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现实的对立和芥川之死
——以《仙人》为题的小说为中心

邓 婉

芥川龙之介以《仙人》为题的三部作品，都围绕着死亡和仙人的主题而作。第一部中的仙人认为凡人能够体验死亡与痛苦，因此比仙人更快乐；第二部中凡人为了不死而寻求成仙之法，最终如愿成仙；最后一部刻画了一位即使成仙也不能免除死亡的仙人。这样的创作行为背后是否存在什么特殊原因，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此外，芥川自杀的原因也是学界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研究作品多选芥川晚年具有自传意味的小说。本文以《仙人》为名的三部作品中的“仙人”形象的比较为切入点，探究芥川在几个创作节点创作手法的变化，希望由此可以对芥川的创作手法和生死观形成更整体的了解。

一、1916 年《仙人》与中国典籍的借鉴

第一篇《仙人》于1916 年发表在《新思潮》上，是芥川以《聊斋志异》第二卷《鼠戏》与第十四卷《雨钱》为素材而创作的作品。主人公李小二是以表演鼠戏为生的生意人，时常为生计发愁，甚至认为人比老鼠活得更痛苦。某天他在下雨回家的路上进入一座庙宇，见到了一位穿着道士衣服的仙人，仙人告诉他“人生有苦当求乐。人间有死方知生。脱离死苦多平淡。凡人死苦胜仙人。”①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 卷》，郑民钦、魏大海、侯为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第27 页。

芥川创作《仙人》作品时，虽然受到了因家人反对而无法与未婚妻结婚事件的影响，对现实、生活怀有反抗、不满的情绪，但是对未来依旧是有信心的。在达到1917年的创作高峰之时，芥川的作品多从典籍中取材，此时的仙人形象与中国经典中道家所提倡的“得道成仙”、生命和死亡相统一的思想十分吻合。芥川直接从中国典籍取材或以中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数量较多，这和他从小的汉学素养有很大关系。

因母亲患精神病，芥川从小由养父母照料长大，家中具有浓厚的传统艺术氛围，芥川与汉学的接触由此开始。他在文章《爱读书籍印象》中提到，《西游记》与《水浒传》这类中国经典，他从童年就很爱读，直到成人后依旧喜爱。在芥川眼中，这样的杰作远胜于西洋的小说。家庭因素和芥川个人对汉学典籍的喜爱，使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创作的小说题材与中国典籍有关也成为他作品的重要特征。

二、1922 年《仙人》中利己主义与艺术至上的融合

芥川在《一个傻子的一生》中写道：

三十岁的他在不知不觉间爱上了空地。尽管那里只有长着青苔的几块砖头和瓦片。但在他看来，这与塞尚的风景画并无二致。他忽然想起七八年前自己所怀有的热情。同时又意识到，七八年前的自己是不懂色彩的。②菊地弘：《芥川龙之介〈一个傻子的一生〉三十四 色彩》，《日本文学》1981 年30 卷3 号，第94 页。（笔者译）

根据文中芥川龙之介的年龄推算，芥川三十岁时是大正十年，而“七八年前”指的则是大正二、三年，芥川二十二三岁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芥川从创作以艺术为主题的《罗生门》《芋粥》转到以艺术至上为主题的《戏作三昧》《地狱变》。他的写作技巧逐渐成熟，并形成了独属的艺术理论，即费尽心思地运用写作技巧构造艺术之美。虽然他对自身的创作热情十分满意，但认为自己对所谓的“色彩”一概不知。与塞尚抛弃传统的透视法，通过明暗色彩的绘画技巧开创了现代艺术的先河不同，表现技巧的固化，对芥川这种追求意识层面的艺术创造的作家来说无疑是十分可怕的。除此之外，这一时期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日益壮大，面对新时代的到来，读者对于通俗小说、心境小说的喜爱度变高，而芥川所擅长的历史小说受到的关注度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向创作通俗小说转变，这使得芥川也开始思考并改变以艺术至上为主题的写作。

芥川的小说创作在大正八、九年以后逐渐开始向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靠拢，但是他提倡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所提倡的客观描写社会现实的写实主义有所不同。

