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视域下文博类节目的国际传播和认同建构

周琼 甘佳霭

【内容提要】文博类节目作为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综艺形式，立足于文化公共领域，在社会化和媒介化的过程中塑造文化记忆。这些传统文化因素在媒介化以及再媒介化的进程中重现历史，使我国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重构与其他国家以及海外受众的关系，重塑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格局。本文从文化记忆、文化延续、文化认同三个层次深入分析文博类节目，聚焦国家形象重塑下的文化內核、数字记忆中的文化传播和文创传承、文化差异下的创意表达与身份认同，提出要以影像化的手段将个人的力量汇集成集体的力量，将时代记忆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传播力，积极争取话语权和国际认同，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关键词】文化记忆 文博节目 国际传播 文化折扣 认同建构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几年，我国涌现了一大批备受观众喜爱的文博类综艺节目，如《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典籍里的中国》等。这些借助媒介传播的节目成为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折射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在新的国际传播时代，文化因素也被视为是一种可以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流动因素，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文物身上得以呈现，文博类节目在国内的发展演变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其对国民文化记忆的打造能够产生强大的传播生命力。文博类节目作为打造中华文明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发生了哪些变迁？节目形态和传播效果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对于文化记忆的塑造和文化认同建构有何意义？文博类节目将对中华文明的海外文化传播带来怎样的契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

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夫妇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对“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等概念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文化记忆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文化记忆包括记忆（对过去的指涉）、文化的延续以及认同（政治想象）三个方面。①

文博类节目以视觉叙事的方式将文物带到观众的面前，复刻其历史，传递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化进行重新建构，是一种创新之举。本文将深入分析以文物为载体的文博类节目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变迁及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在互联网时代遇到的海外传播契机，来考察中华文明的记忆传播与文化认同建构。

二、文博类节目发展变迁梳理

我国的文博类节目经历了新闻报道、文化遗产纪录片、专业栏目化、文化综艺节目这四个发展阶段（如表1）。关于1972年西汉长沙国轪侯夫人辛追的墓葬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新闻，是中国文博电视节目的一个新开端。在这一阶段，文博电视节目大多是采用直播的方式，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就文物出土以及考古等相关信息进行传达，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节目形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陆续引进了国外一些新的电视节目样态，我国的电视媒体在文博节目形式上开始了创新，大型专题纪录片在这一时间段迎来丰收，相继播出《丝绸之路》《长江》等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录片无疑是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佳载体之一。②在专业栏目化阶段，文博电视节目开始以独立的节目形态出现，并且逐渐演变出不同的节目表现形式。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的鉴宝类电视节目有20多档，在高峰时期，甚至出现了50多档。

我国文博类节目真正大范围走入公众视野始于央视于2016年播出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该片讲述了一群普通的故宫匠人修复文物的故事。随着文博类节目的发展，《国家宝藏》的出现成为现象级综艺节目。该节目以“文物+综艺”的模式，解锁了以往文博类节目发展的桎梏，创新表现形式，引领了文博类节目发展的新方向。③据统计，《国家宝藏》第一季节目播出期间，海外视频总浏览量破2000万人次，海外互动量超百万人次。

随后，《如果国宝会说话》中将文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观众平等对话，运用先进的科技呈现手法，通过融媒体传播，让文物“活”起来，走进大众视野。之后，北京卫视推出的《上新了·故宫》这档文化创意综艺节目打造“IP+文创+消费”的传播模式。第一季首播收视率0.905%，创下首播电视、网络双平台第一，电视端收视率全国第一，网络端热度全网第一。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将蕴含在古籍中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进行了可视化、故事化、直观化的艺术转码。节目一经播出，全网共收获超20个热搜，众多网友在微博、知乎、豆瓣、B站等社交平台上对节目展开热烈讨论。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众多网民参与到文化记忆的建构中，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基数庞大的传播主体，从而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媒介化表达奠定了良好的传播基础。

三、从文化记忆视域看文博类节目的海外传播

（一）文化记忆：国家形象重塑下的文化内核

1.“文物+综艺+纪录”，呈现中国文化基因

文博类节目打破以往政府主导的精英式对外宣传框架，用寓教于乐的“文物+综艺+纪录”的全新形式，让沉睡的文物不再尘封于博物馆内供游客参观，将文物中蕴涵的传统文化内核融入综艺节目的形式中，向世界展现悠久的中华历史、积厚流光的中华文化底蕴。文化类综艺节目在娱乐性、互动性与高参与感的基础上兼具文化性、情感性与高启示性。④文博类节目作为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方式，通过海内外的多媒体传播矩阵，以文化综艺的形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期得到文化认同及海外受众的共鸣。

“文物+综艺+纪录”的方式真正让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遗产“活”起来，并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之源。⑤文博类节目在洞悉观众收视需求的情况下，为观众呈现一场极具中国文化基因的视觉盛宴。或以国家重器文物作为传播对象，富有仪式感的介绍增添了国宝的神秘感与庄严感，并借助3D技术由专业演员和“国宝守护人”演绎文物的前生今世的故事。或通过意境的再现复活了故宫的历史，明星嘉宾进行复盘演绎，探秘拍摄故宫尚未开放的领域，唤起民众对历史记忆的好奇。

