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教育绩效及当代启示
——基于阎锡山教育思想的考察

白中阳,常 浩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民国时期山西的义务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山西的村政建设是当时全省政治生活和基层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山西教育的研究已逐渐为学界所关注,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理论,将近代山西教育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山西的科学教育以及师范教育。梁钰颖《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1]一文对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的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了民国山西科学教育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特点,并且为当代科学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段彪瑞《民国山西师范教育研究1912—1937》[2]一文分析了山西师范教育自身的发展以及对国家政治、地方政权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对民国时期山西师范教育发展历程的考察,拓展了地方乃至全国师范教育发展史研究及相关研究,彰显了山西的师范教育特色。然而截至目前,有关民国山西村政建设中教育措施与成效方面的研究分析较少,仅有李金碧的《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乡村教育研究》[3]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从义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职业教育三个方面培育国民意识,启发民智,逐步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历史事实。有鉴于此,本文系统考察了民国时期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教育绩效,在对阎锡山推行的教育事业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员等群体对山西教育的整体评价,从中汲取经验,希望能对当前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山西村政建设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曾大力推行村政建设,自1917年至1930年,历经十余载,山西逐渐成为闻名全国的模范省。在村政建设中,阎锡山特别重视发展乡村教育。执政山西期间,阎锡山本人反复强调当兵、纳税、受教育是国民的三大义务。[4]140正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促使其通过开展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积极推动山西乡村教育的发展。

(一)学校教育

阎锡山高度重视学校教育。这不仅缘于阎锡山本人从小即接受儒学启蒙教育,还缘于其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切身感受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通过教育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真实效果。因此,他在治理山西期间特别重视教育,不断引入日本的教育理念及方法。阎锡山执政山西期间曾要求,山西七岁到十三岁的儿童,不论贫富贵贱,七年内必须要有四年接受基础教育,父母必须要让子女接受教育,这是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又名“义务教育”。他在《人民须知》中规定:“人民如果不去上学,就要受罚,罚了还得上学,又叫强迫教育。”[5]1实行义务教育主要分五个步骤进行:一造就师资;二调查学龄儿童;三筹款设学;四劝导入学;五实行强迫。[6]227国民学校教授包括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课程,四年后即可毕业,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的本领。稍微有钱的人还可以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困的家庭可以自谋生活。[5]3

此外,阎锡山还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他提出:“立国根本,首重道德。根本培养,端在伦常。学校教育注重伦常道德,始可养成国民和睦之风,进而扩张爱群之心。”[7]331所以,在教学内容上,以修身、国文等课程为主。修身课的课本多用儒家的经典名言组成。国文课除了教学生识字外,就是以儒家思想和日本军国主义为理论基础,宣传解释阎锡山实行的政令政策。学校使用的教材主要是阎锡山指定的儒家经典著作和他所著的《人民须知》《督军宣言》等。[8]23为了更好地实现义务教育目标,阎锡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注音字母和白话文。注音字母是学习汉字最简单的办法,也是当时统一语言、普及普通话的唯一捷径。因此,阎锡山非常重视在义务教育中推广注音字母,并最早把注音字母推广到农村。阎锡山还极力推崇白话文。在当时,全国通用国文教材都使用文言文,只有山西的国文教材用白话文编印。阎锡山认为,白话文与注音字母不仅有利于百姓之间、官民之间的交流,更有利于政令的下达以及民众对政令的接受。[8]22由于实施了上述措施,1924年全省学龄儿童总数为1 461 842人,已入学的儿童总数为1 056 115人,受义务教育儿童数占学龄儿童总数的72.2%,居全国首位。[9]503

学校教育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山西教育事业中取得最大成效的部分。阎锡山在义务教育上采取强硬手段,要求所有学龄儿童入学接受教育。在课程方面开设符合学生实际的、实用的内容进行教授;在教学语言上推广白话文与注音字母;在教材选择上重视学生道德品质修养,并使用他本人的著作充当教材。事实证明,通过这样的教育举措,学生能够学到知识及谋生的手段,思想道德水平逐渐得到了提升。

