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时期中原与楚文化区宇宙思想比较研究

高 策，丁 宏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宇宙思想是关于宇宙的概念、本原、界限及其结构的思想，它是天文学思想的核心［1］24。陈美东先生指出西周和东周分别是我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的萌芽期和奠基期。［2］因此，我国古代宇宙思想也是在两周时期成熟并发展的。《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天问》开篇就提出：“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两段记载说明，两周时期中原和楚文化区的先秦诸子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对宇宙起源、结构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思索。其中，先秦中原文化区的尸佼、墨子、邹衍等，楚文化区的老子、庄子、屈原等都曾对相关的宇宙问题进行过探讨。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很少有学者从南北比较的角度，对两周时期中原与楚两大文化区的宇宙思想进行对比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将中国古代地方科技思想史和先秦宇宙思想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 宇宙概念的比较

概念是人们在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过程中，舍弃了对象的非本质属性，对众多本质属性的概括。［3］宇宙概念的形成也是如此，它建立在大量天文观测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石氏星表、三垣二十八宿等天文学成就的出现，说明当时我国已经具备可以对宇宙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的发达的天文观测的实践基础。《史记·天官书》记载：“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周室，史佚、苌弘；於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这段资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周王朝以及郑、齐、赵、魏等诸侯国，同楚文化区的楚国等都设立了专职的天官。专职天官的设立，说明中原和楚文化区已经拥有发达的天文观测技术和丰富的天文学知识。

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在一系列概念的更替和运动中逐渐深化的。两周时期的古人对时空概念的认识经历了天地、道、六合、宇久、宇宙等多种表述方式。在宇宙概念形成之前，与它含义最接近的是“宇久”。《墨子·经上》记载：“久，弥异时也。”“宇，弥久所也。”［4］194《墨子·经说上》解释说：“久，古今旦莫。”“宇，东西家南北。”［4］206也就是说，宇是东、西、南、北、上、下六个空间方向的延伸，宙（久）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三段时间的总合。我国比较早地明确提出宇宙这一概念的典籍是《尸子》和《文子》。尸佼在《尸子》中记道：“四方上下曰宇，古往来今曰宙。”《文子·自然》则说：“老子曰：古往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从这两段记载不难比较出中原与楚文化区先秦诸子对宇宙概念认识的异同：中原文化区尸佼和楚文化区的老子都将空间定义为“宇”，将时间定义为“宙”，将空间和时间合称为“宇宙”，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从以上两段记载也能看出在定义宇宙概念时，中原文化区的尸佼以空间为先，而楚文化区的老子则以时间为先。笔者认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受其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平原和南方丘陵给予人们不同的想象空间。因此，在空间上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认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存”。而对于时间，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则发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感叹。

这种差异看起来似乎很微小，但影响却是深远的。就时空而言，空间与时间相比，可以通过我们的感官直接感知，能给人以实在的感觉，因此中原文化区更加关注现实世界，更加注重当下。时间与空间相比，只有通过其他参照物比照才能对其进行认识。春秋战国时期年、月等计时单位是通过天气、物候的变化被间接感知的，同时，历史又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因此楚文化区的文化传统就多了一些玄想。

二 宇宙本原和界限的比较

（一）宇宙本原

中原与楚文化区的先秦诸子在宇宙的本原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中原文化区的诸子认为宇宙本原生于“有”。《荀子·劝学》记道：“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这里荀子认为万物有其初始。《管子》的《心术上》《心术下》《内业》和《白心》四篇文献集中讨论了宇宙本原问题，《管子·内业》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5］269“精也者，气之精也者。气道乃生。”［5］270《管子·水地》则言：“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5］237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一文中指出这四篇文章是宋钘、尹文的著作，在这里他们认为宇宙生于“有”，并将“有”具体为“气”或“水”。

楚文化区的老子认为宇宙的本原生于“无”。《道德经》提出：“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宇宙由万物构成，万物生自“有”，而“有”又由“无”生成。庄子在《天地》等文章中进一步阐发了老子的观点，明确提出宇宙的本原是“无”。“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6］庄子·天地：190“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6］庄子·庚桑楚：151“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6］庄子·至乐：110《庄子·齐物论》记载的“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6］12表达了庄子认为万物在生成之前都存在若干不同形态的思想。《庄子·至乐》中通过同惠子的对答，庄子明确提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经历了“无形”、“无气”的状态。

