灵魂是可以护佑你的。在特定的节日(如清明节、上元节、农历十月一、春节等)或者家里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婚丧嫁娶),他们都会祭拜祖先。其目的是亲近、告慰祖先,但更多的是期望得到祖先的庇佑。因此,很多人把祖先信仰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洪洞民间信仰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祖先信仰。

1.洪洞三月三接姑姑迎娘娘走亲活动

临汾,史称平阳,是五帝之一尧帝定都之地,这里有丰富的尧舜文化遗存。洪洞的三月三走亲活动,也属于尧舜文化遗存的一部分。传说羊獬村(原名周府村),有一只母羊生了一只独角羊,与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獬”一模一样,“性知曲直,识有罪,能触不直。”(1)(宋)罗泌著,《路史·卷四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缩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此事被尧的司法官皋陶知道了,就上报给尧。尧得知后,便领着怀孕的妻子前来视察,妻子在生“獬”的地方生下了女英,生而神异。尧觉得这个地方是吉地,便举家搬迁至此。后来还将娥皇、女英嫁给了在历山耕种的舜。自此,羊獬村便成为了娥皇、女英的娘家,历山便成了娥皇、女英的婆家。

三月三接姑姑迎娘娘走亲活动,便是基于此传说,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在历山神立庙、四月二十八在羊獬村唐尧故园举办的以纪念娥皇、女英为主的祭祀活动。这一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无迹可考,但当地人都称祖辈历来如此,坚信是从尧舜时期传承下来的,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其活动范围跨越洪洞、临汾尧都区的5个乡镇、20多个村庄,覆盖近五万人。整个活动以“社”为单位,(“社”可以是一个村,也可以是几个村)“社”的首领“社首”由各社内部民主推举产生,往往是社内有威望的人士担任。“社首”负责整个活动的协调,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

每年阴历三月初二,羊獬村的村民齐集“唐尧故园”的姑姑庙,经过请香、焚香、为吉祥物开光、跪拜等一系列程序后,由社里强有力的男子抬起姑姑驾楼出发去往历山接“姑姑”(娥皇、女英)回娘家祭祖、省亲。浩浩荡荡的队伍从羊獬出发,途径屯里、洪堡、南马驹、北马驹、赤荆、赵村、西乔庄、兰家节、神西,最后到达历山神立庙。一路上,各村都会设香案、锣鼓队迎接仪仗队,摆放点心、茶水等招待娘娘娘家来的“亲戚”,(历山婆家区域内的人称娥皇、女英为娘娘)热情的拉着“亲戚”回家吃饭、住宿。

第二天(三月初三),历山主事的社首在娘娘庙焚拜后,请出娘娘的小型神像放于羊獬抬来的驾楼内,羊獬村的人接到姑姑后,就起驾回村。回村途中,又会经过石家庄、韩家庄、杨家庄,以及传说中舜的老家万安村,万安村的村民又会热情地接待娘家来的“亲戚”。在万安留宿一晚后,羊獬村的村民继续启程,经过东梁、西梁、塾堡、新庄、西李、白石、杜戌、洪堡、屯里,最后回到羊獬村的唐尧故园。至此,仪式全部结束。

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历山人又以同样的仪式,前来迎接娘娘。他们到了羊獬,也会被热情地招待。这个仪式涉及到20多个村庄,大家彼此认为有血缘关系,直到现在都会互称“亲戚”,见面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2.大槐树祭祖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洪洞大槐树移民自宋代开始,直至清代,其中以明初规模最大。元末明初,连年战争再加上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百姓生存困难,使得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土地荒废、人口锐减。而山西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少受战乱波及,也未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在大部分地区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山西反而出现了人丁兴旺的大好局面。明朝建立后,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恢复民生,便制定了“狭乡迁宽乡”的移民政策,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据史籍记载,从洪武初年到永乐十五年,50年内从山西迁出移民18次。迁徙地涉及北京、天津、安徽、江苏、河北、河南、甘肃、宁夏、山东等18省498个县,前后人数达百万之众。对这些远离故土的移民后裔而言,洪洞大槐树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更是祖先的家,是他们的根,从大槐树迁出的移民后裔,回乡寻根祭祖成为了他们寄托感情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山西省自宋至元,往外迁民,并非一次,也并不是只是迁徙洪洞县的人口,平阳、洪洞、蒲县、绛县等地人民都曾经大规模迁移,但是现在说起从哪里而来,大家众口一词,都称自大槐树迁移而来。以一县、一树为标志,深入人心,千年不曾有过变化[1]。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最初,背井离乡的先民们,每年都有好多人想方设法地回乡祭祖,清明前后更是会达到高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渐记不清家乡的具体位置了,就开始以集中出发的大槐树为标志,表达自己对祖先和家乡的思念之情。

