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胡志平,苏子涵

(华东政法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命题,公共服务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1]。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农村公共服务的数字化。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凸显了公共服务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成为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的关键词。然而就目前形势来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而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何谓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主要有两种视域理解。一是结构性视域理解,二是质量管理视域理解。“结构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即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主要涉及“城与乡”“质与量”“供与需”的功能结构性关系[3]。由此,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就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城乡融合、质量匹配、供求均衡。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共享、效率是公共服务高质量内涵的三个方面[4],即如何实现供给结构优化适应发展需要、如何实现群体均衡共享(特别是城乡均衡共享)、如何提升供给效率。遵循结构性视域逻辑,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实质是发挥数字技术的精准、均等化作用。

大数据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提供技术基础。在精准识别、精准决策、精准驱动和精准体验等方面,大数据的精准性能够为公共服务递送提供支撑[5]。其作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倍增器”,为解决乡村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提供了技术条件[6]。数字赋能公共服务具有效率、均等化等价值,实质是一种技术思维。二是质量管理视域理解。从质量差距视角看,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是村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服务水平之间高度贴近或契合[7]。建立全过程质量治理模式是助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交叉性、共享性、整合性、敏捷性、去中介性等特性的数字化技术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形成表达赋能、决策赋能、匹配赋能和评价赋能,促使村民的公共服务期望与实际感知之间高度贴合,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达到高质量效果[8]。质量管理视域的实质也是技术思维,只不过是借鉴质量管理理念,通过质量管理的方式来破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问题,进而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结构视域、质量管理视域背后遵循的是技术思维逻辑,而相对忽视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大背景、大场景。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不仅仅是依托数字技术驱动服务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更应该是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关键场景中。进入新发展阶段,农民、农业、农村发展对农村公共服务提出了高质量需求,这要求发挥数字技术赋能,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因而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是农民、农业、农村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而非仅仅是农村公共服务自身发展需求。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满足新发展阶段农民个体全面发展、农业强国建设与乡村振兴需要;另一方面,满足农村与城市走向融合,即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综上,理解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需要超越传统的数字技术思维、质量管理思维,构建一个基于高质量发展语境思维的“发展阶段-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数字赋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框架。

二、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视域框架

当前理解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存在两种视域。一是质量管理视域。数字赋能依托数字技术,破解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困境,即数字技术发挥其作用,破解农村公共服务的供求失衡、质量失衡,实现供给精准、质与量的匹配。二是结构视域。数字技术突破农村时空限制,外部公共服务资源延伸农村,即从农村没有的资源,如城市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等运用数字技术延伸拓展到农村,实现城乡均等化。当前数字技术+教育、数字技术+医疗正是这种流行的方式展现。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因此转化为数字技术如何实现农村公共服务自身的高质量与外部公共服务资源依托数字技术超越农村时空约束延伸拓展到农村,即自身的质量管理与外部资源的结构优化。目前学界对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理解存在两者互用。本文倾向后一种,即从公共服务依托外部数字技术及公共服务与数字技术融合来突破农村时空限制,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微观的质量管理视域,即数字技术如何提升满意度,提升服务质量。数字赋能的质量管理视域有效解释了数字技术如何有效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但微观质量视域会遮蔽宏观逻辑,失去真实的关键方向。同时实现供求精准匹配,是一种结构视域。实现城乡均等化也是结构视域。结构视域既有微观的供求关系、量与质关系,也有宏观的城乡关系,虽有效解释了农村公共服务背后的深层质量逻辑,但脱离了农村、农民、农业场域,特别是农业新阶段要求,忽视了背后的宏观发展阶段逻辑。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根植于“三农”场域新阶段的要求,而非仅仅是满足质量的要求或实现经济上的供求均衡。由此,理解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不能单纯从质量管理、结构视域展开,也不能仅仅以经济的或单纯的技术思维理解,需要从综合性的发展视域来理解,从质量视域、结构视域走向发展视域。

