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国，半生为家

许晔

2023年10月7日，魏世杰在青岛接受本刊采访。（本刊记者 刘俊杰 / 摄）

数不清的荣誉证书，被这位老人随意地归置到一个个袋子里，堆放在衣柜上“吃灰”。唯独有一张奖状，被他挂在客厅里最显眼的地方。“这张奖状是九院发给我的。”魏世杰得意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九院，全称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后改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世纪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果断决定研制核武器。九院正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们所熟知的很多大科学家，如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都曾在九院任职。

魏世杰在九院隐姓埋名干了26年。许多人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的“倒霉”：儿子被确诊先天性智障；女儿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老伴儿受不了打击，一度自杀……是他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几十年无怨无悔。

人生苦痛，但魏世杰选择笑着面对。一晃，他如今82岁了，眉毛、睫毛都已变白，牙齿也掉了两颗。坐在沙发上，他笑眯眯地总结自己这一生：“上半生研究核武，下半生照顾家人，同时写了这么多书，并且有一部还拍成电视剧了，我活得很有意义。”

魏世杰走进书房。（本刊记者 刘俊杰 / 摄）

魏世杰挂在客厅墙上的奖状。（本刊记者 刘俊杰 / 摄）

“在老虎嘴里拔牙”

很多年里，外界并不知道九院的存在。直到1986年，邓稼先去世前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人们这才知道了邓稼先，也知道了九院。而此时，魏世杰已经在九院隐姓埋名工作了22年。

魏世杰至今仍清楚记得被九院选中的时刻。那是1964年，他即将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突然和另一名同学被系办的老师叫到办公室，谈工作分配的事。老师神秘兮兮地关上门，平时严肃的脸上罕见露出了笑意，对他们说：“祝贺你们！九院来学校选人，选中了你们俩！”他有点蒙，问九院是干什么的。老师也不清楚，只含糊说是“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工具”。

忐忑地坐上火车，魏世杰一路向西，来到九院位于青海的“221基地”。没过多久，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基地给他们放了一部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讲原子弹的制造过程。和公开放映的版本不同，这版纪录片很长，大约有一个小时，且出现了不少“221基地”的镜头。魏世杰明白了：自己的工作很可能和原子弹有关。

但这话不能说出来。“我在九院工作的26年里，从来没人说过我们是在搞原子弹、氢弹，这些词说出来就属于泄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对它们必须有个称呼时，我们就用‘产品來指代。”

魏世杰被安排在“221基地”的二分厂工作，负责测试核武器所用炸药的参数，后转去四川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开始负责炸药部件的温度实验。这些都是危险任务。

“有一种炸药是半球形的，像个大铁锅。运到我们这里后，我们要从车上把它搬下来，放到一个小推车上，然后推进实验炉里面。但这种炸药很重，壁也很厚，一个人搬不动，只能三四个人一起把它捧起来，再慢慢放到小推车上。只要有一个人手滑，炸药掉到地上，就会发生爆炸。”

在魏世杰的记忆里，因为各种原因，二分厂发生过不止一起爆炸事故，一共牺牲了几十人。他印象最深的一场事故发生在1969年11月14日。那天，229车间突然发生爆炸，等他们赶到现场，入目的是一片废墟。

看到被炸成碎片的土墙，大家心里一咯噔：里面的4名同事肯定牺牲了。众人连忙四处寻找遗骸，结果一块完整的遗骸都没发现，只找到一些“碎块”。魏世杰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粉身碎骨”。“以前总觉得这个成语是个夸张的说法，人怎么可能粉身碎骨呢？这下亲眼见到了。”

除了研制炸药，二分厂的任务还有原子弹的总装。这意味着，魏世杰和同事们除了要面对炸药的化学毒性以及爆炸风险，还多多少少会受到辐射的伤害。

在缺少检测设备的情况下，为了判断自己受没受到辐射，他们只好用“土办法”：每天上班时兜里装一张相机底片，用黑纸包着，等下班拿去冲洗一下。底片越黑，说明受到的辐射越大。如果底片黑得太厉害，就需要让人来检查实验室有没有核泄漏。

当时流传一个说法，在茶里放点糖，这种糖茶喝了能减轻核辐射对人体的危害。魏世杰也喝，虽然不相信糖茶有用，但总归比白开水好喝。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老虎嘴里拔牙、太岁头上动土。要么你别干，要么你就得做好思想准备，每个环节都有可能造成牺牲。”魏世杰懂得这个道理，但未婚妻林文馨的死还是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她遇到了一场实验事故，被中子射线辐射了，熬了半年多走了。”

魏世杰（左） 和同事曾昭雄（中）、姜悦楷合影。（王月玲供图）

尽管痛苦万分，魏世杰还是挺了过来。“毛主席说过，要有原子弹。在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他想在技术层面做出哪怕一点点贡献。

1978年，魏世杰因为完成“具有内热源的炸药部件的温度场分布”的研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同年3月，九院给他颁发了“先进科学技术工作者”奖状。