民国初年,在山东做官的洪洞人景大启,看到大家回乡祭祖的活动长期兴盛,但祭祖的场所实在太过简陋,便想筹资兴建大槐树纪念处,以便大家能一解思乡念祖之情。所以,景大启便联络同乡的士绅商人,集资修建了广济寺经幢、碑碣亭坊和茶室,一个以大槐树为中心的迁民纪念处就此建成,延续至今。大槐树迁民纪念处的修建,让大家的思乡之情有了寄托。改革开放后,祭祖活动更为兴盛,洪洞政府便顺应民情,自1991年开始,于每年的4月上旬,组织寻根祭祖的大型祭祀活动,逐步形成了官民合祭的盛况。

(二)神灵信仰

1.女娲信仰

女娲,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神,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灵之一。女娲传说在晋南、晋东南一带流传是比较广泛的,晋城、长治、运城、临汾都有相关的庙宇。其中,又以洪洞最多,娲皇庙、娲皇行宫、娘娘庙等各种规格的庙宇,在洪洞比比皆是,较大规模的有赵城侯村娲皇庙、娲皇陵,辛南娲皇圣母庙,北伏牛羲皇庙、娘娘庙,上张端娲皇圣母殿,西义村娲皇圣母行宫,卦底女娲庙遗址,等等。其中赵城侯村,因为娲皇陵和娲皇庙,以及相关的祭祀活动和庙会,使得女娲信仰更为具体化,成为整个女娲信仰的核心。据侯村《重修娲皇庙碑记》记载,中统建元(1260年),朝廷要求统计可列入朝廷正式祭祀系统的神灵祭祀活动,洪洞当地人便将女娲庙的祭祀活动上报给了朝廷,并获得准许。自此,朝廷每年都会派遣官员主持祭祀,之后元、明、清历代也按照此标准进行祭祀。

在洪洞当地的相关传说中,女娲本就是家在侯村的邻家小姑娘,后来凭借一系列功德成为神圣,成为民众心中既熟悉又神通无比的神灵。这样的神灵,自然远比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神灵更容易获得当地人的认可和信赖,再加上官方的重视,在侯村修建了国庙级别的女娲庙,所以,自宋代开始,洪洞民间对于女娲的信仰便更为高涨。作为洪洞地区传统的民间信仰,女娲信仰有着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时至今日,每年女娲娘娘的生日农历三月初十,侯村都会有专门的庙会,附近村子的村民都会前来赶会,进庙烧香祭拜,祈求女娲娘娘的庇护,有着十分强大的区域整合功能,其影响范围小至洪洞县,大到临汾、山西等地,一个有共同信仰神的信仰圈由此形成。

2.北羊农耕春秋社祭:牛神、马神、土神、谷神信仰

北羊农耕春秋社祭是当地人们祈求春种秋收、五谷丰登的一种农耕文化信仰的民俗活动。洪洞县甘亭镇北羊村,位于洪洞县城15公里处,居民以农业为主,十分重视农业收成的好坏。因此,以农耕为主的祭祀、文化活动比较丰富。《平阳府志》中就记载:“岁时社祭,夏冬两举,率多演剧为乐。”[2]《洪洞县志》也有相应记载:“社日具牲礼祭乡社,乡间行之。”[3]北羊村农耕社祭便是这一祭祀民俗的具体体现。

北羊农耕春秋社祭起源于北宋时期。据传北宋年间,辽一路攻占大同、太原,逼近平阳。宋起兵迎敌,却突遭瘟疫,将士、战马皆无力出征。而且正直秋收时节,田间的耕牛也卧病不起。朝廷得知消息后,便派遣三名医士前来。三名医士根据实际情况,精心配置了草药,并将草药投入井水、汾河等当地的水源,将士和牛马饮用了这些水之后,全部康复。将士康复后奋勇杀敌,战争取得了胜利;耕牛康复后,百姓抓紧时机,抢收抢种,第二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此后,为了感谢这三位医士的救世之功,便封他们为牛王、马王、药王,并建了神庙供奉,年年在庙内举行祭祀,延续至今。

