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焦虑对创新绩效的“两面性”影响研究*

陈 曦，冉 霞，刘选会

(1.西安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021;2.陕西省兵工科技创新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西安 710021;3.陕西高校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研究中心,西安 710021)

创业活动是创业者在风险和不确定中把握机会、谋求成长并获取利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创业者要面对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创业初期或发展遇到瓶颈时,创业者往往都会出现焦虑情绪。焦虑是关于完成工作任务的不安和忧虑感[1]。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焦虑的负面影响,如工作绩效下降、出现职场不道德行为以及冒险行为增多等[2-3],忽略了焦虑的正面作用。焦虑作为一种警示信号,可以提醒人们期望的目标和现实目标之间存在差距,这种警示促使人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更积极地参与到工作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绩效的提升。虽然过度的焦虑会阻碍个体的行动,但适度的焦虑能提醒人们重视眼前的问题,避免可能发生的糟糕后果。

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面对环境中的机遇和挑战无可避免地会产生焦虑情绪。创业焦虑反映了创业者面对创业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时的担忧和不安。适当的创业焦虑可提高创业者的警觉性,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环境中的潜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创新绩效的取得。可以说,对创业者而言,创业焦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存在“两面性”的。因此,文中全面分析创业焦虑对创业者的创新绩效的“两面性”影响作用,识别二者之间的曲线关系,并基于认知调节视角引入反馈寻求行为作为中介变量,把情绪智力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究创业焦虑影响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从而帮助创业者有效应对创业焦虑,做好情绪管理,实现创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假设

焦焦虑被视作是人们行事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4],有学者指出要必要进一步在工作情境下探究焦虑的影响作用[5]。有学者研究发现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政治通过工作焦虑影响离职倾向,员工的政治技能会弱化这一作用关系[6]。有人研究发现抑郁、焦虑和压力会随着员工的流动而在不同组织间传播[7]。有人提出状态焦虑使得人们更关注于自身利益,从而诱发自利的不道德行为,如欺骗[8]。新冠疫情使得员工在工作中的焦虑情绪受到更多的关注。有人关注新冠疫情背景下焦虑情绪对员工的影响,发现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健康焦虑会导致员工压抑情感、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继而影响工作目标的实现[9]。

焦虑可以促使个体调整行为上的投入,增加控制性的努力[10],个体可以搜集信息、谨慎决策并预测行动后可能产生的结果。随着焦虑水平的上升,个体的警觉程度也会上升,这种警觉促使个体去监控目标的进展情况。在创业情景下,创业焦虑干扰创业者对环境中的刺激的解读,导致注意力被分散,不利于创新绩效;创业焦虑促使创业者调整行为上的投入,增加监控目标进展情况的行为,例如更主动地搜集反馈信息、谨慎决策并预测行动后可能产生的结果,为特殊的行动分配资源并监控行动的结果,评估现实结果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留心失误并从中学习,这些均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可以说,创业焦虑对创新绩效有“两面性”的影响作用,二者之间呈“倒U型”的作用关系。中等程度的创业焦虑促使创业者对创业过程保持适度的警觉,调整行为上的投入从而有助于创新绩效的实现;过低的焦虑不足以唤醒创业者的警惕之心,过高的焦虑干扰创业者的信息处理过程,均不利于创新绩效的实现。综合提出假设1(H1)。

H1:创业焦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呈倒U型,即中等程度的创业焦虑有助于创业者取得较高水平的创新绩效;过高或过低的创业焦虑均不利于创新绩效的实现。