(二)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在村政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国时期山西的义务教育只有四年时间,而一个受教育者从出生到成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阎锡山认为,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拥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7]294因此,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一半靠学校教育,一半要靠家庭教育。[7]525具体而言,重视家庭教育,就是要使人们在社会上遵守规矩。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孝敬父母、兄弟和睦、教训子女、妯娌一心等。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守礼节、讲礼貌,为此,他规定了一些子女在家里应该遵守的规矩。例如孩子上学前和放学回家后,都要向父母行鞠躬礼。此外,针对当时乡村群居环境及生活压力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容易出现兄弟妯娌闹矛盾、不愿意赡养父母,以及年轻人长期依靠家长的惰性心理等问题,阎锡山主张成人结婚后要另立门户,通过这种做法培养年轻人的独立精神和赡养父母的责任心。同时,禁止继母虐待儿女和婆婆虐待媳妇等家庭暴力,如有违反要给予法律制裁。[8]117在待人接物方面,阎锡山还积极提倡尊敬长者、尊重朋友等教育理念。[8]118

实现良好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女子教育的发展。在传统社会中,父亲外出劳作,抚养子女大多由母亲来完成,因此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阎锡山认为,童年时期是孩子最容易听从母亲教导的时期,他们的知识大部分来自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孩子要有好的学识,母亲必须要有好的知识储备,因此必须先要设立女学,让女子接受教育,提高女性的整体文化素养。[10]15-16为此,阎锡山十分重视女子教育,甚至一度将女子教育列入“强迫教育”。[10]18例如,他要求学龄女子和男子一样,必须接受四年的小学教育,以便让女子能够承担起家庭教育方面的责任,即便是社会改良的宣传工作,也可以让有能力且受过教育的女子投入其中。[8]25阎锡山尤为注重女子的道德教育,常以《注意伦常道德》等官方文件训令各县及直辖女子学校,要求其务必加强对女子伦理道德的培养。在教育内容方面,多以古代贤妇烈女的事迹作为蓝本,要求女子做到品性好、职业精、家庭和睦,[11]43并制定了“清白持身,勤俭处家,助夫仁孝,与人和睦”的贤妻标准。[12]22此外,阎锡山还时常到女子学校训谕,训谕的重点多是引导女性如何阅读他的作品并接受他的观点,期望女性能够在家庭教育中将他的教育理念及方法代际相传。在上述教育理念的作用下,阎锡山亦主张实行男女同校,但考虑到当时农村封建观念较重、师资力量不足,只能暂时提倡各地各村联合设立公立女学。[13]

总体而言,阎锡山在村政建设中提倡的家庭教育主要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儿童的行为进行约束,让家中的适龄儿童从小养成好的习惯;另一方面是大力倡导女子教育,加强对女子思想道德方面的规训,让母亲发挥在家中的引导作用,从小教育好子女。就教育成效而言,阎锡山注重家庭教育、创办女学等举措,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不容否认的是,他让女子接受教育的内容中融入了其本人的乡村治理观念,这不仅是为了宣传其自身的统治政策,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基层民众,进而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

(三)社会教育

除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外,社会教育也是民国山西村政建设中的主要内容。社会教育的核心是民心教育,阎锡山认为教育是“六政三事”的根本,而民心则是教育的根本,只有赢得民心,才能使民智、民财、民力真正为政治统治所用。[10]100在他看来,三十岁以上的人群民心教育最为薄弱,尤其是官吏、士绅。所以,要想改良政治,就必须先让官绅找到自己内心的良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阎锡山积极采取“洗心自省”的办法,借此以正官心。与此同时,阎锡山认为人人都有私心,所以民众必须要“洗心自悟”,因此,他极力要求教育管理机构推行“洗民心”运动。[14]97由此可见,阎锡山开展社会教育的出发点在于净化基层政治环境与人文环境,从而推动整个乡村改革运动的良性发展。为此,阎锡山在社会教育改良方面采取了如下几点具体措施:

