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理性的异化

陈新汉

摘   要： 与“目的合乎理性”相对应的“价值合乎理性”要求主体把自觉确立或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念作为目的设定及其实在化的“最后基准点”。价值合乎理性不内含康德的道德律或善良意志，既不能否定其理性意蕴，也不能等同于理性或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价值理性在运作中确立或形成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在目的设定中“有意识地突出行为的最后基准点”，并把此贯彻于目的实在化的过程中。人文精神是价值世界构建活动在社会意识中经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通过作为载体之一的价值理性，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的相互作用中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发挥“宇宙的无限权力”。价值理性异化的本质在于，作为“用”的价值理性在运作中背离了作为“体”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性运作中的异化机制包括在确立或形成“最后基准点”中异化、在目的设定中异化和在目的实在化中异化。价值理性异化与工具理性异化相互转化，然而由于目的作为规律决定着方法以及需要从价值理性异化的批判中消除产生工具理性异化的根据，因此价值理性异化更为根本。作为价值理性异化的历史案例，极端大日耳曼主义的膨胀，以及其作为纳粹德国种种目的设定及其实在化的“最后基准点”，对当今社会价值理性异化现象的分析有重要启示意义。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价值理性异化加以批判，不仅要坚持道德批判，更要坚持历史批判，即揭示其内在否定环节。坚持用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的“原则”对价值世界构建发展中价值理性异化呈现的新特征不断批判，有赖于人民主体不断地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

关键词： 价值理性异化；社会价值观念；最后基准点；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3）02-0031-（12）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2.004

学界对价值理性是否会异化尚有不同观点，多数学者并不认同价值理性的异化，并且价值理性异化的机制尚需进一步厘清。鉴于价值理性异化现象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广泛存在及其发生作用的严重性，加上笔者在价值世界构建的研究中亦曾多次涉及价值理性异化的问题，然而在有些观点需要修正和深化方面感到意犹未尽。本文拟在自己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价值理性的异化问题从哲学角度做进一步思考。

一、如何理解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合乎理性”

学界通常所说的作为概念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源自馬克斯·韦伯的“价值合乎理性”和“目的合乎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做了批判，但大都没有涉及价值理性的异化问题。中国也有学者对工具理性的异化做了分析，认为社会的异化现象“都是工具理性惹的祸”，“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全面掌控”，1 把价值理性与“神圣、崇高、理想之类的东西相联系”。2 价值理性会不会异化？这就要正本清源地分析韦伯关于“价值合乎理性”的论述。

韦伯是古典社会学中“多少扮演了守门人的角色”的“三大家”之一，“社会行为理论象征着韦伯在思想最成熟阶段的一个巅峰成就”。3 韦伯认为，社会行为是“自己的举止在意向上以别人的举止为取向”（包括不为或容忍）的活动，没有意向的举止如“纯粹模仿他人的活动”不是社会行为，有意向但不关联别人的举止如宗教中“孤独的祈祷”也不是社会行为。4 社会行为内含实践活动。

韦伯提出了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说：（1）“目的合乎理性的”；（2）“价值合乎理性的”；（3）“情绪的”；（4）“传统的”。（1）和（2）为理性行为，前者与“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的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相联系；后者与“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相联系。5 （3）和（4）为非理性行为，分别与情感即“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和“约定俗成的习惯”相联系。为理解韦伯的“价值合乎理性”，就需要在其语境中分别理解所内含的价值意蕴和理性意蕴。

1.“价值合乎理性”的价值意蕴

休谟在讨论善恶时指出，“道德不在于知性所能发现的任何事实”；又说在他理解一个道德学体系的论证时，“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思维方式进行的”，突然“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必须论述和说明。6 这个由“应该”或“不应该”联系起来的命题所表示的“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就是与由“是”或“不是”联系起来的属于事实范畴的命题不同的、属于价值范畴的命题。如果说，事实范畴与科学及其认知相联系，那么价值范畴就与道德及其评价相联系。

韦伯把“伦理的”等观念体系与行为者“向自己提出的‘戒律或‘要求”7 联系起来，体现着应该与否，从而属于价值范畴。韦伯进一步把“伦理的”等观念体系与“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联系起来，由此就与价值范畴中的最高层级——信仰联系起来。在价值论中，价值不等于价值观念，但价值观念具有价值，因而属于价值。属于信仰的“伦理的”等观念体系具有“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性。行为者对“伦理的”等观念体系在观念上的“拳拳服膺”，必然会使其作为行为的“最后基准点”，在行为上“孜孜以求”地体现出来。

