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旧亦新的儒者
——梁漱溟

■宛小平

亦旧亦新的儒者
——梁漱溟

■宛小平

当新文化思潮席卷全国，矛头直指孔家店之时，有个青年站在蔡元培面前，振振有词地说：“我此来（指到北大任教——编者）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不久，便以大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呈现于世，申言“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同样是这个人，在中国社会已经犹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由农业家庭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之时，他却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去乡村搞“乡村建设运动”，企望以农立国……

这个人不是别的，便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生于公元1893年，卒于公元1988年。初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寿民、瘦民等笔名，20岁取字漱溟后，即以字行。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学者。

梁先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问家、哲学家，冯友兰说他“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似有部分道理，但我更愿意把梁先生看作传统孔子强调践行的那种儒者。牟宗三说他“独能生命化了的孔子”；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都是说他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内圣外王”的儒者的楷模。

由是，我们也不可能苛责梁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概念的界说上尚还存有粗疏、笼统、甚而缺乏缜密的逻辑一贯的地方。毕竟，他并不想建立宏大的体系，他是要把自己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中国的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可以视作一个儒者践行其理论的实施方案。某种意义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乡村建设理论》构成了理论和实践的二面，也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结合体。

然而，梁先生又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所树立的中、西、印文化比较模式，后来竟成了李石岑、方东美进一步拓展文化比较研究的发韧点。从大的方面讲，甚至是开了后来学术界普遍认同和运用的比较不同种文化研究方法的先河。这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梁先生被视作“最后的儒家”，又是被称作开启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人。其原因也不外在于：他早期主张道德主体的把握惟通过直觉的解悟达到，而非科学的物理解释的看法。这个看法多少暗合了当代新儒家“意义的追求”。虽然，梁先生在晚年《人心与人生》似有以理性代替早年的直觉的提法，有不同于宋明理学的道德直觉，而更进于原始儒家的理性精神。但其凸显道德主体的内在和超越意义仍很明显。把他作为当代新儒家第一人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抛开梁先生对中、印、西“三路向”具体解释的某些纰漏（比如讲西方有科学而无玄学，讲印度“意欲反身向后”等），我们必须承认：梁先生在“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的思潮下，独能标明东方文化对人类生活的永恒价值，接上儒家的生命慧根，而且梁先生又不拒斥科学与民主。这似乎成了我们今天总在讲的在中西文化融合基础上的“民族性”、“中国立场”的始作俑者。

当然，评价一个思想家的贡献是困难的，尤其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往往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的思想总有超越时代的成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价值评判，对于一个思想家的估价也可能有很大不同。也许，在胡适、李石岑眼里，梁漱溟的思想还停留在已被时代抛弃了的那个时段，是“旧”的。而在新儒家眼里，则梁先生是反省了宋明儒学的精神价值，对道德主体性、内在超越等概念有揭示，直系孔门一线的生命智慧，是再“新”不过了。还有学者尝试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三种概念来表示近代中国的三种不同思潮。以艾恺为代表，认为梁漱溟是代表着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但并不指他政治上是保守主义，如乡建理论）。这样的界说果能真行得通吗？唐君毅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评梁先生的话：“四十多年来，梁先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常反对这时代；总是站在时代的更前端。最初主张立宪，旋即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却信佛要出世。民国十三年不肯再教大学。要办新教育。民国十八年后，实践其乡治之主张。民国三十五年后，一心办文化研究机构。时代并跟不上梁先生，人家却说梁先生跟不上时代；遂不幸成为另一时代夹缝中之悲剧主角。梁先生何以反时代？是从中国文化反省而反时代，望时代再进一步。时贤多留在现时代而不复进；在这一点上，似皆不及梁先生。”（转引自胡应汉：《梁漱溟先生年谱初稿》）

信然！梁漱溟确有类似苏格拉底式的悲剧角色。这是一个真正哲学家的悲剧角色。我们今天隔着历史距离来透视，似乎觉得他的思想不是“旧”了，反而“新”了！何故？梁先生的这个“走在时代思想”前列的看法固然可由张中行先生“歪打正着”、“《乌托邦》的摩尔”、“柏拉图的理想国”、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来说明。但我更欣赏贺麟先生的看法，他说：“他（指梁漱溟——编者）虽用力于比较东西文化路向的异同，然而他却有一长处，即他没有陷于狭隘的中西文化优劣的争执。且很着重地说，西方人的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中国人应全盘接受，认为这两种是人类生活中‘谁能出不由户’的普遍要素。不用讳言，他隐约地暗示着东方的人生态度比西方人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他一面重新提出儒家的态度，而一面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然而他却巧妙地避免了东方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他也没呆板地明白赞成中体西用或旧瓶装新酒的机械拼合。这不能不说是他立论圆融高明地方。”

是的，梁先生的思想既非当代新儒家那种只执道德主体而不留科学空间的“偏狭的”见解；也非只如胡适之流只言科学与民主，而不言在中土（尤其指儒家）文化根基上的肤浅之论。梁漱溟思想是贯串着儒家生命精神又能融入现代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亦旧亦新”的统一体。他是“亦旧亦新”儒家思想的一个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