“我把这张奖状挂在客厅墙上，是因为我比较看重这个奖。它是对我科研工作的一个肯定。”魏世杰很自豪地说起自己在九院有17项科研成果，但想起不久前有自媒体为了流量，将他和邓稼先相提并论，又拧紧了眉，直说“那把我夸得太夸张了”。

一场接一场的“噩梦”

因为魏世杰的女儿魏海燕，我们的采访几度中断。

起先，她对着厨房旁边的墙不停自言自语——她是在和住在她脑海里的“老神”聊天。魏世杰见怪不怪，自从女儿确诊精神分裂症，便一直是这样了。

有一回，魏海燕半夜过来跟他说：“爸，‘老神让我们给他银行卡里转100万，不然就不让我睡觉。”魏世杰问：“‘老神有账号吗？我怎么给他转过去？”魏海燕愣住了，说自己回去问问。没一会儿，她还真给了魏世杰一串数字。魏世杰糊弄她，说已经凑钱给“老神”转过去，她这才回去睡了。

“海燕，我这边还要录视频，你别站在这儿说，回房间去说吧。”魏世杰耐心地把女儿劝走了。但不到半小时，她又出来不断扒拉卫生间的门，弄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门玩腻了，她想去楼下溜达溜达，过来找魏世杰：“爸，我要出去。”魏世杰让她自己去，她问：“爸，你出不出去？”魏世杰说：“我不去。等你回来，我给你开门。”

本以为对话到此结束，没想到魏海燕又问：“爸，你出不出去？”如此重复四五遍，她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全程，魏世杰没有丝毫不耐烦。

“海燕的强迫症比较厉害，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程序，不能变的。”魏世杰替女儿解释。拿吃药来说，每次魏海燕都要先说一句：“爸，等我找到位置站好，你把药放在我手里边。”然后，魏世杰必须也来回走走，找到一个她认为的好位置站定，才可以把药盒打开，拿药给她。最后，她要问一句：“药盒关上没有？”魏世杰说关好了，她才吃药。每天三次，次次如此。

和女儿相比，儿子魏刚算是让魏世杰“省心”的了。尽管，魏刚病得更早。

最先发现魏刚有问题的是魏世杰的母亲。当年，魏世杰的妻子陈位英也在九院工作，从事与核武器相关的化学分析研究。夫妻俩都忙，再加上基地的环境不太适合孩子成长，于是决定将两个孩子都送回老家给奶奶带。

魏刚出生百天就被送到奶奶身边，还不习惯用奶瓶吃奶。奶奶急得不得了，写信给魏世杰：“但凡我离你不是几千公里这么远，我走路也要把孩子给你们送回去。”

夫妻俩三年才能休一次探亲假。每次回家，女儿和儿子都不太认识他们，也不敢接他们给的吃食。过一段时间，孩子好不容易知道这是爸爸妈妈了，夫妻俩又得走了。

魏世杰好几次听母亲说，魏刚的智力发育得似乎比同龄人慢。怕母亲过分担忧，而自己又远水救不了近火，魏世杰只能安慰母亲，“也许孩子长大就好了”。

1990年，年逾八旬的魏母双目失明，魏世杰申请调回了青岛工作。此时已经14岁的魏刚，行为举止仍像个六七岁的孩童。到医院一检查，他竟是二级智力残疾。有人问过魏世杰，两个孩子这样，是不是因为他们夫妻受了辐射。但这个问题，魏世杰也没有答案。

“我母亲直到去世都放心不下魏刚。临走之前，还在不断教他算账，问他一块钱花了三毛钱还剩几毛钱。”魏世杰陷入回憶。

后来的事更像是一场接一场的“噩梦”。

妻子陈位英因为一双儿女的变故，也患上精神分裂症，有强烈的自杀倾向，看到车就想跑到马路上，站在窗户前就想往下跳。一家人没法再住在一起，不然只会互相影响。

魏世杰带着妻子，白天给女儿送饭，晚上和儿子一起住。好在两套房子离得不远，步行只需10多分钟。

2008年初，距离春节没几天了。陈位英让魏世杰独自去给女儿送饭，说自己在家不会出事。魏世杰看她状态还行，不像要自杀，想着快去快回也无妨。结果等他送完饭回去，妻子躺在厨房里，地上全是血——她拿菜刀割腕了。

魏世杰送妻子去医院，劝女儿跟着一起去，她坚决不去，费好大劲把她架到了车上，但等到要坐轮渡的时候，她又死活不上船。实在没办法，魏世杰给女儿留下1000块钱，让她记得自己买饭吃。

到了医院，魏世杰作为家属要跑上跑下办手续、拿化验结果。医生见他年纪不小了，就问：“你孩子呢？叫孩子过来帮忙。”魏世杰无奈，说自己的孩子帮不上忙。医生说：“叫护士去跑，你这么大年纪就在这儿坐着等着。”

