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文献所见党项丧葬文化

郭 恺

党项早期的丧葬习俗受羌人影响较深,葬法也以火葬为主。随着党项人的逐步内迁,受政治、宗教特别是中原土葬传统的影响,党项丧葬文化更加丰富,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

一、党项西夏丧葬文化与墓志铭

以往关于党项丧葬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葬法礼仪、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丧服制度和冥契祭文等方面。关于西夏立国前党项人的丧葬文化记述主要是正史,如《北史》[1]《隋书》[2]《旧唐书》[3]《新唐书》[4]中不哭老死者而哭少死者以及焚尸火葬之俗。党项火葬之俗与羌人有一定的关系,《荀子》中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5]与党项同时期在中国西北部活跃的民族中火葬现象也很普遍,突厥广泛采用火葬和焚尸葬灰的方式,回纥也存在焚尸葬灰的方式,吐蕃的火葬是唐代佛教传入后开始普遍流行于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侣中的。火葬除了受原始信仰和宗教影响外,也有为防止贵族陵墓被盗掘等因素。西夏立国后有关于“烧尸”的记述,以及考古发现的灵匣都说明了火葬习俗的延续,至元时马可波罗也对西夏故地唐古忒省沙州城的火葬习俗作过较为详尽的描述。

火葬、土葬、水葬、塔葬和天葬等葬法一直是党项丧葬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史金波先生从墓志文献的视角解读党项上层的殡葬,以拓拔守寂墓志、李仁宝妻破丑氏墓志、李仁福妻渎氏墓志、李仁宝墓志、李彝谨妻里氏墓志、李彝谨墓志、李彝谨妻祁氏墓志、李光睿墓志、李继筠墓志和李光遂墓志为例,认为党项人来到接近中原之地时仍保留着火葬习俗,同时统治者也接受土葬并形成家族墓地,党项上层流行墓志铭制度,一些习俗受到了多种宗教的影响[6]。墓志铭本身也是丧葬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墓志铭的内容又与薨逝者身后之事息息相关,进一步分类讨论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党项内迁后丧葬文化的面貌。

二、墓志文献中的丧葬文化

中原书写墓志始于秦汉,曹魏时期开始出现以韵文结尾的“铭”,北魏以后方形墓志开始成为定制,至唐代逐渐盛行。拓拔守寂墓志盖四侧刻十二生肖间宝相花纹,这是唐代人物冠带生肖形象墓志的惯用形式,在同一时期的辽代墓志中也多有体现。党项有专门的人负责撰文、书写和镌刻,其形制也比较规范。除了上述拓拔部贵族,一些夏州政权汉人僚属及西夏遗民的墓志文献也值得关注,其中反映的丧葬文化是当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面。

(一)赐官、赙赠

党项贵族死后,朝廷会下诏赐官赙赠,以示对丧者的尊重和褒奖,以及对丧者家属的抚恤。如拓拔守寂的墓志中载:“诏赠使持节都督灵州诸军事、灵州刺史。赙物一百五十段,米粟一百五十石,应缘丧葬所在官供,遵朝典也。”[7]81其墓志盖阴文书“志石刊了,加赠鸿胪,故镌之于盖”[7]82,亦是唐玄宗时期朝廷对其的追赠。李彝谨的曾祖母、祖父和父亲都曾获得朝廷的追赠。李光睿薨,朝廷不仅有赙赠,且宋太宗本人亲自表达了哀悼,其墓志中载:“主上闻良帅之云亡,动皇情而兴叹,追封甚速,赙赠尤丰。”[7]138“唐朝给赠完全依据官品,但宋令不仅于给赠标准不再明确,给赠原则也从‘准品而料上于寺’,变为‘听旨随给’”[8],相比于拓拔守寂,李光睿的赙赠就体现了宋廷的特殊照顾。

这种褒奖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一般只勋贵才有殊荣。拓拔守寂在安史之乱中带兵勤王有功于唐,李光睿攻破北汉吴堡砦,俘砦主侯遇献于宋。而李继筠二十三岁英年早逝,仅派李光远和李光宪随宋太宗征北汉。从战功官爵以及宋太宗对待父子二人态度来看,李光睿得赙赠而李继筠未得便可理解。其他非袭爵子嗣想获得朝廷赙赠就更加困难,这也是中原宗法文化在内迁党项人中的一种渗透。

对待汉人僚属的丧事,夏州政权统治者也有赙赠。如李彝超对康成、何公的吊赠。康成墓志中载:“俯念勤劳,仍须吊赠”[7]113,何公墓志中载:“府主闻哲士之云亡,罢公衙而兴叹,以为折吾梁柱,丧我股肱。追想无宁,悲伤倍切。仍差吊使,厚赐赠仪。”[7]118-119以赙赠巩固君臣关系是党项人不断迈向等级森严阶级社会的重要方式。

