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仍须“问天”
——《天问》读后

◎ 张永军

日来闲暇，翻阅朱子的《楚辞集注》，不觉将屈子的《天问》又细细读了一遍。《天问》通篇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皆有问无解。王夫之《楚辞通释》指出：“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下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堪称得道之语。

“天道下济而光明”（《周易·谦卦·彖传》），但天道幽远，每无端呈诸福善祸淫。人生天地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问题、设想、说法与关切太多，夹杂在当中的喜怒哀乐、得失兴替更不言而喻。《天问》作于屈子放逐之后，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能无怨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正是藉问天表达自身乃至人类对生存环境与境遇的难以理解、难以接受。设若屈子仍然政躬康泰、日理万机，能否去“问天”，留下这篇“千古万古至奇之作”，还真难说。文章憎命达，果然。

较之于古人，现代人似乎已不再动辄仰问苍天了。在深遭踬踣、濒以绝境际，现在人们深究的多是时运不济、道术不精、人心叵测、丛林黑暗。不遑说，在遭遇不平后，古人问天，而现代人认命。天是道，是规则。对于规则，要敬畏，要遵守。即便“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存亡中不湮没天理、天意，知进守止，大道存焉，“惟数可以推其机”“因数可以明其理”（《留青日札·大明大统历解》）。而命是术，是经营。经营需要营谋，需要取舍，必要时甚或不择手段、罔顾底线。因此，同样是失败，古人虽然抱恨却可以无悔，现代人往往只会遗恨而不想自省。

天道，这个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的核心名词，支撑人生信仰、支配认知取向的理念，是何时被现代人淡忘甚或漠视，更或说现代人何以不再“问天”了的呢？或许，就是从一味求成，对事情本身之外漠不关心，只想更快更便捷获取结果开始的。执着于成败、关注于得失，使人们量事待物日益偏执于有用、无用，“天道”之本渐被“人道”之用所取代。从屈原的问天中，我们或许更得到另外一种启迪：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头上的青天、苍穹、日月星、风雨电、白云彩霞，她高大久远存在，就是我们信仰之源、精神之力的昭示和存在。它可以接受祈求赞美皈依敬爱，也可以接受提问质询迷惑抱怨悲情遗憾，但她具备的感召力，永远是我们的人生之本。做任何事情都是始于初心、成于坚守，守得住、行得稳，才能积蓄力量、厚积薄发。道德上真诚的缺失，极易让人流于恍惚，或至狂妄。生如逆旅，方向至关重要，心若偏航，杂念就会纷拥而至。只有光景，没有内在光源，光景炫目，徒乱方向耳。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我们的先人，我们的文化，之所以会问天、观天、敬天、感天、飞天、顺天、承天、冲天、翻天、怨天、倚天、惊天、补天……就因为天道昭昭，一个天，激活了中华文化中思想无上的敬畏和思情感上的无限寄托。没有信仰，哪里会有中华文化、中华故事和中华儿女子孙呢？一个有信仰的人，行为必定与其信仰相符合。有信仰的人才会有所敬畏，认认真真凭藉良知做人做事。梁启超先生曾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即便价值再独特而多元，现代人仍须“问天”—好好做事，营养肉身；好好做人，丰满灵魂。独行快，众行远；心向往之，行必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