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人才思想的内涵、实践及当代价值

徐娜

摘 要：贺麟儒者型人才思想的核心便是儒化现代型人才。在具体表现上，贺麟指出要以传统儒家的道德规范约束儒者，致力于培养品学兼优型儒者，该思想从“体用合一”层面扩大了儒者的理论内涵。贺麟儒者型人才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才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新时代培养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宝贵启示。

关键词：儒化现代型人才；品学兼优型儒者；儒者型人才思想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18.046

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贺麟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在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贺麟（1902-1992），四川省金堂县人，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他不仅在文化学术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建言献策，还在人才培养上提出一个基本思路，即让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点儒者气象，使儒者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建设的基石。那么，什么是儒者？以及贺麟所提倡的儒者在当代具有怎样的价值？本文将围绕这两个议题展开论述。

1 贺麟人才思想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儒者？贺麟表示，最概括简单地说，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道德修养与学问技能，是儒者之所以成为儒者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需要更多的品学兼优的儒者作为国之栋梁，“若无多数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修养的儒商、儒工出，以树立工商的新人格模范，商者凭借其经济地位以剥削人，工者凭借其优越技能以欺凌人、傲慢人，则社会秩序将无法安定，而中国亦殊难走上健康的工业化的途径。”正是基于由农业化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的特殊时期，贺麟认为旧的人才观念必须实现现代化的转变才能跟上时代潮流的步伐，才能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因此，贺麟对新时期的儒者型人才作了新的定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以道德规范约束儒者

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纲领是“返本开新”，其中“返本”即回归传统儒学之本，回归传统儒学的基本义理和基本精神。牟宗三先生称之为“道统之肯定”。简而言之，就是延续传统儒学中的道德本体论。在贺麟儒者型人才思想中，这种思想纲领是一以贯之的，他所设想的儒者人格，仍然是以儒家道德律令作为约束或规范儒者言行的宗旨。在他看来，无论是儒商还是儒工，在缺乏道德律令的规范下，难免不会凭借其经济地位以剥削人，不会凭借其技能之优越以欺凌人。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营造出一种健康的、积极的氛围，仍然要以传统儒家中的真道义和真精神为中心，使当代儒者道德化、规范化。

1.2 致力于培养品学兼优型儒者

上文提到“返本”是坚持传统儒家中的道德本体论，那么，“开新”则意味着贺麟并不追求对传统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沿着“返本”的路子接着讲，要开出传统儒学中难以孕育的科学与民主，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同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需要大量的人才基础，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新型人才自然要不同于以往的人才，才能适应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现实需要。因此，贺麟提出要培养品学兼优型的儒者。

从理想层面而言，品学兼优型的儒者是贺麟所设想的理想形态，是儒商、儒工、儒农等新型儒者所要企及的目标。它作为悬设在众多儒者头上的至高标准，不断激励着儒者提升自我，朝着更高的标准迈进。

从现实层面而言，人与人之间因成长背景、学习经历、聪慧各异等因素的限制，表现为不同样态的人才形态。贺麟认为，才能与品德之间理应成为儒者之所以成为儒者的前提条件，但囿于资质各异，无才能知识而卓有品德之人亦可谓之儒者，而那些有学无品，有才无品，只有知识技能而无道德，甚或假借其知识技能以作恶者，方不得称为儒者，且他们往往为儒家所深痛恶觉。

总而言之，无从贺麟关于儒者的论述中可见，他认为人才有不同等次之分：品学兼优为最善，有德无才次之，无德则最恶。前两者可谓之儒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建设中的基石，而最后者不惟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程，反而会阻碍之，是值得所有人警惕的。

1.3 在“体用合一”中扩大儒者的理论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者往往指那些“耕读传家”之士。贺麟认为，这样的儒者观无疑过于狭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社会对于新时代人才的需要。因此，他站在现代新儒家的立场上，对儒者的理论内涵加以新的定位。

贺麟认为，不仅军人皆有“儒将”的风度，医生皆有“儒医”的风度，亦不仅须有儒者的政治家（昔时叫作“儒臣”），亦须有儒者的农人（昔时所谓耕读传家之“儒农”）。在此趋向工业化的社会中，所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的技术人员。现代化社会区别于旧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职业分工的愈发精细化，这就导致了社会发展对各类型人才的需要和渴求。贺麟提倡儒化现代型人才的主张，说到底就是要以传统儒家中的真道义和真精神为“体”，以西方文化中体现的科学与民主的真精神为“用”，在“体用合一”的基础上儒化现代型人才。

2 贺麟人才思想的实践方略

贺麟人才思想在实践方略上体现为独具慧眼以荐才、有教无类以育才、舍生忘死以护才、群英汇聚以用才等方面。

2.1 独具慧眼以荐才

1946年初，浙江大学筹办哲学系，时任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拟聘请贺麟前来担任哲学系主任，但贺因要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會未能赴浙，就推荐郑昕、韩裕文、张世英三人代他前往。在他的推荐下，韩裕文被浙大聘为哲学系副教授。后在韩的努力下，熊十力、牟宗三师徒也曾前往浙江大学任教。贺麟引荐的三人中，张世英年龄最小，刚毕业于西南联大，为该年度联大哲学系毕业成绩最优者。贺麟评价他“颇有颖思，亦用功读书，英文根底好，为人亦平易”。很快，张世英在西方哲学领域崭露头角，后担任全国西方哲学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在哲学基本理论、西方古代与现代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等领域均有卓越贡献。

