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稿约

辛树帜——毛主席赞誉的西农校长

辛树帜(1894-1977),湖南临澧人,生物学家、教育家、古农史学家。1919年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博物系,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1936年担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担任西北农学院院长。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兰州大学校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6年7月,时任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的辛树帜被调至位于陕西武功偏僻农村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担任校长。从东南繁华的大都市到西北黄土高原,他在日记中写道“开发西北口号,实际上是建设西北为基地,做抗击日寇的准备”,并以南宋词人刘克庄“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表达了自己献身西北教育的决心。

当时,西北农专初建,陇海铁路尚未完全通车,加之西北贫穷落后,解决办学第一资源——教师成为当务之急。“人才从事业中出,只要以诚相待,知人善用,处处都有人才。”辛树帜凭借自己的威望、热情和诚恳赢得涂治、盛彤笙、沙玉清、薛愚、孔宪武、谌克终、张德粹、祁开智、程宇启、杨亦周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的信任,他们从全国各地来校工作,在后稷教民稼穑故地艰辛创业。

办学思想上,辛树帜强调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农业是一门地区性很强的科学,西农应该开展陕西特别是关中平原的调查研究。”既放眼国内外一流水平,又扎实立足西北实际。他要求农学系师生要熟悉棉、麦的育种和栽培;林学系师生要研究西北造林、护林和森林利用;畜牧兽医系师生要研究西北家畜品种和禽病防治。对学生和青年教师,他则强调要“先化为农民”,然后才能成为农业科学家,同时要求他们不仅要会读书,而且要会“动手”,具有实际工作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刘荫武毕业留校任教时,辛树帜对他说:“先去畜牧场当技术员,有了实践经验再送你出国留学,回来再去教书。”刘荫武由此起步,成为著名奶山羊专家。

辛树帜认为,要干一番事业,不论是科研重大课题还是兴办高等教育,都必须“合群力而为之”。对老教授,他经常登门拜访,探讨学术,就学校各项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对中青年教师,帮助他们选择研究课题,提供资料,放手让他们探索,论文或著作一旦完成,他就东奔西跑、铺路搭桥,联系发表和出版。虽然校务繁忙,但他仍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语文课,每周定期到各系与师生座谈,和学生一起做早操、跑步,听教师讲课,晚间到学生宿舍串门。“开学那天,辛校长带领我们参观学校场站,告诉我们‘学校办在后稷教民稼穑之处,就是为扬后稷遗教,攻现代科学,改变这里的贫困面貌’,鼓励我们学农、爱农,扎根西北。”农艺学系首届学生沈煜清回忆说。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农专与迁陕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4月,国立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辛树帜为院长。1939年7月,辛树帜奉教育部电令调渝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怀着对西北高等农业教育事业的极大热忱和“竭尽全力,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思想,辛树帜再次回到阔别十余年的西农,出任代院长,后任院长。“办好西北农学院是改变西北地区农业落后面貌的重要前提”,在欢迎大会上,他阐释了发展西北地区农业教育的理想。

面对学校当时从内地来的教授纷纷他去、许多重要课程无法开出的困难,辛树帜充分发挥自己熟人多、影响大、桃李遍天下的优势,吸引了管竹、康清、蒋咏秋、赵云梦、俞劲、石声汉等一大批知名专家来校任教。此后,西农遂有“辛老到哪,哪儿就教授云集”之说。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辛树帜带领全校教职工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展院系调整,狠抓图书馆、实验室和实习农场建设,西北农学院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全面发展。在此期间,西农育成“碧蚂1号”和“6028”等小麦良种,在吸浆虫和豌豆象等病虫害防治方面均取得新成果,在西农莎能奶山羊选育、泥沙运动基本规律及水流挟沙能力公式研究以及古农书整理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形成“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勤奋好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这是学校历史上第二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黄金时期;培养的大批农业技术人才成为农业科研、教学、生产等单位的骨干。辛树帜曾赋诗“累累硕果满秦川”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的辛树帜深感我国古代农业遗产博大精深,亟待研究整理。“如集中全国研究农史之人才,用十年以上时间整理古农书,上至经、史、子、集,下及方志农谚,并发表论文数千篇,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农学,其伟大决不在中医医学之下也。”1952年,辛树帜倡议成立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小组(后改为古农学研究室),组织一批有专长的教授开展古代农业文献整理与研究,整理出版了《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数十种古籍,发表数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其中,辛树帜亲自撰写了《禹贡新解》《易传分析》《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著作,在古农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评价《禹贡新解》“体大思精,不胜敬佩”。

早在青年时代,辛树帜就开始关心水土保持工作。在国立编译馆主编《黄河志》时就认识到欲解决黄河问题,仅仅依靠下游修防是不行的,于是开始把目光移到中上游的治理上来。1938年,在致陕北徐绍南专员函中,他提出“故本省之言治河者,首要之图,须在陕北小河及山涧源头,积极造林,盖所以绝黄河泥沙之源耳。”到西北后,他深切感受到这里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更感锥心之痛。1957年,辛树帜发起组织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团,对18个县进行实地考察。座谈会上,他提出“梁峁陡坡还林还牧,沟坡兼治发展农林园畜”的主张。

1957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辛树帜关于《陕北水土保持调查的报告》的发言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鼓励:“辛委员讲得不错呀!我希望今后在50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深感水土保持和农业增产之间密切关系的辛树帜感慨地说:“余若无赴陕北从事水土保持之考察,则绝无水土保持之发言及历史之研究”。1958年,完成了《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论文的辛树帜决心向前迈出一大步,开拓一个新的科学领域——中国水土保持学。

1974年,辛树帜倡议组织编写《中国水土保持学》。1976年,82岁高龄的他亲自带队前往四川、云南、江西、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考察南方水土流失情况,历时两个月,行程数万里。初稿完成后,他因视力衰退,无法执笔校阅,只好让编写组的同志逐章读给他听,边听边提修改意见,后该书易名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辛树帜先后两度担任西北农学院院长共32年,为学校创建、发展与壮大倾注了半生心血,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听了他有关古农学研究计划的发言,赞誉“讲得很好,辛树帜一生辛辛苦苦,独树一帜”。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对辛树帜一生最恰当的评价。

辛树帜广揽天下英才的坦荡胸怀,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古今文理兼容并蓄的学术成就,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2014年,建校80周年之际,学校在三号楼前敬塑辛树帜雕像,昭示后人纪念缅怀。值建校90周年之际,撰写此小文,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