焦虑作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受,促使个体采取行动去减弱或消除这种感受,表现为对事件和环境施加更多的控制,有更多的自主调控行为,以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反馈寻求行为被视为个体主动与环境进行匹配的一种策略,通过监测和观察环境来获取有关自身绩效的线索,是个体用以主动设立自身目标并不断进行改变和创新的手段[11]。反馈作为绩效信息的交换渠道与载体,是组织成员之间以及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互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与创新绩效有密切关系。组织中的个体获得工作情况的反馈可满足其对自身绩效相关信息的需求,有助于个体提高工作有效性。个体主动寻求反馈更能帮助其更好地适应持续变化的工作目标与角色期望,增加在工作中所需信息的数量及多样性。工作相关信息的输入不仅是组织成员提出新方法、新点子的重要驱动之一,更影响创新想法的实用性与可行性,从而最大化创新绩效。

创业者通过直接口头询问所得到的反馈可以使其看到自身事业的进展情况,不断地向不同的人获取不同视角的信息与观点有助于创业者多样化思考,促使其挖掘出独特、新颖的工作方法和发展方式,进而提升其事业的创新绩效。创业者亦可通过观察周围其他创业者的创新典范以及收集间接的环境线索来促使自身在思维与实践上更加多元、更具创造性,从而有助其提高创新绩效。创业焦虑促使创业者警觉创业过程,并主动进行反馈寻求行为以监控绩效的实现情况。当焦虑程度中等时,创业者的警觉程度适中,表现出的反馈寻求行为水平最高从而能够极大地有助于创新绩效的实现。较低的焦虑感不足以唤醒创业者的警觉心去监控工作进展,而焦虑程度过高时,过度警觉会使得创业者难以有效掌控工作,无法取得创新性的结果。综合提出假设2(H2a,H2b,H2c)。

H2a:创业者的反馈寻求行为对创新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H2b:创业焦虑与反馈寻求行为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在中等程度的创业焦虑水平下,创业者会表现出较多的反馈寻求行为。

H2c:创业焦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创业者的反馈寻求行为为中介。

从认知的视角可知,焦虑情绪与工作结果的关系会受到个体自身特征的影响。情绪智力属个体的认知调节资源,是用于控制和修正自身情绪、行为和精神状态的心智能力,反映了个体准确理解情绪并运用情绪及相关知识来促进思考的能力[12]。高情绪智力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识别情绪及背后的含义,并把这些信息运用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他们对自身情绪状态更敏感、判断更准确,能够免于陷入到对情绪不自觉地反复评估、唤起和反刍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认知资源的持续消耗。即便体会到较高水平负性情绪,高情绪智力个体也可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来进行调节。

当焦虑个体的情绪智力较高时,他们能够有效地调节情绪,从而更好地进行认知调节行为,比如对目标的实现进行监控。而且,高情绪智力的焦虑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焦虑状态下的不安和担忧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会重新进行自我调整,将精力聚焦于当下的工作。对于创业者而言,高情绪智力水平能够帮助创业者更好地调节自身所经历的创业焦虑情绪,认知到创业焦虑所传递的信息,不易被创业焦虑所伴有的紧张和担忧而干扰,对创业焦虑的接受和容忍程度更高,并且会主动地加强对创业过程的信息监控并寻求反馈。综合提出假设3(H3)。

H3:创业者的情绪智力调节创业焦虑与反馈寻求行为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

情绪智力还会进一步影响创业焦虑通过反馈寻求行为实现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善于进行情绪调节的创业者,在经历创业焦虑时会更为准确地解读创业焦虑所传递的信息,警惕地意识到有必要更加全面细致地监控事业进展情况,从而更为主动地寻求反馈,扫描风险和漏洞并积极采取措施,提升了创新绩效实现的可能性。与此相反,那些情绪智力水平较低的创业者往往难以恰当处理或低或高程度的创业焦虑。低程度的创业焦虑不足以唤醒对情绪信息号不敏感的创业者的警觉之心,忽略或无视可能潜在的风险导致绩效不佳;过高的创业焦虑会使不善于调节情绪的创业者被紧张和不安所淹没,无法寻求到有效的反馈,亦不利于创新绩效的实现。

综上,情绪智力对创业焦虑和反馈寻求行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构成有条件的中介作用,提出假设4(H4)。