不能把“价值合乎理性”中的价值等同于康德的道德律和善良意志。关于“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说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就愈是崇敬之情充实着心灵；8 又说善良意志之善，“是因为意愿而善”。9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具有新康德主义思想背景的韦伯，其价值理性与康德的“绝对命令”所体现的善相对应，10 由此把“价值合乎理性”中的“伦理的”等观念体系与社会公认的、类似于康德的道德律和善良意志的价值观念等同。11 其实，“伦理的”等观念体系仅仅是对于行为者而言的“纯粹信仰”，并不是与康德的道德律和善良意志等同的社会公认的、体现为信仰的价值观念，把两者等同就把行为者所认同的信仰与社会公认的信仰等同了。

2.“价值合乎理性”的理性意蕴

黑格尔把理性理解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这是因为人类“依照思想，建筑现实”。1 在黑格尔的视域中，世界不是由神统治的，而是由理性统治的，当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

对于理性，韦伯说：“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意味着为世界除魅。……技术和计算在发展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2 值得指出的是，在理解“计算掌握一切”和“技术和计算在发展着这样的功效”时，应与韦伯说的“有意识地突出行为的最后基准点和通过在行为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有计划地以此为取向”3 中的“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进行对照，即不能把“理智化”等同于“技术和计算”，而应理解为“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思维。由此对于理性可以做以下诠释：理性就在于通过“技术和计算”而“有意识地”“有计划地”分析，从而“依照思想，建筑现实”。

对于“价值合乎理性”的理性意蕴，有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种观点是否认其中的理性意蕴。如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工具的合理性和价值的非合理性”。其实，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4 既蕴含着“目的合乎理性”的发展，也蕴含着“价值合乎理性”的发展。另一种观点是把“价值合乎理性”等同于理性或以人为中心的理性。如有学者把价值理性理解为“人类独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5 还有学者则进一步把价值理性理解为“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其作用在于“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6 价值合乎理性体现了理性特征，但不等同于理性，否则就抹杀了价值合乎理性的特有内涵。

综上所述，“价值合乎理性”并不内含康德的道德律和善良意志。同时我们既不能否定其理性意蕴，也不能将其等同于理性。韦伯所谓的“价值合乎理性”是在社会行为中“通过有意识地突出行为过程的最后基准点和通过在行为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有计划地以此为取向”实现，这个“最后基准点”就是行为者对自己提出的以“戒律”或“要求”等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念。由此可见，韦伯关于“价值合乎理性”的论述并没有预设其不可能异化。相反，韦伯说，“它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价值，它就越是非理性的”，7 则隐含着它可以异化。

韦伯著作的译者顾忠华指出，“目的合乎理性”译自zweckrational，“價值合乎理性”译自wertrational。这两个德文词在韦伯论著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英文中找不出对应概念。顾忠华根据韦伯的阐述，认为“韦伯在他的分析过程中有逐渐转移这两个概念的倾向”。8 对于这两个概念，还有学者解读为，前者“不是看重所选行为本身的价值，而是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后者“仅注重行为本身的价值，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这就是以目的为趋向的工具理性和以价值为趋向的价值理性”。9 这种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二、价值理性运作中的“最后基准点”、

目的设定及其实在化

韦伯指出，价值理性所驱动的“总是一种根据行为者认为是向自己提出的‘戒律或‘要求而发生的行为”。“‘戒律或‘要求”是与“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相联系的社会价值观念。于是，价值理性的运作就与社会价值观念及其信仰形态联系在一起。

由“应该”或“不应该”联结起来的价值命题的价值，其本质是与构建“为我而存在”1 的价值世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为我关系可分析为“我”和“为我”，其中的“我”是主体，“为我”是对于“我”而言的利益，两者之间构成了价值关系。于是，价值构建活动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价值意识中的“主体—利益”结构。以个体为主体的价值意识在相互作用中形成以社会为主体的价值意识。社会价值意识经过凝练，形成在内容上更为抽象、形态上更为稳定和结构上更为坚固的以“主体—利益”结构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社会价值观念中的基本价值观念经过历史积淀，构成社会意识中的深层结构，并通过信念与信仰联系在一起。在社会生活中，信念仅仅是指情感上对社会价值观念的相信和向往的精神状态，信仰则是指对社会价值观念，从“拳拳服膺”地在思想上的相信和向往，发展到在行动上调动主体的全部力量为之“孜孜以求”地奋斗的精神状态。信仰是基本社会价值观念的特殊形态。信仰由可信和确信构成。可信是指作为信仰的社会价值观念通过论证从而被深刻理解，属于理性因素；确信是指可信从在思想上的相信和向往发展到不可遏止地要通过行动表达出来，属于非理性因素。信仰形成的标志是确信。没有由确信产生的“意志、感情和愿望”，“可信只能形成知识，而不能形成信仰”。2 社会价值观念一旦上升为信仰，其内蕴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就会以“拳拳服膺、孜孜以求”的方式体现出来。