1.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是基于微观个体农民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要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而迈向更高文明程度的现代化,必然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9]。农民全面发展是新阶段的发展指向,农民个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提升其发展的机会能力,而这有赖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公共服务形成人力资本赋能农民,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面对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差距,如何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数字技术是其必然的选择。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在于数字技术能有效破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约束(实现农村供给规模)、信息约束(实现供求精准匹配)、时空约束(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进而有效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推动微观个体农民的全面发展。由此,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微观逻辑是微观个体农民全面发展。

2.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是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即有较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新一代农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要素,是培养高素质农民的根本。缺乏掌握数字技术的农民,显然难以掌握及运用好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技创新自然也就难以实现。数字技术、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两者相辅相成。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是数字赋能效应的前提;数字赋能是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必要条件。很大程度上,数字技术的使用程度、方式、技能水平等决定了其可能获得的经济回报[10]。数字技术形成数字经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但数字技术也可能带来数字鸿沟。破解数字鸿沟的秘诀就是让农民接受数字技术教育与培训,掌握数字技术,享受数字红利。由此,消除数字鸿沟,享有数字红利,形成数字经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中观逻辑。

3.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是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战略场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是处于高质量新发展阶段的宏观场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村发展的阶段要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而数字技术能有效突破公共服务资源的时空限制,促进均等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根本动力。作为人力资本的关键要素,高质量农村公共服务事关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要更好发挥公共服务作用。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2035年的发展总体目标之一。高质量发展是内需型、创新型、共享型增长[1]。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一方面是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能有效降低农民支出负担,降低预防性储蓄;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能改善农村消费环境,让农民有消费意愿和能力,推动经济内需型增长。另一方面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有效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创新,形成创新型增长。同时,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能缩小城乡差距,形成以公共服务为动力的包容性增长模式,推动共享型增长。由此,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应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场景,数字技术赋能要解决的是如何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农村公共服务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上。超越自身质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的宏观命题。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场景逻辑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不仅是让服务质量更高,更能提升农民未来全面发展的能力。如何能够抓住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产业振兴,进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数字技术给乡村带来的是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农村公共服务是关键变量。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新阶段,需要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构筑以公共服务促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而这正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内在逻辑,图1勾勒了这一内在逻辑路线。

图1 发展阶段-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路线

三、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阶段”逻辑

公共服务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平衡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不仅仅在于农村公共服务自身的高质量,更在于要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及城乡的高质量,遵循新发展阶段逻辑。

1.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推动微观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即是人的现代化[11]。进入数字时代,数字赋能是题中之义。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不仅涉及农村公共服务自身如何更高效,如精准匹配农民需求,实现精准化供给;还涉及数字技术对微观个体农民成长的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2]目前农民的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短板。如何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即农民的全面发展成为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的新场景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涉及身体素质的现代化、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和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化[13]。高质量的公共医疗、公共文化、公共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直接影响到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劳动者知识与技能。没有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匹配,农民的现代化也是难以实现的。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在于其能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在长期以来公共教育资源的城市偏向情形下,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大,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数据显示,2020年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农村占比22.02%,城镇占比56.45%,相差34.43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农村占比5.74%,城镇占比31.97%,相差26.23个百分点[14]。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背后隐含着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面对依然较大的城乡公共教育资源差距,该如何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这就需要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共享公共服务资源,破解农村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瓶颈,进而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因而,依托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让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延伸到农村,是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新途径。如依托数字技术,将优质的医疗资源纳入农村数字医疗平台,为农民的身体素质提升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破解农村公共医疗服务质量的短板。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让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有了高质量发展,也就相当于提高了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人力资本效应。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发挥人力资本效应,可提升农民可行能力,进而推动农民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是人全面发展的核心[15]。人的能力,被Sen称为可行能力。在可行能力维度的测量选择上,Sen把健康、住房、教育、卫生等作为一个人可行能力高低判断的标准[16]。教育服务能培养和开发人各个方面发展的能力[17]。由此可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农民基本可行能力的基础保障以及可行发展能力的扩展上扮演着重要,甚至关键角色。要想实现农民高质量发展并提升可行发展能力,离不开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供给。公共服务既能在医疗卫生领域提高农民基本可行能力,避免农民遭受疾病、营养不良等困扰,也能在教育上提高其可行发展能力,使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更高的能力参与社会实践。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指向“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实践活动[18]。由此,公共服务的数字化-人力资本-可行能力-农民的现代化(农民的全面发展),正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的微观个体逻辑路线。