首先,建立“自省”“自悟”性质的社会教育机构。1917年3月11日,阎锡山在太原成立“洗心社”,并建成了能容纳5 000人的“自省堂”。[15]298“洗心社”和“自省堂”分别被作为省署政府官员的社会教育机构和教育培训基地。“自省堂”悬挂着他书写的“悔过自新”四字匾,给人以警示。阎锡山规定每周日为“自省日”,他亲自带领军、政、学、绅、商、妇女等各级官吏及各界人士数千人,进行集体自省。[16]112每次由专人讲述儒家学说,每次讲话的内容都刊印成《来复》周刊,大量印刷后下发到各村,令全省人民学习。此外,各县设立“洗心”分社,由县知事任社长,并担任主讲。每到演讲之日,由专人通知城关绅商、市井商贩及学校师生,一起聚集在分社,听县知事等人的“洗心”演讲,开展自省。[17]105

其次,建立社会教育性质的补习学校。为了搞好社会教育,阎锡山提出各村都要办一所两年制的国民教育补习学校,二十五岁以下的文盲可以免费入学进行学习,[18]128-130通常由县宣讲员、区助理员和村长等到各村授课,并发动国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寒暑假到农村授课。考虑到基层民众的作息习惯与文化素养,学校开课时间通常集中在冬春两季的农闲时节,主要教授识字和算术等基础科目。由于国民补习学校教学设施简单,多数甚至没有专门的教室,只能在农闲时节把农民集中起来,发放教材后集中开展学习,虽然教学条件简陋,但农闲时节的集中教学既方便又有效。[19]95此外,开展社会教育的方式还有张贴标语和表演话剧。例如,在当时山西的普通乡村,多贴有宣传阎锡山思想的标语,也有学生和官员组成的旅行剧团巡回演出。阎锡山也经常到一些城市和农村发表讲话,并且与当地官员和民众进行深入交流,以便让民众接受他的施政理念。[8]27据不完全统计,1918年底到1921年初,阎锡山到各地乡村的讲话达一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他多次坦露心扉:“民众,民众,快快来听。见了我面,当知我心。我心无别样,只是爱民众!”[20]52不难发现,其在民众教育方面时刻保持着积极且坦诚的态度。

由此可见,阎锡山推行的社会教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让官绅在“洗心社”听专人演讲并进行集体自我反省;一种是设立国民补习学校让民众免费接受教育。此外,阎锡山自己也经常到各地演讲教化民众,无论是自我反省或与民众交流都非常重视。其社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都能接受教育,矫治人心,了解并接受他的思想,进而最终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

整体而言,作为当时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改革之举,上述三种类型的教育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开展了一场全方位的教育普及运动。学校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可以为社会、为国家做出相应的贡献;家庭教育有力地促进了家庭和睦与桑梓间的团结;社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民众的素质,促进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应该承认,阎锡山对山西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山西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其本人在山西的统治。

二、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教育绩效

阎锡山在村政建设中的各项教育举措效果如何,他取得的成绩抑或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可以通过时人的相关评论来了解。为此,笔者选取了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以及地方官员三类具有代表性的群体,通过查阅他们的一些见闻回忆以及对当时教育事业的评价,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当时村政建设中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一)普通民众的反馈:破旧立新