“对有意识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意义的探索，都首先是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密切相关联的。”3 目的与手段相比较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4 以社会行为的价值为趋向的价值理性“有意识地突出行为的最后基准点和通过在行为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有计划地以此为取向”，就必然与目的联系在一起。兹从三个方面分析：

其一，确立或形成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在价值世界构建中，价值关系的复杂性，使社会价值观念或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多元化。“多元性的事实并不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不幸状态”，5 社会意识因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冲撞而充满活力。价值理性的作用就在于从“最后基准点”的角度，使主体通过分析、比较和整合，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的相互作用中确立或形成一种能体现主体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社会价值观念。这种社会价值观念可能是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中的一种，也可能是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中某些因素的有机整合，前者与价值理性运作中的确立相联系，后者与价值理性运作中的形成相联系。

其二，在目的设定中“有意识地突出行为的最后基准点”。由主体需要推动的目的设定，离不开以“外部客观现实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和根据，同时受人类历史所已经达到的实践水平的制约”，6 但还需要“最后基准点”提供精神支撑。价值理性在运作中的“有意识地突出”就在于，把已经确立或形成的体现主体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社会价值观念，从“最后基准点”的角度对目的设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从而使主体对所设定的目的具有“拳拳服膺，孜孜以求”的精神状态。价值理性的这种“有意识地突出”的作用，对于个人主体是必要的，对于社会主体更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体的目的设定与个人主体密切相关，这就更离不开社会价值观念的聚合作用。

其三，把“行为的最后基准点”贯彻于目的实在化过程中。体现“最后基准点”的目的在实在化过程中不能变样，狭义地理解就是变样意味着目的实在化的失败。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价值世界的构建活动总会遇到种种始料未及的新情况，当主体不能及时把握时，构建活动就会离开主体的自为控制而自发地遵循价值世界的运动规律。由此产生的盲目性使实践陷入重重困难之中。面对价值世界构建中的重重困难，主体有可能产生意志薄弱的精神状态。意志薄弱就是“知其当行却未行，知其当止却未止”，这“更多地关乎理性与意欲之间的张力”。1 价值理性的作用就在于：用对于“最后基准点”所形成的“纯粹信仰”来驾驭“意欲之间”的冲突，使目的在实在化过程中能“当行而行”“当止而止”地“坚持以此为取向”。

價值理性对于社会行为上述三个方面的作用是融合在一起的，只有目的设定通过论证形成，才能确立或形成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只有目的实在化“始终如一”地贯彻，才能说明作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在对目的设定进行论证的坚持中形成的信仰力量。

三、价值理性异化的本质及其机制

1.人文精神以价值理性为载体，通过社会意识发生作用

在《哲学大辞典》（2001年版）等大型辞典的条目中只有“人文主义”，而没有“人文精神”。“Humanism”被用来概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的主张，而humanista源自古拉丁文中的humanistas，专指人性修养，故“人文主义亦称人道主义”。2 被称为中国古代六大元典之一的《易》中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就在于“化成天下”。实践在本质上体现为主体在“自我实现”3 中，通过与目的相联系的自愿和与方法相联系的自觉的统一追求自由。实践通过意识的历史积淀，形成主体意识和追求自由的意识。人文精神就是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4 从根本上体现了人民主体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

价值世界在实践中形成，这就使人文精神成为最基本也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价值观念。黑格尔说，“‘理性是宇宙的无限权力”。人文精神在价值世界构建中的作用尽管是第二性的，但其体现了人民通过意识创造历史的能动性。人文精神就是唯物主义地理解了的黑格尔的“理性”，“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5

人文精神并不直接干预价值世界的构建，“这就是理性的机巧”。6 康德认为，理论理性关心的是理论反映的“实然”，实践理性关心的是与目的指向的“向善原则”和手段运用的“有效性原则”相联系的行为该如何发生的“应然”。7 处于理论理性领域的人文精神在实践理性领域中必然要把与目的相联系的价值理性和与手段相联系的工具理性作为自己发挥作用的载体。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来概括，作为“体”的人文精神分别完整地以“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载体体现出来。