2.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数字时代之后,城乡存在较为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见表1)。表现为以数字基础设施“接入差距”为特征的一级数字鸿沟和以数字技术“使用差距”为特征的二级数字鸿沟[10]。2022年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存在2.5%的差距,更为突出的是城乡之间的二级数字鸿沟。能否有效使用数字技术,数字素养是关键。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得分56.3分(满分100分),农村居民平均得分35.1分,差值高达21.2分;农民数字素养得分仅18.6分,显著低于其他职业类型群体,比全体人群平均值低了57%[19]。数字鸿沟背后是数字素养的差距,跨越数字鸿沟则要补齐农民数字技术教育与培训等公共服务的短板。

表1 2020-2022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及差异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让农民享有数字红利机会。按照技术变革的筛选逻辑,数字技术构造了新门槛[20]。农民能否跨越数字技术制造的新门槛,关键在于农民能否掌握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掌握和使用程度依赖于数字技术的教育培训等服务。现实情况是农村缺乏数字技术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农民依靠自身难以掌握数字技术,数字技术造就的更多可能是因“使用差距”的数字鸿沟而非数字红利。破解之道就需要高质量公共服务匹配,让农民拥有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也就是说,要为农民提供数字技术的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提高农民数字素养,才能跨越数字技术门槛,享受数字红利。正如有研究所揭示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户对电子商务营销模式接受度较高,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差异是导致农村电商户增收差异的重要因素[21]。由此,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民享有数字红利的关键变量。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通过互联网+教育培训实现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有效匹配,打破了公共服务供给空间限制,使得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延伸至农村,实现赋能,提高农民人力资本,使其掌握好、利用好数字技术,从而享有数字红利机会。

进入新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关键。对农业农村而言,数字红利效应就是乡村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与农业科技创新助推农业强国建设。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何以推动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其机制是公共服务数字化。一是基础设施数字化,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农村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公共服务重要内容。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其中之一就是数字赋能基础设施,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电商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能有效突破空间的地理距离限制,催生新行业和新业态,如农村电子商务创造了新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进而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突破时空限制,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农民能更好地掌握数字技术发展机会,发展数字经济,如抓住农村迅速增长的电子商务机会,这也将有效促进乡村振兴。二是公共服务数字化,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特征[22]。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作为人力资本要件的高质量公共服务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前提条件。同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最终效果也依赖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业劳动者。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更易接受和理解创新的管理方式和生产经营模式,能更有效地应用数字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大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3]。由此,公共服务形成人力资本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人力资本-数字经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正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路线。

3.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促进宏观城乡融合发展。长期以来,受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偏向政策影响,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45,远高于国际的1.5的平均值。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最突出表现,公共服务短板也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24]。表2显示,从2011年到2020年城市与农村中,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人员数、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都存在明显的差值,城市人均配置的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和医疗设备数量均多于农村,且差值具有扩大趋势。2020年城市地区的卫生人员数量比农村地区多出了59万人次,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与农村地区人数之间的差值为6.28。进入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是必然要求。如何畅通要素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有赖于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