H4:创业焦虑通过反馈寻求行为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受到创业者的情绪智力的影响。

文中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文中调研对象为陕西省创业企业,涉及高新科技、电子商务、服务业等行业,企业创立年限均不超过5年,企业人员规模大多为10～50人,调研对象为企业创业团队成员。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52份,有效问卷227份(回收率75.7%)。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有效样本中男性与女性分别占比为55.5%与44.5%,年龄主要分布在20～29岁之间,占比54.6%,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本科学历,占比67.8%,在当前企业的工作年限平均为2.78年。

选取国际权威期刊公开发布并得到中国学者广泛使用的成熟问卷进行变量测量。问卷均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评价(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不符合”,3代表“有点不符合”,4代表“不确定”,5代表“有点符合”,6代表“符合”,7代表“完全符合”)。

① 创业焦虑。借鉴职场焦虑量表测量创业焦虑[1],包括6个题项,比如“创业过程中我会觉得紧张或不安”。该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α)为0.800。

② 馈寻求行为。采用量表[13],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反映个体的寻求反馈行为,包括5个题项,比如“我会询问他人,我的工作方法是否有效”。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3。

③ 情绪智力。基于中国情境下情绪智力量表[14],采用其中的自我情绪评估和情绪调节两个维度,包括8个题项,比如“我很了解自己的情绪”。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1。

④ 创新绩效。借鉴创新量表[15],包括7个题项,比如“我能够针对问题提出有创意的解决办法”。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21。

⑤ 控制变量。结合以往关于创新绩效的研究,将创业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创业企业的年限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文中采用SPSS22和Mplus8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与计算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及变量的信效度检验,运用SPSS软件及PROCESS插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及中介作用和有条件的中介作用的拔靴法(Bootstrap)检验。

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采用Mplus8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数据与预期模型中变量个数的符合程度,结果见表1。四因子模型在卡方(χ2)、自由度(df)、卡方/自由度(χ2/df)、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塔克-刘易斯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近似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和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等拟合指数上最优(χ2=573.88,df=289,χ2/df=1.98,CFI=0.91,TLI=0.90,RMSEA=0.071,SRMR=0.06)。此外,由于本研究四个变量均为创业者自评,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验证性因子分析时发现单因子模型拟合不收敛,表明测量中不存在严重的同源误差。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可靠性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模型中各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量表信度良好。所有测量题项在其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AVE的计算结果见表2,各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4,表明各变量的收敛效度较好;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文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见表2,其中,创业焦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相关系数r=-0.033,显著性p=0.622),反馈寻求行为与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209,p=0.002),这些结果符合模型预期,为本研究的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然而创业焦虑与反馈寻求行为显著正相关(r=0.344,p<0.01)不符合模型预期,有待后续进一步讨论。