人文精神把价值理性作为载体以发挥作用是与“行为的最后基准点”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人文精神必须体现于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等“一套终极目标的价值体系”，通过有意识和有计划的运作方式，使作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以信仰的形式在目的设定及其实现中发生作用。根据“体用不二”原理，人文精神必须通过特定价值观念体现在目的设定及其实现中，这是对价值理性运作的绝对规定，否则价值理性就不能成为人文精神发挥“宇宙的无限权力”的载体。

人文精神以价值理性为载体发生作用，是通过社会意识实现的。人文精神必然以社会价值观念的形式积淀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中。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低层次的非组织形式，包括风俗、习惯、常识等，体现人文精神所内蕴在社会主体中的价值追求和取向。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意识的高层次的组织形式，包括政治和法律思想、道德和宗教等，在为与本质上构建为我关系相联系的经济基础的服务中，体现人文精神所内蕴在社会主体中的价值追求和取向。社会心理以“软”的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意识的诸形式以“软”或“硬”（以国家机器为载体）的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人文精神由此就通过社会意识规范主体行为，使之所体现的“最后基准点”以信仰的方式为目的设定提供论证，并在目的实在化过程中始终如一地贯彻。

2.价值理性异化的本质

“异化”一词在历史上早就出现。在《圣经》中，保罗训斥异教徒因愚昧而从上帝生活中异化出去时，就用了alienat一词。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异化做了系统的论述，指出事物只有经过异化及其扬弃才能成为现实的事物。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在肯定“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时，从哲学上对异化做了规定：“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 异化与人的社会行为相关。没有被人的现实活动打上烙印的事物，即使对人造成危害，如纯粹的自然灾难，也不能理解为异化。人的现实活动及其后果脱离了人的控制，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压迫人的力量，异化就发生了。

人文精神以价值理性为载体，意味着人文精神通过价值理性在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念中确立或形成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价值观念，并对社会行为中的目的设定及其实在化发生作用。作为“用”的价值理性能否体现作为“体”的人文精神，必然影响人文精神能否在确立或形成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发生作用，由此就决定了价值世界的构建活动及其结果是否脱离人的控制、与人相对立、压迫人。

价值世界构建的复杂性决定了价值理性有可能在确立和形成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而对目的设定及其实在化发生作用中，背离人文精神。这就有可能使价值世界的构建活动及其后果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压迫人的力量，于是异化就有可能发生。作为“用”的价值理性背离了作为“体”的人文精神，这就是价值理性异化的本质。价值理性异化必然导致价值世界构建异化。

3.价值理性异化的机制分析

本文第二部分分析了价值理性运作与目的相联系的三个方面。再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价值理性在运作中背离人文精神而发生异化的机制：

（1）价值理性在确立或形成社会行为的“最后基准点”中异化

在社会意识中，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及其相互交织影响使其以多样化形式呈现成为常态。实践在价值世界构建中的作用使人文精神成为最基本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价值观念，然而这种地位能够在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与目的相联系的“最终基准点”中发生作用，是与人文精神和以多样化形式呈现的社会价值观念相互作用及其在主体意识中的反映联系在一起的。在处于特定社会条件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相互作用的氛围中，主体运用价值理性对以多样化形式呈现的多元社会价值观念进行评价和认知，与自身的长远利益与当下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协调相联系。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所确立或形成的作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不能在根本上體现人文精神，尽管这种价值观念可能因处于某种“至高点”而闪烁神圣光芒。由此，就会使作为目的设定及目的实在化的“最后基准点”异化。

（2）价值理性在目的设定中异化

可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其一，价值理性在确立或形成作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时已经背离了人文精神，主体通过论证坚持以此作为“最终基准点”来设定目的，尽管这个目的看起来似乎非常崇高，但却背离人文精神。其二，不能在目的设定中坚持体现人文精神的作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价值世界的构建活动包括上下衔接并内外相扣的目的和方法体系，目的与目的以及目的与方法之间的相互转化有可能割裂或歪曲待设定目的与其他目的或方法之间的关系，于是就会使目的的设定偏离体现人文精神的作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上述两种情况中所设定的目的由于背离了人文精神，其所推动的价值世界构建活动及其结果必然会从根本上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压迫人的力量。