据该时期山西五台县东冶镇石村村民李兴杰回忆,辛亥革命后,阎锡山提倡创办学校,没有校舍就搬走庙里的神像,把庙当作教室,这自然引起了一些守旧派的反对。当时有歌谣唱道:“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剃了辫子留了洋,扳了神像立学堂。”[21]185李兴杰指出,石村的学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学校设在关帝庙。李兴杰本人回忆,自己是1913年十周岁时上的学,当时的徐校长剪了辫子,但多数老师和学生都还留着辫子,校方在学校曾多次宣传剪辫,但响应者寥寥无几。[22]177李兴杰本人还曾回忆:“次年春节后的某天,学校里锣鼓喧天,学生们还有村里的许多人都拥到学堂去看热闹,突然大门紧闭,徐校长宣布要剪辫,不剪的不能出去,两个青年拿着剪子守在大门口。”[22]178李兴杰坦诚地说,自己当时对辫子没有什么留恋,“但大人们对剪辫的顾虑就是害怕清朝复辟后被杀头,所以有些大人怕得要命,有哭闹的,有抵抗的,但最终辫子都被剪了”[22]179。根据李兴杰的整体回忆,剪辫子虽有抵抗,但不强烈,以后剪辫的人逐渐增多,到实行“六政三事”的时候,五台县人的辫子大都已剪掉了。[22]180

此外,早年有着留日背景的阎锡山在执政山西期间,还曾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理念。据李兴杰回忆:“某次民众到河边村去听阎锡山讲话,阎主要讲军国主义思想,曾鼓吹:‘当今世界弱肉强食,要是没有力量,国家就存在不住,所以必须实行军国主义教育。中国若不实行军国主义教育,便在世界上站不住脚。’两三年以后,又发给我们每人一本《军国主义谈》和《人民须知》,让我们到街上去宣传。”[22]183由此可见,在推行山西村政建设与教育革新期间,阎锡山虽然积极倡导破旧立新,革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倡导在乡村开展新式教育,但在其教育思想中始终杂糅着军国主义元素。

遍寻史料,普通民众对阎锡山乡村教育改革方面的评价较少,只是一些散乱的见闻与回忆。从李兴杰的回忆中不难看出,阎锡山推行村政建设、兴办学校教育、提倡剪辫是有一定阻力的,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封建保守势力的阻挠,但是阎锡山依然坚持破旧立新,将村政建设、教育事业持续推进。然而,也必须承认,在乡村建设破旧立新期间,阎锡山将“军国主义教育”思想杂糅到了乡村教育理念之中,一定程度上愚弄了民众的认知。普通民众对阎锡山乡村教育改革的评价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当时乡村大部分民众思想较为保守,封建观念根深蒂固,阎锡山在村政建设中发展教育有利于破除封建思想;二是阎锡山经常在公开场合宣传军国主义思想,于普通民众而言,尽管将其视为正常的官方“教化”,实际上却暴露了阎锡山本人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

(二)知识分子的评价:成绩斐然

知识分子群体对该时期山西教育成效的评价,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或许更为系统与精准。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1921年10月曾亲赴山西考察,在教育界名流座谈会上说:“贵省义务教育方行数年,即有现在的成绩,实属难能可贵。”[23]此后,孟禄在和督军阎锡山谈话时曾说:“贵省义务教育发达,早已声闻海外,今日得亲至贵省观光,实感荣幸之至。”[24]由此可见,孟禄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山西的教育事业办得还是有诸多可圈点之处的,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大环境下,能取得如此成效,更是难能可贵。

此外,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在1925年8月于太原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之后曾言:“山西自革命以来,从未蒙受全国政治上之不良影响,俾吾人得此一堂讨论之清净地;凡政治教育上一切设施,早已切实有效闻于全国,尤予吾人以其良好之模范。”[25]170此后,他深入调查了山西乡村教育的相关举措及成效,曾表示“山西的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已基本普及”[26]420。不难发现,黄炎培在经过系统的调查与考证后,认为在当时社会动荡的环境下,山西的教育发展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并且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再者,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于20世纪20年代曾三次在山西进行实地考察,他曾毫不隐晦地赞誉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的策源地”。[27]145此后,在1925年他还说:“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28]227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山西的小学生人数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比,以及初小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均排在全国首位。[29]227可以看出,陶行知在亲自调查后,对山西义务教育事业给予高度赞扬,认为山西义务教育取得的成效已处于全国前列。