文中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在当前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影响之后,分别研究创业焦虑对创新绩效和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反馈寻求行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情绪智力对创业焦虑与反馈寻求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由于假设中提出变量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回归模型中需引入创业焦虑的平方项及其与情绪智力的交互项,为避免共线性问题造成模型估计失真,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且,对纳入回归模型的所有自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诊断,结果显示所有模型的VIF值均小于3.5,即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中包含控制变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创业焦虑的一次项,创业焦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系数β=-0.020,显著性p>0.05),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创业焦虑的平方项,其系数显著为负(β=-0.159,p<0.01)。根据学者Haans提出的倒U型曲线检验判断标准[16],进一步计算解释变量取值最大值/最小值处的曲线斜率,并计算拐点。在创业焦虑取值范围的左端点(最小值)处曲线斜率为正值(0.632),右端点(最大值)处曲线斜率为负值(-0.888),拐点(-0.217)在创业焦虑的取值范围内,且与模型2相比,模型3的R2显著增加,解释力明显增强。由此可知,创业焦虑对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影响,假设H1得到验证。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反馈寻求行为,反馈寻求行为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61,p<0.001),表明反馈寻求行为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假设H2a得到验证。模型5中只包含控制变量对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创业焦虑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β=0.365,p<0.001),模型7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创业焦虑的平方项,创业焦虑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β=0.333,p<0.001),其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β=-0.103,p<0.05),计算在创业焦虑取值范围左端点(最小值)处曲线斜率为正值(0.787),右端点(最大值)处曲线斜率为负值(-0.197),拐点(1.617)在创业焦虑的取值范围内,且与模型6相比,模型7的R2显著增加,模型解释力显著增强,表明创业焦虑对反馈寻求行为有倒U型的影响作用,假设H2b得到支持。为验证情绪智力对创业焦虑与反馈寻求行为之间曲线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8在模型7的基础上加入情绪智力以及情绪智力与创业焦虑和创业焦虑的平方的交互项。相比模型7,模型8的R2显著增加,模型解释力显著增强。创业焦虑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β=-0.068,p<0.05),且创业焦虑与情绪智力的交互项(β=-0.095,p<0.05)以及创业焦虑的平方与情绪智力的交互项(β=0.058,p<0.05)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表明情绪智力调节了创业焦虑与反馈寻求行为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根据学者Haans的检验标准判断调节作用的具体情况。首先计算拐点,判断拐点位置变化,对调节变量情绪智力分别取高值(均值+1个标准差)和低值(均值-1个标准差)两种情况,计算得到高情绪智力水平下的拐点为(15.3)、低情绪智力水平时的拐点为(1.968),表明随着情绪智力水平的增高,拐点向右移动,且当高情绪智力时,曲线呈单调递增状态。其次,创业焦虑的平方与情绪智力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58,与创业焦虑平方项的系数方向不一致,表明当调节变量情绪智力为高水平时,创业焦虑与反馈寻求行为之间的曲线会变得平缓。综上,情绪智力调节创业焦虑与反馈寻求行为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假设H3得到验证。

为进一步检验反馈寻求行为对创业焦虑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情绪智力对这一作用过程的调节效应,采用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分析,并设定重复抽样次数为5 000次。反馈寻求行为对创业焦虑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拟合指标良好,间接效应值为0.112 7,置信区间为(0.058 9,0.186 4),不包含0,表明反馈寻求行为中介了创业焦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假设H2c得到验证。

表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情绪智力对创业焦虑通过反馈寻求行为影响创新绩效的有条件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5。高情绪智力情况下创业焦虑通过反馈寻求行为对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置信区间(0.036 6,0.188 0)不包含0,但是与低情绪智力情况下的差异不显著,置信区间(-0.070 9,0.008 6)包含0,表明情绪智力水平的高低未能对创业焦虑通过反馈寻求行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假设H4未得到验证。

表5 有条件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Tab.5 Results of conditional mediation

4 结 语

文中探讨了创业者的创业焦虑对创新绩效的“两面性”影响作用,揭示出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验证了反馈寻求行为中介创业焦虑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情绪智力对创业焦虑与反馈寻求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中等程度的创业焦虑下创业者会表现出较多的反馈寻求行为,有助于较高水平创新绩效的取得,高情绪智力的创业者对创业焦虑的接受和容忍度更高,可以将焦虑情绪作为一种警醒信号去充分解读焦虑背后所隐含的暗示和价值,采取措施应对创业焦虑所带来的紧张和担忧。分析了创业焦虑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打开二者之间关系的“黑箱”。在管理实践中,创业者应当正确解读创业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焦虑情绪,避免注意力被紧张和不安的感受过度分散。当焦虑情绪出现时创业者应主动搜集信息增加反馈,为异常情况调配资源并监控进展,有意识地提升自身准确理解情绪并利用情绪促进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将有限的精力聚焦于创业事业本身,最大化地促进创新绩效的取得,最终实现创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