（3）价值理性在目的实在化中异化

可分三种情况进行分析：其一，由不能体现人文精神的社会价值观念作为“最后基准点”所设定的目的，如果在目的实在化中仍然“始终如一”地贯彻，必然背离人文精神。其二，虽然作为目的设定“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现了人文精神，但因内部或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使目的实在化已无可能，然而价值理性使目的实在化继续进行，由此使行为和结果必然背离人文精神。上述两种情况中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不屈不挠，然而却是压迫主体的力量。其三，虽然目的设定的作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现了人文精神，但是目的在实在化中遇到始料未及的情况而使实践陷入困难之中，价值理性在运作中不能解决“意欲之间”的冲突，使其在目的实在化中因“意志薄弱”而不能体现“始终如一”，由此使价值世界构建活动及其结果必然背离人文精神。

综上所述，价值理性在确立或形成“最后基准点”时因为背离体现人文精神的社会价值观念而异化是最根本的，它决定了主体通过论证坚持以此为“最终基准点”所设定的目的必然背离人文精神，也决定了在此目的实在化中仍然对价值理性“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必然背离人文精神。在价值理性确立或形成体现人文精神的“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后，仍然存在着价值理性是否通过论证坚持以此作为“最后基准点”而设定体现人文精神的目的问题；存在着价值理性是否在实在化的内外条件发生变化后，以不背离人文精神为原则，或者放弃已设定目的的实在化，或者克服“意志薄弱”以使目的实在化予以贯彻的问题，即价值理性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是否发生异化的问题。

四、价值理性异化比工具理性异化更为根本

为具体理解价值理性的异化，必须进一步理解与之相对应的工具理性及其异化。韦伯把工具理性理解为与实现目的的“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相联系，并用其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科层制组织”等的意义。然后，针对社会经济中工具理性异化使货币获得了对人的生存“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官僚国家“使人丧失了人性”、处于科层制下的成员只能成为顺从规则的“秩序人”等社会现象，韦伯指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尽管“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异化现象，西方学者对工具理性异化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马尔库塞指出，技术作为工具、装置和器械造就了自成体系的世界，人们被训练成根据技术的规则来调整自己行为，致使理性越来越成为经济利益的工具，于是“异化了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2 霍克海默指出，当一切都以计算为衡量标准，工具体系的模式渗入生活，“没有人知道这些装置是服务于人类的提升还是堕落”。3 阿多诺指出，无论是处于国家机器还是经济系统的科层制，“思想机器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它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4

数字化时代扑面而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使数字化渗入工具系统，数字化的双刃剑在于：一方面工具理性使“在个体融洽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体更能体现社会主体与个体之间的融洽”，使主体“以接受、加工和发送信息的数字化方式与物发生作用”，从而“极大地拓展和加深了价值世界构建的广度和深度”。5 另一方面，大数据使个体逐步“透明”以致其隐私消失，人们就会质疑“我”是否“处于自己理性、自主的主体性的中心”。6 当进化中的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能，或当人类智能生物载体的某些结构在升级换代中逐渐由电子载体替换时，“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7 人的主体地位将何以堪？

人们通常认为，工具理性的异化就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致使价值理性萎缩。对于这样的理解，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工具理性的异化是与人是否成为经济利益的工具、人类提升还是堕落、人的思想是否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以及“我”能否成为主体性的中心、人的主体地位将何以堪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问题是直接与以人为主体的可概括为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泰勒说得更明确，当人们把工具理性作为衡量工业社会现代化的标准时，“工具化的生活模式必然摧毁了意义原来能在其中欣欣向荣的母体”。1 作为母体的人在人生意义上的欣欣向荣与人文精神中主体对于自由的追求必然联系在一起。工具理性的异化在本质上就在于作为“用”的工具理性作为载体背离了作为“体”的人文精神。由此所产生的运动及其后果就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压迫人的力量，从而使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受到压抑，于是人文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萎缩了。

韦伯说：“行为的价值合乎理性的取向，可能与行为的目的合乎理性的取向处于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关系之中。”2 这个“不同的关系”包括工具理性异化与价值理性异化之间的相应关系。在以人文精神为“体”的视域中，作为“用”的价值理性的异化和工具理性的异化是联结在一起的。价值理性异化了，由于目的设定所依据的“最后基准点”及由此所形成的目的实在化背离了人文精神，因而工具理性越是发展，由此所形成的关于目的实在化的过程及结果就越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压迫主体自身的力量。于是，工具理性的异化就发生了。工具理性异化了，必然会导致作为手段原本为“实现自己的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的消解；异化了的工具理性必然会以价值理性的方式在目的设定的“最后基准点”及所形成的目的和目的实在化中发生作用，由此所推动的活动及其结果必然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压迫人的力量。于是，价值理性的异化就发生了。