2.2 有教无类以育才

抗战期间，贺麟已是闻名学界的哲学大家。面对有想法的青年学生，哪怕素不相识，他也总是热情诚恳相待，将他们看作是朋友，在解惑、释疑中引导学生步入哲学之门。杨祖陶直言，自己就是因为听了贺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课程，才走上探索西方哲学史的道路。杨祖陶曾写过一篇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课程论文，原本“先生给写一个较好的评语，我已感到分外的满意了”，但看到贺麟赞美这“真是一篇好文章，一篇好文章”的样子后，激动之情油然而生。1950年，杨从北京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在贺麟的影响下，他“从研究和翻译两方面着手进入黑格尔哲学”，并以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作为他长期研究的中心课题。为了推动黑格尔哲学的大众化以培育更多的西学人才，贺麟结合自己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写下长达数万字的《黑格尔逻辑学简述》讲义，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开授介绍黑格尔哲学的课程。不少前来听课的哲学工作者还写信向贺麟恳求黑格尔哲学的讲义。对此，贺麟毫不吝啬。从贺麟对待亲炙弟子或素不相识的人的态度中可见，师者不应“崖崖自高，拒青年学生于千里之外”，而应“接近青年”，引导和培育他们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参与者、推动者。

2.3 舍生忘死以护才

1947年，贺麟担任北京大学训导长，他常借职务之便保护进步教授、学生。在1946-1948年间，经济学家樊弘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上，樊弘因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而受到他们的爱戴和尊重。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被警察包围。贺麟闻讯而来，并以自己北大训导长的身份保护了樊弘与现场的进步学生。贺麟保护进步教授、学生的举动向我们展示了他不畏强权，敢于与之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在他拼死保护下的进步教授、进步学生无疑成为新中国发展事业的重要人才资源。

2.4 群英汇聚以用才

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在昆明成立。为了推进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时任主任委员的贺麟先后招募了陈康、郑昕、汪子嵩、陈修斋、张世英、韩裕文、王太庆、顾寿观、樊星南、孙宵舫等一大批西学名家和有识青年，参与翻译西洋哲学名著。在此期间，英美新黑格尔主义者开尔德的《黑格尔》和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斯宾诺莎的《致知篇》、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费希特的《人的天职》等西学名著相继问世，他们的工作成为我国早期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开端。1949年以后，翻译资料工作受到党的空前重视。毛泽东指出，“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在当时，翻译西方哲学名著被看成是一种促进研究和批判工作的基础建设。贺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译出黑格尔的《小逻辑》作为新中国的献礼。为了进一步推动汉译西学名著事业的繁荣，贺麟鼓励和提携陈修斋、杨祖陶、王玖兴、王太庆、洪汉鼎等有识青年加入其中。他曾与王玖兴合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上下卷）；与王太庆、杨祖陶等人合译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四卷本），陈修斋为该译书作了校阅。杨祖陶在贺麟的嘱托下先后翻译出黑格尔《精神哲学》中文首译本及其早年逻辑学名著《耶拿逻辑》，极大丰富了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思想资源。尽管贺麟耗费毕生精力投身西学汉译事业，但他清楚意识到个人力量之渺小，要推动中国汉译世界名著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就必须发挥群体的力量，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3 贺麟人才思想的当代价值

贺麟人才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才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新时代培养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宝贵经验。

3.1 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才思想

中国古代对人才的大致划分可概括为“士农工商”。首先，以士为首，农次之，体现了中国自古便有尊崇“耕读传家”的思想。其次，商被排在最后，是因为商人狡猾好利，可恨可鄙，所以传统儒家思想总是重农抑商。因此，就中国传统的人才观而言，读书之人、农工都是于社会发展有利的人才，虽然商贩也是人才的一类，但终归不被认可。

贺麟认为，“士农工商”皆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不必在道德上去区分不同职业人才之高下。他还以农人与商人为例，从二者的于社会发展的两面性展开分析。就坏的一面而言，商人中固然存在奸商；农村中未尝没有土豪劣绅剥削他人。就好的一面而言，商人多远离乡井，其不受旧风俗习惯所能束缚，故商人于打破风俗陋习，促进新道德的产生时有贡献；农人则好静守旧，于维持传统道德文化颇有力量。因此，基于儒家道德教化的规范，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士农工商”皆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空间。

贺麟在遵守儒家道德本体论的范式下提出儒化社会职业人才的主张，不仅打破古代推崇“耕读传家”的传统，更是将社会职业人才由“士农工商”拓展至工业、商业、政治、军事等领域，体现了贺麟不拘泥于传统的创新思维。由此可言，贺麟的人才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才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3.2 为新时代培养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宝贵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多次就培养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人才作出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離不开人才的支撑，因此，“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规模宏大意味着追求人才的增量，结构合理则表示需要培育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素质优良则象征着人才不仅要求量，更要求质。也就是说，在质与量相统一中培养出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是新时代中国人才培养机制的根本宗旨。然而，就当下中国人才培养机制而言，仍然存在“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要破解这个困局，就需要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

针对以上问题，2019年10月29日，人社部印发了《关于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把品德放在职称评价的首位”。也就是说，在新时代评价创新型人才的标准不仅要以科研能力、理论创新、学术水平、业绩贡献等为评价重点，更要注重对其道德品质的规范和要求，体现了道德品质与知识涵养的有机统一。这种新型人才评价机制正好回应了贺麟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所提倡的加大培养儒者型人才的主张。由此可见，贺麟先生的儒者型人才思想在当下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对为新时代培养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宝贵启示。

参考文献

［1］贺麟.文化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8）.

[2]习近平.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N].人民日报，20140610（08）.

[3]习近平.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N].人民日报，201805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