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践行五四精神
——忆祖父许德珩

■许 进

用一生践行五四精神
——忆祖父许德珩

■许 进

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上的辛亥革命。在封建统治被推翻之后，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两种道路之争，形成了五四青年的思想分野。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怀念当年那些为了国家的兴亡而生死与之的热血青年，就应当了解、研究他们的人生发展历程，从他们的经历中求索国家、社会和人生的真谛，择善而从。

我的祖父许德珩是当年那些热血青年当中的一员。在与祖父共同生活的三十年中，我曾经千百次地聆听他老人家讲述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曾经有幸瞻仰过几位五四青年的风采。今天，我将祖父对我耳提面命的教诲和我个人对于五四青年的理解写出来，作为我的纪念。

苟利国家 生死与之

祖父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祖父告诉我，1916年3月，他刚刚在北大读了一个学期，他的父亲就突然病故了。从此，他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学业无法继续。幸有蔡元培校长援之与手，给了他一份翻译工作，每个月有十块大洋的薪酬。对于那些富豪出身的同学来说，这十块大洋仅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对于祖父来说，这十块大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在校门外面简陋的饭铺里面用火烧、素面充饥，每个月都节省下五块大洋寄给他的母亲。他告诉我，他只有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用来盖。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跳跃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把他仅有的这床白色的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为了救国，他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5月4日中午，全市三千余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大家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他在宣言中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集会后，他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同学们被中外军警阻挡在使馆区以外，交涉了两个多小时，仍不准他们进入。无奈，大家推举出我祖父等四名学生作为代表，才得以进入使馆区将《陈词》递交给美国使馆。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家决定到位于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林家找卖国贼算账。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些同学搭人梯钻窗跳了进去。他们打开大门，同学们一拥而入。大家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十分气愤，用火柴点燃了曹汝林卧室的罗帐，赵家楼之火随之熊熊燃起。不久，大批警察和士兵蜂拥而至，同学们知道闯祸，纷纷逃离现场。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来，排队一起走，这样军警也奈何他们不得。但是，当时秩序混乱，没有人听他的指挥。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军警逮捕了。军警把他与易克嶷同学分别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将他们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祖父第一次被这样非人地对待。他说在家乡，农民把自己家里养的猪送到集市上去卖时，就是这样推去的。他认为他们会被枪毙，于是相互鼓励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经蔡元培等北京七所高等院校校长联名保释和孙中山、林长民等社会显要的呼吁，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被捕学生。蔡先生率领全校师生欢迎被逮捕的北大学生回到学校。看到尊敬的蔡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我祖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老调重谈，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给大家又讲述了一遍。这一次，我的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他的岳父，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年后，邓稼先受命担任国家原子弹工程的理论部主任。从此，他献身于祖国的国防工业，不幸英年早逝。他以他的生命弘扬了五四精神。

敢于承担 永不自满

五四青年的精神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敢做敢当的精神。1947年，北平学联将北大红楼后面的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5月4日晚，北大学生自治会在民主广场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主持会议的同学首先请我祖父讲演。祖父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他回忆起他在五四当天被捕入狱后，许多同学到警察厅自愿陪同他们坐牢的情形时说：“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是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五四当天各学校有32名学生被逮捕。从当年北京警察厅的审讯记录中看到，这32名学生当中，没有一人在审讯中供出参加游行同学的名字。他们每个人都是敢做敢当的好汉。

1919年5月27日，受北京各校学生委托，祖父与黄日葵同学南下筹备第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5月3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商、工各界在西门公共体育场集会，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祖父参加了大会。当万余名与会者得知我祖父是五四当天被捕入狱的32名学生之一时，“群为鼓掌，表示敬意。”面对热情的各界群众，祖父冷静而沉重地勉励大家说：“郭君为国而死之目的有二：（甲）取消中日合约，收回青岛；（乙）惩办卖国贼。设吾人不能继烈士之志并力求达到目的，烈士英灵有知，必且追悼我辈。”10天以后，曹章陆三人被罢免，国务总理辞职，五四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祖父从不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自居，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他并不满意。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曾琦的信中说：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1920年2月15日，祖父登上博尔多斯号法国邮船，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祖父晚年时，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公公的一生，爱国有心，但无成就。

尊崇领袖 大胆直言

祖父告诉我，在他接触过的历史人物当中，他十分敬佩孙中山和蔡元培两位先生。中山先生是永远向前的人物；如果没有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就没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们是青年的表率。祖父十分景仰中山先生，但是并不盲目地崇拜，他敢于在中山先生面前发表不同的看法。1919年8月，我祖父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一起到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寓所拜访他，不想门卫对他们说，总统今天不会客。祖父对门卫说，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不是求见总统的。在客厅落座后，中山先生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肯定，他同时认为学生要掌握武器才能对付北京政府并表示愿意向学生提供五百条枪，把学生武装起来。我祖父大胆地顶撞了中山先生，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在于全国各界的群众被学生发动起来了，而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问题在于太倚重武装斗争，没有充分地发动民众。在虚心地听取了我祖父的大胆直言后，中山先生表示希望与学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这次谈话令我祖父对中山先生更加敬佩。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上，有学生当面批评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中山先生对此报以掌声并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被我祖父尊为五四青年的精神领袖。我祖父与陈先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误会。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聘请陈独秀先生来校任教并担任文学院长。陈先生上任后开始整顿校风。他听说我祖父的班上有人经常旷课，由别人代为签到，感到十分气愤，决定给予处分。但是，他把应该受到处分的人误记到我祖父、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人身上。祖父告诉我，他这个穷学生，学习十分努力，课余时间也在教室或者图书馆看书，因为那里有碳火盆取暖，有油灯照明，他怎么会旷课呢？所以，当有同学到图书馆告诉他，学校的布告栏有处分他的牌子时，祖父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还是跑到布告栏前面看个究竟。他看到了处分他们三人的牌子和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俞平伯、杨振声同学。祖父按捺不住地冲上去，把牌子从布告栏摘下来，摔到地上，处分牌被摔坏了。陈先生听说处分牌被学生摘下来摔坏了，以为有人阻碍他整顿纪律，遂命人再挂一块处分牌。祖父听说后又跑到布告栏前，再次把牌子从布告栏上面摘下来，摔到地上。他气愤地说，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陈先生不甘示弱，命人第三次挂处分牌。按照北大的校规，学生连续三次受到处分就要被开除学籍。事情传到蔡校长那里，他对陈先生说，这个学生敢于两次摔坏处分牌，其中一定有原因，我们是否先调查一下再处分他。经过调查，果然这三个学生是冤枉的，陈先生收回了成命。我相信，通过这件事，陈先生与我祖父这对性情刚烈的师生都从事情本身和蔡先生那里受到了教育。陈先生与我祖父在五四运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举行集会欢送我祖父赴法勤工俭学。陈独秀与李大钊先生莅临集会并发表讲话。陈独秀先生在讲话中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青年挚友 教师模范