回忆到这里，他忍不住感慨：世上还是好人多。

1990年，魏世杰和母亲、妻子、儿女在青岛。（王月玲供图）

退休后，魏世杰用电脑写作。（王月玲供图）

那天晚上，魏世杰在医院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听见她在那头哭。他连忙安慰说：“你别哭，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我帮你解决。”劝了半天，他不放心，又给朋友打电话，请她明天去家里看看。结果朋友去敲门没人开，给110、119打电话，开锁之后发现魏海燕趴在桌子上，吞了一大瓶安眠药。

万幸，陈位英救回来了，魏海燕也救回来了。一家人还是齐齐整整。

平静日子里的幸福

魏世杰前两年身体不太好。心脏不舒服，他去医院检查，发现是冠心病，住了两个星期院。他还得了带状疱疹，难忍的疼痛折磨了他一年多。

年纪大了，他时不时会想起年少的快乐时光。

他的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从乡下跑到县城，在一所教会学校里半工半读。母亲家庭条件比较好，在同一所教会学校上学，一直念完了初中。两人经人介绍组成了家庭，生下三个儿子。

魏世杰排行老二，每天不是跟邻居家的小孩疯玩，就是给弟弟讲他编的故事，“把弟弟迷得啥正事都忘了”。父母从不打他，连大声训斥他的情况都几乎没有。

新中国成立后，魏世杰的三叔在天津开了一家诊所，把自家兄弟叫去帮忙。魏世杰的爸爸边看边学，学了几手后回到老家开了一家诊所。“那时我爸算是当地比较好的西医了。很多农民来看病，没钱，就送粮食给我们，我家基本不缺粮食吃。”到上世纪50年代，他父亲当了校医，每个月能拿60块钱工资。

唯一称得上挫折的就是考初中失利，魏世杰因为贪玩没考上，后来上了學校临时扩招的班。这个班采用二部制教学，即一部分学生上午来上课，下午回家自习，另一部分学生则相反。而且这个班没有正经教室，是在一间废弃的澡堂里上课。他备受刺激，从此发奋读书。

在人生后半程的苦难中，魏世杰最大的寄托是写作。高中时，他就喜欢文科，但班主任劝他选了理科，“因为文科找不到好工作”。大学时，他打算毕业后当个老师，工作之余可以写写文章投投稿，没成想被分配到了严格保密的九院。

退休后，他每天花两小时写作，自称“两小时作家”。因为要照顾家人，他的创作常常被打断，所以他写的书，不管是科普读物还是长篇小说，都是由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组成的。经年累月，他出了11本书，共计200多万字。最近，他不怎么写作了。“长篇小说都写完了。我想说的话，都已经写在书里了。”只是偶尔灵感来了，他还会写点千字左右的科幻微小说，发到自己的微博上。

今年初，妻子去世了。魏世杰自我安慰，也许她去了天堂会过得更好吧。

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平静。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后，他步行到女儿的住所，照顾她吃饭、喝药。虽然大多数时候，女儿并不吃早饭，一天只在下午四点左右吃一顿饭，这也足够让他欣喜了——以前，女儿在家动不动就三四天不吃饭，最后只能送去医院住着。儿子经过多年训练，现在也有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可以一个人出门在附近玩。

魏世杰闲下来的时间多了，没事会刷刷微博。“我微博有40多万粉丝，都是自然来的，可不是那种‘僵尸粉。”记者惊讶于他会用这么“潮”的词语，他的助手王月玲说：“魏老师还会自己录视频、剪视频呢！”

短视频时代，魏世杰紧跟潮流，买了手机支架和补光灯，录些科普小视频发到网上。“可惜看的人不多。”他叹气，有时觉得自己落伍了，“我讲无私奉献，有人说这观念过时了。我讲自己读《道德经》，记住了‘不争二字，有网友说这个时代你不争就啥都落不着，把我训了一顿。”

他并不浪费时间和人置气。“我这个岁数了，虽然身体还行，但也随时随地准备去见马克思了。”他已安排好身后事，给两个孩子买了房子和保险，也给他们找好了监护人。但同时，他想争取多活几年，再陪陪孩子，也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比如去给更多孩子讲讲“两弹一星”的故事，以及如何面对苦难。

魏世杰的一条人生秘诀是，人一定要在专业之外有些业余爱好。他爱写作，在虚构的世界里得以短暂解脱。他是“追剧达人”，看过《狂飙》《余罪》《沉默的真相》，尤其喜欢《天道》。他爱看体育比赛，中学时他曾是学校的跳远冠军、排球队二传手。他还喜欢唱歌，遛弯儿的时候哼几句，生活似乎就不那么苦闷了。

他喜欢一首名为《小路》的苏联民歌，说着说着开嗓唱了起来：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一个人活着，即便没有幸福降临到身上，也要自己想办法创造幸福。写作、唱歌、养花、养猫，只要找个业余爱好，幸福就来了。”他笑着对记者说，“你看，幸福也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

魏世杰

1941年生于山东青岛，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隐姓埋名研究核武器20多年，19 9 0年后悉心照料患病的家人。后成为科普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禁地青春》，受到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