另外,著名教育家茹春浦在考察山西教育后也曾说:“义务教育在各省均尚未能实行,而山西则办理大有成绩。经调查之各村,均设有初级或高级男女学校。各村学龄儿童入学数最高者至90%以上,最低者亦在60%以上,失学儿童甚少。据该省教育当局报告全省义务教育入学儿童,男平均在85%以上,女40%不足。男女平均在75%以上,有数县在80%以上。”[30]不难看出,茹春浦与陶行知不谋而合,在对山西教育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学生的数量和入学率进行了细致的统计与分析,并对山西义务教育取得的成绩给予赞扬。

其他知识分子对山西乡村教育取得的成效也多有褒扬之处。梁漱溟认为山西村治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尤其在禁烟、禁缠足以及普及教育等方面成效显著。时任民国教育部普教司司长、义务教育专家袁希涛也曾评论:“非晋省政教修明,励精图治,不能有此成效也。”[31]329旅欧归国博士王正廷在上海演讲时也曾对阎锡山本人给予很高的赞誉:“中国如有十个张謇、阎锡山,民国建设事业必定大有发展,现状亦决不至如斯。”[32]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群体对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教育改革整体上还是较为认可的。

总体而言,上述知识分子大多对山西教育进行了实地考察,从他们的评论中不难发现,多数知识分子对阎锡山于山西兴办教育事业持赞扬的态度。在社会动荡、军阀混战的年代,山西的义务教育水平、办学规模能够在全国独领风骚实属不易,并且该时期山西的教育改良还对全国其他省份的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上述知识分子也渴望改变旧中国,而教育便是改变人们思想、开启民智的必要路径,这或许正是知识分子认可山西教育事业改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地方官员的回应:饱含军国主义色彩的教育

地方官员作为山西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或可从另一视角揭示该时期山西教育发展的真实面貌。根据时任阎锡山下属的李冠洋回忆,阎锡山在民国初年的施政理念是以“国民政治”为核心的,分为民德、民智、民财三大部分。其中,以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以推广国民教育及人才教育、职业教育等举措为培养民智之举,以兴办实业、造福乡梓为改善民财之措。[16]22以阎锡山倡导的“国民教育”为例,他本人把教育精神倾注在“国民”的“国”字上,彰显自己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管理者与操控者,致使民众接受教育的过程与方式皆受他的绝对支配。

在“国民教育”理念的基础上,阎锡山还试图在山西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核心思想即是“武人当权”“军事统治”。对此,根据时任正中通讯社社长、第二战区司令部通讯处主任的杜彦兴回忆,自1926年起,他曾住在阎锡山创办的进山中学,该校在山西省督军署的东侧,阎锡山自任该校的校长。阎锡山时常在处理军政事务的闲暇之余到学校里散步,不时会在礼堂召集全校师生训话。杜彦兴回忆某次阎锡山于公开场合大谈“军国主义教育”曾言:“在日本的大都市中,白天街上很少见人,大都是在上班和上学,有时街上看到少数人行走,也等于是在小跑,说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紧张。学生都受军国主义教育,重纪律,守法规。富国强民,非走此道不可。”[22]174不难发现,阎锡山是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作为圭臬向学生传授的,这是阎锡山本人一生与日本亲近的思想基础。[22]174-175