自然主义的作家是从地方到东京的人们，所以想要脱离家庭的桎梏。芥川的个人主义，并不是通过和古老的东西对抗从而与周围脱离，而是使传统留在原来的地方，仅仅是将自我从其中脱离出来而得到的自然主义，或者说产生能实现自以为是的自然主义的错觉。①菊地弘：《芥川龙之介〈一个傻子的一生〉三十四 色彩》，《日本文学》1981 年30 卷3 号，第95 页。（笔者译）

学者福田互存认为，芥川的观点之所以与自然主义作家不同是因为他生于东京，所以非常希望能够感受传统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和自然主义所提倡的摒弃人与人关系的写实不一样的地方。芥川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仙人》中描写了多组人物关系，体现了利己主义。

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仙人》，于1922 年发表于《サンデー毎日》上，以《聊斋志异》卷一《劳山道士》为素材创作而成，主人公权助是一个为了成仙而拼尽全力甚至有些走火入魔的形象。他在大阪城中听信了一位医生妻子的谎话，不计报酬地侍奉医生一家二十年期满，医生妻子就会教他成仙之术，不料二十年后，医生妻子却引诱他到树枝最高处让他放开双手，想要将他摔死。权助照做后却奇迹般地升上了天空。

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和《戏作三昧》《地狱变》中的主人公形象相似，都是古板、不会变通的形象，但是这样的人却有着执着的追求。作品的结局也和以往艺术至上的作品结局有相似之处，都是要在死和自我追求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实现自我的超脱。不同点在于以往以艺术至上为主题的作品中主人公舍命追求艺术，而这篇作品中的主人公却是为了能够使自己长生不老，为了成仙而执着追求的同时也体现了利己主义。不难看出，这是芥川想要摆脱固化的“艺术至上”写作技巧、企图将人与人关系中的利己主义和艺术至上相融合而做出的尝试。

根据芥川在《一个傻子的一生》中的论述，三十岁（1922 年）的他从塞尚的画作的色彩中得到了灵感与启迪，即如同塞尚的明暗色彩一样，希望在作品中靠虚实融合形成一种造型美。这并不是像自然主义小说那样切断人与人关系的创作，也不仅仅是艺术至上的虚构创作，而是实现两者相融合的写作方式，试图在诗与真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三、1927 年《仙人》与芥川的不安

1927 年创作的第三部《仙人》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在琵琶湖附近担任法官的仙人，这位仙人有收集葫芦的爱好。后来仙人调任到别的地方，但是却无法搬运他喜爱的葫芦。考虑过后，他决定把所有葫芦都绑在一起，做成小船，运回家中。但是不久仙人因胃癌去世，死后葫芦也不知去向。

在第三篇《仙人》中，芥川不仅放弃了历史小说从古典故事中借鉴改编的写作方式，也放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利己主义的描写。仙人的形象与前两篇相比变得非常的“凡人化”，从有法力、长生不老的形象变成了毫无法力、因胃癌去世的普通人形象，且仙人形象的设定和芥川自身也存在许多相似点。首先是疾病。设计仙人患胃癌这样的疾病和芥川自身的身体状况不无关系。大正十五年至昭和元年，芥川受胃病等疾病困扰而于汤河原中西屋接受治疗。此外，从作品最后“不仅如此，为了他的葫芦而学习他的南画的年少才子也不是没有”②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3 卷》，罗兴典、陈生保、刘立善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第140 页。（笔者译）的描写中可知，仙人擅长南画，这一点与从小学习南画的芥川也有相似之处。

此外，第三部《仙人》中，在对仙人喜爱葫芦的特点描写上，与志贺直哉创作的一篇描写主人公喜爱葫芦的作品《清兵卫与葫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爱葫芦这一特点，且都是围绕葫芦而展开。从主人公喜好和叙述视角上看，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喜爱葫芦和绘画。在《清兵卫与葫芦》中，志贺直哉用第三人称的角度，讲述了清兵卫喜欢葫芦的爱好被阻止后转而喜欢绘画的故事。在《仙人》中，芥川在讲述仙人擅长南画和喜爱葫芦的爱好时也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其次，对葫芦去向的描写都运用了在文末设置悬念的表现手法。在《清兵卫与葫芦》中，葫芦被校役卖给古董店老板，古董店老板又以更高价卖给当地富家，最后葫芦究竟价值几多、去向如何无从得知。在《仙人》中，行文的最后一句交代了在仙人死后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葫芦也不知去向。