让海内外观众立体、沉浸式参与到文博类节目打造的文化场景中，体会文物背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当代的文化价值，通过演员的妆造演绎，力图重现历史记忆，并将文物的文化价值与文化记忆还原于观众的眼前、耳内和心中。使之深入地了解文物承载的文化记忆是如何生成并在一代代华夏儿女的接力中传承至今，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以焕发其当代的文化记忆。

2.创新性诠释传统文化，改变“他塑”窘境

国家形象是在国与国之间相互建构中形成，人们对他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是建立在对本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基础上。⑥在“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语境下，中国长期面临国家形象被动“他塑”、自塑能力较弱甚至缺席的窘境。这种“他塑”的“他者”形象在国外受众心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传播的隔阂也就显而易见。因此，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采用数字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的“自我”诠释，以改变“他塑”的窘境。

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对外输出，需要不断创新表达手段，如何让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力量和基本价值观获得海外受众的认可，最直接且奏效的方式便是让蕴涵价值的文化产品走出去，而文博类节目就是一种文化产品的创新尝试。《中国的宝藏》由央视纪录国际传媒与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新闻频道联合制作，主持人阿拉斯泰尔·苏克寻访中国各大博物馆及其珍藏品，了解中国古代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核。利用多媒体和数字技术，将文物的历史故事、文化情感、呈现在观众眼前，寻找中国古代文明的现代传承，让海外观众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故事、了解中国文化。

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自我”与“他者”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共鉴、共融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⑦主打传统文化内核的文博类节目，消解了文化输出时官方主导叙事的“宣传”意味，“润物细无声”的向海外受众展现东方大国的文化魅力，塑造全球观众的文化记忆，在全球共享的意义上诠释中华文明，以自我主导的传播方式讲好文化故事，最终实现借力出海的文化传播愿景。

（二）文化延续：数字记忆中的文化传播和文创传承

1.数字技术唤起历史记忆，传统文化再媒介化

媒介技术的发展，新旧媒介更替，并接力互动传递文化象征符号，从而再造文化记忆的过程，被称为“再媒介化”，而文化记忆的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或者累加，而是经过非物质或物质的媒介，不断地重构、回忆与遗忘的过程⑧。文博类节目以文化资源为内核，通过发挥数字化创造的潜能，借助技术的手段，搭建起新的文化空间与记忆场景，唤起传统历史的时代记忆，赋予传统文化再媒介化的可能，对传承和建构文化记忆发挥重要作用。

文博类节目或将国宝与当下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将国宝蕴含的情感融入综艺的仪式场域中，通过设置宣誓仪式环节，增加文化的仪式感，将文化内核参与仪式中，使受众自主承担起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或邀请嘉宾带领观众去探索寻找历史记忆，在真实的数字化故宫场景中可触可感，从而在真实场景中建构记忆。节目融入个人的情感因素，打破时空的限制，实现对文化记忆的再次激活和延续。此外，文博类节目中的萌宠元素不仅增加趣味性，也是普泛易感的传播符号。人与动物、动物与历史文化的和谐共生，不仅贴合国际受众的价值取向，还传递出更美好的文化元素。故宫与腾讯合作通过“数字化+云化+AI化”，在文物数字化采集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开展“数字故宫”建设，通过技术化的手段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仪式传播并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在仪式的氛围中传递某种特定的情感，是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⑨，并在仪式感的建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延续，为海外受众打开了解中华文化的一扇窗，以向世界展現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传播力。

2.文创产品跨区域传播，文化与经济互促

文化创意团队在不断再媒介化中提高节目品质的同时，也持续开发相关的文创产品以获得经济效益，利用文化IP的衍生品进行传统文化的二次宣传，利用文创产品中实现文化精髓与文化价值的传播。文博类节目的文创产品可以通过各种海外平台销售，文创产品的售卖、评价、流通等也能够促进文化的多层次传播。通过网络营销等手段来实现文化的跨区域传播，以文物周边产品为载体来促使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巫·喀秋莎”蓝牙音响，将乾隆时期的掐丝珐琅宝相花纹与西方古典的模拟音响播放器相结合，融合古典东方与西洋现代两种风格以打破文化壁垒。此外，还和腾讯地图合作推出“玩转故宫”小程序，以轻应用玩转大故宫，以新方式连接新公众，将游戏与文创融入传统文化的交流互动之中，巧妙实现文化的延续发展。对市场进行精准定位的基础上推出的文创产品，将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商业相结合，在文化与经济的合作中加深全民文化记忆的形成。