如前所述，目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3 “方式和方法”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根据，是“目的”使然，而不是相反。这就决定了在价值世界的建构中，社会行为的目的意识比手段意识更重要，尽管目的意识的现实性离不开手段意识。

由此，作为目的意识与目的设定及其实在化相联系的价值理性，就会比作为手段与形成和实现目的的方法相联系的工具理性，更为重要。这就决定了价值理性异化比工具理性异化在价值世界构建中所发生的作用更为根本：价值理性异化决定了工具理性异化，工具理性异化的根据在于价值理性异化使然；工具理性异化尽管不能“作为规律决定着”价值理性异化，但被“作为规律决定着”的工具理性的异化总意味着价值理性的异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异化归根到底是价值理性异化，价值理性异化从根本上决定了工具理性异化。有学者一语中的地指出，“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从而造成了种种负作用，罪不在于工具理性，而在于人的价值理性”。4 这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何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着力于价值理性异化的批判。马克思着重批判的就是“这个社会曾经把一项重视物的价值远胜于人的价值的道德准则加强在工人头上”。5 把这个“道德准则”作为“最后基准点”，意味着价值理性的异化。

为了克服工具理性异化，就需要从价值理性异化的批判中消除产生工具理性异化的根据。作为“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异化了，作为“体”的人文精神就只能以异化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发挥其“宇宙的无限权力”。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异化必然导致其所推动的活动及其结果在根本上压抑体现为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的人文精神在价值世界构建历史进程中的展开。

五、德国的“极端大日耳曼主義”——对当今社会有重大启示的价值理性异化案例分析

价值理性异化与工具理性异化一样，作为历史现象存在于价值世界构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等领域。特殊体现普遍。作为典型的特殊，由于“穷尽这一领域”，6 就更能充分地体现普遍。现代世界史中德国法西斯主义正是价值理性异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对其进行分析，对于当今社会价值理性异化现象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德意志民族渊源于古代欧洲的日耳曼人。16世纪，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通过“新教”使德语成为德意志的统一语言。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推行“铁血政策”，通过多次战争，形成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独一无二的演进过程”。德意志在1871年的色当战争中俘虏法皇，之后在德国迅速崛起成为工业强国的过程中，民族意识不断膨胀。一些思想家如阿恩特的“德意志人是未来的新人类”、尼采的在战争中把雅利安人造成“超人”等思想，1 把民众中含糊、分散的思想倾向系统化和理论化，形成了“独特的德意志民族精神”。

1888年威廉二世即位，在军国主义的鼓吹下，朝野民族极端主义氛围愈加浓重。1914年6月，威廉二世怂恿奥匈帝国就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1918年德国战败，翌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德国丧失13%领土、10%人口和全部海外殖民地，并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在德国，1918年的失败和羞辱留下了一个真空”，使民族复仇主义不断加强。2

起源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崇尚国家至上和种族主义、主张专制集权、鼓吹通过战争对外扩张的社会思潮。在德国民族复仇主义中崛起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把法西斯主义推向顶峰。1923年希特勒率领纳粹党徒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在魏玛共和国监狱中口述并整理成《我的奋斗》一书。此书集中反映了希特勒的纳粹思想：其一，鼓吹大日耳曼种族主义。德意志所属的雅利安人人种优秀，为防止血统混杂，必须与犹太人做斗争，“这是为上帝行事”。其二，为拓展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战斗。“砸碎凡尔赛枷锁”，通过战争开拓领土，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其三，倡导领袖独裁制。“日耳曼的领袖，对所有一切的直接行动，负有完全的责任。”3 《我的奋斗》第1卷和第2卷分别于1925年和1926年出版，举国反响热烈。极端大日耳曼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浓缩了上述思想。1933年国会选举，希特勒上台，实行纳粹在德国的专政。