虽然战国末期，两周时期中原和楚文化区宇宙本原的思想开始融合，但它们还是影响到后世宇宙本原思想的不同走向。

《淮南子·天文训》认为宇宙“无中生有”的思想正是楚文化区宇宙本原思想的延续。《淮南子》认为宇宙是由“虚郭”生成的，而“虚郭”的特质是“冯翼”、“洞灟”，是无形、无边、无虚的混沌态。这里，首先表达了宇宙是“无中生有”的过程，其次对宇宙“无中生有”和“元气为本”采取兼容的态度，［1］113显示了汉代对两周中原和楚文化区宇宙本原思想的吸收和融合。

张衡《灵宪》关于宇宙生成的“有生于有”而非“有生于无”的浑天说思想，正是先秦中原文化区宇宙本原思想影响的结果。在张衡看来，宇宙是从“溟涬”经“厖鸿”到“太元”，元气也是从“惟虚”开始的。宇宙生成之时是由惟虚的“厥中”和唯无的“厥外”两部分构成的，“虚”和“无”相对，说明“虚”绝非“无”。所以，张衡的宇宙本原思想，不是从无生有，而是从有到有。这是中原文化区宇宙本原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

（二）宇宙界限

中原与楚文化区的先秦诸子在宇宙的界限问题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中原文化区的邹衍等相信宇宙是有限的。刘向指出：“邹衍之言五德始终，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7］史记·孟子荀卿列传：2348这里应该是邹衍关于天地结构和天地大小问题的探讨，可惜没有详细记载。但典籍体现了邹衍的大九州思想，“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7］史记·孟子荀卿列传：2344这里，邹衍相信宇宙是有限的，它由青州、冀州等小九州和赤县神州等大九州构成。

楚文化区的庄子等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庄子·庚桑楚》记载：“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6］151这里的“实”指实在，“处”指界限，“长”指增长，“剽”通“标”指末端，“本剽”指本末、始终。这句话是说空间“宇”实际存在，却无边际；时间“宙”不断延长，但无始无终。这种思想在《列子·汤问》表达的更明确：“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然则上下八方有极乎？革曰：不知也。汤故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联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亦吾所不知也。”［6］列子：51这里蕴含了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无穷极”的思想。

虽然两周时期中原和楚文化区的先秦诸子对宇宙有无界限的问题存在争议，但他们都相信人类所能认知的宇宙是有限的，这在《庄子·秋水》和《庄子·知北游》中有具体的体现。《庄子·秋水》记载：“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6］101《庄子·知北游》又说：“冉有问于仲尼：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犹今也。……仲尼曰：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仲尼曰：……有先天地生者物也？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6］144

先秦中原和楚文化区关于宇宙界限的思想到后世开始融合，如盖天家的《周髀》和浑天家的《灵宪》都认为在可知、可测的世界（人所认知的宇宙是有限的）之外是一个“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的世界，即“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的无限宇宙。

在宇宙的起源和界限问题上，中原和楚文化区的先秦诸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可以同宇宙的定义结合起来考虑。因为，时间使人产生不可控制的感觉，它不像空间那样容易被我们直接感知，它使人产生宇宙无限的感觉，激发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所以在宇宙的起源问题上，老庄认为宇宙起源于“无”，对宇宙界限就自然延伸出了“无限”的结论。而中原文化区的先秦诸子则显示出了另外一种思维路径，空间给人的感觉是真实存在，它使人产生宇宙有限的感觉，更加注重实践，激发人的实用理性精神。因此他们认为宇宙起源于“有”，起源于“有”的宇宙自然会有界限。

三 宇宙结构思想的比较

我国古人对宇宙结构进行过深入探讨，形成众多的宇宙结构学说。唐代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指出：“论天象者凡有八家。”宋代的张君房在《云笈七笺》中更说：“古今言天者一十八家。”事实上，众多关于宇宙结构的思想都可以归结为东汉蔡邕《天文志》的三家，“一曰周髀（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钱宝琮指出盖天说的起源可能是战国末期到东汉的时期，浑天说产生于汉武帝时期，宣夜说产生于后汉时期。宇宙结构思想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以盖天说为例，其成型就有周代说、汉代说和周骨汉肉说三种观点。［8］430这里，我们就两周时期的宇宙结构思想进行比较。

（一）宣夜说思想

我国古代典型的宣夜学说是郄萌-黄宪宣夜说。李淳风《晋书·天文志》指出“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郄萌记先师。”《天文志》记载宣夜说的特质即“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这段话说明宣夜说认为天是无形、无体、无质的。同时《天文志》还记载“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说明天上的日月星辰是自然生成的，日月星辰悬浮在充满气的虚空中，它们在气的作用下运行。