由此可见,上述两位政府官员对阎锡山的评价都涉及了阎锡山所鼓吹的“军国主义”思想,这缘于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曾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染,并且逐渐成为该思想的追随者。归国后,阎锡山进入军界与政界,不断将军国主义思想融入其军政理念之中,并逐渐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阎锡山在山西各地建立“养乡保卫团”和“护乡军”,这正是军国主义征兵制度的变相实施。而且,阎锡山执政山西三十多年来一贯强调“当兵、纳税、受教育为人民的三大义务”。[4]抗战后期他推行的“兵农合一”政策,仍是他早年军国主义思想的延续。所以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理念,即是阎锡山教育活动开展的中心思想。[22]59-60不难发现,阎锡山试图以军国主义思想为指导,渴望把山西建成他本人的独立王国,并且完全控制山西民众。

整体而言,通过分析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员三类群体对山西教育事业的评价,可知阎锡山在山西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创办各类学校,各界评价多以正面为主。从普通民众的舆论中可以看出阎锡山本人在移风易俗和推行乡村教育方面是有一定决心与魄力的。从知识分子角度而言,不少教育及文化人士在山西实地考察后,亲眼目睹了该时期山西教育的发展面貌,普遍认为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当时确有可圈点之处。而从地方官员的评价中可看出阎锡山崇尚日本的军国主义,而且阎锡山本人也一直在积极宣传并希望大众能够接受这种思想。事实上,在各种社会思潮涌动的旧中国,每一种建设方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无论阎锡山本人的出发点为何,一系列的教育举措客观上确实推动了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阎锡山推行的教育举措对当代乡村教育的启示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33]295农村要想发展,教育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民通过接受教育,各方面素质得到了提升,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民国时期山西的村政建设是当时政界及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尽管阎锡山推行的一系列教育举措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成效和经验亦可为我国当前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一)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

无论任何时期,要想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国家必须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首先,充足的教育经费是保障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阎锡山在村政建设中为保障学校教育,专门设置了一笔整顿教育的专项资金,而且明确规定不可因其他需要挪用这笔教育专用款项。不仅如此,在1918年到1920年用在教育方面的这笔专项经费还增加了418 924元。[34]2

表1 1918—1920年山西省全年教育经费支出占省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1918年到1920年三年间,山西省的教育经费支出占全省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均高达38%及以上。例如,阎锡山为了把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办成一所模范学校,每年投入2.3万大洋作为该学校的教育经费;学校不收学费、饭费和讲义费,并且每年给学生发一套校服,通过这些优惠政策吸引生源。[35]202同时,为了解决义务教育师资短缺的问题,阎锡山在原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扩建或新建师范学校,并拨公款为农村教育培养师资力量。例如,1919年山西省建成六所省立师范学校和四所女子师范学校,并且在太原组建了山西外国语言学校,在全国各地招聘二百余名高等小学毕业生,学制九年,开设英语、法语、德语,毕业后都被选送到西欧各国留学深造。[17]110

透过上述史实反思当下,当前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但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发展城市教育的同时还应把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经费以及师资的投入。在教育经费方面,建立、健全农村教育经费保障体制,制定科学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机制,由省级政府统筹规划,各级政府合力分担教育经费。在师资力量方面,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任教,提高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水平,缩小城乡教师福利待遇方面的差别。在师资培训方面,加强农村教师的专业技能与理论知识学习,使其专业水准不断提升。在政府的主导下,城乡教师可以经常进行业务能力方面的交流与学习,城乡教师的交流与互动可以有力推动乡村教育的振兴。

(二)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当前我国很多家庭不太重视家庭教育,不少家庭中的父母因为工作等原因缺少与孩子的交流,忽视了对孩子家庭伦理道德方面的引导。民国时期,阎锡山在乡村教育方面让各家各户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积极引导民众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过程中尤其重视对儿童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事实上,阎锡山倡导的家庭教育措施与理念中,有很多值得当下家庭教育思考与借鉴的地方。