极端大日耳曼主义的形成是与社会心理相联系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和与社会意识形式相联系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中层包括小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农民等，占人口的56%，“经济和社会存在方面受到威胁的感觉，决定了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援助者”；社会下层主要是工人和失地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中，“德国人口的1/4平均每月靠15马克过活”，他们仇恨《凡尔赛和约》，萌发出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以中下层民众为主体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与极端大日耳曼主义的形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统治者对种族优越论及军国主义鼓吹和大肆宣传，由此所体现的以统治者为主体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对极端大日耳曼主义的形成起重大推动作用，使极端大日耳曼主义成为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社会核心价值观不等同于作为社会行为“最终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但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价值理性的运作内蕴于社会意识中通过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体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和通过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体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形式及其相互作用，从而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中，极端大日耳曼主义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被确立为纳粹帝国对内和对外设定主要行为目的的“最后基准点”；然后，以此为信仰，对所设定的目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加以论证，使主体对所设定的目的具有“拳拳服膺”的精神状态；使作为“最终基准点”的极端大日耳曼主义在目的实在化的“孜孜以求”中克服因困难导致的“意志软弱”，从而使“最终基准点”得到贯彻。由于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极端大日耳曼主义违背了以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内涵的人文精神，因此以其为目的设定的“最后基准点”及其在目的实在化中进行贯彻的价值理性必然是异化的价值理性。

这种异化了的价值理性，越是在目的设定及目的实在化中膨胀，就越会使主体坚定地让极端大日耳曼主义在目的设定中以“最后基准点”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并且，越会坚持以“始终如一”的方式在目的实在化中加以贯彻。由此，越是形成与人对立的压迫力量。纳粹德国在以其为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正是异化的价值理性膨胀所致。

正是把极端大日耳曼主义作为“最后基准点”，纳粹德国由此确立并论证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的“总体战争经济体制”、代号为“红色”的对法作战方案、入侵奥地利的“奥托方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以及对波兰发动战争的方案等，并在这些方案的实在化中始终如一地坚持贯彻。德国于1938年3月兼并了奥地利，1938年9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然后于1939年9月1日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1940年4月至5月，德国先后攻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攻入法国本土，随后又侵占东南欧各国。1941年6月，德国发动德苏战争。1945年初，英美和苏联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德国于5月宣布投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61个国家卷入，参战人数达17亿，仅在欧洲战场就有5000余万人丧生，造成的经济损失按当时价值估算达2600亿美元，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首先发动战争并从中作为主导的纳粹德国社会的价值理性异化，把极端大日耳曼主义作为目的设定的“最后基准点”，并在目的实在化中予以始终如一地贯彻，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导因。价值理性异化，工具理性必然异化，并且两者相互作用，通过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及其相互作用，以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使以极端大日耳曼主义为核心的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甚嚣尘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注重和警惕价值理性异化是从思想上对这次战争加以批判的重要内容，这對当今社会价值理性异化现象的解释和分析有重要启示意义。

六、在价值理性批判中克服价值理性异化

社会意识中所发生的与社会行为的目的和方法相联系的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必然引起价值世界构建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生异化；在社会意识中对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使价值世界构建中的异化得到克服。人类历史的发展正体现在价值世界构建中发生异化和克服异化相交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之中。

早在19世纪，康德就指出，“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1 黑格尔说，在这个批判时代，“一种精神的热诚震撼着整个世界，仿佛‘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调和现在首次完成了”。2 然而时至当代，随着理性的发展及其异化的不断发生，“‘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调和”并没有实现，我们的时代更需要“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在康德之前，法国人把一切“都带到理性法庭上接受审判，但理性除外”；而“康德则把理性自身首先推上了理性法庭”，铸就了哲学的批判体系。如果说“法国人的理性法庭为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革命作了直接的思想准备”，那么康德的理性审判就成为人类“思维方式上一场大革命的先声”。3

康德的理性批判就是理性的自我批判，即“理性组织法庭审判它自身”，“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4 在康德看来，“在这里批判的主体和批判的对象是同一个东西，即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纯粹的理性”。5 马克思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以下两点：其一，把批判与现实结合。与康德的哲学在太空中飞翔不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批判必须“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6 其二，凸显批判中的否定因素。康德的批判是“不断地训练自己、校正自己，使自己不致超越自己的界限”。1 马克思把批判与作为辩证法之核心的“否定”联结起来，批判就在于揭示事物内在的否定因素，使事物在运动中把“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求得自己的统一”，2 因而批判就是自我否定、自我批判。

就本文的论题而言，要克服价值理性异化就必须在价值世界构建中实现价值理性批判。价值理性批判作为自我批判就是对价值世界构建中的“用”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从而把“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而这一切都出自作为“体”的人文精神的“原则”。