(二)停柩权厝

大部分党项贵族及汉人僚属死后并非马上下葬,有时候需要停柩权厝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权殡到入葬的时间间隔古有礼制,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和庶人三月而葬。至汉代这种间隔又大大缩短,皇帝从崩至葬间隔不过数日。唐代又重新开始提倡儒家礼制的“七月而葬”,但在实际中确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一原则。从正史中所载唐代皇帝的崩葬期可见,则天皇后、唐代宗、唐顺宗、唐敬宗、唐文宗、唐宣宗、唐懿宗和唐昭宗的崩葬期间隔在六至八个月范围内。五代时期,除后汉高祖以外,皇帝普遍崩葬期间隔在六个月以内。宋代皇帝的崩葬间隔都不超过八个月,且北宋皇帝崩葬期间隔均在六至八个月范围内,“七月而葬”这一原则不断落实。辽代情况与宋相仿,金代皇帝则多隔二至四个月下葬。

党项贵族及夏州政权汉人僚属的薨葬期间隔无明显规律,除拓拔守寂外并没有出现六至八个月的下葬时间。党项西夏碑石墓志文献所涉及人物历经唐、五代和宋,且以五代时期为多。对比五代其他陕西出土墓志文献来看,如李彦璋、李茂贞、李仁钊、张居翰和严二铢等人墓志,其时间间隔规律与党项基本一致。五代其他北方地区出土墓志文献,如薛贻矩、牛存节、崔协、宋廷浩、卢价、符彦能和药元福等人墓志,亦未出现六至八个月的下葬时间。二至五个月或一年左右的薨葬间隔避开了天子“七月而葬”,应是刻意为之,这反映了中原儒家礼制思想对党项丧葬文化的规范。

史金波先生认为从死者薨逝到下葬的过程中应是先将死者火化并保存骨灰以防止尸体腐烂。中国古代尸体防腐会采用以下几种方法:香汤沐浴,用酒擦拭,放置香料;以金缕衣或多层纺织品包裹尸体;尸床下设冰。契丹人还有用香料、盐、白矾等物质处理尸体并制作干尸,或用水银处理保护尸体的方式。李仁宝墓冢中同时出土了墓志和石函,石函可能为装骨灰所用的灵匣。

具体的下葬时间据载多为占卜而得,拓拔守寂墓志铭中载:“粤明年八月十八日,护葬于银州儒林县新兴乡招贤里欢乐平之原,安吉兆也。”[7]81李彝谨葬时,“卜其年四月二十四日,归葬于夏府朔方县仪凤乡凤正里乌水原之礼也。青乌鸣兆,白鹿呈祥。契千载之休征,钟五灵之殊应”[7]130,可见党项人对依吉兆而葬的重视。李光睿葬时“卜明年岁次已卯八月二十五日,归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之礼也”[7]138。祁氏葬期选定的记载更为详细,“但以礼不逾时,而乃卜其宅兆,既拣良日,明具专臻,方迁柩车,赴于窀穸,以乙卯岁七月十九日,礼葬于府城北凤政里乌水河北原,端整树东之侧”[7]132。何公墓志铭中载:“卜明年十一月十一日,归葬于夏州朔方县崇信乡绥德理。信堎源之礼也”[7]119,足见这种占卜葬期的形式是夏州地区党项和汉人的共同信仰。

关于占卜葬期在《马可波罗游记》里面也有记载,星占学家会根据死者的生辰并联系星象来确定葬期,“为了防止尸体腐烂,他们用厚度十厘米的木板,为死者制作一副棺材;它像一个长方形的大木箱,制作得十分坚固,外面涂上一层油漆,接缝处填上沥青和石灰的混合物,然后把整个尸体用绸布包扎起来,放进棺材里面,撒上大量的香树胶、樟脑和其他药材。”[9]党项墓志铭中丧者遗体保存很可能是采取上述办法。

停柩权厝的葬俗在党项人中至少延续到元代,小李钤部墓志中载:“长孙教化以父之出仕未还,念祖之权厝未葬,是以改卜新茔,仍刻贞石以志其后”[7]198,可见停柩权厝葬俗的影响力之深远。

(三)哭丧、吊丧、送葬

儒家文化以哭寄托哀思,以唱赞颂逝者生平。丧者家属将丧事告知亲友,亲友前来吊唁并且哭尸于室。墓志记述中哭丧是最基本的一项礼俗,如拓拔守寂墓志中就记载了其妻王氏、弟拓拔守礼、嗣子拓拔澄澜、异母妹和叔父拓拔兴宗等为之哭丧、吊丧。其他几乎所有墓志中都记载有哭丧的细节或是表达哀伤的语句。送葬也是党项人丧俗的一部分,破丑氏墓志中载:“蕃汉数千,衔哀追送”[7]91,可见其送葬规模之宏大及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场面。李继筠铭文中“皇情轸悼,窀穸是兆,天命既穷,家门永绍,送葬玄丘,白马车裘,民斯不幸,逝水东流”[7]146,也描绘了送葬时的情景。或是亲友当场痛哭,或是铭文里悲恸之语,都反映出党项人对哭丧这一最基本礼节的尊重,以致西夏立国后《天盛律令》中专门设“闻哭礼”一仪。

