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规则的任意性与实践的优先性——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

徐燕杭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语法规则的任意性与实践的优先性
——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

徐燕杭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关于语法规则任意性的观点是与实践优先性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的。语言作为生活形式参与实践，在实践中确定自身形态，并随着实践发生变化。研究语言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放弃一切假设的理论，考察它实际的使用情况。这恰恰代表着当代哲学的基本思路。

维特根斯坦;语言;任意性;实践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中放弃了《逻辑哲学论》中图像论的观点，不再主张语言和现实有着共同的逻辑结构，同时他也否认语法规则与认识能力的先验概念存在关联，因而他既不能借助客观实在，也不能依赖主观认识形式为语法规则确立合法性的根据。语言何以如此，没有进一步的理由，这就是它的任意性。但任意的规则如何能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它又要求我们以何种态度面对语言?语言的任意性与维特根斯坦赋予实践的优先性相关，正是因为语言作为生活形式直接参与实践，因而无需进一步的理由，是任意的，而不是按照我们的目的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语言研究的唯一正确方法是面对语言现象自身进行描述，而放弃任何建立在假设之上的理论。这种世界观和研究方法都反映了当代哲学的基本态度，即: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进行真正的反思。

一、语法规则的任意性

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中，语法规则的任意性包括两方面。首先是符号的物质形态与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我看见那儿有个黑点”，为什么使用这些语词，而不是选用字母表的前六个字母，并没有根据可言。当然用语词表达意义是约定俗成的，一旦形成规则就不易改变，而如果通过规则将名称赋予别的样本，就进入了另一种语言游戏。

其次，句子何以是对某个事实的描述没有根据。在《逻辑哲学论》时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句子是事实的图像，它和事实有着共同的逻辑形式［1］。但后来维特根斯坦意识到:每种投射都必定与被投射的东西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所有投射与被投射的东西之间有着唯一的共同根据。任何东西都可能是任何东西的图像，规定图像关系的根据不是实在中的逻辑形式，而是各种语言游戏中的语法规则，这些语法规则仅仅是约定而已。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语法规则，也就以不同的方式规定着图像关系。规则不同于自然规律，它是任意的，规则变了，意义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且与前期哲学不同的是:他不再认为先有语词与对象的一一对应，然后才将语词按照逻辑形式联结起来，相反正是整个语法规则规定着每个语词在语言体系中的地位，也就是它的的意义。如果说前期哲学中的“逻辑形式”被看作世界自身存在的前提，也是语言的前提，对逻辑形式的阐明也是对世界的阐明，那么后期哲学中的“语法规则”则没有责任说明现实。不是现实规定了语法规则，而是规则构成了意义。同时维特根斯坦又否认了语法规则与认识能力提供的先验概念有关。因此语法规则何以如此既没有客观的根据，也没有主观的根据。语言游戏不是建立在理由基础之上的东西。语法不像烹饪的规则是由它的目的所规定的，它的目的就是语言的目的，而语言表达本身就受语法的规定，这就相当于说语法的根据就在于它自身。任何一个符号体系都并不比另一个更接近真理，因此无法证明其正当性。而语法规则一旦形成，它的使用就不是任意的，在它所规定的语言游戏的范围内，必须这样使用，否则就不产生意义［2－5］。

仅从认定语法规则的任意性看，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类似于索绪尔。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建立在任意性基础上的符号系统。任意性首先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可论证;其次概念的划分也是任意的，是语言的产物。“在语言中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每一个语言符号就在与周围符号的关系(区别和对立)中形成自己的价值，从而获得意义［6］67，117，120。语言不是以理性为基础，而是约定俗成地无条件地被承袭下来。维特根斯坦与索绪尔一样强调语言不以现实为依据，但与索绪尔不同的是:索绪尔在将语言描述为一个自足的体系的同时，无法解释语词究竟如何指涉现实，而维特根斯坦承认语言最终要指向实在。命题毕竟是为了描述被描述的对象，而不是为了命题自身。语言指涉现实，符号不管以何等复杂的方式，最终要与直接经验相联系，事实的验证作用对语言而言是本质的。这里仿佛出现了悖论:一方面语法不以现实为依据，是任意的，另一方面语法应该能够表达事实的多样性，给我们与事实所给予的同样的自由度［7］8。也就是说必须使得语言能够用来指涉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考虑到实践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优先地位。

二、实践的优先性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里并不存在悖论。说语法规则与实在无关，指的是语言不能通过自然规律加以规定。但语言只有在实践中起作用才能被赋予意义，而现实规定了什么样的语言游戏能发生作用［7］86－87。如果事实不同于实际情况，那么某些语言游戏就失去了一些重要性，而另一些游戏则变得重要起来。就像使用测量单位看似任意，但也受到被测量对象大小等方面的规定，在没有特定要求的情况下使用微米为单位测量房间的长宽高显然并不合适。同样某种语言游戏之能够用来描述世界，也是为事实所规定的，因而并不是完全任意的。语言作为生活形式的观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引入的。