表2 农村与城市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再配置。如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教育,通过数字技术聚集多方力量建设教学信息化服务平台,将全国各省、市、县级的优质教学资源整合利用,利用社交平台共享课堂教学,解决农村资源短板[25]。这样数字技术就能够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教育资源再配置,达到共享。数字技术在没有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绝对总量的前提下,通过极低的边际使用成本实现更大范围的优质资源共享,成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资源高效化配置的重要依托[26]。这进一步表明数字技术成为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再配置的重要方式。同样,依托数字技术可实现城乡医疗资源再配置,促进城乡基本医疗服务资源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解决农村公共资源不足问题,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与水平。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与水平上升有利于增强农民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这将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属性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将为企业之间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传递和共享创造良好的环境,帮助提升企业研发效率,降低企业获取资源的生产成本,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引导资本资源流动。对金融资源流动同样如此。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建立的数字化金融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将引导金融资金的城乡间再配置。由此,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要素流动-城乡差距缩小-城乡融合发展,这正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优化公共资源等配置,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资金等要素流动,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路线。

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数字赋能限度及实践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超越质量、技术思维,遵循新发展阶段逻辑,推动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并有效发挥其人力资本、数字红利与资源配置效应,有其前提条件。发挥数字赋能效应,公共服务数字化是关键机制。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正是通过对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来实现的;而要实现公共服务数字化,需匹配的数字化人才、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公共资源等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实中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还存在人才、基础设施、资源配置体制等困境,需要加以超越与破解。

1.农村数字化人才限度及实践超越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发挥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价值效应,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数字化人才也是第一资源。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囿于农村公共教育资源限制,农村数字化人才短缺。同时,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农民自主学习数字技术甚至成长为数字化人才的动力也较为缺乏。相对城市,农村的生活环境、发展平台与发展机会还有较大差距,农村引进数字化人才自然也困难重重。农村数字化人才的自我成长与引进存在限度,与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发挥价值的需求不相适应。为此,需突破农村数字化人才限度。一是强化政府农村数字化人才教育与培训责任。农村数字化人才培养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依托数字化平台,专门设置为农村地区提供专业化的数字化知识与技能教育培训项目,培养数字化人才。如,2016至2021年,江苏省连续6年在乡村开展电商“万人培训”“农民手机技能培训”等活动,累计培训人数6万多人,共培育淘宝镇248个、淘宝村664个,2020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843亿元,参与直播的农产品数超过30万个[27]。农村地区财政资源有限,中央政府应设置农村数字化人才培养专项资金及绩效考核制度,激励县乡基层政府更加注意农村地区的数字化人才教育培训。二是引导市场、社会力量培养数字化人才。市场、社会也是农村数字化人才成长与引进方面不可或缺的力量。如陕西省宜君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21年1月,宜君县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开始与阿里巴巴合作,通过引入“AI豆计划”人工智能产业等项目,吸引青年数字人才221人返乡创业就业[28]。同时,政府应出台精细化、针对性强的支持农村数字化人才培养的财政金融政策,如给予企业税收优惠、金融贷款专项及利率优惠等,激励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地区的数字化人才培养和引进。三是强化农村数字化人才的学校培养。数字化人才培养的关键要靠教育。要坚持从“娃娃”抓起,将数字技能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社会的数字化能力形成奠定坚实基础。对农村地区而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数字教育建设,重点构建覆盖全年龄段、全生命周期的数字信息技术教育体系。同时在高等学校,特别是农业大学设置农村数字化的专业、学科点,建立农村数字化人才的教育培养体系。