当价值理性在价值世界构建中发生异化，即作为“用”的价值理性背离了作为“体”的人文精神，由异化了的目的所推动的社会行为及其结果必然在根本上脱离人的控制，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压迫人的力量。价值理性异化必然导致价值世界构建的异化。于是，从社会的微观方面看，如马克思所说，在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异化即异化劳动中，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 从社会的宏观方面看，由众多异化了的社会行为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矛盾尖锐，体现社会现实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和社会运动的社会现象就会在各种怪诞和荒唐中风起云涌。于是人文精神通过积淀于社会心理中的风俗、禁忌、常识等所内蕴的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和取向，通过积淀于社会意识形式中的政治和法律思想、道德和宗教等——在为与本质上构建为我关系相联系的经济基础的服务中——所内蕴的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和取向，以软和硬的方式对微观方面和宏观方面的异化现象加以克服。这正体现了人文精神对价值理性异化的批判。只要价值世界构建在进行，作为其构建本体的人文精神就必然会对以各种方式为载体的异化进行批判。

正是着眼于与“最后基准点”相联系的价值理性批判，马克思强调，“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4 实现了一个“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5 的视角转换。就本文的论题而言，在坚持人文精神对于价值理性异化的批判中，不仅要坚持道德批判，更要坚持历史批判，即要坚持在历史的具体现实中揭示和批判价值理性异化的否定环节。

因此，根据上面所分析的价值理性在运作中背离人文精神而异化的三个方面，对“在确立或形成社会行为‘最终基准点中异化”“在目的设定中异化”和“在目的实在化中异化”加以反思，从而要在“使思想自觉其为思想”6 中提高价值理性的自觉性，即：其一，坚持在价值理性运作的源头上，使处于特定社会条件和社会意识氛围的多元社会价值观念，在相互作用中所确立和形成的作为“最终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现人文精神。其二，坚持在目的之间、目的与方法之间上下衔接和内外相扣的转化中，使通过论证所设定的目的体现由“最后基准点”中内含人文精神的社会价值观念赋予的精神状态。其三，坚持在体现人文精神的“最后基准点”所设定的目的实在化中，根据条件的变化，在对主体的当下效应与价值世界构建的长远效应和全局效应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协调中，“始终如一”地贯彻人文精神。

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价值理性批判所内含的人文精神对价值理性异化的批判也是一种历史现象。这既意味着人文精神对于价值世界构建中不断发生的价值理性异化的不断批判，更意味着随着价值世界构建的不断发展，异化不断呈现新特征，在对价值理性异化的批判中，作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社会意识历史积淀的人文精神也必须相应地不断呈现出新特征。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贡献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 这就使价值世界的构建过程成为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过程。由此就能理解，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 中，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人构成了创造历史的人民主体。人民创造历史，人民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为了坚持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价值世界构建中的价值理性异化不断加以批判，为了坚持用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的“原则”对价值世界构建发展中价值理性异化呈现的新特征不断加以批判，就必须使人民主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这正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3 的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

On the Alienation of Value Reason

CHEN Xinhan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rationality of purpose”， “rationality of value” requires the subject to take the social values consciously established or formed as the “final reference point” for purpose setting and actualization. Rationality of value does not contain Kants moral law or good will; it can neither be denied its rational implications nor equated with rationality or human-centered rationality. In the operation of value rationality， it establishes or forms social values as the “final reference point” of social behavior， “consciously highlights the final reference point of behavior” in the purpose setting， and carries this out in the process of purpose actualization. The humanistic spirit is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pursuing freedom formed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value worl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nd regulates peoples behavior in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forms through the value rationality as one of the carriers， so as to bring into play the “infinite power of the universe”. The essence of value rationality alien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value rationality as “use” deviates from the humanistic spirit as “body” in its operation. The mechanisms of aliena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value rationality include aliena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r formation of the “final reference point”， alienation in the setting of purpose， and alienation in the actualization of purpose. Value rationality alienation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lienation are transformed into each other， yet value rationality alienation is more fundamental since the purpose as law determines the method and the need to eliminate the grounds for produc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lienation from the critique of value rationality alienation. As a historical case of value rationality alienation， the expansion of extreme Greater Germanism and the “final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setting of various purposes and their actualization in Nazi German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value rationality alienation of in todays society. To use the “principles” of humanism to criticize rationality alienation value， we should not only insist on moral criticism， but also insist on historical criticism， that is， to reveal its inner negative link. Insisting on the “principle” of humanis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criticizing the new features of value rationality alien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world， depends on the continuous self-cre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subjects.

Key words： value rationality alienation; social values; final reference point; humanism

（責任编辑：法   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