(四)祔葬

白全周死后有“附先茔之礼”,党项贵族也普遍有家族葬形式。李仁宝“祔葬于先祖陵阙之侧”,渎氏“祔葬于乌水河之北隅”,李继筠“袝于先茔”,李光遂亦有“祔葬于先茔礼”[7]88-149,这说明党项祔葬也遵循一定的礼节。考察李彝谨、里氏、祁氏、渎氏、李光睿、李继筠和李光遂墓的葬址大多为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凤正里乌水原,墓志出土地点均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乡一带,可见此处应为党项李氏家族墓址。元代党项遗民老索也是祔葬先茔,这种家族葬形式说明党项人宗族观念的不断加深。

(五)葬址风水

党项人为丧者选择葬址十分看重风水,宅兆、方位、水源和高冈为葬址选择的几个重要因素。渎氏墓志中载:“今则将临,宅兆已卜。松楸莫不雾惨,长空风悲草树,六亲伤痛,九族心酸。”[7]123李光睿墓志中载:“马立佳城,自应千年之限,龟分吉兆,将延百世之期。于戏,日暗前山,云遮远天,寒风萧瑟,流水潺湲。嘉树参参兮夜猿鸣,衰草芊芊兮秋露圆,筑孤坟于兹地,享千年兮万年。”[7]138刘敬瑭、何德璘、康成与何公志中载:“以其年七月十四日,备葬于城东浊水岭,高冈之礼也”“以其年四月二十五日,备葬于朔方县崇信乡绥德里张吉堡之右,礼也”“以其今年闰八月十三日,归葬于夏州张继堡北之礼也”“卜明年十一月十一日,归葬于夏州朔方县崇信乡绥德理信堎源之礼也”。何公铭文中亦有“俄悲逝水,永掩高冈”[7]99-119之句。文献中多次出现“礼”字可见夏州一带对葬址风水礼俗的接纳和应用。

(六)引灵

党项丧葬文化中也存在招魂引灵的方式。如里氏墓志中载:“即以乾祐三年八月十九日,光琇等自雕阴护引夫人之灵,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乌水之原也。”[7]127里氏逝于绥州,至乌水一带至少百余里,而其子亲自雕阴引灵,党项人不惜远途劳顿以尽孝道,是多种葬俗综合影响下的展现。

(七)追认祖先

墓志铭中普遍出现对祖先和郡望的追认,一方面可视为对逝者先祖的溯源,另一方面也有抬升自我地位的心理。拓拔守寂追认祖先为三苗,李仁宝追认祖先为北魏道武帝,李彝谨和李光睿追认祖先属后魏,破丑氏追认祖先属元魏,李光遂甚至追认祖先到轩辕。在夏州政权汉人僚属中这种现象也相当普遍,白敬立追认祖先为白起,白全周追认祖先为白居易,刘敬瑭追认祖先为刘晏。

此外还有一些与地望相关的称呼也反映了同种心态。其种类有某地王(如虢王李仁福)、某地开国公(如西平郡开国公拓拔思泰)、某地开国子(陇西县开国子李光睿),此类按照唐代封爵制度应为爵位称呼。某地公(如陇西李公李仁宝)则多是对该地名流的一种尊称。关于女性的封诰也有很多,如某地太夫人(如太原郡太夫人拓拔守寂母王氏)、某地夫人(沛国郡夫人里氏)。此外有某地某氏(如清河张氏)的称呼则多为郡望归属,“永定破丑氏”即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郡望文化。

三、结语

从墓志文献来看,儒、释、道思想融合对党项丧葬文化影响很深。墓志铭是和土葬配套的丧葬文化,儒家有“入土为安”的观念,内迁党项贵族最终也以下葬入土为归宿。内迁后党项人均哭丧以示对死者尊崇,李仁宝七十二岁高龄而逝,死后亲属依旧痛哭。对比党项初期老死者不哭,可以发现这时其已经深受中原汉俗的影响。党项对待死者后事开始逐步隆重,从“轻死”到“重死”观念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天盛律令》中所载“服丧法”“闻哭礼”“居丧免礼”“丧葬设筵”“修造官墓地”和“随葬牲畜”等都反映了西夏建国后丧葬受儒家文化“重礼”和“孝悌”观念的浸染。西夏的火葬和塔葬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墓志盖上刻八卦图源于道教,西夏文水陆法会祭祀文和买地券等也反映了西夏丧葬文化中的佛道教元素。

党项人葬礼有蕃汉众人参与其中,可见当时多民族在此地的和谐共处。汉人官员工匠为党项贵族撰文、书写、镌刻墓志铭,党项贵族给死去的汉人僚属赙赠,这种双方相互的交往交流将夏州地区的民族交融推向了新的高潮。墓志铭作为唐代盛行的一种丧葬习俗,被内迁后的蕃汉各族普遍接受,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周边内迁民族的强大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