芥川从不羞于表达对志贺直哉的天赋的仰慕之情。“在工作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工作上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任何人。……目前我只恐惧一个人，那就是志贺直哉，只有这一个。这不是智力上的问题，他的艺术是天衣无缝的，我只有在看到他时才会感到无法呼吸，我这辈子的工作，只抵不上志贺直哉这一个人。”③孙延永、谢卫平：《芥川文学创作上的不安——关于芥川的自杀》，《语文学刊》2008 年第12 期，第42 页。晚年的芥川在创作上将志贺直哉当作自己的理想作家加以推崇，在《艺术的，过于艺术的》中，芥川将志贺直哉评价为日本最“纯粹”的作家，而对自己的创作却加以否定①李娜：《〈河童〉表现出的芥川龙之介晚年的艺术观》，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第13 页。。 通过分析两部作品的相似性和芥川对志贺直哉的钦佩程度，笔者认为芥川在创作最后一部《仙人》时，在作品内容、描写方式上或许存在借鉴志贺直哉《清兵卫与葫芦》的地方也不无可能。

其中缘由可在芥川晚年作品《河童》所刻画的诗人特库的形象里窥探一二。学者中村真一郎认为，《河童》中寄托了芥川晚年的全部思想、感情。②于丽萍：《芥川龙之介及其晚期作品〈河童〉》，《日本研究》1999 年第1 期，第73 页。在作品所出现的人物中，以“超河童”自居的名为特库的诗人更是拥有芥川自身投影最明显的人物角色。他怀有艺术至上的艺术观，最终却选择了自杀。芥川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诗人的亡灵与灵学会成员之间的对话，诗人以作为诗人已经厌倦为由而自杀，特库的创作已经陷入困境，但是他自己却无法超越，最终步入绝境，就连最后留下的遗作都是剽窃歌德的诗作而创作的。最终，在失去创作灵感和对现实的绝望中，特库感到自杀就是唯一的道路。

所谓无法超越之创作困境，于芥川而言就是指艺术至上与现实主义无法融合之困境，对于晚年无论是现实还是创作都受困于艺术与生活对立的芥川来说，可以将艺术和现实生活完美结合的志贺直哉令他感到羡慕，但同时也加重了芥川的不安。最终，芥川也和诗人特库一样，选择了自杀。

四、结语

芥川在1926年12月至泷井孝作的明信片中写道：“在下苦于多事、多病、多忧。值得写的写不出，写得出的则不值一写。”③刘士泽：《芥川龙之介晚期创作及其自杀原因》，《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 年第4 期，第108 页。从《仙人》作品中，不难看到芥川在创作手法上做出的改变。第一部《仙人》以借鉴中国典籍为素材，加入西方文学的写作技巧，形成了芥川历史小说的独特风格。第二部《仙人》中，芥川希望摆脱艺术至上的固化创作手法，做出将利己主义与艺术至上相融合的尝试。第三部《仙人》中，芥川从塞尚明暗色彩对比的画作中获得灵感，企图将艺术至上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却也感觉到自身创作的困境，对自身的创作能力产生怀疑。村上春树在为杰·鲁宾所著的《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写的序中提道：“文体与文学审美自不用说是芥川手中锐利的武器，同时对芥川来说也是阿喀琉斯之踵。”④付美：《从芥川晚期作品看其悲剧意识》，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20，第49 页。对文学审美的敏锐度在成就了芥川的同时也让他感到不安。

加之芥川晚年二姐家庭遭遇变故，家中房屋失火而姐夫投下巨额保险项目，因而姐夫被指认为故意放火导致卧轨自杀，照顾姐姐一家的责任一下落到了本就备受疾病、创作煎熬的芥川身上。当时的芥川正如他在《河童》中描写的承受着家人之重而步履维艰的河童一般，最终于多事、多病、多忧中选择死亡作为解脱。

在三部以《仙人》为题的作品中，仙人对死亡的不同态度，从认为人类比仙人快乐，因为可以体验苦与死，后来转为为实现长生不老而成仙，最后是对死亡的歌颂，认为死亡以后第二天就会收到祝福，并高歌死亡。从仙人对死亡态度的一步步转变中，可以窥探到芥川逐渐绝望的人生态度。或许芥川就如仙人一样，一开始从古典名著中走来，而后受困于艺术至上创作技巧的固化却无解，后期只能在不安与自我怀疑中变成绝望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