文创产品赋予了传统文化成为产品传播的可能，在商业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中得以延续发展。但是要搭建一条完善的文化产业链，不仅要考虑精神层面的传播与突破，也要将经济效益与海外受众的参与程度视作衡量文创产品“出海”的标准之一，更要考虑：文博类节目是否能够实现观众和消费者之间角色的转化，节目的情感积累以及衍生品是否符合观众的喜好，能否以其需求为基础来开发节目周边及衍生品。

（三）文化认同：文化差异下的创意表达与身份认同

1.文化创意的共情表达打破文化折扣

在普通经济学中，“文化折扣”的概念是指在确定娱乐产品的经济价值时必须考虑到的文化差异因素。⑩每一种文化产品都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跨文化传播过程由于受传者的认知不同所发生的文化隔阂使得信息传授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从跨文化传播视角来看，导致“文化折扣”的因素繁多，主要集中于文化价值观、文化背景、语言几个维度。面对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传播格局，文博类节目想要更好打破文化隔阂，降低文化折扣，须坚定文化主体性，不断将共情元素融入形式与内容的表达中。

文博类节目以文物符号为切实的载体，再造历史场景、故事化的舞台演绎等方式，无法说话、不会移动的文物与中国的匠人精神、当代民族价值巧妙融合，打破文博类节目向海外输出的语言障碍，消解不同地区观众差异化的文化立场，摆脱其原本的文化认知框架，感受、领悟、理解中国文化，让海外受众在动态的演绎过程中感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产生文化共情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认同。

文博类节目中独具代表性与创造性的文化符号与生动的演绎呈现形式，能够更好地利用共通的非语言符号，打破异质文化背景造成的文化折扣，搭建起海内外观众沟通情感、交流文化的纽带，让海外受众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共鸣中理解其中传递的文化价值，从而改变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凝聚起各国观众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

2.文化记忆唤起共同体价值认同

集体记忆中分化出的文化记忆，作为一种以文化为记忆主体的凝聚性结构，揭露了人类文明传承的内在逻辑，而文化记忆需要借助各种媒介才能转换、过渡为文化层面的集体记忆。在国内爆火“出圈”的文博类节目，作为承载、转换文化内涵乃至文化层面集体记忆的媒介载体，不仅能凝聚起国内观众对本国文化的文化自信，还能唤起海外观众的文化想象，构建起跨越国别、地理隔阂的“文化想象共同体”，通过观看节目、参与互动等文博观赏体验、情感体验，将文化体验与感受转化为一致的文化记忆与文化价值认同。

2019年，《国家宝藏》节目组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新闻频道合作推出的《中国的宝藏》在海外播出后，广播电视受众研究机构“索福瑞”对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三个国家的观众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九成的观众表示“我很喜欢”，最为认同的观点是“直观展示了中国文物的美与独特”和“深入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高达96%看过节目的观众表示非常愿意推荐给朋友。

文博类节目“出海”，会让更多贴合发展实际的中国故事、贴近海外受众信息需求和思维习惯的中国形象，进入各国观众的视野。作为综合文化载体，文博类节目将文物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代表的具象符号作为纽带，以共有共通的文化内容为基础，通过媒介技术和演员模拟呈现已逝历史、文化和生活场景。在与海内外观众的节目互动中，使不同文化场域下的受众共同感受到美好与温情，沉浸式地将个人记忆与社会思潮、文化演化相联结。在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的基础上，既焕发出传统文化与尘封文物新的内涵，又创新了文化传承的模式，开拓出文化“出海”、凝聚文化共识的新途径。

四、结语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我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塑造全民文化记忆，形成全球文化认同具有实践意义。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但需要薪火相传，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文化自信的实现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而文博类节目作为文化记忆形成的重要载体，对于节目的海外传播对象而言，传播内容不仅需要满足受众的收视期待和收视心理，还需要通过节目的文化传输激起他们参与到文化记忆形成的过程中。

文博类节目通过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借助新媒体手段时代实现再媒介化，将文物所带有的历史文化价值上升到全球受众的共享价值，以影像化的手段将个人的力量汇集成集体的力量，将时代记忆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地位，积极争取话语权和国际认同，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网络与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实现途径”（18ZDA311）的階段性成果。

周琼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甘佳霭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②敬菲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录片的价值与传播》，《当代电视》2019年第1期，第69-71页。

③产启东：《“文物+综艺”模式引领文博类节目发展新方向——以〈国家宝藏〉为例》，《东南传播》2018年第5期，第107-109页。

④刘洋：《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特点及创新分析》，《当代电视》2019年第6期，第53-55+76页。

⑤孙静：《〈国家宝藏〉：文博综艺类节目的新标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年第5期，102-105页。

⑥匡洁：《论刻板印象与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电影文学》2014年第22期，第9-10页。

⑦晏青：《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媒介逻辑与社交融入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111-119页。

⑧袁靖华、陈涵瑶：《“再媒介化”：文化记忆视角下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创新路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年第10期，第37-41页。

⑨张兵娟：《全球化时代：传播、现代性与认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⑩薛华：《中美电影贸易中的文化折扣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

责编：霍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