黄宪在《天文》中对宣夜说也进行了描述——“曰：然则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则吾不知焉。……固历者遁其迹而作者也。”这里明确指出人肉眼所能看到的宇宙是有限的，在人肉眼所见的日月星辰外还应该存在着广袤无垠的空间。同时他认为天的空间是无法比拟的，日月星辰的运行也不依附于天。总的来说，“郄萌-黄宪宣夜说”有三个特点：宇宙无限；日月星辰悬浮于充满气的虚空中；气是宇宙运行的动力。

蔡邕在提到宣夜说时指出“宣夜之学绝无师法”。这说明宣夜说宇宙结构的思想成熟时间极为久远。陈美东认为宣夜说的思想源头在两周时期楚文化区的《庄子》和《列子》中。《庄子·逍遥游》记载：“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列子·天瑞》记载：“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这两段记载，尤其是杞人忧天的故事可能是古人想象的，但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区的人们对宇宙结构问题的普遍关注。《列子》通过晓之者、庐之者和列子的对话反映了楚文化区已经蕴含了天无形无质、日月星辰悬浮在空中、气是宇宙运行的动力这三个宣夜宇宙结构理论的基本特点。

（二）盖天说思想

梁代祖暅《天文录》提出“盖天之说又有三体：一云天如车盖，游乎八级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一云天如欹车盖，南高北下。”这里指出了我国古代盖天说的三种主要结构，即平天说、《周髀算经》盖天说和周髀家盖天说三个流派。天文史家称“周髀者，盖天之书也”，表明盖天说宇宙结构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算书，也是最早记载盖天说宇宙思想的书籍。关于其成书年代，尽管学界形成了周代说、汉代说和周骨汉肉三种不同的说法。今人赵永恒根据《周髀算经》中的盖天模型对其实测数据进行了天文学拟合，确定《周髀算经》的观测年代为公元前511年左右［9］。所以，认为《周髀算经》有关盖天说宇宙结构的思想在周代萌芽并形成的观点是绝不牵强的。《周髀算经》是以周都附近（阳城，今河南登封）为观测中心，所反映的宇宙结构应该能代表中原文化区主要的宇宙结构思想。钱宝琮在《盖天说源流考》一文中探讨了《周髀算经》盖天说的十个问题：（1）测量工具：髀或表以及绳子；（2）千里影长差一寸；（3）地是平的；（4）天和地是两个平行的穹形曲面，即“天像盖笠，地法覆盘”；（5）大星与北极星的距离；（6）夏至日和冬至日之间日道的划分；（7）对周都附近日出、日落的解释；（8）内衡与外衡之间的距离与算法。（9）计算二十八宿之间赤径差的算法；（10）测量七衡六间图的基本仪器。［8］430-459这些问题是《周髀算经》盖天说的关键问题，也是盖天说宇宙结构思想的关键。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以上盖天说结构思想的关键均能在中原文化区的典籍中找见其思想萌芽。西周末年《诗·小雅·正月》说：“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易·系辞》和《易·说卦》也载：“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为天，为圆；坤为地，为方。”此外，《考工记·辀人》亦言：“轸之方也，以像地也；盖之圆也，以像天也；轮辐三十，以像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像星也。”中原文化区的周人将天、地、星辰的关系，用他们最熟悉的车的盖、轸、轮辐、盖弓等比喻，说明西周时期“天圆地方”是生活于中原文化区的人们想象的主要的宇宙结构模型。

战国晚期，中原与楚文化区的典籍中都出现了对盖天说宇宙结构的记载，说明盖天说宇宙结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也被楚文化区的人们所接受。《吕氏春秋·有始览》记道：“极星与天俱游而天不移，冬至日行远道，周行四级……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之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这段记载说明盖天说的天极、北极璇玑与这里的天中、极星相对，冬至时分太阳运行的周径最大，夏至时分太阳运行的周径最小，这相当于盖天说中七衡的外衡和内衡。同时，《天问》中说：“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这里的“斡维”是天盖的顶端，八柱是擎天柱。这两段记载，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盖天说在楚文化区也得到推广。

（三）浑天说思想

我国古代的浑天说分为新、旧浑天说两种。东汉张衡的《灵宪》和《浑天仪注》是旧浑天说宇宙结构的主要典籍。①《浑天仪注》是否是张衡的作品，学界曾有过争论。详见陈久金“《浑天仪注》非张衡所作考”和陈美东“《浑天仪注》为张衡所作辩”。本文作者采用陈美东的观点认为《浑天仪注》是张衡所作。旧浑天说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天如弹丸、日月沿黄道运行、水包裹天地（地在其中或水在天外）等。新浑天说是邱光庭-朱熹建立的浑天说。新旧浑天说有许多区别，其中“地在水中”还是“地在气中”是它们的主要区别之一。