维特根斯坦主张:约定以语言的应用为先决条件。就如同语词在整个语言系统中获得意义，一种语言游戏则在它的整个使用环境中获得意义。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强调语言是某种行为举止，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它是行为的辅助手段，是这种行为的进一步延伸［8］31。而语言得以发展的基础就在于稳定的生活方式，经常的行为方式。它一方面受到我们整个行为方式的规定，另一方面又以无限多样的方式影响着生活。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而语言的规则也显示了我们生活和思想的方式。人们之所以对一个命题往往会有相同的判断，不是因为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正是这种一致使得人们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语言［2］88。这也就意味着语言不仅仅是世界的图像，它是作为我们整个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参与了世界的构成。掌握语言是进入生活的前提条件。那么生活形式究竟如何规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游戏呢?我们可以将维特根斯坦对语法规则如何规定语言与生活形式如何规定语言游戏进行类比。语法规则本身是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通过描述了解语言如何进行表达，但是不能提供语言为什么这样进行表达的理由。同样，生活形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无需为它提供进一步的根据［9］164。它是需得要接受下来的东西，是给定的东西［2］236。我们从来不是根据某种规则和理由来生活，我们是先参与到生活中去，然后才会提出关于生活所遵循的规则的问题。生活才是第一性的。哲学家试图为生活提供规则就仿佛是探险者试图为原始人的语言游戏发明规则一样，不能对实践自身产生任何影响。人们不能构想实践的发展，相反是实践构成了我们思维的基本框架［4］41，59。而语言作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同样是先于理由的，是第一性的，就如同行走吃喝一样属于我们的自然史［2］12。我们通常不是按照严格的规则使用语言，而且也不是按照严格的规则学习语言。我们先使用语言才对语法规则进行反思。实践是第一性的，语言作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其本质是一种实践方法(行为方式)，不是沉思，不是绕舌［10］399，语法规则不是一个没有理由的命题，而是一个没有理由的行动方式［3］110。它在整个实践中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用着，因此最为根本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如此这般地使用语言，而不是我们为什么这样使用语言，换言之，问题不在于通过经验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一种语言游戏。“一种语言的语法要到人类已经说了很长时间这种语言才会被记录下来，才会形成”［11］62－63。语言既然能在生活中发生作用，那么也就由生活为它提供了依据。然而生活形式先于对理由的追问，因此这种根据是无法言说的，这也就是语法规则任意性的源头。

但是如果语法规则是任意的，那么它何以在人们之间具有一致性呢?维特根斯坦指出人们长期的共同生活造就了他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仿佛行走吃饭是我们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它就是一种习惯，或者说风俗、建制。这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建立的共同认可的东西。而语言既然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它也就是一种习俗，当然不是私人性的［2］80－81。不是某个人现在所做的，而是整个一大群人，是我们在其中见到的每种行为的背景决定了我们的判断、概念和反应。传统不是一个人可以学习的东西，不是一个人只要喜欢就能拾起的一根线［4］76。对个人而言，它是先在于我们的选择而被强加给我们的。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的现代意义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主张语言就是我们实践的一种形式，它是第一性的，因而无需进一步的理由，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任意的。这种语言观恰恰是当代思想的典型，极具现代意义。它避免陷入相对主义，又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变动不居的世界图景，而这恰恰是当代哲学中普遍的世界观。因为说我们的语言游戏的规则是任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根据。语言游戏必然要在实践中发生作用，而现实规定了怎样的语言游戏可以发生作用。之所以某些经验命题的真实性属于我们的参照系，是因为它是我们在与人的交往和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实践和生活中最为基本的形式，因此就进入了游戏规则的层面。可见语言游戏仍然是受一个共同体的生活实践所规定的，虽然这一规定并不能保证语法游戏具有超越时空和文化的绝对的普遍有效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与其说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还不如说他是自然主义者，他认为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最终是由世界的性质来规定，世界教会我们某些语言游戏是无法进行的［9］22。但是，正因为语言游戏的规则来自我们的实践，因此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可以有边玩边制订规则的情况，也可以有边玩边修改规则的情况［2］39。维特根斯坦特别强调经验命题和规则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同样的命题有时可以当作受经验检验的东西，有时则可以看作是用以检验的规则。在语法规则、假设和命题之间确实存在着区别，但也可以发生转换，假设居于命题和语法规则之间，有时可以成为规则。因为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某些经验可能成为最为基本的，逐渐凝固为规则，而我们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因此不断接触到新的经验，并不断地有经验成为规则，相反也可能由于某些经验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而从规则变成了经验事实。因此玩游戏可以比作规则和简单的玩耍或两者之间转换。当然这里所说的经验被凝固为规则并不是说经验经过抽象和归纳形成规则，也不是说经验本身就造成了基本的规则，而是说这种日常的经验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形式，离开这种经验我们的生活就完全变成了其他样式。规则是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直接被我们意识的。如果将规则比作思想的河床，那么河床可能发生移动。但是我们对规则仍然会有所意识，因此尽管河床会发生轻微的改变，我们仍然能分辨出河床上的河流运动和河床本身的移动［3］96－99，130－131。