例如,阎锡山在礼仪规范、人格发展等方面均作出了规定。在礼仪规范方面,家长要时刻引导孩子不准说脏话;孩子玩耍的时候多让其玩一些有益于心智成长的玩具;在行为上引导孩子养成拾金不昧、物归原主的良好品质。[7]424在懂礼貌方面,阎锡山主张,家长应积极引导孩子从小养成尊敬师长、礼待亲朋的良好礼仪。在人格发展方面,父母要培育孩子诚信为本、真诚待人的良好品质,同时还要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择友标准,如果发现孩子与品行不端的人来往,应立即制止。[7]424-425此外,父母还可以把家中的各种生活日常制定成家规、家法,所有人都要身体力行,以便于良好习惯的养成。整体而言,透过阎锡山的家庭教育理念不难发现,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当父母注重家风建设时,子女也会从中受益。

事实上,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互相促进、共同培养下,广大青少年一定能够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然而,时下很多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并不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认为教育孩子是教师的责任,孩子品行、成绩不好都是教师的过错,这种观念是极为错误的。实际上,父母更要及时关注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与教师多交流、多沟通。每个家长都应该注重家庭教育,使自己的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与品格。对于乡村建设而言,家庭教育有利于乡风和谐。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家庭教育,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摆在同样重要的位置;教育部门应增加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将家庭教育的落实、督导纳入考核范畴;各地也可以通过家庭教育经验交流会、分享会等形式促进家庭教育的发展。

(三)地方领导要有办学的热情

民国时期山西教育事业取得较大的成效,离不开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对乡村教育问题的重视。当政府官员对乡村教育事业充满热情,那么无论是教育资源还是政策支持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如果地方领导目光短浅,只注重经济发展或是当前的发展,并不考虑长远的利益,对教育事业态度冷漠,那么教育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透过相关数据可知,阎锡山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例如,他在定襄创办了川至中学、实生活小学,在太原创办了进山中学、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36]486这些学校培养出很多人才。此外,为了保障教育政策的落实,《山西省义务教育规程》中曾明确规定:“各县知事暨办学人员奉行不力,经省督学查明或由行政长官查出者,得呈请省长按失学条例从严惩办;县知事办理义务教育有卓著成效者,由教育长官呈请省长,按照知事兴学条例,分别酌奖其地方办理学务人员;各区长、村长中,有尤为教育出力卓有成效者,得由县知事或省视学呈请教育长官,按地方兴学人员考成条例,分别奖励。”[37]2-3由此可见,督促地方官员重视教育事业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能够提高教育政策执行的效率,更能够在奖罚分明的制度体系下提高教育政策执行者的办学热情。

基于上述史实,可通过如下三个方面提高地方主政者发展乡村教育的热情:首先,可通过将地方领导的教育绩效纳入考核、与奖金挂钩等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办学积极性。其次,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队伍的教育思想建设与引导,培养他们树立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执政理念与意识,提高他们发展人民教育的觉悟与担当。再次,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各级政府及广大民众要加强对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的监督,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的发生,增强教育施政者发展乡村教育的自主性与自觉性。

四、结论

整体而言,民国时期山西的村政建设是可圈可点的,该时期阎锡山大力推行村政建设,在教育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在社会改良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首先,通过创办各级各类学校不仅促进了乡村教育的进步,更让山西义务教育在全国独树一帜。其次,以家庭为单位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使儿童从小养成好的品行,为整个乡村风气的改良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再者,通过宣传、演讲、报刊等形式的社会教育,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国民的素质,使山西逐渐融入了现代教育的潮流。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山西的教育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来到山西进行考察学习,有的军阀也向阎锡山学习,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发展教育,这是山西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尽管阎锡山兴办教育有其私心,但其发展教育的力度与超前的教育理念在当时难能可贵。时下我国的农村教育形势依然严峻,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政府投资规模不够,办学条件艰苦落后;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教学水平不高;留守儿童数量增多,家庭教育残缺不全,家长督管力度不够,管理学生的难度变大;教育思想保守,育人观念落后,等等。对此,以史为鉴,参照民国时期阎锡山在山西乡村教育中采取的诸多举措与教育理念,或可为当下我国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应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