在大浪淘沙的一百年中，有很多青年人曾经投身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洪流当中并且光耀一时。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驱动变得不激进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只有那些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高于自己生命的青年，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祖父最热爱的职业是教书。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育人，他总是以他的气概、精神来影响青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登记表》时，他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的是“劳动者教育”；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填写的是“教书”。他总是对我说，作为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

1927年1月，祖父结束了七年的旅欧勤工俭学生活，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他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后，学校安排我祖父在大礼堂上课。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邀请，我祖父到黄埔军校兼任政治教官。在广州发生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政变之后，祖父经香港来到武汉，继续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武汉第四中山大学传播社会主义知识。施复亮爷爷和夫人钟复光是我祖父、祖母的挚友，我家的常客。施奶奶当年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学员，我曾多次听她讲述她们女生队学员听我祖父讲课时的情形，她说，在操场上，你公公站在桌子上用洪亮的声音给我们讲新的社会理论，同学们都爱听他讲课。

1931年初，祖父到北京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并因此而被当局逮捕。经宋庆龄、蔡元培等先生鼎力营救才被释放。出狱后，他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并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一二·九”当天，看到我的祖父祖母也走在游行队伍当中，与同学们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和高压水龙头昂首前进，身上的棉衣结了一层冰甲，同学们深受鼓舞。在祖父去世前的那个春节，“一二·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朱穆之、刘导生、顾大椿三位代表三十六位同学将祝贺我祖父百龄寿诞的贺信送到他的身边。他们在信中说：“在为中华民族求生图存，坎坷救国的道路上，我们共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领导，同时也感受到您的教诲与支持。我们能够或迟或早地跟着中国共产党，沿着一条正确的方向，寻求救国的真理，探索人生的真谛，而末后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各尽一份责任的道路上来，这与您还有其他几位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段君毅爷爷曾经多次对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最爱听你爷爷讲演，因为他最敢讲话，他的讲演切中时弊，为青年人指引方向。

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生典礼大会。我祖父发表了讲话。他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一部分学生在我祖父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队伍。三十六年后，师生们再次相聚，老师已是耄耋老翁，学生也已年近花甲。大家共同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学生请老师为他们题字，我祖父写道“希望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服从中共中央的安排，离开了他的母校，到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了“官”，但是在青年特别是北大的师生面前，他仍然是教师、校友和同事。1980年，社会上就人生观问题开展讨论，各种思想交锋。北大的学生想听听我祖父对于当时社会上各种人生观的看法，祖父愉快地接受了学生代表的访问。他对同学们说：“这场人生观讨论很有意义。青年们说了不少心里话，使青年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青年中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主流是好的，青年一代是有希望的。青年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全怪他们。一方面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创伤，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本身一些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尽可能地为青年提供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我们的制度当中存在着不少弊病。”针对同学们谈起一些青年人觉得境遇不好，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的甚至想轻生自杀的情况，祖父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他一生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然后他说：“我已经九十岁了，去年春天加入了共产党。我走过了艰难困苦的道路，可见人生的路总是曲曲折折，没有一马平川的。青年自杀是不可取的，那是从人生道路曲折的地方掉下去了。我们不要冷一时，热一时，不要轻浮、立足要稳、不能把生命看成只属于个人，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分子，要不怕吃苦！”祖父最后勉励同学们说：“我们的青年胸襟要大，眼光要远。不要斤斤计较小事情，不要计较个人利害，要抓紧时间学习，充实自己，不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四人帮’把很多领域搞得稀烂，不仅害了这一代，而且害了下一代。但我们不可悲观。自古成功多磨难，现在境遇不好，只要心有天下人，胸怀天下事，从一点一滴做起，终会有出路的，有志者事竟成！”1980年12月，在“一二·九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北大的同学们请祖父为他们题词，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的奋斗经历为同学们题写了：“心怀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生！为北大同学题。”

当年的五四青年挺身而出，大胆地冲破孔学儒教的束缚，率先点燃民主、科学之火，勇开思想解放的先河。纪念五四运动于国家、于青年的重要性在于继承和发扬五四青年的传统和精神。

祖父曾经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我祖父八十九岁高龄时接受他成为一名党员，肯定了他一生所追求的方向。祖父以他亲身的经历，将五四青年对于民主科学思想的追求，对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和把握时代、创造时代的精神传给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他无愧于母校和先生们对他的培养和教诲。五四精神将在中国的青年当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