语法规则的变化说明世界是纳入我们的实践的世界，而随着我们实践的发展，世界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着的，虽然在短时间内我们并不能察觉这一点。这显然不同于传统哲学的世界观。在传统哲学中，或者以客观对象作为第一性的，或者以主观认识能力作为第一性的东西。而只有在当代哲学中，我们看到，实践代替了客观对象和主观认识能力成为第一性的东西，因此，世界是在实践中正在被建构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界限和确定的形态。就维特根斯坦而言，他认为我们直接用语言进行思想，而思想既然是生活实践的一部分，那么语言也就直接进入了生活。语言确实可以实现某些特定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法规则是以这种目的为标准确立起来的，因为它并不是后于生活而产生的，不是实践发展至某种程度为了实现某个目的而创造的工具，相反它参与了生活形式的构成，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游戏的存在，某些目的才成为可以设想的。不是实在中的某些事实使我们使用某个词，而是词与我们的声调、表情等一起参与到话语实践中。因此我们产生思想，而不仅仅是观察思想。思想不是从经验中掉出来的，相反它包含在经验里，也就是说，它不是僵死的被观察的对象，它本身就是经验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生活行动的一部分。使用语言就是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实践中。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无法充分地描述语言及其所表述的思想［11］156－160。因为它不是一个静止的被观察的对象，它本身处在被经验和正在构成经验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要人类的思想仍在继续，它就没有最终的形态。

不同的世界观伴随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哲学而言，对世界的反思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者像唯物论者那样发现客观对象的基本存在方式，或者像唯心论者那样通过对认识能力先验形式的概括发现构造世界的基本方式。但对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当代哲学家而言，世界没有确定的界限，因而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仍然试图超越当下世界的束缚，摆脱现实生活中盲目和无意识的状态，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在现实生活中随波逐流。这就要求人们以反思的态度面对生活。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态度恰好说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在他看来，我们要做的首先是用话语现象的分析和描述替代各种假设和理论。观察的基本原则是:不会通过观察干扰所观察的对象。“不要寻找现象背后的东西;现象自身就是理论”［8］127，157。关于直接被给予的东西不能再提出任何假设。因此语言游戏是描述的极点，而不是理论的基础。唯其如此我们才不会用各种假设的理论替代对语言真正的反思。那些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关于世界的描述事实上并不是真正对世界的反思，而只是我们对世界的想像，它不能帮助我们从盲目地被世界控制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必须耽留在日常思考的事情上，而不要被误导并想像我们必须描述至精致极的东西［2］46，研究者必须意识到概念的形成是以生活之流为基础的，而生活本身复杂多样，而且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或者说正在被构造的过程，因此概念必然是有弹性的，也就是说它的用法也是复杂多样的，并不对应于相同的情况。词没有严格的意义不是缺陷，相反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发生作用。因此没有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赋予它意义，以至于人们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发现它真正的意义。语言也不是始终以单一的方式起作用，不是始终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因此没有完全固定的规则。试图将语言体系描述为具有明确而规整的边界的东西，这就像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想的，但我们正因此而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就需要摩擦。因此必须回到粗造的地面［2］46。因为词具有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赋予它的意义。因此只有在日常话语和使用中包含着真正的符号学。而要整理符号系统就必须描述这个体系。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正是在进行这样一种语言描述和分析的实践，而这也是当代哲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即:面对现象自身进行诚实的反思。

［1］ Wittgenstein L．Tractatus Logic-Philosophicas［M］．Tr．By C．K．Ogde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

［2］ 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New York:Macmillan，1964．

［3］ Wittgenstein L．On Certainty［M］．Oxford:Basil Blackwell，1969．

［4］ Wittgenstein L．Culture and Value［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

［5］ Wittgenstein L．Zettel［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1．

［6］ 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1960．

［7］ Wittgenstein L．Wittgenstein＇s Lectures Cambridge，1930 －1932［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

［8］ Wittgenstein L．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

［9］ Sluga，Hans ＆ Stem，David G．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0］ 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 Occasions，1912 －1951［M］．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3．

［11］ 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 Grammar［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The Arbitrariness of Grammar and the Priority of Practi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ttgenstein’s Theory

XU Yan-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310018，China)

The arbitrariness of grammar in Wittgenstein's later philosophy relates with the priority of practice．As a life-form，language participates in practice，determines and changes its own forms with practice．Correct method to study language is to abandon any assumed theory，but to examine its actual use．This represents the basic way of thought of the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Wittgenstein;language;arbitrariness;practice

B15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B

B

1001－9146(2011)04－0036－04

2011－05－1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KYF125610007)

徐燕杭(1976－)，女，浙江杭州人，讲师，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