旧浑天说中天如弹丸、黄道、地在水中等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陈美东通过对日月所运行的黄道概念的建立、天与地的高卑、大地有限性、天外有水、浑天说相关观测仪器与演示仪器的制作以及对盖天说的怀疑等方面的论证，证明两周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存在浑天说思想的雏形。［1］196事实上，春秋战国之前，旧浑天说宇宙结构思想的记载就存在于中原文化区的典籍中。《尚书纬·考灵曜》记载“天如弹丸”，《慎子》说“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天如弹丸”的思想萌芽已经在中原地区出现。此外，《石氏星经》“黄道规牵牛初”和“明王在上，月行依道……失道则月行乍南乍北”的记载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黄道思想在中原文化区也萌芽了。

《庄子·天下》提到惠施从魏国出使楚国同楚国黄缭的对话：“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曰天地可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这段对话可以说是中原和楚文化区的先哲关于宇宙问题的直接对话，可惜有关对话内容的详细记载没有流传下来。但惠施在这里提出了“天地一体”、“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的观念，认为天与地在同一平面。这种思想是旧浑天说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也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旧浑天说已生根发芽于中原文化区了。

战国后期旧浑天说宇宙结构的思想扩展到楚文化区。《淮南子·天文训》明确记载了二十四节气日月在黄道上的位置。“天大地小，地在水中”的思想在《淮南子·地形训》中也有记载：“四海之内，……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无论数据正确与否，该段记载说明“天大地小，地在水中”的观念已经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区了。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有旧浑天说的思想萌芽，也有新浑天说的思想萌芽。《黄帝内经·五行论大论》记载：“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中之中也者。帝曰：冯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这里论证了地与人一起在气的举托下不坠的道理，是新浑天说的思想萌芽。《天问》“冯翼惟象，何以识之？”这里“冯翼”是气体盛满的状态。屈原的意思是说“这种充满了气体，无定形的状态怎么去认识呢？”这说明楚文化区的屈原相信宇宙之间充满了气，也说明浑天说思想在楚文化区得到认同。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盖天说和浑天说宇宙结构思想的主要来源都在中原文化区。春秋战国后期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两种宇宙结构学说所产生的天文观测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在楚文化区得到推广。中原文化区先秦诸子用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车盖、盖笠、覆盘、弹丸等来论证盖天说、浑天说这两种宇宙结构，这体现了论证的基础和方法。农业生产实践的需要是天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以生活用品为例说明中原文化区更加注重现实生活，他们是从简单的日常生活出发对宇宙问题进行构建，这样的宇宙结构虽然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但很容易束缚人的思维。而楚文化区的老庄则采用抽象性的语言如“天了无质，仰而瞻之”来论证。这种表述容易使人产生遐想，进而对宇宙问题进行思索，从而产生出“道”的理念。

四 结语

两周时期，中原和楚文化区的先秦诸子对宇宙概念、本原、界限、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地域特色和南北差异。虽然从屈原的《天问》来看，这种差异在战国后期已经开始融合，但由于受地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宇宙概念、本原和界限的差异，在中原文化区注重实用理性和楚文化区注重抽象思维的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在宇宙观上产生的差异，又进而推动了中原和楚文化区实用理性和抽象思维的发展。这种思维上和结果上的差异，与方法上的差异是互为因果、内在一贯的。比较而言，由于农业文明的早熟，中原文化区更加注重实践，崇尚理性，偏爱形而下；而由于地处高远、巫鬼神话等原始思维浓郁的楚文化区则更加注重抽象，崇尚不拘的想象，偏爱形而上，诚如蔡元培所言“老子以降，南方之思想，多好为形而上学之探究。盖其北方儒者，以经验世界为其世界观之基础。……北方学者之于宇宙，仅就现象变化之规则，而南方学者进而阐明宇宙之实在”［11］可以说，正是由于先秦以来南北文化在思想、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协同、融合共生，才汇聚、滋养并恢弘了中华文化。宇宙思想正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1］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2］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

［3］黄 鸣.常用哲学名词词典［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337.

［4］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钱宝琮.盖天说源流考［M］//李 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九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9］赵永恒.《周髀算经》与阳城［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1）：102-109.

［10］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4.