2.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限度及实践超越路径。“要想富,先修路”,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数字赋能的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建设农业强国要把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当前及今后的基石工程。当前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根据CNNIC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3亿,占网民整体的27.9%;城镇网民规模为 7.58 亿,占网民整体的72.1%。这充分表明,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如互联网设施薄弱,限制了农村的互联网使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21年底,乡村互联网普及率达57.6%,这与我国73%的互联网整体普及率相比仍存较大差距,并在东部与中西部乡村地区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数字鸿沟[29]。从客观情况看,我国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全方位数字化改造,加之部分乡村地理位置偏僻、地形复杂,使得新基建的建设成本高、难度大[30]。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成本高,而享有却是普惠的。这使得高投资与普惠之间的张力突出,企业投资意愿较弱。同时,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缺乏,农村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业态发展没有基础,农村数字产业成长自然也就困难重重,数字经济红利难以惠及农村。这反过来进一步减弱了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动力。此外,由于保障不完善,各类数字基础设施互通不畅,存在“断链”现象,享有数字红利受限,投资动力更弱。有学者运用测算指数发现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数字产业资源配置滞后仍是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原因[31]。为此,欲发展数字经济,享有数字红利,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跨越数字化基础设施限度。一是强化地方政府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的主导作用。数字化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属性,政府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的主体,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对农村地区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快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网络光缆的铺设、感知设备的铺装以及城乡基层管理信息数据平台等的搭建;提高网络在农村的有效覆盖率,为农村发展数字经济、享有数字红利,打下坚实的数字化设施基础。二是积极鼓励引导市场、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应积极出台政策措施,鼓励符合条件的相关市场主体参与到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中来,推动政府投资与金融信贷投贷联动,鼓励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和运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统筹构建多元化的还款渠道等,将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多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样才可以形成加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合力,为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注入源头活水。

3.数字化资源配置体制限度及实践超越路径。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是让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必然要求。发挥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实现数字化公共资源再配置,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现实中数字化公共服资源配置受到体制限度,如地区和主体间尚未统一的制度标准,使公共服务资源整合难,成本效率受限[32]。数字化公共资源配置体制限度突出体现在。一是数字化资源均衡配置制度弱。城市与农村长期以来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都各不相同,融合发展的路径不通畅,尚未建立统筹有效的发展衔接模式。城乡差异导致城乡间数字化资源优势难以实现互补,加上数字化基础设施衔接不畅,社会空间被割裂,阻碍了数字化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城乡数字化公共资源融合发展程度不足,资源共享统筹困难。二是数字化资源共享体制弱。合作供给过程中各方责任不够清晰明确,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合作诚信问题严重[33]。供给主体职责混乱和资源共享难题导致合作供给资源整合进程较慢,降低了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的效率。同时,多个主体、各个部门间有效的互动机制未得到很好的建立,缺乏统一的资源管理和共享标准规范。例如,主体间在技术设备、管理信息系统等硬件条件上都未有统一的标准要求,导致信息平台的接口无法一致,数据交换及用户管理等操作化规范受阻,造成信息资源共享困难,合作供给的资源整合成本增加,使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很难实现。

破解数字赋能的数字化公共资源体制限度,要从制度改革上着手突破公共服务数字资源体制限度。一是数字化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制度安排。制度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关键的资源配置影响因素。城乡融合发展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需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上整体推动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衔接,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政策体系。例如,逐步取消以户籍制度作为配置、享用数字化公共资源标准的制度,彻底改变依附于户籍的城乡二元性数字化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城乡数字化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和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确保城乡居民在数字公共资源上享有平等待遇。二是数字化公共资源标准化制度建设。标准制度是基础制度。数字化标准不统一,数字化资源难以衔接,数字化资源共享也就失去了基础。超越数字化资源配置限度应统一公共资源数字化标准。要积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数字化公共资源技术标准体系,制定公共资源数字化应用标准,编制数字化公共资源标准行动指南,扎实有效地推动数字化公共资源共享。三是数字化公共资源配置激励约束制度建设。当前很多数字化平台缺失资源、缺乏链接,使得平台流于形式,重要缘由之一就是各地各部门不愿意也没有动力把数字化资源传到平台。要制定规章制度,做实数字化平台,甚至从法律高度,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及各部门把数字化资源链接到集中的网络平台,实现数字化平台有资源、有链接,真正实现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