北羊农耕春秋社祭是民间自发的、有组织的一种习俗活动。每年两次,分为春祭和秋祭,由洪洞县北羊村、尧都区北高村、南羊村、梁村、韩村、东芦村、沟上、李村八个村子轮流主持。每年,执事的社首召集大家商议议程、分配任务,安排庙会上的一切活动。之后便开始扎春牛、挖五色土、拜社神、请神巡游、请神归位、诵读祭文、文艺表演以及秋祭谢神等一系列活动。两次的活动,都由执事社首统一筹划、统一安排,把分属不同村落、不同地区的人们拉进了共同的组织,大家为着同一个朴素的民间信仰,和谐共处,齐心协力,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除此之外,洪洞还普遍存在以霍山水神庙,霍山神为代表的山神、水神等自然神灵的崇拜;以及武圣关羽、乐神师旷、狱神皋陶等为代表的古代圣贤以及特殊职业的神灵崇拜。这种朴素而广泛的民间信仰,深深地植根于洪洞人们的心中,是其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

二、信仰与乡村秩序构建

民间信仰,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深植于民众心中的精神寄托。由于共同的民间信仰,不同村落、不同地域的人们,可以打破彼此隔绝的状态,可以成为“亲戚”,能够友好相处,使乡村秩序更为有序,人们更为和谐。民间信仰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信仰:治理理念的民间化

基于共同的民间信仰所形成的信仰圈,在地方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再通过固有的祭祀仪式,形成具有地域性和传承性的民俗文化,既反映了相关地区人们共同的文化心理,又能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的文化特色,从而形成了更大范围的文化空间,更容易被基层民众所接受和传递[4]。而这些民俗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大多数的理念,与国家的治理理念是一致的。比如,娥皇女英信仰中,强调的忠孝、正义、礼仪、慈爱、长幼有序;女娲信仰中体现的无私、大爱;北羊农耕春秋社祭中体现的尊重自然等。它将国家的治理理念通过一场场祭祀、一个个故事、一句句俗语,渗透于百姓的日常,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百姓的共同信仰将国家的治理理念民间化,这无疑是传播国家治理理念的极好形式。大槐树祭祖从一开始纯粹的民间信仰,发展到后来地方乡绅和政府介入,再到今天的官民合祭,不正好体现了民间信仰是国家治理理念的民间化吗?同时,这种治理理念的民间化,也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好感,强化了个人对国家的认同,从而进一步加强认同感和凝聚力,这是任何自上而下的官方命令难以实现的。

(二)族群:同宗共祖的认同感

中国人历来重视血缘、亲情,根祖文化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的骨子里,传统的落叶归根、认祖归宗便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大槐树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能够持续存在,正是因为这种情怀。大槐树作为移民后裔心中的“根”,是被大家共同认可的象征符号,有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但是其精神的寄托,同时也激发了广大移民后裔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通过一次次的祭祖仪式,大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感受更为强烈,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共同文化内涵的族群。三月三走亲习俗,作为洪洞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使得周围十几个村子的村民,因为共同的祖先成为“亲戚”。他不通过世袭血统脉络,而是通过保留在群体文化个体之中的持续的感受,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等脉络来延续的。其能够形成稳定而一致的内核,使得族群中的个体对该族群产生认同,加强同宗共祖的认同感和历史感,最终沉淀成内在的凝聚力,促进村落以及地域共同体的构建,彼此相互认同、和谐共处。

同时,我们不难看到,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根祖情节,以及娥皇、女英这些传说的主人公不仅仅是洪洞地区的文化遗产,其涵盖范围大到全省、全国,甚至海外,广泛的覆盖面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培植,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民间实例,是我们宝贵的民间资源,运用好这些资源,能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社会:维护秩序的内在力

刘强在《传统节庆对地方认同建构的影响机制研究——以西安都城隍庙会为例》一文中提出:“传统节庆从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维度对地方认同建构产生积极作用;……信仰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传统节庆强化地方认同建构的重要因子。适度的官方在场有助于传统节庆实践者的地方认同建构。”[5]

洪洞的民间信仰根植于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内容丰富、历史悠久,是洪洞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深厚的民众基础。其表现出来的祭祀、仪式、庙会、庆典等一系列活动,各村村民都积极参与,村落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将各个村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体现了民间组织出色的统筹协调能力,又以无形的力量发挥稳定秩序的积极作用。其中所包含的“无形”的精神价值,也是民间信仰能够世世代代传承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些信仰的仪式和活动,往往有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秩序,这些秩序是所有参与活动的村民心中所认可的权威,对他们有很强的约束力。而这些约束,往往是政府管理无法替代的,它与国家的治理相结合,促成基层地区秩序的构建,维护乡村秩序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基层治理结构和国家政权的稳定。

三、结束语

洪洞地区丰富的民俗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将这一地区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和谐共处,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提升精神文明建设,都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